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晚，北京东棉花胡同35号，蓬蒿剧场。
　　一束追光下，木板凳上放着一沓纸。
　　一个男人走出来，白衫黑裤，头发蓬乱，皮鞋脏旧，慢慢地说起自己的故事。
　　他是“于是之”。18岁那年，他失了学，当上演员，后来进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演过《龙须沟》里的程疯子，演过《茶馆》里的王利发，最满意的角色是《骆驼祥子》里的车夫老马。他喜欢契诃夫的独幕剧《天鹅之歌》——一个68岁的老演员，演了一辈子丑角，最后一场演出后，人散了，他还不愿意走，半夜走上空台，过了一回演《李尔王》和《奥赛罗》的瘾。
　　“它写出了演员的心酸与风骨。”“于是之”在空台上喃喃自语。他双腿颤抖地坐在板凳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
　　长久地沉默。他抽出一张纸，折个飞机，扔出去。
　　“我还有一个爱好，是写毛笔字。我老伴最喜欢我写的两幅字，一幅是‘学无涯’，一幅是……一幅是……是……”他在台上晃晃悠悠地走着，慢慢地躺在地上。屏幕上有一张照片，一个老头儿坐在竹椅上，身后是满满当当的书柜，墙上挂着一幅字——“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出名为《演员于是之》的独角戏，最终收束于一个身患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嗫嚅叹息。
　　灯光亮起，扮演“于是之”的徐尉鞠躬致意。他是唯一的演员，也是唯一的导演。
　　“我在排练的时候，也常常恍惚，有时觉得自己是于是之先生，有时又觉得自己是童道明先生。”

“两位先生，相会于天堂去论戏了”

　　大屏幕上，于是之的照片换成了另一个老人。童道明坐在椅子上，笑着，身旁环绕着看戏的观众。而此时，他离开他热爱的观众、他热爱的戏剧已经12天了。
　　从2009年的《赛纳河畔的少女面模》开始，童道明创作的每部戏都在蓬蒿剧场上演。从路口走到胡同，他走得艰难，但几乎每场都来，早早地坐在剧场外的咖啡馆里，要一份意大利面或卤肉饭，等着观众和朋友们来。
　　60岁之前，他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中国“最懂契诃夫的那个人”，是活跃的剧评人，被林兆华、李六乙、濮存昕引为知己。退休后，他开始“衰年变法”，写起了剧本，“破门而出”，从书斋闯上了舞台。
　　《演员于是之》是童道明的第十四个剧本。今年春天，他82岁，写完了初稿，5000多字，第一人称独白，手稿交给了《作家文摘》的编辑姬小琴，让她帮忙录入，再发给于是之的夫人李曼宜看。“曼宜老师很快看完了，手写了两页纸的意见，大部分是肯定，只提出了一些微小的人名错误。我告诉了童老师，隔着电话都能感觉到，他一下放松下来，好像石头落了地。”他联系了剧场和演员，秘密策划着7月9日的首演——这一天是于是之先生的冥诞。

