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尚未成立已激起千层浪，可谓先声夺人。
　　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总会引发人们对既有利益格局会否以及如何被搅动的种种揣测。作为一个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主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投行无论从体量和目标，都谈不上对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产生颠覆性效果。即使在相关地缘政治领域会碰触既有的利益格局，也并非一定会产生此消彼长的效应，而更有可能通过做大蛋糕达到多赢的目的。
　　相较于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撼动，亚投行更可能在推动新一轮金融全球化方面有所作为。也因此，相关国家与其说担心金融秩序被颠覆，不如说是担心此前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遇挫的金融全球化正在迎来新的非其所主导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决定游戏规则，不太情愿为新动力机制的探索背书，但又担心无法参与新游戏规则的制定，相关国家的纠结主要来源于此。
　　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投资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后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向以服务业为重心转移，实体经济对融资的需求不复以往那么大。金融机构的业务重心也更多向消费类金融、财富管理和大宗商品证券化等领域倾斜，越来越呈现出脱实入虚的趋势，更倾向于在各种资产市场上牟利。这导致金融相当程度去实体化倾向的出现，经济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依靠透支消费驱动，进而给上一轮金融全球化打上了强烈的美欧消费全球融资的印记，这也是上一轮金融全球化搁浅的主因。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全球经济新增长动力。旨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建设，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增长引擎，这其中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更被赋予实现倍增效益的厚望。人们认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机遇，为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提供广阔的市场，拉动投资的需求，进而增加全球的总需求，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巨大的投资机遇同时意味着巨大的投资缺口。有数据显示，从现在到2020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面对如此巨量的资金需求都力有未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是维系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在有关国家和地区汇率市场出现紧急状况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且条件相当苛刻。以世行和亚行为主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远远无法满足新兴经济体对基建的需求，世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沦落”为扶贫机构，且扶贫效果不彰。而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希望私营部门的金融机构直接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项目是不太现实的。
　　一方面是全球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的资源无法满足基础设施投融资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掌握着巨大金融资源的全球民间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投资意欲低下。这就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撬动私营部门的资金，从而将全球私人部门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充裕的储蓄导向实体经济。
　　此前为满足相关融资需求，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也于近年来进行了各种尝试，比如成立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合作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此次成立亚投行可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愿意加入亚投行，更多不是意味着国际金融阵营的分化重组。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表明，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主推动的以基建投资为重心的开发性金融模式的重要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也表明相关国家和地区对在此一模式下分享增长红利有一定预期。此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重型机械和重化工等高端制造领域依然享有较大优势，他们也希望在亚洲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更新中将此种产能加以投放。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参与亚投行还将有利于把此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主建立的多边开发机构更好地纳入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坦率地说，丝路基金、中非合作基金、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及铁路基金、海洋合作基金等投资便利性安排，更多有着“内部粮票”的意味。如能通过与更具国际开放性和合作性的亚投行的统筹规划，建立硬件和软件“互联互通”的机制，提高财务可持续性和机构可持续性，上述机构将更有望成为更大范围金融市场的“流通粮票”，甚至有望推进更高水平的全球新开发性金融体系的构建。
　　这更多不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颠覆，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
　　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依然需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流动性和产品的丰富，来更好地满足持续的融资需求，而反过来全球新开发性金融体系也能为全球过剩的金融产能提供一个安全有效的投资平台，并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推进新一轮全球化，并给新一轮金融全球化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