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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农村金融资金抽离农村，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贷款难”；农村金融做好支农的文章，又取得适当的利润，是长期摆在农村金融机构面前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本文通过对重庆农商行改名不改姓改制不改向，为支农“保驾护航”的“重庆样板”的剖析，意在为解决农村金融服务提供思索。
日前，有报道指出，农村地区存款只有三分之一用在“三农”上，而且商业金融机构大多不愿意向农民贷款。该报道揭示了中国当下农村金融的困境：一方面，农村金融相对滞后，急需商业银行的助力；另一方面，基于经营业绩的考量，商业银行信贷抽离农村更符合理性选择。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农村金融服务似乎是一项公益事业，亏损似乎是必然的，做不好似乎也无可厚非。目前，我国承担支农重任的，主要是遍布乡镇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但由于体制分散资本实力较弱管理相对落后等因素，大多资产质量不佳。我国曾经有几万个信用社，据最保守估计，坏账在30%以上。因此，如何才能既做好支农的文章，又取得适当的利润，是长期摆在农村金融机构面前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重庆农商行模式——
改名不改姓、改制不改向
重庆农商行就是从农信社改制而来，80%以上的网点和员工都分布在县及县以下的乡镇。改制组建农商行后，会不会削弱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力度，这曾经是一部分人的疑虑。但实践证明，重庆农商行“吃水不忘挖井人”，在经历了成功改制H股上市的涅槃之后，始终坚持“改名不改姓改制不改向”，信贷资金不但没有抽离广大农村，而是将改革所带来的体制机制效应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充分运用于支农助农惠农扶持中小企业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倾力助推重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做好服务“三农”的大文章，打造服务农村金融的“重庆样板”。截至2011年末，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突破3400亿元，位列中国银行第21位全球银行第385位，存款余额突破2400亿元，贷款余额突破1400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1.5%以内，拨备覆盖率突破200%，拨备充足率突破400%，主要经营指标均位居全国同类机构前列。
做好服务大文章——
打造支农“新样板”
在重庆城乡统筹发展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发展阶段，如何找准支农支点，发挥农村金融“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促进“缩差共富”。“314”部署，其他的都有办法，最让重庆市委市政府犯难的是城乡统筹，因为要做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肯定要快步走，但是城乡要统筹发展，城乡差距农民和市民的收入就不能扩大而要缩小，农村比城市还要走得更快。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在于产权，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关键在于缺少财产性收入：农民97%的收入来自于务农打工和政府转移支付，只有3%的财产性收入。务农，除非农业技术有大突破，否则不要说年年增长百分之十几，遇上年成不好，还会减收；打工，老板不可能不盈利，要不企业无法运转，而农民工的待遇本来就偏低。
在重庆“缩差共富”的当口，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关键在于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重庆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还有300多万亩宅基地，这些土地价值至少在1万亿以上，如果能把这些土地“确权”，农民就有财产了土地使用权也是财产。有了财产，就可以成立股权合作社，就可以抵押贷款：假设1万亿“三权”（林权农村居民房屋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10%，农村就可以新增1000亿元的现金流，就能够真正为农民致富“雪中送炭”。
同时，重庆搭建了一个伞形风险分散体系，以消除银行顾虑，组建了注册资本金30亿元的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并以此向各区县担保公司投资，形成伞形担保。兴农担保增资扩股完成后，资本金将变为60亿元，以放大10倍计算，可帮助当地获得约600亿元贷款。这笔资金一旦落到农民头上，必将大大激活农村融资源泉，带动农村经济大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不起来，症结在于缺乏信用缺乏抵押物。关于地票的报道已经很多，值得一提的是，地票产生的净收益，按照85：15的比例，拨付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政性收入，山里的农民得以分享城市发展的级差地租，将给农村带来深刻变化：
一是农民有可以支配的财产，可以获取财产性收入。二是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慢慢“复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大大削弱，农村小水利失修就是一个表现。三是农民可以组织股份合作社，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四是有利于促进要素的流动。五是对银行来讲最直接的，农民贷款缺信用缺抵押物的难题解决了。