　　距離戏上演不到半个月的日子，6月27日，童道明在北京病故。
　　“两位先生，相会于天堂去论戏了。”蓬蒿剧场的公号上写道。
　　蓬蒿的创始人王翔拿来一把椅子，放在空台上，又摆上一只话筒。“以往这个时候，童老师该从两边的角落里走出来，坐在这儿，和大家开始演后谈了。”
　　“如果还有演后谈，他坐在那儿，头一定微微向后靠着。他的脊椎强直，很难自由转动。”81岁的《中国戏剧》原主编王育生，此刻坐在台下，“可我们相交40年，我从没听他说过一句自己的病痛。”
　　王育生记得，前几年每到大年初三，他们都会去协和医院的特护病房探望于是之，坐在他床前，和他夫人李曼宜说会儿话——彼时的于是之，已完全对外界无感。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童道明每个大年初三下午两点，一定去给于是之拜年，看着他从谈笑风生到一脸木讷，再到躺在病床上毫无反应，偶尔从半闭的眼睛里滑落两滴眼泪。很多朋友后来都不去看于是之了，“已经不是那个人了”。只有童道明，每年都去，默默地坐在那里，仔细端详他脸上一些轻微的变化。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对他有深深的爱。”他常对人说，“于是之是与契诃夫有几分相像的，他们两个人都是极其善良的人，而且他们的文学的、艺术的成就，都是与他们的善良天性分不开的。”
　　他第一次觉出于是之的善良，是听他提起一棵树。那时，他们常在紫竹院公园聊天。有一次，谈到兴起，到了中午，于是之就请他去家里吃涮羊肉。在紫竹桥上，于是之停下脚步，指着桥下南侧的一棵大树，说：“你看，这棵槐树该有两三百年树龄了，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拉煤的工人，从门头沟往北京城里送煤，走到这里，一定会在大树底下歇歇脚的。”
　　“他从树想到人，想到几十年前的劳动人民，这段话让我特别感动。”两年前的初夏，在潘家园那栋社科院家属楼的四楼，童道明慢悠悠地向《环球人物》记者讲着于是之与他的树。桌上摊着大大小小的书和笔记本，说到一处，就翻开找找。至今，录音笔里还保留着他的声音，带着苏南口音的普通话，沙哑，舒缓，间杂着笑声，一顿一顿的，有时尾音拖长，像带出一声叹息。 　　念念不忘“那棵于是之的树”的童道明，何尝没有这样的善良？

“他无需与骄傲做斗争”

　　《世界文学》编辑部主任苏玲是童道明的学生。1984年，她21岁，从重庆来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每次去老师家就像过节。那时，童道明住在朝内大街社科院的平房里。“有时我去了，师母就让他去朝内市场买熟食。直到现在，我总会想起他走出家门，背着手，溜达出院子的样子。”师生35年，彼此已如亲人。“和他待在一起，永远是放松的，什么都敢说，因为你知道，他不会因为你的浅薄而轻视你。”
　　到了80岁，年轻人到他家帮忙录文稿，他还会出门买个烧鸡，让自己的“小朋友”带走吃。姬小琴回忆，那时她总是下了班过去。“一出电梯口，立马就会看见他等在那儿，上前握住我的手，把我带进门。”

　　他的剧作集，常年放在蓬蒿剧场售卖，所得全部捐给剧场;剧本也是，谁愿意排就排，没什么“版权意识”;他的文章中，总会特别用心地写下许多在大部分作家眼中无足轻重的名字——中学时代的老师、后座的同学、来访的记者、留言的网友，甚至某位不知名的观众，跟他说了一句话，也会记下来……
　　《北京晚报》副刊编辑孙小宁感叹：“很多老先生，你不在他的生命层次，是不敢和他对话的。但童老师不会让你有障碍。哪怕你说出的话很幼稚，他也会挑一句认可的出来，说，这好棒啊。”
　　排《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时，导演张子一只是中戏大四的学生。演出的最后一场是个中秋节，他们一起在二楼的天台上，吃月饼，喝红酒。“听他讲契诃夫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他比我大那么多。他是我的朋友，我的知己。”
　　这种谦卑的精神气质，来自契诃夫。就像作家爱伦堡在《重读契诃夫》一书的开篇所说：“他（契诃夫）从来不以为自己是个预言家，是个导师，他甚至没有大作家的自我感觉，他从来没有自己高人一等的意识……他曾经长久地、坚毅地与他认为的自己的缺点和恶心做斗争，但他无需与骄傲做斗争。”
　　1960年，在莫斯科大学的书亭里，童道明买到了这本刚刚出版的《重读契诃夫》。一年前，在文学系读三年级时，他进入了契诃夫戏剧班，写了一篇论文，《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得到了老师的肯定，“独立思考，饶有趣味”，并留下一句赠言：“童，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
　　此后60年，契诃夫及其串联起的俄国文学“朋友圈”，占据了他阅读与生命的中心位置。
　　1970年，童道明所在的社科院外文所，被集体下放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临走前，办公室所有的书都当废纸卖了，那里边有《普希金诗集》、有《契诃夫小说选》……一番思想斗争后，他还是把一本薄薄的剧本《工厂姑娘》塞进了箱子，那是苏联“新浪潮”戏剧代表人物沃洛金的作品。干校的生活沉闷单调，他走在田野上，常常默诵莱蒙托夫的诗：“时光在流逝，那是最好的时光！”
　　翻译的热望不可遏制时，他便称病，请3天假，躲进招待所。多年后，他回忆那个晚上：“6年中，我头一次动笔翻译，头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劳动的欢愉。我不知道那天怎么吃的饭，我只知道我坐在那张暗红色的桌子前一门心思地翻译《工厂姑娘》，一直翻译到熄灯睡觉。躺在床上一时难以入眠，我很兴奋，也很痛苦，我想到了一个道理：在‘文化大革命’里当知识分子是很难的，但让一个已经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再当知识分子，那可能是更难的。”
　　“我觉得那个景象太有画面感了。当年的招待所，很可能并不是独间，他都不跟同屋的人寒暄几句，就立马扑到小桌上，旁若无人地翻译。他真就是这样一个人，走入自己的世界，与之无关的那个世界，就被他隔开了。”孙小宁说。

