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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程潜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建国后第一届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军队不需要保留那么多了。由此,在内政和外交上有着丰富经验的周恩来,也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中,工作重心转移到重建家园上来。为此,两天后政务院成立,周恩来又担任政务院总理(政务院是1949年10月21日至1954年9月27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机构,规模小于后来的国务院)。
对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较为乐观。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至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薛岳部队3万多人。剩下的战事不多了,而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过来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500多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
国家财政极为困难,怎么办?为争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决定,大量裁减军队!这个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周恩来。
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28次会议。会上,他向大家透露说:中央将要大裁军,“1950年把军队数目减到400万”。
5月16日,周恩来出席全军参谋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还专门讲到对军队的整编问题: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100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
6月5日,由周恩来牵头,组建了中央复员委员会,由委员15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
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文件说:“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军队人数已达到520万,为此,1950年我国准备减少军队120万……”会上,周恩来还特意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20万大裁军》的报告。
要裁军了!裁减120万大军!中央决策的消息在部队不胫而走。
就在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减120万的消息后,不到1天的时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发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声音
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27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声明指出:“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朝鲜战事的发展,时时牵动着周恩来的心绪和精力。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密切注视朝鲜战争局势,时刻关注国家的主权和安危。他收听广播电讯、阅读西方广播文稿,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从军事斗争格局的战略高度清醒地意识到,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朝鲜内战形势很可能发生逆转。他注视着地图担忧: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
7月上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两次主持召开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会议,并于7月13日作出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及第42军和3个炮兵师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空军及有关兵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确实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为兄弟国家的问题,不仅看为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应看为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
周恩来分析道:美帝国主义如果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所以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在备战阶段,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針。
正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期间,朝鲜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朝鲜人民军继6月28日解放汉城后,到8月中旬,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8月中旬,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其适宜登陆的港口有6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其后果也最严重。
8月23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听后也心急火燎,让周恩来带雷英夫当即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汇报。
9月15日凌晨,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成了无情的现实: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7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北纬38度线)。
这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到中国安东(今丹东),向东北边防军负责人介绍急剧恶化的战局,并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地提出请求,要中国出兵支援他们。此时,斯大林也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询问中国能否出兵,助朝鲜人民一臂之力。
9月30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1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表明了中国人民在不得已时将举起出兵援助邻邦的义旗,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就在10月1日这天,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
当天,朝鲜外相朴宪永带着金日成首相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飞到北京。金日成的信中在介绍战局后写道:“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样,是否出兵参战这个严峻重大的、关系到中国战略全局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并且到了作出最后决策的关头。
从10月1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关于出兵问题,中央领导虽然早有考虑,早有准备,但因问题重大,一直思之未决。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国连年战争,破坏很大,现在建国才1年,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不到万不得已时最好不打这一仗。为此,一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早在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已看出单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了,中苏两党此时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担心苏联出兵与美军直接对抗,会把战火引向欧洲,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为此不愿出兵,而想中国参战。
10月2日,毛泽东让与会者着重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的困难。大家畅所欲言,摆了不少不利条件和困难。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就在当天,毛泽东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决策,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李军作战,援助朝鲜人民军。但没有下达行动命令,也未通知朝鲜政府。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
为了突出“我们要管”的“管”字,周恩来事先对担任翻译的浦寿昌交代:“这个字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你好好琢磨一下,要在翻译时准确无误。”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准确传达自己的真实意思。
周恩来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白宫。但是,杜鲁门没有引起重视,认为这只是周恩来的“虚声恫吓”,美国方面认为刚刚建立1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重重,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作战,即使出了兵也远远不是美军的对手。他们悍然将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图们江(中朝、朝苏边界)推进,推进得很快。
到莫斯科密商
出兵抗美援朝事宜
