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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掇闻
龙新民署长到商务调研时强调:要让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要倍加珍爱‘商务’这个金字招牌,多出版与‘商务’地位相称的好书,多出人才,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龙新民4月18日到商务印书馆调研时多次强调的。
在听取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的情况汇报后,龙新民指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的一块金字招牌,历史悠久、名家云集、文化底蕴深厚,为中国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商务印书馆的名字享誉中外,这是商务印书馆独有的优势和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出版界的骄傲。
龙新民指出,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特色越鲜明,就越具有优势。商务印书馆要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充分发挥品牌特色优势,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在国际上开展联合出版、合作办社、合作经营以及版权贸易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商务”的国际影响力。
龙新民到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调研
4月13日上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龙新民率调研组就出版物“走出去”战略到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进行调研。
在听取中图公司党委书记、代总经理焦国瑛关于公司的发展历程、经营情况、“走出去”现状以及面临主要问题等汇报后。龙新民指出，中图公司在出版物“走出去”战略中承担着重要责任，要依靠多年来形成的海外销售资源优势和了解海外读者对中国出版物需求的优势，充分发挥桥梁和主渠道作用，帮助国内出版社“走出去”，使一批优秀出版物在海外打开市场。中图公司要通过组织好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活动，帮助更多的出版社把优秀图书推向海外。
用合作来定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
4月24日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召开了首届中国媒体经营管理论坛。国外出版界60余人、国内出版界200余人出席会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致词说，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以创新求得传统媒体的发展，用合作来定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积极的态度，也更符合传媒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规范新闻出版市场秩序的作用十分重要，一方面，我们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应对技术革新和市场的变化，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引导和管理。另外一方面，新闻出版市场主体也需要依法经营、违法必究、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第四期全国农村图书室援建工程启动
4月17日，第四期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读书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本期活动主要向农村拓展,每年在3～5万个村委会，通过援建由10大类1000多种图书支撑的图书室,将使2亿多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分享公共文化利益。该项活动组委会主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活动组委会副主任、中央文明办副主任霍卫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业界关注
柳斌杰:我国不排除外国出版物进入但需遵循规定
4月18日，柳斌杰副署长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时说，中国的法律明确规定，非中国内地公民不能在中国大陆境内设立新闻出版单位，这是一贯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跟境外国际新闻出版行业的合作。经中国政府批准，外国和境外的传媒集团和新闻出版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派驻人员进行正常采访和商贸活动。
在出版方面，中国并不是完全排除境外国外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进入中国，只是进入的途径有规定。
关于《滚石》期刊与内地期刊进行版权合作的问题，停止发行是因为未经中央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是属于非法出版、经营。至于说中国新闻出版业哪些方面可以合作，我国政府早就有明确规定。在内容方面可以合作的，一是图书，可以与中国出版社进行合作出版，境内外任何传媒集团都可以;二是可以互相进行版权贸易，我们每年大量购买外国的版权，比如说这几年累计购买的美国版权就有四千多种，而美国购买我们的版权仅有16种，这说明中国市场是开放的，可以大量进行合作;三是报纸可以进行项目合作，如栏目、信息交换、国际专版等等都可以合作，在编辑、宣传领域我们没有承诺开放，发达国家多数也没有开放，所以不能合作，中方有自己文化安全的考虑;四是期刊，境外的名牌期刊可以和中国相应的新闻出版单位进行版权合作，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对等。但是这几种合作领域的审批权限都在中央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五是专业技术设备方面的合作，这个市场是完全开放的。 ——中国图书出版网
