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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思想建党;从严治党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一个组织想要保持凝聚力，提高执行力，首先必须争取全体成员的思想统一。回顾党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取得非凡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始终高度重视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坚决克服软弱涣散、思想混乱等顽瘴痼疾，实现思想行动上的高度一致。高度重视统一全党思想工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他检视党在以往统一思想工作方面的成败得失，狠抓、善抓新时期的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先后支持和组织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一系列思想运动，促成了全党在“真理标准”、毛泽东的功过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本质等众多重大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统一全党思想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统一全党思想属于党的思想建设的范畴。政党的灵魂是其指导思想，统一全党思想首先是指导思想的选择问题，即用什么思想来统一全党。“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指导思想正确，统一全党思想工作便会比较顺利，指导思想便能发挥黏合剂的作用;指导思想错误，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就难以推进，而且错误思想极易成为“腐蚀剂”，引发毁党亡国的严重后果。在这方面，中国和苏联都有过深刻教训。“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被不断宣讲，但其本身是一个缺乏事实依据的错误理论，全党思想统一徒具形式。邓小平认为，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他始终以开放而不是封闭、谦虚而不是自满、批判而不是盲从、发展而不是停滞、灵活而不是机械的心态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学者叫嚣要埋葬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终结论”，国内少部分人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鼓噪改旗易帜。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邓小平顶住压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清醒而坚定。他再三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哪有这回事！”同时，邓小平也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高度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但他抵制对其断章取义的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准确的界定，并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列入新时期的“四项基本原则”。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1984年12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具雏形。1993年，邓小平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文稿时指出：“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争取早点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同时，邓小平又以开放发展的心态看待自己的理论，并不以永恒真理自居，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我也許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二、统一全党思想要善用各种传播方式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统一全党思想是思想信息在党员群体内部的传播一反馈的复杂过程。统一全党思想的前提是思想信息的传达和全党同志的知晓。邓小平长期从事思想宣传工作，经验丰富。他早年在法国参与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的编辑工作;在苏区和长征途中主办《红星》报，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主管思想理论工作;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在对外宣传论战中扮演主将角色。因此，他深谙传播规律，善用各种传播方式扩大传播功效。
邓小平高度重视党报党刊等大众传媒在统一全党思想中的作用。他指出，党报党刊应“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邓小平非常关注《人民日报》，他四次为《人民日报》题词，先后对《人民日报》的106篇社论和文章进行过批阅修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条主义思想流毒尚未清理到位，按劳分配、物质激励这一经济原则仍遭非议。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为按劳分配、物质激励正名，该文便是邓小平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商量改定的。此外，他还关注各类理论刊物的发展。1983年5月6日，邓小平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题写刊名，该刊以普通党员为主要对象;1988年5月11日，邓小平为新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题写刊名，该刊的读者定位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
邓小平重视中央会议、报告会等组织传播形式。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强力冲击波，波匈事件爆发，西方国家乘机发起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国高校一些学生觉得“小民主”不过瘾，要求“大民主”，校园思想出现波动。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了五个多小时的形势与政策报告。他解渎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这次报告会坦诚朴实，收效良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争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一直波涛难平。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8日～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1月18日～4月3日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集中解决思想问题，成为标志新时期伟大转折的三次关键会议。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还重视运用小范围的“吹风”“打招呼”等人际传播方式传递思想。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之后，到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视察，吹风，打招呼，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被学界称为“北方谈话”。他批判“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用邓小平的原话来说：“我是到处点火。”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沿途同湖北、湖南、广东、江西、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小范围谈话，充分发挥高级领导干部作为“意见领袖”的引领辐射作用，加速思想信息传播进程。
综上所述，宏观的大众传播、中观的组织传播、微观的人际传播，各有优长，邓小平综合运用，扬长避短，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三、统一全党思想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统一全党思想工作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生态、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党内政治生态、制度环境良好，党员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交流沟通坦诚、充分，统一全党思想的结果往往是真实的、正确的;反之，党内政治生态、制度环境恶劣，“一言堂”盛行，党员权利虚化，少有或者缺乏交流沟通，统一全党思想的过程看似高效，但全党思想统一的结果往往是虚假的、错误的。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内制度建设。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时任总书记的他批评了党内组织生活中存在的两个极端：分散主义和命令主义，尤其是后者。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积极呼吁恢复健康的党内生活，主张“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正是因为恢复了民主精神，1978年11月到1979年4月之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工作务虚会议才能畅所欲言，生动活泼，实现新时期的伟大转折。