这些变化也为重庆农商行做好服务“三农”进行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
农民贷款出现了坏账怎么办，这一直是农村金融机构比较担心的问题。城市居民个人贷款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答案是有社会保障的覆盖。重庆正在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目前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只是城乡保障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等到城乡保障水平趋于持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在过渡阶段，一要相信群众。从历史经验看，个人贷款坏账率其实很低，远低于法人贷款，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二是不能因噎废食。三是如果农民真还不起贷款，有个三分之一的分担原则：政府三分之一银行三分之一农民自己承担三分之一。
除了制度安排，“314”部署6年来，重庆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城乡一体化推进以及一般预算支出75%以上下沉基层“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等举措，也为统筹城乡的金融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重庆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就是重庆农商行一直探寻的破解农村融资难题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大量的信贷资金下沉到广大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
为支农“保驾护航”
以前有人担心，农商行统一法人改制上市后，在支农路上会不会“洗脚上岸”，将重心放到“赚钱”的业务领域，而不会再“赔本”支农。恰恰相反，农商行改制上市之后支农力度不降反升。 服务“三农”是重庆农商行的历史使命立身之本，作为一家西部地方银行市属国企，之所以能够超越众多规模大起步早的大型商业银行，成为全国农商行公开上市的排头兵，是国家寄希望于银行通过上市来进一步提升服务“三农”的水平与能力，这始终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农商行83%的机构网点80%的员工在县域及乡镇，无论在什么时候，服务“三农”的决心都不会动摇，服务“三农”的力度都不会削弱。
从外部环境看，迈入“十二五”，“三农”作为扩内需促转型惠民生的核心领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已成为多重优惠政策汇集的金融富矿。以重庆为例，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农村户籍制度“地票”交易“三权”制度养老保险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深入推进，“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支农扶农政策不断出台，政府对“三农”领域投入切实加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只要扎实守住金融服务“三农”的“蓝海”市场，必将拥有难得的发展空间和战略机遇，既能履行好支农助农的光荣使命，也能同时满足市场和投资者的价值回报。这种认识被贯彻落实到重庆农商行支农体制机制的创新之上。
在体制上，重庆农商行实行“三农”业务专业化管理，突出了一个“专”字。2010年初，在总行成立了服务“三农”的专营管理机构三农业务部，2011年进一步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负责“三农”金融业务的发展战略规划；将三农业务部改制为三农事业部，负责全辖“三农”金融业务的管理和推动；下设农户金融服务中心农业产业化金融服务中心三农业务管理中心，专司“三农”业务指导条线管理营销服务激励考核等职责。同时，紧密结合重庆经济发展和自身特点，将全行业务划分为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两大板块，将主城区以外的31家支行定位为三农业务支行，分别设立农户贷款中心，直接营销农户贷款，并开辟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推行网上在线审批，提高涉农贷款审批效率，在信贷规模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保证涉农贷款优先审批优先出账，有力地提升了服务“三农”的能力。
在考核机制上，用发展城市业务的利润反哺“三农”业务。按高于主城支行1—2个百分点提取三农业务支行绩效薪酬，并将涉农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支行考核利润。同时，该行还积极推进农户贷款管理改革试点，将信贷人员收入与农户贷款发放和管理挂钩，目前试点分理处已扩大至160多个，初步探索出农户贷款有效增长质量提高风险可控的管理新模式。适度放宽了涉农贷款风险容忍度，在容忍度之内，不对支行采取制约措施，对信贷人员按照“尽职免责，不尽职追责”的原则，加大奖惩力度，切实打消各个环节尽职人员的后顾之忧，充分调动了支行特别是基层分理处信贷人员营销涉农贷款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集中钱袋子——
为支农“输血给力”
对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搞好农村金融服务也能进一步促进自身业务发展，贴心的服务和优质的产品不但能更好地服务“三农”，也是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