远方出版社买卖书号受到严肃处理
今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根据有关情况，组成调查组赴内蒙古远方出版社调查书号使用情况，发现该社近年来出版的图书中，存在着买卖书号、一号多用、一号多卖等严重违规行为。
根据以上问题，新闻出版总署和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对远方出版社作出了停业整顿6个月、扣减2006年书号总量三分之二、全部解聘社领导班子以及给予有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等六条处罚。
——中国图书出版网
书业内外
被扭曲的“文学GDP”
《文汇报》发表余之的文章说:几位搞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的朋友在看了《兄弟》之后，都表示了惊人一致的否定态度。《兄弟》的创作不再是用“刻刀”精刻，而是在用“炭笔”涂抹。在《兄弟》中，人心的内在力量被淡化了，真善美的魅力缺失了，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主流变化和被激发出来的空前的活力不见了。流淌在小说中的到处是卑俗与污秽，好有恶报，恶有好报。为什么一部往往不叫好的作品，却屡屡被市场叫好？作品的低劣与市场的持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兄弟》亦有此类反差现象。
凡这一类反差度强烈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炒作模式:书未上市，报道铺天盖地，紧接着是书评，作者签名售书，与读者见面会，演讲，被采访等等。如今的出版业，光靠书稿质量热销的有几许？此种书稿热炒法，不禁使人想起街头借“托儿”贩卖劣质产品的小摊贩作派。
一个被扭曲的“文学GDP现象”，不仅没有被有效的遏制，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出版机构固然要讲“GDP”，要讲利润，但更要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我们的文化新闻报道，必须报道有“道”。实践证明:不跟风，有深度，客观中肯，褒贬适当，才能赢得读者的信赖。
被扭曲的“文学GDP”，使得一部分作家的心态变得相当浮躁。但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不应纠缠于高印数、高版税，而应执著于创作的追求。须知:劣质的文学作品或许赢利一时，优秀的文学作品却未必不赢利;劣质的文学作品留不住的是时间;但优秀的文学作品，却将被历史永久的记住。
期刊不该遗忘农村
《中华读书报》发表周慧虹的文章说:最近，在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筹备会议上，国际期刊联盟主席库姆菲尔德谈到，中国期刊的发行渠道主要集中在城市，几乎忽视了农村市场。他认为“现在是思考开发农村市场的时候了”。
虽然说，我国期刊种类不少（据统计，2004年出版期刊已达9490种，同比增长4.58％），然而，农村仍为期刊出版、发行的“薄弱区”。针对目前城市和农村出版物市场发展不够平衡的症结，国家已采取措施，扶持“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但遗憾的是，此成效主要还只是体现在了书籍方面。
我国期刊对于广大农村的遗忘，不只体现于发行渠道一个方面。相关部门缺乏对农村市场的关注与细分，从而使得针对“三农”，与农民的阅读口味与水平相适应的期刊种类有限。因此，解决好期刊进军农村市场问题，要“活血化瘀”，畅通发行渠道，同时更重要的，还须“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网络岂能成为逆淘汰的场所
据《新京报》报道:时下的网络交战丑陋得很。说的是那些匿名叫骂的“勇士”，实在堪称懦夫。观察了几番网络上的对手戏，本来也看到了些许精彩，但最后还是被匿名叫骂倒了胃口。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遭受一番“网骂”之后从网上撤下了自己的“博客”，退出了这个他原本以为可以从事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我忧虑的是，长此以往，网络的言论平台岂不成了一个逆淘汰的场所，剩下的都成了一帮懦夫？
辞书出版秩序正规范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为提高辞书出版质量，规范辞书出版秩序，新闻出版总署特制定《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表示，《规定》的出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辞书市场整理力度最大的一次。他认为，目前每年出版的辞书约几百种，其中仍有不少是劣质书。
《规定》的出台是否会造成辞书出版的“垄断”呢？周明鉴认为，优质辞书的出版不是靠市场竞争来决定的，而应同食品一样实行市场准入制度。“修订第五版《现汉》用了６年时间，动用了全国语言专家，这样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完成的。辞书属于学术研究成果，实行准入制度将有利于辞书的出版。”他也指出，有辞书出版业务的出版社如果出版了伪劣辞书，同样会受到处罚，甚至取消辞书出版业务。
“在辞书中，把‘馒头’解释成‘乳房’;将‘不破不立’解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这样的辞书，不啻为一个定时炸弹。因为工具书在读者的求知过程中往往扮演最终的知识裁定者角色。正是由于读者对工具书的信赖，如果对劣质工具书任其流行泛滥，后果不堪想象。”商务印书馆策划部的负责人张稷认为，《规定》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目前辞书出版的混乱状态。
《莲花》版税高达200万
据《文汇报》报道:近日，图书出版界的热点无疑是作家出版社以200万元高价版税“抢”得著名畅销书女作家安妮宝贝的新作《莲花》。这部因为巨额版税而延误了上市时间的长篇小说，终于面世了，而首印50万册的印数，与该社差不多档期上市的另外一位女作家严歌苓的新作《第九个寡妇》才一万出头的印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据悉，这部作品未出版之前书稿一直处于多家出版机构的争夺之中。
近两年来，出版资源竞争日益激烈，出版社以高版税、高稿酬争夺热门书稿的现象越发普遍，年初韩寒的最新长篇《一座城池》也曾以200万元稿酬高达20%的版税被“榕树下”签下。而王蒙的自传新作也以200万元的身价被花城出版社购得。如今,在作者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高版税高起印几乎成为出版机构争夺稿源时不成文的惯例。但是，高印量是否一定能带来高回报，现在还非常难说。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中国一线作家15%～20%的版税水平已经和国外作家接轨，但是国外图书市场日趋成熟和健康的发行体系以及图书高出我国几倍的定价，使出版机构在高版税面前显得从容不迫。