10月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当时,林彪还是坚持不出兵的意见,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向我国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为此,林彪不赞成出兵,并说:“如果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这是上策。”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仍不主张出兵的意见,告诉大家:“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本来中央曾考虑让林彪率志愿军入朝作战,毕竟作为志愿军主力的四野是他的老部队,由他统帅最合适,然而林彪不同意出兵,并称“有病在身”需要治疗。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带着林彪到莫斯科去,密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毛泽东发布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乘飞机秘密前往苏联,随行的还有林彪、机要秘书康一民和翻译师哲。其中,林彪仍是以治病为由前往莫斯科。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定;二是與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
周恩来一行乘坐的安-2型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途中还要在伊尔库次克停机加油,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0月10日。这时的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马不停蹄,又立即赶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
11日午后,周恩来到达克里米亚,立即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受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需要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
斯大林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可以随时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斯大林顾虑重重。他说:“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
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为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利于苏联,斯大林又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同意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谈情况。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的态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毛泽东收到联名电报后,不得不于12日电告已在沈阳的彭德怀和高岗:“暂缓出动,来京一谈。”
为不打扰斯大林休养并安排其他事宜,周恩来于12日暂时离开克里米亚飞返莫斯科。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最新情况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再次肯定出兵的必要,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困难再大,也必须尽快出兵援助朝鲜。会后,毛泽东电告尚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的电报,并要他转告苏联领导人。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同斯大林确定:(一)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能否用租借办法而不用钱买,以便中国政府明年财政预算能保持20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二)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
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即于当夜约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
14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答应:苏联对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
对于出兵援朝作战这样的大事来说,仅有苏联的这些援助是不够的。周恩来当日再电斯大林: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强一些掩护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对于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火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这天的电报频繁不断,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3时和21时30分的两封电报:一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李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二是告诉我志愿军拟在10月19日出动以及整个部署情况。
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国盼望苏联空军援助的节骨眼上,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斯大林委托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
斯大林如此做法使周恩来忧心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取阵地战方式。入朝志愿军如果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则等于让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大量大炮、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和攻击。这是不可想象的。
斯大林仅仅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显然是为了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也害怕急了眼的美国侵略者会使用原子弹。周恩来心中很不愉快,但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10月16日,他带着对苏联方面的遗憾飞离莫斯科回国。
“总后勤部长”
醉在庆功酒宴上
得知斯大林改變主意的消息后,17日17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停止执行先头部队于17日入朝的命令,并要彭、高再次返京商谈。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出动前的准备情况。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
10月19日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军大举进攻前,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面。麦克阿瑟保证不会侵略中国,并且自信地表示中国“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国软弱的时代,若中国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受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他同时还认为战事将在感恩节前结束,称要让美国的子弟兵回家过这个美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在10月25日打响。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北镇突然对敌军发起攻击,用了1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温井,歼灭所有敌军。该次战役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
10月下旬至1951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党内外许多重要会议上对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多次作了宣传、动员、解释工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义性,动员政府各部门、全国各行业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周恩来深知美军的优势在于具有现代化装备、陆军地面火力猛、海空军强大,劣势在于作战不做工事、怕打夜战、怕拼刺刀、怕断后路;而志愿军方面:士气高昂、作战灵活、英勇善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且离后方近、补给线短,但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制空权、制海权,作战持续能力很有限。
这场硬仗该怎么打?志愿军参战以后,战场情况表明,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敌军方面的作战意图是:在占领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志愿军在前线做较长的休整。如何解决休整补充问题,成了志愿军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战略问题。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确定了“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轮番作战,使得我方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和持久性,还可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军委给志愿军和各大军区的电报,具体制定了轮番作战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
随后,周恩来继续从战争长期化这个估计出发,判断敌军将推进到“三八线”南北,双方有可能进行“拉锯战”。后来,战线基本上稳定下来,朝鲜战场上果然出现了预料中的那种“拉锯战”局面。双方的对峙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战争停止。而随着战事的发展,中朝军队在“三八线”附近原已构筑的野战坚固工事,也逐渐发展成为稳固的坑道工事,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建成一道坚如铜墙铁壁的纵深防御阵地,并且一步步巩固下来,地面防御战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下固守防御的阵地战。