可爱的契诃夫

　　他选择的这个世界的中心是契诃夫。
　　在童道明之前，除了爱伦堡和写过《金蔷薇》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很少有人从“善良”的角度阐释契诃夫——在契诃夫无情的冷嘲、辛辣的热讽后，始终有一份悲悯、温厚和正义感。
　　在苏玲看来，童道明是最能把契诃夫“传达”给当代中国的人。“以往我们研究一个作家或戏剧家，更多的是关注他们的文本，分析其中的修辞技巧，还有他和整个文学史的关联。但童老师不一样，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去贴近契诃夫、感受契诃夫、表达契诃夫，其中掺杂着他自己的理想与审美。他已经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契诃夫紧紧相连。所以他眼里的契诃夫才那么鲜活，那么亲切，他才会写出那样一本《可爱的契诃夫》。”

　　在2015年出版的《可爱的契诃夫》中，童道明翻译了契诃夫的240多封书信，每封信后还附有自己的批注。这些信中，有契诃夫的真心情和大智慧。他談写作：“简洁是天才的姐妹。”谈做人：“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掉。”谈自然：“大自然是一剂极好的镇静剂，它能让人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它能让人与世无争。”谈自由：“人的绝对的自由，自由于暴力，自由于偏见、愚昧、鬼怪，自由于暴躁，等等。”谈选择：“宁做刀下鬼，也不做刽子手。”…… 　　还有那长演不衰的《樱桃园》。围绕着“樱桃园的易主与消失”的戏核，人们反思“贵族阶级的没落”，引导出“阶级斗争的火花”。 但是，“难道今天世界上的观众，进剧场是为了了解俄国社会的阶级变动？”童道明问。在写于1995年的《惜别樱桃园》中，他将契诃夫“接引”到了20世纪的中国时空——在50年代，北京的老城墙就是“樱桃园”，独自落泪的梁思成就是那位“女主人”;而到了世纪之交，在“伐木的斧头声”中，每个人都不得不与一些尽管陈旧但毕竟美丽的事物告别。
　　“他启发我们快要进入21世纪的人，将要和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冷冰冰的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入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
　　童道明的世界里，在契诃夫周围，闪烁着俄罗斯的文学星空。在《惜别樱桃园》《潘家园随笔》《一只大雁飞过去了》等散文随笔中，他写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写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把契诃夫一个世界的‘朋友圈’都给你了，嚼碎了，满怀深情地给你，供你选择。” 孙小宁说，“他是杂糅的，但里头永远有一根主茎，引领你走向诗性的心灵。”
　　在苏玲看来，童道明想传达的，正是俄罗斯文学最精华的东西——人道主义。“它是对这个世界的悲悯，对生活的严肃，对崇高的追求。这种崇高，并不是要做出多大的牺牲，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捕捉美的东西，保留一种理想的存在——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匮乏的。”