邓小平在营造党内民主宽松氛围的问题上，着眼长远，主张通过建章立制来实现根本性解决。他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在反思党章规范作用缺失的危害时指出：“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在邓小平等人的共同推动下，一系列党规党纪相继出台：1980年3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2年9月，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公布，这两部重要党内法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重申保障党员权利，对党内议事规则流程、意见分歧如何解决处理等都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为统一全党思想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大大减少了统一全党思想工作的强制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在20世纪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中央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正面教育引导，严格按照党规党纪办事，仅对极少数屡教不改的同志进行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和职位调整，贯彻了邓小平“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的处理原则，没有重蹈处理过火、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四、统一全党思想要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
全党思想统一从来不是自然自发的结果，而是长期艰苦、细致、耐心教育影响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全党思想的过程就是对全党同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是两种重要的教育形式，理论教育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工具，运用归纳、演绎、矛盾、归谬等逻辑分析方法进行的教育类型;实践教育主要是通过直观直接的观察、体验等方式进行的教育类型，它们各有优劣，需要合理使用。
一方面，邓小平高度重视理论教育工作。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面对“四人帮”把持思想舆论阵地的困境，他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一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筹办《思想战线》，探讨理论问题，努力将混乱的党内思想纠正过来，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他精心部署、有的放矢地开展理论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后，广大党员对于阶级斗争如何提、如何讲有疑问，中央及时下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一文;后来，理论界在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上争执不下，中央又出版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小册子，及时答疑解惑。
另一方面，邓小平同样高度重视实践教育。统一全党思想工作是一项量大面广的普及型工作，不同党员群体的知识视野、认知习惯、理解能力差别甚大，抽象的理论教育适用性受限，实践教育必须同步跟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邓小平高度评价：“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985年3月，面对一些理论家引经据典，说某事不符合社会主义原理，某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对这种怀疑态度，我们也允许存在，因为这是正常的。既然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即使在主张和提倡改革的人当中，保留一点怀疑态度也有好处。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邓小平如此总结经验：“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針、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事实胜于雄辩，邓小平支持和发动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城市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建设等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它们用无声但强大的实践教育方式，消弭了党内分歧，最终统一了全党思想。 五、统一全党思想要把握有利时机
在统一全党思想工作的时机把握上，邓小平一贯敏锐果敢。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复杂的形势，他通过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时廓清重大历史问题，从根本上促进全党思想的统一。在什么时候总结新中国27年历史的问题上，邓小平最初倾向于搁置，条件成熟再议：“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强调：“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然而，随着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推进，国内出现思想混乱，国际上关于中国共产党“非毛化”的议论愈演愈烈，邓小平当机立断，迅速启动决议起草工作，避免越拖越被动。他指出：“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981年6月，《历史决议》的出台发挥了“及时雨”的功效，统一了全党思想，澄清了国际非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果敢而坚定地为经济特区鼓劲，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要敢于试验。1980年中央设立经济特区，深圳等城市大胆创新，发展迅猛，赞誉很多，訾毁亦不少，特区的领导干部倍感压力。邓小平听闻后明确表态：“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看。”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他一路走来，听看问访，挥毫题词，肯定经济特区的探索成绩，还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这些及时的肯定和鼓励，既是为特区领导干部保驾护航，也是对姓“资”姓“社”的正面回应，为改革开放先锋事业保驾护航。
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开放再前进。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处于特殊困难时期：国外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低谷，西方对华制裁封锁，加大和平演变力度;国内经历了物价闯关波动和政治风波，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等问题继续困扰人们，经济持续低迷，人心焦虑迷惘。在党和国家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出山，发表南方谈话，廓清认识误区，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指出，邓小平“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
综上所述，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能够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适时推进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对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厥功至伟。
六、小结
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汲取了党的历史上统一全党思想的经验教训，升华自新时期统一全党思想的工作实践，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统一全党思想、用什么来统一全党思想、如何统一全党思想、在什么时候统一全党思想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一系列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一脉相承又开拓创新的产物。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是对我们统一全党思想工作的性质、方法、路径、流程、制度支撑的生动说明。
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经验对当前统一全党思想工作有著重要的借鉴意义。回望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整个国家实现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有力。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党思想的工作是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抓紧抓好，要巩固和扩大这一政治优势。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统一全党思想工作面临很多挑战。从党内看，党员人数继续高位增长，党员学历层次继续提升，年龄结构继续年轻化，党员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统一全党思想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国外看，西方国家会继续加大意识形态攻势，妖魔化我们党统一全党思想的相关工作。因此，统一全党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需要继承发扬、一以贯之的“规定动作”，也是需要不断探索、改革创新的“高难动作”。新时代如何做好统一全党思想工作，不断增强全体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需要寻求更多智慧。毫无疑问，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经验就是可供参考的宝贵资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一个组织想要保持凝聚力，提高执行力，首先必须争取全体成员的思想统一。回顾党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取得非凡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始终高度重视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坚决克服软弱涣散、思想混乱等顽瘴痼疾，实现思想行动上的高度一致。高度重视统一全党思想工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他检视党在以往统一思想工作方面的成败得失，狠抓、善抓新时期的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先后支持和组织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等一系列思想运动，促成了全党在“真理标准”、毛泽东的功过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本质等众多重大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有力保障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各项事业的发展。