改制以后的重庆农商行干了一个细活：用几年的时间把全重庆的618万户农户统统建了档案，对其中305万户在当地有经济活动的农户还进行了评级。此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产品与服务创新。
如农村跟城市比，开展金融业务最大的麻烦是网点覆盖率偏低。针对这个情况，重庆农商行于2011年6月正式推出西部首个“芯片手机银行”，此款产品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账户查询汇款转账账单管理理财服务信用卡服务等，功能强大。2011年9月，该行又全球首发“江渝手机金融产品”，该产品率先将基础金融服务多领域移动支付应用及跨行业移动支付运用高度整合，赋予手机自助银行远程支付近场支付电子钱包4大功能，在全国乃至全球均处于领先水平，是改变大众生活方式和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的崭新金融平台，使“出门不带银行卡，手机银行走天下”成为现实，并同时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网络，可使大众尤其是广大农户充分享受现代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最新成果，弥补了农村金融网点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短短半年时间，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客户就突破16万户，累计交易金额突破120亿元，创下了又一个业务发展奇迹。
基于同样目的的另外一件事办得更早一些：2010年下半年，该行在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目标有效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借助自身网络优势，与镇乡居委会（村委会）合作，在西部地区首推“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搭建起农村现代金融服务平台，创建了一种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又深受广大农户欢迎的新型支农金融服务模式。“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可以为农民办理支农惠农补贴支取小额现金调剂用户余额和交易明细查询自助缴费存折补登等金融业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便利度。截至2011年末，该行已经上线运行自助终端210台，解决了农民取款路程远取款成本高集中支取时网点排队等候长等实际困难，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广大农户的高度认同，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据透露，2012年，该行计划投放农村自助服务终端300个，力争覆盖重庆35个区县，使广大农民朋友“足不出村”便可办理基础金融业务。
又如针对新形势下农民工的实际情况，该行在重庆金融机构中首推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个人最高可贷200万元，企业最高可贷500万元，利率可优惠5至10个百分点，并纳入再就业贷款贴息范围，可获得80%到100%的财政贴息；与重庆市外经委合作，在重庆首推出国务工贷款，解决了劳务人员出国前期费用问题，圆了农民“打洋工挣大钱”的梦想；与市团委合作，推出了农村青年创业贷款，支持了一大批农村优秀青年创业发展。与此同时，不断加大就业再就业贷款发放力度。截至2011年末，该行累计发放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出国务工贷款农村青年创业贷款超过60亿元；发放就业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超过25亿元，占全市的80%以上，帮助超过3万人实现了创业就业。目前，该行涉农信贷产品已达40多种，基本形成了从传统农户到农村各类市场主体，覆盖信用保证以及各类抵质押担保方式的比较完整的涉农信贷产品链。 同时，该行在总行创新“三农”通用金融产品的基础上，鼓励各区县支行因地制宜，创新适合当地“三农”特色的金融产品，有效满足当地的“三农”融资需求，如铜梁核桃联保铜梁农产品鲜储观音桥农贸市场联保丰都肉牛养殖贷款等，受到了当地企业和种养大户的热烈欢迎，促进了农村县域经济的快速蓬勃发展。
有时候，重庆农商行也会“赔本”做好事。熟悉金融的人当然知道，这种好事带来的客户资源可能比投入还要高，比方说捐赠1000万元设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乡情慈善基金”，用于补贴农民工汇款到江渝乡情卡的手续费。截至2011年末，该行已发行江渝乡情卡及江渝乡情福农卡420多万张，累计补贴汇款手续费10余万笔，补贴金额达200万元。
改制之后的重庆农商行，通过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不断进行涉农信贷产品创新，及时地为“三农”输血造血。截至2011年末，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突破600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的四分之一；农户贷款余额突破260亿元，约占全市金融机构的70%左右。
担保方式创新——
为支农“拓宽渠道”
2010年3月，重庆农商行在丰都召开了“服务三农”金融工作会，决定实施“3221”金融服务工程，即从2010年起，用3年的时间，累计投入200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两翼”地区的200万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实现户均增收1万元。这是在重庆市委出台“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之后，该行做出的有力响应。
