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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沒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普通不过的老太太，似乎谁家都有一个，耳聋、多话、皱皱巴巴。她是我《南方周末》专栏“浮生”系列里的人物。两干字意犹不尽，便写成了长篇。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最早的两干字超短篇，这部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它并非扩大版《浮生》。和《浮生》兼顾人性与历史的初衷不同，《好人宋没用》对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也是唯一目的。所有的战争、迁移、离乱，不过是一个人心灵独白之外的背景声。这部小说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埋藏在灵魂最深处的秘密。
但它们也有相通之处，就是语言风格。在最近阶段的写作中，我尝试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尝试一种融合了古典意蕴的口语化的风格。这是一个语言寻根的过程。我逐字打磨，反复调试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如何把字词平衡在生硬与烂熟之间，使它们产生不失流畅的新鲜感。
之后，我又试图将沪语方言融入写作。我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至于能否让所有汉语读者看懂，那是对写作技术的考验。方言作为一种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出现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
当然，语言是个器皿，它并非悬空存在，也不是一堆静止的辞藻，它理应随着具体文本的内涵演变而演变。短句有短句的妙，春秋笔法有春秋笔法的好，但在对场景进行更细腻的表述，对人物心理展开更深刻的描写时，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语言。至于方言运用，多数时候是为文本增色的，但我时刻警醒，不要将追逐地域腔调当成写作的至高目标，这反而会成为局限。我的语言是开放的，不自我设限的。要保持“回到语言”的自觉，也要提防“小说到语言止”的把玩心态。所以，我愿意说，《好人宋没用》并不是仅仅因为语言而立起来的。
从语言回到内容。宋没用算一个好人吗？不少读者掩卷之后，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倘若要我塑造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是不行的，因为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有懦弱、自私、随波逐流的品行，在重大事情上也糊涂;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光芒。这是我使用“好人”一词的具体语境。
而另一个被争议之处，则是宋没用的名字。事实上，“没用”是他人的界定，主人公则愿意叫自己“梅用”。在相当长的人生里，宋没用作为“宋梅用”而存在。她为自己改了名，这里面有尊严，有独立意识，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至于“好人”和“没用”的张力，我想每个人可以自行解读。我无意书写高洁者如何溃败于浊世。人人都倾向于把自己想象得高洁。苦难席卷过后，控诉者太多，忏悔者却太少。
宋没用跟绝大多数中国老人一样，历经战争、离乱、饥饿和死亡。这绝对是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我故意用平缓的语气和细节化的方式去书写。十六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技巧，试图窥探马尔克斯“外祖父母讲故事”式的叙述奥秘。他让整部作品在绵延的细节中流转。他削弱大事件，抬升小事件，将大小事件统一到平缓的语气里。用这种方式书写人的一生，简直再好不过。恰似爷爷奶奶夏夜乘凉，摇着蒲扇跟你述说往事。他们平淡地讲，你平淡地听，听完躺到床上一琢磨，久久回想，叹息不已。
在结构层面，《好人宋没用》是古典的。它的古典意味主要体现在对时间的处理上。这里的时间是线性的，光阴静静地从宋没用的一生流淌过去，文字也随之静静流淌过去。这是我想要的长河式的效果。
然而，在这样的长河式的关于个人生命的书写背后，我还埋下了另一条线索。那就是对死亡问题的探讨。在我看来，苦难和死亡是关于生命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死亡是苦难中的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最绝对，也最具普遍意义的苦难。某种程度而言，关于饥饿、穷困、战争、离乱的描述，只是书写死亡的无数种变体。