几十万大军在前线,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物、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主要得靠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着后勤保障工作,并早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即对志愿军出国后的供应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制定了“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他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是名副其实的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的前后方总策划。
一个士兵需要多少吃的和用的,连这样细致的问题,周恩来都计算得十分精确。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时的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周恩来十分焦急,每天两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服装不适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建议:将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绗线。志愿军携带的干粮不够,朝鲜的粮产区在战争中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恩来又以政务院的名义布置有关省市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炒面。作战时,战士随身背一条炒面袋,吃一口炒面,再吃几口雪,就可以充饥了。周恩来到北京的机关去视察,同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给了前线将士极大鼓舞。
在后勤保障方面,尤为困难的是:如何保证大量物资能够及时、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朝鲜战场上的空军优势完全在美国,不少运往朝鲜的军用物资常在途中就被整车炸毁。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各方面的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常常是白天刚被炸毁,当晚立即修复。他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防空哨”,还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人补充志愿军。后来,随着人民空军的逐步壮大,又加强了空军的掩护。在周恩来的日夜操劳下,尽管环境异常险恶,这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始终奇迹般地保持着畅通,有力地支持并保障了前方军事胜利。
自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表现出高超的谈判艺术。
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同时担负起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的反映、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有时,电话线路不好,周恩来常常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传到前方,往往一个电话打下来,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边谈边打,谈谈停停,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最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1953年7月27日,美国侵略者在战场上、谈判桌上均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朝鲜停战协定》。
这时,一贯傲慢的美国人不得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检讨自己的失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停战后,中、朝双方遵守国际准则,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國军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从3月15日至10月26日,分3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10月28日,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对周恩来,杨勇也很动情,他心里清楚,没有周总理,这个“完美的句号”很难“画”出来!原来,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开破坏协议,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于是,志愿军决定严惩一下李承晚。这时毛泽东沉思让谁去朝鲜唱“末台戏”,周恩来提出:“让杨勇去,让‘三杨’开台(三羊开泰))嘛!”
此前,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这时,周恩来一提杨勇,毛泽东当即决定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3年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一上任,杨勇便冒着敌人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定了“金城战役”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促成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为此,周恩来说杨勇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当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专门为凯旋归来的志愿军指战员代表举行盛大宴会。周恩来十分高兴,一开始就满怀激情地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
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身边工作人员虽然担心他喝醉,但是谁也不敢,也觉得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是在旁边注视着他,分享他的快乐。当周恩来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回到座位上时,童小鹏看到他的身子有点摇晃,便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设想,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军队不需要保留那么多了。由此,在内政和外交上有着丰富经验的周恩来,也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中,工作重心转移到重建家园上来。为此,两天后政务院成立,周恩来又担任政务院总理(政务院是1949年10月21日至1954年9月27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机构,规模小于后来的国务院)。
对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较为乐观。到1949年底,全国大陆除了西藏外,已经全部解放。1950年4月16日至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军薛岳部队3万多人。剩下的战事不多了,而解放军的人数(包括改编过来的原国民党部队)已经达到500多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需要很大的财政支出。
国家财政极为困难,怎么办?为争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中共中央决定,大量裁减军队!这个艰巨的任务,又交给了周恩来。
1950年4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28次会议。会上,他向大家透露说:中央将要大裁军,“1950年把军队数目减到400万”。
5月16日,周恩来出席全军参谋会议,他在会上讲话时还专门讲到对军队的整编问题:目前,一方面战争还未全胜,需要加强准备;一方面又要使军事开支不要太大,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为此,需要整编军队,复员100多万人。这是我们目前的重大任务。
6月5日,由周恩来牵头,组建了中央复员委员会,由委员15人组成,周恩来担任主任,聂荣臻任副主任。
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3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文件说:“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军队人数已达到520万,为此,1950年我国准备减少军队120万……”会上,周恩来还特意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120万大裁军》的报告。
要裁军了!裁减120万大军!中央决策的消息在部队不胫而走。
就在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减120万的消息后,不到1天的时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发出中国人民强有力的声音
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朝鲜南方李承晚政府。27日,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
中国立刻作出反应。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声明指出:“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朝鲜战事的发展,时时牵动着周恩来的心绪和精力。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密切注视朝鲜战争局势,时刻关注国家的主权和安危。他收听广播电讯、阅读西方广播文稿,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从军事斗争格局的战略高度清醒地意识到,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朝鲜内战形势很可能发生逆转。他注视着地图担忧:战火会不会蔓延开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国东北的安全?