丰都县高家镇太远社农户高元宗就是此项工程的受益者，他利用自己名下的林权作为抵押，加上其他专项资金的支持，从农商行获得近40万元的信贷支持，用于扩建牛舍买进优质牛崽，实现了养牛的规模化养殖，并带动了周围的105户农户加入到养牛产业中来，共同致富。
在推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的过程中，重庆农商行联合区县政府，创造性地推出了3种新的担保模式。
丰都模式。与丰都县政府共同推出农户万元增收担保贷款，由县财政按年度预算拨出专项资金，增加担保公司资本金，农商行发放担保贷款。
云阳宝坪模式。云阳支行与宝坪镇政府签订了“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合作框架协议书，政府将各种涉农资金集中存入该行，设立“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专项贷款担保基金”，该行按担保基金“存一贷五”的比例放大信用，向农户发放贷款。贷款由公务员担保，每个公务员担保金额不超过10万元，每笔贷款额度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
秀山模式。秀山支行与县万元增收办合作，依托农商行现有贷款品种，引入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担保，并采取“信贷+保险”模式。县万元增收办设立专项贷款担保基金，农商行按照担保基金“存一贷五”的比例发放，贷款形成损失，由县万元增收办和银行各按一定比例分担。
截至2011年末，重庆农商行“两翼”农户万元增收贷款余额达285亿元，提前实现“3221”金融服务工程目标，充分发挥了支农的主渠道与主力军作用。
如果说，“3221”金融服务工程是重庆农商行支农的大举措，那么，重庆农商行率先推出的“三权”抵押贷款更是其支农的大手笔！在当前农村地区风险担保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抵押物不足导致贷款难，一直是令农村金融机构头疼的问题。重庆农商行迎难而上，敢为人先，大胆在农村抵押担保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努力打破广大农村地区融资难的“瓶颈”。
2009年3月，重庆农商行举行了“林权抵押贷款发放签字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云阳县的卢友章和他的两位同乡首批与重庆农商行签订了以林权为抵押的贷款协议，从云阳支行获得100万元贷款。见证并祝贺他们的不仅有媒体记者，还有时任中国银监会合作部副主任姜丽明、云阳县委书记李洪义等。重庆的探索，对全国林权抵押贷款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让一部分林农先“贷”先富起来后，重庆农商行开始“盘算”让更多的农民都享受到金融促富带来的甜头。2010年4月，结合“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该行顺势推出农房抵押贷款，又一次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1年初，该行又深入潼南铜梁万州等地，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种养殖等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办理对象条件流程进行了探讨，制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至此，该行“三权”抵押贷款已在全行全面推开。随着“三权”抵押贷款的有力推进，唤醒了广大农民价值不菲的“沉睡资产”，使当地农户从融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广大农户把通过“三权”抵押贷来的资金投入到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项目中，农村经济呈现一片勃勃生机。
2011年2月，重庆市政府专题召开“三权”抵押贷款工作会，鉴于重庆农商行开展“三权”抵押贷款业务卓有成效，会议确定该行为重庆“三权”抵押贷款主办银行。责任在肩，重庆农商行不敢丝毫懈怠，迅速修订出台了新的“三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在全行全面推广。
为提高基层营销“三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重庆农商行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对“三权”抵押贷款实行资金成本差异化政策，“三权”抵押贷款资金按低于其他贷款资金成本0.3个百分点计价；把“三权”抵押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支行的考核利润；参加农户贷款管理改革试点的分理处，“三权”抵押贷款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奖励给客户经理和相关人员等。同时，为了进一步方便农民贷款，2011年，该行开辟了“三权”抵押贷款服务绿色通道，在贷款资料齐全的情况下，最快7个工作日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可拿到贷款。
为解决部分农户“三权”抵押不足值问题，重庆农商行加强与担保公司的合作，对“三权”资产不足值的客户，由担保公司担保，农户以“三权”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抵押担保，进一步拓宽了“三权”融资渠道。截至2011年末，重庆农商行发放“三权”抵押贷款突破25亿元，支持2万多户农户和企业获得了有效信贷资金。其中，发放农房抵押贷款近20亿元林权抵押贷款4亿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2亿元。