龙新民署长到商务调研时强调:要让金字招牌更加闪亮
“要倍加珍爱‘商务’这个金字招牌,多出版与‘商务’地位相称的好书,多出人才,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龙新民4月18日到商务印书馆调研时多次强调的。
在听取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的情况汇报后,龙新民指出,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的一块金字招牌,历史悠久、名家云集、文化底蕴深厚,为中国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商务印书馆的名字享誉中外,这是商务印书馆独有的优势和宝贵的资源,也是中国出版界的骄傲。
龙新民指出,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特色越鲜明,就越具有优势。商务印书馆要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充分发挥品牌特色优势,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在国际上开展联合出版、合作办社、合作经营以及版权贸易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商务”的国际影响力。
龙新民到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调研
4月13日上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龙新民率调研组就出版物“走出去”战略到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进行调研。
在听取中图公司党委书记、代总经理焦国瑛关于公司的发展历程、经营情况、“走出去”现状以及面临主要问题等汇报后。龙新民指出，中图公司在出版物“走出去”战略中承担着重要责任，要依靠多年来形成的海外销售资源优势和了解海外读者对中国出版物需求的优势，充分发挥桥梁和主渠道作用，帮助国内出版社“走出去”，使一批优秀出版物在海外打开市场。中图公司要通过组织好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等大型国际书展活动，帮助更多的出版社把优秀图书推向海外。
用合作来定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
4月24日国新出版物发行数据调查中心召开了首届中国媒体经营管理论坛。国外出版界60余人、国内出版界200余人出席会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致词说，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以创新求得传统媒体的发展，用合作来定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积极的态度，也更符合传媒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在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规范新闻出版市场秩序的作用十分重要，一方面，我们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应对技术革新和市场的变化，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引导和管理。另外一方面，新闻出版市场主体也需要依法经营、违法必究、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第四期全国农村图书室援建工程启动
4月17日，第四期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读书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本期活动主要向农村拓展,每年在3～5万个村委会，通过援建由10大类1000多种图书支撑的图书室,将使2亿多农民像城市居民一样分享公共文化利益。该项活动组委会主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活动组委会副主任、中央文明办副主任霍卫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业界关注
柳斌杰:我国不排除外国出版物进入但需遵循规定
4月18日，柳斌杰副署长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时说，中国的法律明确规定，非中国内地公民不能在中国大陆境内设立新闻出版单位，这是一贯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跟境外国际新闻出版行业的合作。经中国政府批准，外国和境外的传媒集团和新闻出版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派驻人员进行正常采访和商贸活动。
在出版方面，中国并不是完全排除境外国外的报纸、期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进入中国，只是进入的途径有规定。
关于《滚石》期刊与内地期刊进行版权合作的问题，停止发行是因为未经中央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是属于非法出版、经营。至于说中国新闻出版业哪些方面可以合作，我国政府早就有明确规定。在内容方面可以合作的，一是图书，可以与中国出版社进行合作出版，境内外任何传媒集团都可以;二是可以互相进行版权贸易，我们每年大量购买外国的版权，比如说这几年累计购买的美国版权就有四千多种，而美国购买我们的版权仅有16种，这说明中国市场是开放的，可以大量进行合作;三是报纸可以进行项目合作，如栏目、信息交换、国际专版等等都可以合作，在编辑、宣传领域我们没有承诺开放，发达国家多数也没有开放，所以不能合作，中方有自己文化安全的考虑;四是期刊，境外的名牌期刊可以和中国相应的新闻出版单位进行版权合作，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对等。但是这几种合作领域的审批权限都在中央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五是专业技术设备方面的合作，这个市场是完全开放的。 ——中国图书出版网
远方出版社买卖书号受到严肃处理
今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根据有关情况，组成调查组赴内蒙古远方出版社调查书号使用情况，发现该社近年来出版的图书中，存在着买卖书号、一号多用、一号多卖等严重违规行为。