一、统一全党思想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统一全党思想属于党的思想建设的范畴。政党的灵魂是其指导思想，统一全党思想首先是指导思想的选择问题，即用什么思想来统一全党。“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指导思想正确，统一全党思想工作便会比较顺利，指导思想便能发挥黏合剂的作用;指导思想错误，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就难以推进，而且错误思想极易成为“腐蚀剂”，引发毁党亡国的严重后果。在这方面，中国和苏联都有过深刻教训。“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虽被不断宣讲，但其本身是一个缺乏事实依据的错误理论，全党思想统一徒具形式。邓小平认为，作为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他始终以开放而不是封闭、谦虚而不是自满、批判而不是盲从、发展而不是停滞、灵活而不是机械的心态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学者叫嚣要埋葬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终结论”，国内少部分人宣称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鼓噪改旗易帜。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邓小平顶住压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清醒而坚定。他再三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哪有这回事！”同时，邓小平也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高度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但他抵制对其断章取义的理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准确的界定，并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列入新时期的“四项基本原则”。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1984年12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出版，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具雏形。1993年，邓小平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文稿时指出：“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争取早点出。”“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同时，邓小平又以开放发展的心态看待自己的理论，并不以永恒真理自居，在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我也許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二、统一全党思想要善用各种传播方式
从传播学的视角看，统一全党思想是思想信息在党员群体内部的传播一反馈的复杂过程。统一全党思想的前提是思想信息的传达和全党同志的知晓。邓小平长期从事思想宣传工作，经验丰富。他早年在法国参与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的编辑工作;在苏区和长征途中主办《红星》报，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主管思想理论工作;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在对外宣传论战中扮演主将角色。因此，他深谙传播规律，善用各种传播方式扩大传播功效。
邓小平高度重视党报党刊等大众传媒在统一全党思想中的作用。他指出，党报党刊应“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邓小平非常关注《人民日报》，他四次为《人民日报》题词，先后对《人民日报》的106篇社论和文章进行过批阅修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条主义思想流毒尚未清理到位，按劳分配、物质激励这一经济原则仍遭非议。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为按劳分配、物质激励正名，该文便是邓小平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商量改定的。此外，他还关注各类理论刊物的发展。1983年5月6日，邓小平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题写刊名，该刊以普通党员为主要对象;1988年5月11日，邓小平为新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题写刊名，该刊的读者定位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
邓小平重视中央会议、报告会等组织传播形式。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强力冲击波，波匈事件爆发，西方国家乘机发起反社会主义浪潮。中国高校一些学生觉得“小民主”不过瘾，要求“大民主”，校园思想出现波动。1957年1月12日，邓小平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了五个多小时的形势与政策报告。他解渎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这次报告会坦诚朴实，收效良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争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一直波涛难平。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2月18日～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1月18日～4月3日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集中解决思想问题，成为标志新时期伟大转折的三次关键会议。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还重视运用小范围的“吹风”“打招呼”等人际传播方式传递思想。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之后，到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视察，吹风，打招呼，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被学界称为“北方谈话”。他批判“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用邓小平的原话来说：“我是到处点火。”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沿途同湖北、湖南、广东、江西、上海、江苏、安徽等地的党政军重要领导干部小范围谈话，充分发挥高级领导干部作为“意见领袖”的引领辐射作用，加速思想信息传播进程。
综上所述，宏观的大众传播、中观的组织传播、微观的人际传播，各有优长，邓小平综合运用，扬长避短，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三、统一全党思想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统一全党思想工作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生态、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党内政治生态、制度环境良好，党员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交流沟通坦诚、充分，统一全党思想的结果往往是真实的、正确的;反之，党内政治生态、制度环境恶劣，“一言堂”盛行，党员权利虚化，少有或者缺乏交流沟通，统一全党思想的过程看似高效，但全党思想统一的结果往往是虚假的、错误的。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内制度建设。早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时任总书记的他批评了党内组织生活中存在的两个极端：分散主义和命令主义，尤其是后者。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积极呼吁恢复健康的党内生活，主张“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正是因为恢复了民主精神，1978年11月到1979年4月之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工作务虚会议才能畅所欲言，生动活泼，实现新时期的伟大转折。