叔本华有一句被鸡汤化了的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当我们在这可见的物质世界中，被内心欲望推动着跌来撞去时，所欲所求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终极意义。得不到，痛苦;得到，无聊。“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无法从“活着”本身推导出来。
必须思考死亡。如果人类永远不死，活着这件事情就丧失了意义。时间的流逝丧失意义，成长的喜悦、衰老的忧伤、劳作的辛苦、暂时的得到与失去，对生活可能性的期盼与失望，全都丧失意义。不死的肉体，只配拥有懈怠和疲惫。难怪托尔金认为，死亡是造物主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人类天生的本质无法承受不朽，“延长存活时间就像将一段金属丝不断拉长，或把黄油越抹越薄，这会变成无法忍受的折磨”。
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有人生得糊涂，死得混沌。有人不相信死后审判，便决定在有生之年，向这个世界无限索求。而信奉“人死如灯灭”的，难免陷入“活着没意思”的虚无，因为他们的生命，看似是被随意抛到世上，白白承担劳苦愁烦，然后无意义地消逝掉的。
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
这是我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呢，在我看来，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
可以这么说，我写宋没用的一生，就是为了写她的死亡。写一场艰难跋涉的征途，是为了写那个最终的奔赴之地。这是一场由过程和目的共同构成的意义之旅。
那么，生命的必然结果摆在这里了，宋没用又如何应对她的苦难呢？她看似是个逆来顺受的没什么想法的老妇人，但其实并非如此。宋没用有她的“天问”。人生为什么这样苦？好人为什么受难？又有谁来拯救呢？在不同的人生事件中，她都以朴素的生命直觉，向看不见的至高者，提出尖锐而根本的问题。
谁说不是呢？如果我们否认苦难是有原因的，那么受难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书写苦难也就更加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命题上，我会想起《约伯记》。这部启发了诸多西方大师的著作，是《圣经》最古老的书卷，讲述了一个好人受难的故事。为什么有苦难？约伯和三个朋友彼此辩论。最后上帝没有告知答案，只是指出人类的能力和理性都极其有限。奥秘就在这里：正因答案存在，也正因答案超验，所以人类才能在漫长年代里不停探寻，彼此辩论。我的这部小说，以及我的整个写作，也都参与在这场探寻和辩论之中。
写于2018年8月2日星期四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最早的两干字超短篇，这部三十五万字的长篇，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它并非扩大版《浮生》。和《浮生》兼顾人性与历史的初衷不同，《好人宋没用》对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也是唯一目的。所有的战争、迁移、离乱，不过是一个人心灵独白之外的背景声。这部小说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埋藏在灵魂最深处的秘密。
但它们也有相通之处，就是语言风格。在最近阶段的写作中，我尝试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尝试一种融合了古典意蕴的口语化的风格。这是一个语言寻根的过程。我逐字打磨，反复调试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如何把字词平衡在生硬与烂熟之间，使它们产生不失流畅的新鲜感。
之后，我又试图将沪语方言融入写作。我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至于能否让所有汉语读者看懂，那是对写作技术的考验。方言作为一种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出现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
当然，语言是个器皿，它并非悬空存在，也不是一堆静止的辞藻，它理应随着具体文本的内涵演变而演变。短句有短句的妙，春秋笔法有春秋笔法的好，但在对场景进行更细腻的表述，对人物心理展开更深刻的描写时，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语言。至于方言运用，多数时候是为文本增色的，但我时刻警醒，不要将追逐地域腔调当成写作的至高目标，这反而会成为局限。我的语言是开放的，不自我设限的。要保持“回到语言”的自觉，也要提防“小说到语言止”的把玩心态。所以，我愿意说，《好人宋没用》并不是仅仅因为语言而立起来的。