7月上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两次主持召开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会议,并于7月13日作出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调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及第42军和3个炮兵师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和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海军、空军及有关兵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因此,朝鲜确实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现在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为兄弟国家的问题,不仅看为与我国东北相连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而应看为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这就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采取积极态度,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
周恩来分析道:美帝国主义如果压服朝鲜后,下一步必然进攻中国。所以将来如果出国作战,可以采取“换班的办法,轮流补充”,“用这种办法整补为最好”。在备战阶段,他提出了“出国作战要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供应”的方針。
正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期间,朝鲜战争形势迅猛发展。朝鲜人民军继6月28日解放汉城后,到8月中旬,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援兵力。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根据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密切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变化。8月中旬,总参谋部作战室根据朝鲜战场的状况进行了图上模拟演习,对演习的结果作了分析,认为美军的下一步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朝鲜人民军的侧后登陆,进行中间截断。其适宜登陆的港口有6个,可能性最大的是在仁川登陆,其后果也最严重。
8月23日深夜,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汇报了上述分析结果。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听后也心急火燎,让周恩来带雷英夫当即到他的住处——中南海菊香书屋详细汇报。
9月15日凌晨,一个不幸而言中的判断成了无情的现实: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7万多人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指挥下,果然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危机接踵而来。28日,敌军攻占汉城,29日进抵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三八线”(北纬38度线)。
这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派遣朝鲜人民军次帅朴一禹到中国安东(今丹东),向东北边防军负责人介绍急剧恶化的战局,并代表朝鲜党和政府恳切地提出请求,要中国出兵支援他们。此时,斯大林也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询问中国能否出兵,助朝鲜人民一臂之力。
9月30日,周恩来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1周年举行庆祝大会之机,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显著的版面公布了周恩来的这些话,表明了中国人民在不得已时将举起出兵援助邻邦的义旗,代表了中国人民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就在10月1日这天,麦克阿瑟指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
当天,朝鲜外相朴宪永带着金日成首相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件,飞到北京。金日成的信中在介绍战局后写道:“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样,是否出兵参战这个严峻重大的、关系到中国战略全局的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并且到了作出最后决策的关头。
从10月1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关于出兵问题,中央领导虽然早有考虑,早有准备,但因问题重大,一直思之未决。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国连年战争,破坏很大,现在建国才1年,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不到万不得已时最好不打这一仗。为此,一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
早在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苏两国领导人都已看出单靠朝鲜人民军作战已经不行了,中苏两党此时就开始协商如何支援朝鲜人民军的问题。斯大林当时担心苏联出兵与美军直接对抗,会把战火引向欧洲,从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破坏“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为此不愿出兵,而想中国参战。
10月2日,毛泽东让与会者着重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出兵后的困难。大家畅所欲言,摆了不少不利条件和困难。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你们说的都有理,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就在当天,毛泽东作出了举足轻重的决策,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到朝鲜境内同美、李军作战,援助朝鲜人民军。但没有下达行动命令,也未通知朝鲜政府。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希望通过他和印度政府将中国政府对朝鲜局势的严正立场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超越‘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这样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把这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
为了突出“我们要管”的“管”字,周恩来事先对担任翻译的浦寿昌交代:“这个字翻译成英文要有相当的分量,你好好琢磨一下,要在翻译时准确无误。”周恩来这次谈话,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要通过印度政府给美国传话,让他们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知道中文的“管”字在英文中不大好翻译,特意要浦寿昌好好琢磨一下,以便准确传达自己的真实意思。
周恩来同潘尼迦的谈话,迅速地传到白宫。但是,杜鲁门没有引起重视,认为这只是周恩来的“虚声恫吓”,美国方面认为刚刚建立1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重重,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作战,即使出了兵也远远不是美军的对手。他们悍然将军队大举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图们江(中朝、朝苏边界)推进,推进得很快。
到莫斯科密商
出兵抗美援朝事宜
10月6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当时,林彪还是坚持不出兵的意见,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向我国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为此,林彪不赞成出兵,并说:“如果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这是上策。”
会上,周恩来批评了仍不主张出兵的意见,告诉大家:“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本来中央曾考虑让林彪率志愿军入朝作战,毕竟作为志愿军主力的四野是他的老部队,由他统帅最合适,然而林彪不同意出兵,并称“有病在身”需要治疗。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带着林彪到莫斯科去,密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有关事宜。
