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印度总理莫迪于5月14日～16日对中国进行访问，以 新丝绸之路著称的“一带一路”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中国选择古都西安作为欢迎莫迪总理的首站，并在此举行国家领导人间的会晤，此举颇有深意。西安，唐代称“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西游记”的起点。中国唐代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到达莫迪的家乡——印度古吉拉特邦求取真经，成为流传千年的佳话。而这次，莫迪从“天竺”到中国求取中印合作的“真经”，一来一往，由此看到了时代的变迁。
　　与2000年前就逐渐形成的古丝绸之路相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属于新生事物。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距今也不过近两年的时间。如何把纸上的概念付诸实施，还需要各方细致的沟通协调和扎实的努力。
　　印度原先对“一带一路”存在疑惑甚至排斥，而在中国最初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中，印度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明确。此次莫迪访华，使印度人重新燃起了对“一带一路”的兴趣。在印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宾（Jabin T.Jacob）看来，2013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期间提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规划的重要部分，筹建中的“中巴经济走廊”也需要连接至印度市场才可能取得完全的成功。
　　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也需要一个逐步了解的过程。丝绸之路的概念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还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代名词。1204年4月，“十字军”攻陷丝绸之路的西方起点君士坦丁堡，丝绸之路长期中断;1241年，蒙古军西征马扎尔（今天的匈牙利），亚洲人组成的骑兵第一次踏上了东欧的土地。后来拔都率领蒙古部队第二次西征攻占布达佩斯后，一度攻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蒙古西征也基本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进行。意大利的马可·波罗能够来到中国，也是蒙古人西征打通了丝绸之路所赐。但蒙古人的西征，却也给欧洲人造成恐惧，也是19世纪末盛行的“黄祸论”的依据之一。因此，无论是古丝绸之路还是新丝绸之路，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东西方地缘文化的特色，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既有和谐的一面，也可能有冲突的一面。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值我国加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国力的增长和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也会引起一些国家对这一倡议的认识偏差。如果检索近两年西方学者的论文，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在谈及丝绸之路时也提到“地区冲突”。
　　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表演讲时，特别感谢了澳大利亚旅游孔子学院澳方院长马克林教授。2015年，马克林在《东亚》杂志发表论文指出，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亚洲中部存在着一个“中亚冲突区”，这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在马克林教授等学者看来，中国应该为改善西方人的对华印象做出努力。因此，中国在介绍“一带一路”倡议时，除了回顾“古”，更要强调“新”，也就是“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在地缘战略和实施效果上的不同。
　　20世纪初，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认为大陆的心脏地带至关重要。而在此前的19世纪末，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校长马汉则提出了“海权论”，强调了海洋的重要性，认为一个落后民族凭借海洋能够成为“伟大民族”。马汉的学生秋山真之，成为戴季陶所说的“日本海军中惟一的智囊”。无论是“陆权论”还是“海权论”，都强调了冲突的一面，强调的是军事意义上的“制陆权”和“制海权”。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简单地说，就是“要想富，先修路”。它包含了新形势下的“路权论”的要义，那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连接大陆和海洋的道路（主要是铁路）至关重要。而如今的“路权论”和一个世纪前殖民主义争相修建铁路、试图获取独家“制路权”的历史相比，最本质的区别体现在前者所倡导的是“合作共赢”。相关各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投资和建设就是一种多赢的方式。中国在新丝绸之路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成为开放的、利益共享的“世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