综观重庆农商行围绕“三农”服务采取的一系列办法和措施可以发现，要点的确是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有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这个支点，再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涉农信贷产品和担保方式改善金融服务等措施，就可以撬动广大农民的创业热情，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助推重庆城乡统筹发展与“缩差共富”。与此同时，也能够实现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谱写出农村金融“共赢共富”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大渡口支行）
日前，有报道指出，农村地区存款只有三分之一用在“三农”上，而且商业金融机构大多不愿意向农民贷款。该报道揭示了中国当下农村金融的困境：一方面，农村金融相对滞后，急需商业银行的助力；另一方面，基于经营业绩的考量，商业银行信贷抽离农村更符合理性选择。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农村金融服务似乎是一项公益事业，亏损似乎是必然的，做不好似乎也无可厚非。目前，我国承担支农重任的，主要是遍布乡镇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但由于体制分散资本实力较弱管理相对落后等因素，大多资产质量不佳。我国曾经有几万个信用社，据最保守估计，坏账在30%以上。因此，如何才能既做好支农的文章，又取得适当的利润，是长期摆在农村金融机构面前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重庆农商行模式——
改名不改姓、改制不改向
重庆农商行就是从农信社改制而来，80%以上的网点和员工都分布在县及县以下的乡镇。改制组建农商行后，会不会削弱在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力度，这曾经是一部分人的疑虑。但实践证明，重庆农商行“吃水不忘挖井人”，在经历了成功改制H股上市的涅槃之后，始终坚持“改名不改姓改制不改向”，信贷资金不但没有抽离广大农村，而是将改革所带来的体制机制效应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充分运用于支农助农惠农扶持中小企业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倾力助推重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做好服务“三农”的大文章，打造服务农村金融的“重庆样板”。截至2011年末，重庆农商行资产规模突破3400亿元，位列中国银行第21位全球银行第385位，存款余额突破2400亿元，贷款余额突破1400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1.5%以内，拨备覆盖率突破200%，拨备充足率突破400%，主要经营指标均位居全国同类机构前列。
做好服务大文章——
打造支农“新样板”
在重庆城乡统筹发展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发展阶段，如何找准支农支点，发挥农村金融“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促进“缩差共富”。“314”部署，其他的都有办法，最让重庆市委市政府犯难的是城乡统筹，因为要做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肯定要快步走，但是城乡要统筹发展，城乡差距农民和市民的收入就不能扩大而要缩小，农村比城市还要走得更快。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在于产权，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关键在于缺少财产性收入：农民97%的收入来自于务农打工和政府转移支付，只有3%的财产性收入。务农，除非农业技术有大突破，否则不要说年年增长百分之十几，遇上年成不好，还会减收；打工，老板不可能不盈利，要不企业无法运转，而农民工的待遇本来就偏低。
在重庆“缩差共富”的当口，如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关键在于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重庆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还有300多万亩宅基地，这些土地价值至少在1万亿以上，如果能把这些土地“确权”，农民就有财产了土地使用权也是财产。有了财产，就可以成立股权合作社，就可以抵押贷款：假设1万亿“三权”（林权农村居民房屋所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10%，农村就可以新增1000亿元的现金流，就能够真正为农民致富“雪中送炭”。
同时，重庆搭建了一个伞形风险分散体系，以消除银行顾虑，组建了注册资本金30亿元的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并以此向各区县担保公司投资，形成伞形担保。兴农担保增资扩股完成后，资本金将变为60亿元，以放大10倍计算，可帮助当地获得约600亿元贷款。这笔资金一旦落到农民头上，必将大大激活农村融资源泉，带动农村经济大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不起来，症结在于缺乏信用缺乏抵押物。关于地票的报道已经很多，值得一提的是，地票产生的净收益，按照85：15的比例，拨付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政性收入，山里的农民得以分享城市发展的级差地租，将给农村带来深刻变化：
一是农民有可以支配的财产，可以获取财产性收入。二是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慢慢“复活”：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大大削弱，农村小水利失修就是一个表现。三是农民可以组织股份合作社，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四是有利于促进要素的流动。五是对银行来讲最直接的，农民贷款缺信用缺抵押物的难题解决了。
这些变化也为重庆农商行做好服务“三农”进行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