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毛泽东发布命令的同一天,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乘飞机秘密前往苏联,随行的还有林彪、机要秘书康一民和翻译师哲。其中,林彪仍是以治病为由前往莫斯科。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向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定;二是與苏联领导人商谈,中国出兵朝鲜需要取得苏联的军事支持和援助,尤其是需要斯大林派空军对入朝作战部队实行空中掩护。
周恩来一行乘坐的安-2型飞机时速只有200多公里,途中还要在伊尔库次克停机加油,抵达莫斯科时已是10月10日。这时的斯大林正在靠近高加索的黑海之滨休养,周恩来马不停蹄,又立即赶往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
11日午后,周恩来到达克里米亚,立即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朝鲜的情况。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原因是中国由于受长期战争的创伤,现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况且,部队的武器装备也落后。如果中国要出兵,苏联必须提供军事上的援助,尤其是需要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向中国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提供陆军轻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
斯大林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可以随时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斯大林顾虑重重。他说:“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
在出动空军问题上,为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便利于苏联,斯大林又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要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同意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谈情况。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的态度,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毛泽东收到联名电报后,不得不于12日电告已在沈阳的彭德怀和高岗:“暂缓出动,来京一谈。”
为不打扰斯大林休养并安排其他事宜,周恩来于12日暂时离开克里米亚飞返莫斯科。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最新情况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再次肯定出兵的必要,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困难再大,也必须尽快出兵援助朝鲜。会后,毛泽东电告尚在莫斯科的周恩来。
当晚,周恩来收到毛泽东22时的电报,并要他转告苏联领导人。毛泽东在电文中指出,在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下,“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反之,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指示周恩来在莫斯科再停留几天,同斯大林确定:(一)苏联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能否用租借办法而不用钱买,以便中国政府明年财政预算能保持20亿美元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二)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
接到指示后,周恩来立即于当夜约见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转告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
14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答应:苏联对提供给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用贷款,苏联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
对于出兵援朝作战这样的大事来说,仅有苏联的这些援助是不够的。周恩来当日再电斯大林:苏联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苏联政府除派志愿军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强一些掩护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对于苏联政府的援助,除飞机、坦克、火炮类及海军器材外,中国政府请求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订货的条件……
这天的电报频繁不断,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3时和21时30分的两封电报:一是告诉我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李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二是告诉我志愿军拟在10月19日出动以及整个部署情况。
周恩来又立即将这两封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国盼望苏联空军援助的节骨眼上,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主意。斯大林委托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
斯大林如此做法使周恩来忧心的是:朝鲜山高林密、地形狭窄,受这种地理条件的限制,志愿军入朝作战将难以运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战,而不得不采取阵地战方式。入朝志愿军如果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则等于让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和大量大炮、坦克的美国侵略军肆无忌惮地轰炸和攻击。这是不可想象的。
斯大林仅仅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去考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入朝作战会把苏联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他显然是为了避免直接与美国对抗,也害怕急了眼的美国侵略者会使用原子弹。周恩来心中很不愉快,但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10月16日,他带着对苏联方面的遗憾飞离莫斯科回国。
“总后勤部长”
醉在庆功酒宴上
得知斯大林改變主意的消息后,17日17时,毛泽东急电彭德怀停止执行先头部队于17日入朝的命令,并要彭、高再次返京商谈。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刚刚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出动前的准备情况。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0月19日入朝作战。
10月19日晚上,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和3个炮兵师、1个高射炮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美军大举进攻前,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面。麦克阿瑟保证不会侵略中国,并且自信地表示中国“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国软弱的时代,若中国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受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他同时还认为战事将在感恩节前结束,称要让美国的子弟兵回家过这个美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在10月25日打响。当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北镇突然对敌军发起攻击,用了1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温井,歼灭所有敌军。该次战役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式开始。