“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

　　童道明生于1937年。对这些“30后”的文艺青年来说，俄罗斯的禀赋和气质，是他们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俄罗斯的5年里，他最难忘的一天是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天的日子。“年轻人刹那间聚集到了一起，手挽手地在学生城里穿行，异口同声地喊着一个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口号：‘给我月亮！给我月亮！’不喊‘乌拉’，不喊‘万岁’，喊的是一句可以入诗的‘给我月亮’！”
　　他的剧本里，也满是可以“入诗”的台词与场景。《赛纳河少女的面模》里，冯至、姚可崑夫妇在“抄家”前，一边烧着往日的情书，一边追忆他们甜蜜的青春岁月;《秋天的忧郁》里，演过契诃夫《三姐妹》和曹禺《北京人》的女演员，早上醒来，会望着墙上梵高的《向日葵》，念一句“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看见太阳”;《一双眼睛两条河》里，两个演员在钢琴伴奏下，读诗歌，听《安魂曲》，谈普希金、李白和莫名的感情，王晓鹰导演看后说，“这实在太奢侈了”。
　　“童老师写‘恶’写不出来。”孙小宁笑着说。他写“潜规则”，只是轻描淡写;写“婚外情”，只让男女主角在文学艺术里拥抱一会儿。“他有自己的分寸尺度，也有许多不忍心。”
　　老朋友说他戏里缺乏愤怒，略欠深刻;年轻人说他写爱情落伍老土，不合时宜，他都莞尔一笑，初心不改。他从80年代走来，从林兆华的《绝对信号》到李六乙的《原野》，各种颠覆性的前卫革新都见过，也鼎力支持，但他有自己的艺术观，“只是陶醉于自己创造的世界里，800个外面世界的事儿，他只回应他感兴趣的那一个”。
　　但他又是一个随时敞开自我的人，对世上的所有人、事、物，都保持着充盈的体贴、同情与观照。
　　他写卞之琳先生——卞先生去世前好几年就不出家门了。热心的年轻人张晓强倒不时去看望看望他，回来还告诉我们一个他的发现：“卞先生喜欢吃炸马铃薯片。”“为什么？”“他喜欢听马铃薯片咬碎时发出的响声。”我听了一怔，心想：卞先生好寂寞。
　　他写《茶馆》原班人马的最后一次演出——三个老头聚到一起来了。郑榕扮演的常四爷抓出一包花生来，蓝天野扮演的秦仲义说：“可谁嚼得动呢？”于是之扮演的王利发感叹道：“好容易有了花生仁儿，可牙没有了。”这句台词他是背对着观众说的，声音微微颤抖着……我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眼泪一直流到三个老人撒纸钱，流到王利发拿起腰带往侧幕走去……
　　他看一出戏，很平常的戏。但快到结尾的时候，天幕出现了白云蓝天，扬声器里传来儿歌——山坡哪去了？被草儿盖了。草儿哪去了？被羊儿吃了。羊儿哪去了？变成白云了。白云哪去了？被风吹散了。他听着听着，眼泪掉了出來，散戏回家的路上，反复背诵着这几句诗，进了家门，立刻记到笔记本上，“生怕它们失落在我的梦乡”。
　　这段时间，孙小宁一直在读童道明曾经送给她的书，惊讶地感到了他的“多面”——他竟然这样有趣地写过狗、写过猪，竟然知道碧姬·芭铎（法国演员，与梦露齐名），竟然对幽默还挺有研究，译著过一本《黑色幽默》……“他真的是个苍老的年轻人，一个活着而有生命的创造体。”
　　两年前初夏的那次采访中，童道明拿来一个小本子，上面是他创作的幽默笑话，一个月，写了45个。他慢悠悠地念了几个，自得又羞涩，“给‘笑星’们看看，什么叫幽默。”
　　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冯至，曾写过一句诗：“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他把它放在了《赛纳河少女的面模》中——或许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吧。
　　童道明（1937年—2019年） 1937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戏剧笔记》《惜别樱桃园》《潘家园随笔》等。1996年开始剧本创作，代表作有《赛纳河少女的面模》《我是海鸥》《一双眼睛两条河》等。2019年6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