根据以上问题，新闻出版总署和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对远方出版社作出了停业整顿6个月、扣减2006年书号总量三分之二、全部解聘社领导班子以及给予有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等六条处罚。
——中国图书出版网
书业内外
被扭曲的“文学GDP”
《文汇报》发表余之的文章说:几位搞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的朋友在看了《兄弟》之后，都表示了惊人一致的否定态度。《兄弟》的创作不再是用“刻刀”精刻，而是在用“炭笔”涂抹。在《兄弟》中，人心的内在力量被淡化了，真善美的魅力缺失了，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主流变化和被激发出来的空前的活力不见了。流淌在小说中的到处是卑俗与污秽，好有恶报，恶有好报。为什么一部往往不叫好的作品，却屡屡被市场叫好？作品的低劣与市场的持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兄弟》亦有此类反差现象。
凡这一类反差度强烈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炒作模式:书未上市，报道铺天盖地，紧接着是书评，作者签名售书，与读者见面会，演讲，被采访等等。如今的出版业，光靠书稿质量热销的有几许？此种书稿热炒法，不禁使人想起街头借“托儿”贩卖劣质产品的小摊贩作派。
一个被扭曲的“文学GDP现象”，不仅没有被有效的遏制，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出版机构固然要讲“GDP”，要讲利润，但更要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我们的文化新闻报道，必须报道有“道”。实践证明:不跟风，有深度，客观中肯，褒贬适当，才能赢得读者的信赖。
被扭曲的“文学GDP”，使得一部分作家的心态变得相当浮躁。但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不应纠缠于高印数、高版税，而应执著于创作的追求。须知:劣质的文学作品或许赢利一时，优秀的文学作品却未必不赢利;劣质的文学作品留不住的是时间;但优秀的文学作品，却将被历史永久的记住。
期刊不该遗忘农村
《中华读书报》发表周慧虹的文章说:最近，在第36届世界期刊大会筹备会议上，国际期刊联盟主席库姆菲尔德谈到，中国期刊的发行渠道主要集中在城市，几乎忽视了农村市场。他认为“现在是思考开发农村市场的时候了”。
虽然说，我国期刊种类不少（据统计，2004年出版期刊已达9490种，同比增长4.58％），然而，农村仍为期刊出版、发行的“薄弱区”。针对目前城市和农村出版物市场发展不够平衡的症结，国家已采取措施，扶持“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但遗憾的是，此成效主要还只是体现在了书籍方面。
我国期刊对于广大农村的遗忘，不只体现于发行渠道一个方面。相关部门缺乏对农村市场的关注与细分，从而使得针对“三农”，与农民的阅读口味与水平相适应的期刊种类有限。因此，解决好期刊进军农村市场问题，要“活血化瘀”，畅通发行渠道，同时更重要的，还须“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网络岂能成为逆淘汰的场所
据《新京报》报道:时下的网络交战丑陋得很。说的是那些匿名叫骂的“勇士”，实在堪称懦夫。观察了几番网络上的对手戏，本来也看到了些许精彩，但最后还是被匿名叫骂倒了胃口。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在遭受一番“网骂”之后从网上撤下了自己的“博客”，退出了这个他原本以为可以从事学术交流的平台，我以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我忧虑的是，长此以往，网络的言论平台岂不成了一个逆淘汰的场所，剩下的都成了一帮懦夫？
辞书出版秩序正规范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为提高辞书出版质量，规范辞书出版秩序，新闻出版总署特制定《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表示，《规定》的出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辞书市场整理力度最大的一次。他认为，目前每年出版的辞书约几百种，其中仍有不少是劣质书。
《规定》的出台是否会造成辞书出版的“垄断”呢？周明鉴认为，优质辞书的出版不是靠市场竞争来决定的，而应同食品一样实行市场准入制度。“修订第五版《现汉》用了６年时间，动用了全国语言专家，这样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完成的。辞书属于学术研究成果，实行准入制度将有利于辞书的出版。”他也指出，有辞书出版业务的出版社如果出版了伪劣辞书，同样会受到处罚，甚至取消辞书出版业务。
“在辞书中，把‘馒头’解释成‘乳房’;将‘不破不立’解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这样的辞书，不啻为一个定时炸弹。因为工具书在读者的求知过程中往往扮演最终的知识裁定者角色。正是由于读者对工具书的信赖，如果对劣质工具书任其流行泛滥，后果不堪想象。”商务印书馆策划部的负责人张稷认为，《规定》的出台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目前辞书出版的混乱状态。
《莲花》版税高达200万
据《文汇报》报道:近日，图书出版界的热点无疑是作家出版社以200万元高价版税“抢”得著名畅销书女作家安妮宝贝的新作《莲花》。这部因为巨额版税而延误了上市时间的长篇小说，终于面世了，而首印50万册的印数，与该社差不多档期上市的另外一位女作家严歌苓的新作《第九个寡妇》才一万出头的印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据悉，这部作品未出版之前书稿一直处于多家出版机构的争夺之中。
近两年来，出版资源竞争日益激烈，出版社以高版税、高稿酬争夺热门书稿的现象越发普遍，年初韩寒的最新长篇《一座城池》也曾以200万元稿酬高达20%的版税被“榕树下”签下。而王蒙的自传新作也以200万元的身价被花城出版社购得。如今,在作者资源有限的前提下,高版税高起印几乎成为出版机构争夺稿源时不成文的惯例。但是，高印量是否一定能带来高回报，现在还非常难说。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中国一线作家15%～20%的版税水平已经和国外作家接轨，但是国外图书市场日趋成熟和健康的发行体系以及图书高出我国几倍的定价，使出版机构在高版税面前显得从容不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