农民贷款出现了坏账怎么办，这一直是农村金融机构比较担心的问题。城市居民个人贷款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答案是有社会保障的覆盖。重庆正在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目前已经实现了全覆盖，只是城乡保障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等到城乡保障水平趋于持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在过渡阶段，一要相信群众。从历史经验看，个人贷款坏账率其实很低，远低于法人贷款，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二是不能因噎废食。三是如果农民真还不起贷款，有个三分之一的分担原则：政府三分之一银行三分之一农民自己承担三分之一。
除了制度安排，“314”部署6年来，重庆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城乡一体化推进以及一般预算支出75%以上下沉基层“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等举措，也为统筹城乡的金融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重庆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就是重庆农商行一直探寻的破解农村融资难题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大量的信贷资金下沉到广大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体制机制创新——
为支农“保驾护航”
以前有人担心，农商行统一法人改制上市后，在支农路上会不会“洗脚上岸”，将重心放到“赚钱”的业务领域，而不会再“赔本”支农。恰恰相反，农商行改制上市之后支农力度不降反升。 服务“三农”是重庆农商行的历史使命立身之本，作为一家西部地方银行市属国企，之所以能够超越众多规模大起步早的大型商业银行，成为全国农商行公开上市的排头兵，是国家寄希望于银行通过上市来进一步提升服务“三农”的水平与能力，这始终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农商行83%的机构网点80%的员工在县域及乡镇，无论在什么时候，服务“三农”的决心都不会动摇，服务“三农”的力度都不会削弱。
从外部环境看，迈入“十二五”，“三农”作为扩内需促转型惠民生的核心领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已成为多重优惠政策汇集的金融富矿。以重庆为例，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农村户籍制度“地票”交易“三权”制度养老保险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断深入推进，“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支农扶农政策不断出台，政府对“三农”领域投入切实加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只要扎实守住金融服务“三农”的“蓝海”市场，必将拥有难得的发展空间和战略机遇，既能履行好支农助农的光荣使命，也能同时满足市场和投资者的价值回报。这种认识被贯彻落实到重庆农商行支农体制机制的创新之上。
在体制上，重庆农商行实行“三农”业务专业化管理，突出了一个“专”字。2010年初，在总行成立了服务“三农”的专营管理机构三农业务部，2011年进一步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委员会，负责“三农”金融业务的发展战略规划；将三农业务部改制为三农事业部，负责全辖“三农”金融业务的管理和推动；下设农户金融服务中心农业产业化金融服务中心三农业务管理中心，专司“三农”业务指导条线管理营销服务激励考核等职责。同时，紧密结合重庆经济发展和自身特点，将全行业务划分为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两大板块，将主城区以外的31家支行定位为三农业务支行，分别设立农户贷款中心，直接营销农户贷款，并开辟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推行网上在线审批，提高涉农贷款审批效率，在信贷规模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保证涉农贷款优先审批优先出账，有力地提升了服务“三农”的能力。
在考核机制上，用发展城市业务的利润反哺“三农”业务。按高于主城支行1—2个百分点提取三农业务支行绩效薪酬，并将涉农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支行考核利润。同时，该行还积极推进农户贷款管理改革试点，将信贷人员收入与农户贷款发放和管理挂钩，目前试点分理处已扩大至160多个，初步探索出农户贷款有效增长质量提高风险可控的管理新模式。适度放宽了涉农贷款风险容忍度，在容忍度之内，不对支行采取制约措施，对信贷人员按照“尽职免责，不尽职追责”的原则，加大奖惩力度，切实打消各个环节尽职人员的后顾之忧，充分调动了支行特别是基层分理处信贷人员营销涉农贷款业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集中钱袋子——
为支农“输血给力”
对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搞好农村金融服务也能进一步促进自身业务发展，贴心的服务和优质的产品不但能更好地服务“三农”，也是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
改制以后的重庆农商行干了一个细活：用几年的时间把全重庆的618万户农户统统建了档案，对其中305万户在当地有经济活动的农户还进行了评级。此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产品与服务创新。