从语言回到内容。宋没用算一个好人吗？不少读者掩卷之后，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圣经》里说：“没有好人，连一个也没有。”（罗3：10）倘若要我塑造全然高洁的人物，我是不行的，因为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宋没用当然不算道德楷模，她有懦弱、自私、随波逐流的品行，在重大事情上也糊涂;但她心地柔软，常有怜悯，这让她在黑暗之中，依然存留人性光芒。这是我使用“好人”一词的具体语境。
而另一个被争议之处，则是宋没用的名字。事实上，“没用”是他人的界定，主人公则愿意叫自己“梅用”。在相当长的人生里，宋没用作为“宋梅用”而存在。她为自己改了名，这里面有尊严，有独立意识，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至于“好人”和“没用”的张力，我想每个人可以自行解读。我无意书写高洁者如何溃败于浊世。人人都倾向于把自己想象得高洁。苦难席卷过后，控诉者太多，忏悔者却太少。
宋没用跟绝大多数中国老人一样，历经战争、离乱、饥饿和死亡。这绝对是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人生，但我故意用平缓的语气和细节化的方式去书写。十六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分析《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技巧，试图窥探马尔克斯“外祖父母讲故事”式的叙述奥秘。他让整部作品在绵延的细节中流转。他削弱大事件，抬升小事件，将大小事件统一到平缓的语气里。用这种方式书写人的一生，简直再好不过。恰似爷爷奶奶夏夜乘凉，摇着蒲扇跟你述说往事。他们平淡地讲，你平淡地听，听完躺到床上一琢磨，久久回想，叹息不已。
在结构层面，《好人宋没用》是古典的。它的古典意味主要体现在对时间的处理上。这里的时间是线性的，光阴静静地从宋没用的一生流淌过去，文字也随之静静流淌过去。这是我想要的长河式的效果。
然而，在这样的长河式的关于个人生命的书写背后，我还埋下了另一条线索。那就是对死亡问题的探讨。在我看来，苦难和死亡是关于生命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死亡是苦难中的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最绝对，也最具普遍意义的苦难。某种程度而言，关于饥饿、穷困、战争、离乱的描述，只是书写死亡的无数种变体。
叔本华有一句被鸡汤化了的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当我们在这可见的物质世界中，被内心欲望推动着跌来撞去时，所欲所求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终极意义。得不到，痛苦;得到，无聊。“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无法从“活着”本身推导出来。
必须思考死亡。如果人类永远不死，活着这件事情就丧失了意义。时间的流逝丧失意义，成长的喜悦、衰老的忧伤、劳作的辛苦、暂时的得到与失去，对生活可能性的期盼与失望，全都丧失意义。不死的肉体，只配拥有懈怠和疲惫。难怪托尔金认为，死亡是造物主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人类天生的本质无法承受不朽，“延长存活时间就像将一段金属丝不断拉长，或把黄油越抹越薄，这会变成无法忍受的折磨”。
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有人生得糊涂，死得混沌。有人不相信死后审判，便决定在有生之年，向这个世界无限索求。而信奉“人死如灯灭”的，难免陷入“活着没意思”的虚无，因为他们的生命，看似是被随意抛到世上，白白承担劳苦愁烦，然后无意义地消逝掉的。
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
这是我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呢，在我看来，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
可以这么说，我写宋没用的一生，就是为了写她的死亡。写一场艰难跋涉的征途，是为了写那个最终的奔赴之地。这是一场由过程和目的共同构成的意义之旅。
那么，生命的必然结果摆在这里了，宋没用又如何应对她的苦难呢？她看似是个逆来顺受的没什么想法的老妇人，但其实并非如此。宋没用有她的“天问”。人生为什么这样苦？好人为什么受难？又有谁来拯救呢？在不同的人生事件中，她都以朴素的生命直觉，向看不见的至高者，提出尖锐而根本的问题。
谁说不是呢？如果我们否认苦难是有原因的，那么受难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书写苦难也就更加没有意义了。在这个命题上，我会想起《约伯记》。这部启发了诸多西方大师的著作，是《圣经》最古老的书卷，讲述了一个好人受难的故事。为什么有苦难？约伯和三个朋友彼此辩论。最后上帝没有告知答案，只是指出人类的能力和理性都极其有限。奥秘就在这里：正因答案存在，也正因答案超验，所以人类才能在漫长年代里不停探寻，彼此辩论。我的这部小说，以及我的整个写作，也都参与在这场探寻和辩论之中。
写于2018年8月2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