10月下旬至1951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党内外许多重要会议上对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多次作了宣传、动员、解释工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义性,动员政府各部门、全国各行业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周恩来深知美军的优势在于具有现代化装备、陆军地面火力猛、海空军强大,劣势在于作战不做工事、怕打夜战、怕拼刺刀、怕断后路;而志愿军方面:士气高昂、作战灵活、英勇善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且离后方近、补给线短,但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制空权、制海权,作战持续能力很有限。
这场硬仗该怎么打?志愿军参战以后,战场情况表明,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敌军方面的作战意图是:在占领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志愿军在前线做较长的休整。如何解决休整补充问题,成了志愿军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战略问题。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确定了“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轮番作战,使得我方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和持久性,还可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军委给志愿军和各大军区的电报,具体制定了轮番作战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
随后,周恩来继续从战争长期化这个估计出发,判断敌军将推进到“三八线”南北,双方有可能进行“拉锯战”。后来,战线基本上稳定下来,朝鲜战场上果然出现了预料中的那种“拉锯战”局面。双方的对峙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战争停止。而随着战事的发展,中朝军队在“三八线”附近原已构筑的野战坚固工事,也逐渐发展成为稳固的坑道工事,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建成一道坚如铜墙铁壁的纵深防御阵地,并且一步步巩固下来,地面防御战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下固守防御的阵地战。
几十万大军在前线,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物、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主要得靠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周恩来亲自组织指挥着后勤保障工作,并早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即对志愿军出国后的供应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制定了“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他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是名副其实的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的前后方总策划。
一个士兵需要多少吃的和用的,连这样细致的问题,周恩来都计算得十分精确。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时的气温下降到零下40度。周恩来十分焦急,每天两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根据作战部队反映,我军服装不适于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当即建议:将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棉衣轧上绗线。志愿军携带的干粮不够,朝鲜的粮产区在战争中又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恩来又以政务院的名义布置有关省市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炒面。作战时,战士随身背一条炒面袋,吃一口炒面,再吃几口雪,就可以充饥了。周恩来到北京的机关去视察,同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给了前线将士极大鼓舞。
在后勤保障方面,尤为困难的是:如何保证大量物资能够及时、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朝鲜战场上的空军优势完全在美国,不少运往朝鲜的军用物资常在途中就被整车炸毁。为了保障作战物资源源供给,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各方面的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常常是白天刚被炸毁,当晚立即修复。他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防空哨”,还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人补充志愿军。后来,随着人民空军的逐步壮大,又加强了空军的掩护。在周恩来的日夜操劳下,尽管环境异常险恶,这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始终奇迹般地保持着畅通,有力地支持并保障了前方军事胜利。
自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表现出高超的谈判艺术。
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同时担负起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的反映、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有时,电话线路不好,周恩来常常是“扯破了嗓子”把指令传到前方,往往一个电话打下来,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
朝鲜的停战谈判历时两年之久,边谈边打,谈谈停停,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最终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1953年7月27日,美国侵略者在战场上、谈判桌上均遭到失败后,不得不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朝鲜停战协定》。
这时,一贯傲慢的美国人不得不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检讨自己的失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承认:“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停战后,中、朝双方遵守国际准则,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同时撤出一切外國军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从3月15日至10月26日,分3批全部撤离朝鲜回国。
10月28日,周恩来怀着喜悦的心情,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由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的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他非常激动,大步走向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对周恩来,杨勇也很动情,他心里清楚,没有周总理,这个“完美的句号”很难“画”出来!原来,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竟公开破坏协议,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于是,志愿军决定严惩一下李承晚。这时毛泽东沉思让谁去朝鲜唱“末台戏”,周恩来提出:“让杨勇去,让‘三杨’开台(三羊开泰))嘛!”
此前,由于种种原因,杨得志、杨成武先期赴朝“开台”,而杨勇未能如愿。这时,周恩来一提杨勇,毛泽东当即决定调任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3年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一上任,杨勇便冒着敌人炮火,深入前沿了解地形、敌情,在志愿军总部的指导下精心制定了“金城战役”计划。这一仗,是杨勇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促成美、李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为此,周恩来说杨勇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当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专门为凯旋归来的志愿军指战员代表举行盛大宴会。周恩来十分高兴,一开始就满怀激情地说:“今天我们都很高兴,要请大家喝庆功酒,要动真格的,喝我国的名酒——贵州茅台。”
谁也没数周恩来喝了多少杯,身边工作人员虽然担心他喝醉,但是谁也不敢,也觉得不应该去劝阻他,只是在旁边注视着他,分享他的快乐。当周恩来高兴地喝完最后一杯酒回到座位上时,童小鹏看到他的身子有点摇晃,便和卫士们赶上前去,知道他醉了,赶快扶他到休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