邓小平在营造党内民主宽松氛围的问题上，着眼长远，主张通过建章立制来实现根本性解决。他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在反思党章规范作用缺失的危害时指出：“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在邓小平等人的共同推动下，一系列党规党纪相继出台：1980年3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2年9月，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公布，这两部重要党内法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重申保障党员权利，对党内议事规则流程、意见分歧如何解决处理等都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为统一全党思想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大大减少了统一全党思想工作的强制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在20世纪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中央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正面教育引导，严格按照党规党纪办事，仅对极少数屡教不改的同志进行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和职位调整，贯彻了邓小平“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的处理原则，没有重蹈处理过火、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四、统一全党思想要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相结合
全党思想统一从来不是自然自发的结果，而是长期艰苦、细致、耐心教育影响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全党思想的过程就是对全党同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是两种重要的教育形式，理论教育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工具，运用归纳、演绎、矛盾、归谬等逻辑分析方法进行的教育类型;实践教育主要是通过直观直接的观察、体验等方式进行的教育类型，它们各有优劣，需要合理使用。
一方面，邓小平高度重视理论教育工作。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面对“四人帮”把持思想舆论阵地的困境，他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一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筹办《思想战线》，探讨理论问题，努力将混乱的党内思想纠正过来，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他精心部署、有的放矢地开展理论教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后，广大党员对于阶级斗争如何提、如何讲有疑问，中央及时下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一文;后来，理论界在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上争执不下，中央又出版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小册子，及时答疑解惑。
另一方面，邓小平同样高度重视实践教育。统一全党思想工作是一项量大面广的普及型工作，不同党员群体的知识视野、认知习惯、理解能力差别甚大，抽象的理论教育适用性受限，实践教育必须同步跟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邓小平高度评价：“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985年3月，面对一些理论家引经据典，说某事不符合社会主义原理，某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责，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进一步指出：“对这种怀疑态度，我们也允许存在，因为这是正常的。既然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即使在主张和提倡改革的人当中，保留一点怀疑态度也有好处。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邓小平如此总结经验：“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針、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事实胜于雄辩，邓小平支持和发动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改革、城市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经济特区建设等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它们用无声但强大的实践教育方式，消弭了党内分歧，最终统一了全党思想。 五、统一全党思想要把握有利时机
在统一全党思想工作的时机把握上，邓小平一贯敏锐果敢。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复杂的形势，他通过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时廓清重大历史问题，从根本上促进全党思想的统一。在什么时候总结新中国27年历史的问题上，邓小平最初倾向于搁置，条件成熟再议：“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强调：“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然而，随着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推进，国内出现思想混乱，国际上关于中国共产党“非毛化”的议论愈演愈烈，邓小平当机立断，迅速启动决议起草工作，避免越拖越被动。他指出：“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1981年6月，《历史决议》的出台发挥了“及时雨”的功效，统一了全党思想，澄清了国际非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果敢而坚定地为经济特区鼓劲，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要敢于试验。1980年中央设立经济特区，深圳等城市大胆创新，发展迅猛，赞誉很多，訾毁亦不少，特区的领导干部倍感压力。邓小平听闻后明确表态：“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看。”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他一路走来，听看问访，挥毫题词，肯定经济特区的探索成绩，还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这些及时的肯定和鼓励，既是为特区领导干部保驾护航，也是对姓“资”姓“社”的正面回应，为改革开放先锋事业保驾护航。
20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开放再前进。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处于特殊困难时期：国外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低谷，西方对华制裁封锁，加大和平演变力度;国内经历了物价闯关波动和政治风波，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等问题继续困扰人们，经济持续低迷，人心焦虑迷惘。在党和国家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88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出山，发表南方谈话，廓清认识误区，推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指出，邓小平“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
综上所述，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能够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适时推进统一全党思想工作，对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厥功至伟。
六、小结
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汲取了党的历史上统一全党思想的经验教训，升华自新时期统一全党思想的工作实践，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统一全党思想、用什么来统一全党思想、如何统一全党思想、在什么时候统一全党思想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一系列抉择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一脉相承又开拓创新的产物。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经验，实际上是对我们统一全党思想工作的性质、方法、路径、流程、制度支撑的生动说明。
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经验对当前统一全党思想工作有著重要的借鉴意义。回望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征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整个国家实现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有力。事实一再证明，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党思想的工作是正确的，必须毫不动摇、抓紧抓好，要巩固和扩大这一政治优势。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统一全党思想工作面临很多挑战。从党内看，党员人数继续高位增长，党员学历层次继续提升，年龄结构继续年轻化，党员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统一全党思想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国外看，西方国家会继续加大意识形态攻势，妖魔化我们党统一全党思想的相关工作。因此，统一全党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需要继承发扬、一以贯之的“规定动作”，也是需要不断探索、改革创新的“高难动作”。新时代如何做好统一全党思想工作，不断增强全体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需要寻求更多智慧。毫无疑问，邓小平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经验就是可供参考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