如农村跟城市比，开展金融业务最大的麻烦是网点覆盖率偏低。针对这个情况，重庆农商行于2011年6月正式推出西部首个“芯片手机银行”，此款产品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账户查询汇款转账账单管理理财服务信用卡服务等，功能强大。2011年9月，该行又全球首发“江渝手机金融产品”，该产品率先将基础金融服务多领域移动支付应用及跨行业移动支付运用高度整合，赋予手机自助银行远程支付近场支付电子钱包4大功能，在全国乃至全球均处于领先水平，是改变大众生活方式和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的崭新金融平台，使“出门不带银行卡，手机银行走天下”成为现实，并同时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网络，可使大众尤其是广大农户充分享受现代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最新成果，弥补了农村金融网点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短短半年时间，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客户就突破16万户，累计交易金额突破120亿元，创下了又一个业务发展奇迹。
基于同样目的的另外一件事办得更早一些：2010年下半年，该行在实现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目标有效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借助自身网络优势，与镇乡居委会（村委会）合作，在西部地区首推“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搭建起农村现代金融服务平台，创建了一种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又深受广大农户欢迎的新型支农金融服务模式。“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可以为农民办理支农惠农补贴支取小额现金调剂用户余额和交易明细查询自助缴费存折补登等金融业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便利度。截至2011年末，该行已经上线运行自助终端210台，解决了农民取款路程远取款成本高集中支取时网点排队等候长等实际困难，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广大农户的高度认同，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据透露，2012年，该行计划投放农村自助服务终端300个，力争覆盖重庆35个区县，使广大农民朋友“足不出村”便可办理基础金融业务。
又如针对新形势下农民工的实际情况，该行在重庆金融机构中首推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个人最高可贷200万元，企业最高可贷500万元，利率可优惠5至10个百分点，并纳入再就业贷款贴息范围，可获得80%到100%的财政贴息；与重庆市外经委合作，在重庆首推出国务工贷款，解决了劳务人员出国前期费用问题，圆了农民“打洋工挣大钱”的梦想；与市团委合作，推出了农村青年创业贷款，支持了一大批农村优秀青年创业发展。与此同时，不断加大就业再就业贷款发放力度。截至2011年末，该行累计发放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出国务工贷款农村青年创业贷款超过60亿元；发放就业再就业小额担保贷款超过25亿元，占全市的80%以上，帮助超过3万人实现了创业就业。目前，该行涉农信贷产品已达40多种，基本形成了从传统农户到农村各类市场主体，覆盖信用保证以及各类抵质押担保方式的比较完整的涉农信贷产品链。 同时，该行在总行创新“三农”通用金融产品的基础上，鼓励各区县支行因地制宜，创新适合当地“三农”特色的金融产品，有效满足当地的“三农”融资需求，如铜梁核桃联保铜梁农产品鲜储观音桥农贸市场联保丰都肉牛养殖贷款等，受到了当地企业和种养大户的热烈欢迎，促进了农村县域经济的快速蓬勃发展。
有时候，重庆农商行也会“赔本”做好事。熟悉金融的人当然知道，这种好事带来的客户资源可能比投入还要高，比方说捐赠1000万元设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乡情慈善基金”，用于补贴农民工汇款到江渝乡情卡的手续费。截至2011年末，该行已发行江渝乡情卡及江渝乡情福农卡420多万张，累计补贴汇款手续费10余万笔，补贴金额达200万元。
改制之后的重庆农商行，通过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不断进行涉农信贷产品创新，及时地为“三农”输血造血。截至2011年末，重庆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突破600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的四分之一；农户贷款余额突破260亿元，约占全市金融机构的70%左右。
担保方式创新——
为支农“拓宽渠道”
2010年3月，重庆农商行在丰都召开了“服务三农”金融工作会，决定实施“3221”金融服务工程，即从2010年起，用3年的时间，累计投入200亿元的信贷资金，支持“两翼”地区的200万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实现户均增收1万元。这是在重庆市委出台“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之后，该行做出的有力响应。
丰都县高家镇太远社农户高元宗就是此项工程的受益者，他利用自己名下的林权作为抵押，加上其他专项资金的支持，从农商行获得近40万元的信贷支持，用于扩建牛舍买进优质牛崽，实现了养牛的规模化养殖，并带动了周围的105户农户加入到养牛产业中来，共同致富。
在推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的过程中，重庆农商行联合区县政府，创造性地推出了3种新的担保模式。
丰都模式。与丰都县政府共同推出农户万元增收担保贷款，由县财政按年度预算拨出专项资金，增加担保公司资本金，农商行发放担保贷款。
云阳宝坪模式。云阳支行与宝坪镇政府签订了“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合作框架协议书，政府将各种涉农资金集中存入该行，设立“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专项贷款担保基金”，该行按担保基金“存一贷五”的比例放大信用，向农户发放贷款。贷款由公务员担保，每个公务员担保金额不超过10万元，每笔贷款额度原则上不超过5万元。
秀山模式。秀山支行与县万元增收办合作，依托农商行现有贷款品种，引入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担保，并采取“信贷+保险”模式。县万元增收办设立专项贷款担保基金，农商行按照担保基金“存一贷五”的比例发放，贷款形成损失，由县万元增收办和银行各按一定比例分担。
截至2011年末，重庆农商行“两翼”农户万元增收贷款余额达285亿元，提前实现“3221”金融服务工程目标，充分发挥了支农的主渠道与主力军作用。
如果说，“3221”金融服务工程是重庆农商行支农的大举措，那么，重庆农商行率先推出的“三权”抵押贷款更是其支农的大手笔！在当前农村地区风险担保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抵押物不足导致贷款难，一直是令农村金融机构头疼的问题。重庆农商行迎难而上，敢为人先，大胆在农村抵押担保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努力打破广大农村地区融资难的“瓶颈”。
2009年3月，重庆农商行举行了“林权抵押贷款发放签字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云阳县的卢友章和他的两位同乡首批与重庆农商行签订了以林权为抵押的贷款协议，从云阳支行获得100万元贷款。见证并祝贺他们的不仅有媒体记者，还有时任中国银监会合作部副主任姜丽明、云阳县委书记李洪义等。重庆的探索，对全国林权抵押贷款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让一部分林农先“贷”先富起来后，重庆农商行开始“盘算”让更多的农民都享受到金融促富带来的甜头。2010年4月，结合“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该行顺势推出农房抵押贷款，又一次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1年初，该行又深入潼南铜梁万州等地，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种养殖等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办理对象条件流程进行了探讨，制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至此，该行“三权”抵押贷款已在全行全面推开。随着“三权”抵押贷款的有力推进，唤醒了广大农民价值不菲的“沉睡资产”，使当地农户从融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广大农户把通过“三权”抵押贷来的资金投入到种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等项目中，农村经济呈现一片勃勃生机。
2011年2月，重庆市政府专题召开“三权”抵押贷款工作会，鉴于重庆农商行开展“三权”抵押贷款业务卓有成效，会议确定该行为重庆“三权”抵押贷款主办银行。责任在肩，重庆农商行不敢丝毫懈怠，迅速修订出台了新的“三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在全行全面推广。
为提高基层营销“三权”抵押贷款的积极性，重庆农商行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对“三权”抵押贷款实行资金成本差异化政策，“三权”抵押贷款资金按低于其他贷款资金成本0.3个百分点计价；把“三权”抵押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调增支行的考核利润；参加农户贷款管理改革试点的分理处，“三权”抵押贷款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利息收入的20%直接奖励给客户经理和相关人员等。同时，为了进一步方便农民贷款，2011年，该行开辟了“三权”抵押贷款服务绿色通道，在贷款资料齐全的情况下，最快7个工作日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可拿到贷款。
为解决部分农户“三权”抵押不足值问题，重庆农商行加强与担保公司的合作，对“三权”资产不足值的客户，由担保公司担保，农户以“三权”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抵押担保，进一步拓宽了“三权”融资渠道。截至2011年末，重庆农商行发放“三权”抵押贷款突破25亿元，支持2万多户农户和企业获得了有效信贷资金。其中，发放农房抵押贷款近20亿元林权抵押贷款4亿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2亿元。
综观重庆农商行围绕“三农”服务采取的一系列办法和措施可以发现，要点的确是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有了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这个支点，再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涉农信贷产品和担保方式改善金融服务等措施，就可以撬动广大农民的创业热情，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助推重庆城乡统筹发展与“缩差共富”。与此同时，也能够实现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谱写出农村金融“共赢共富”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大渡口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