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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同志的《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是一本用了很大功夫写成的作家专论，颇有特色，值得向读者推荐。而陈白尘同志又是我们敬佩的一位老朋友、老作家。对这样一本著作的问世，我义不容辞应该说几句话。
一九三四年，我和白尘同志在狱中相识。我俩被关在一间“斗室”之中，虽然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铁窗锁不住我们的心。起初，互相不够了解，不敢直接地深谈现实的政治问题，但在历史故事里我们找到了共鸣点。为了寄托交流、抒发那满腔的悲愤之情，也为了排遣那与世隔绝的令人窒息的寂寞，我们在谈论历史人物的兴奋中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而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石达开。我那时对这位虽然出身于士大夫阶级，但终于走上农民革命道路的文武双全的人物，怀着很大好感。我总是带着惋惜的心情，来讲述他的道德文章和战斗生活，这就免不了在自己所记忆的史料的基础上，加进一些合理的想象，使故事更为生动一点。对于石达开的一些诗(如《答曾国藩五首》)，即使不一定是他亲自写的，由于多少也足以表达其人其情，所以也常常激昂慷慨地加以朗诵。白尘同志似乎也有同感。他说，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石达开的历史剧。果然，他后来出狱不久，就写了《石达开的末路》，后来又写了反映太平天国前期革命斗争的历史剧《金田村》，并将《石达开的末路》改写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当我在解放区看到了这些著作时，回想起我们在狱中的一段交往，心中窃喜：“此公言而有信，朋友之谊深厚！”尽管他写这些戏并不是为了我，但我却不禁把这些戏看成我们患难之交的纪念了。那时我们已经天各一方，我不时从报上得知他在革命戏剧运动中时有建树，快慰之意常溢于心！十年动乱中，白尘同志深遭诬陷和迫害，而《石达开的末路》又是“罪状”之一，想不到我们的患难之交竟又成了他的罹难之由了。但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我们又一起迎来了光明。
建国以后，白尘同志在文艺界，我在教育界。但粉碎“四人帮”之后，白尘却成了一个教授兼作家，脚踏教育、文艺两条船的人物。这个使他颇难处的处境是我造成的，因为一九七八年我邀请他到南京大学任教，主持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工作，并建立了戏剧研究室。不知他是否怨我，但我至今不悔，因为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外国的不说，单就中国而论，鲁迅、茅盾、田汉、老舍、郁达夫、洪深……等等有成就的作家，不是都曾任教于高等学府吗？白尘同志到南京大学以后，虽然工作上困难很多，但他还是在创作上，教育上做出成绩的。不仅有好的作品问世，而且他培养的研究生已经引起了戏剧界的注意和好评。最近又听说他接受了国家任务，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我祝他创作、研究双丰收！
陈白尘同志是在我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尤其在话剧创作方面，几十年来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正如董健同志的书中所说，在“中国现代剧作家的群星之中，陈白尘以其特有的光亮和位置而引人注目。”这样一个作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董健同志研究陈白尘，有一个“知人论世”好条件，也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在陈白尘领导的研究室里工作，日相处而甚相得，颇富师友之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可以互相交心。当然，光靠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大量作品及有关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董健同志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的这本书，对陈白尘将近六十年的创作历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对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剖析，并夹述夹议，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我个人觉得，书中对陈白尘其人其作的论述和评价是深刻的、允当的。当然，全面认识一个作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书中的评论，在某些方面也难免会出现寸出寸入、高低失当之处，这还有待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譬如，作者一方面对陈白尘怀着一种晚辈对长辈的很深的敬意，一方面在对他的创作历程进行分析时，却采取着一种颇为“苛刻”的态度，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决不含糊。论及优点，剖判主深，力图分析得头头是道；谈到缺点，挑剔主透，尽量评说得丝丝入理。现在虽然还不能说作者在研究上已经完全达到了“深”与“透”，但我觉得他是在努力这样做的。
孤立地看一个作家，很难看得清楚，只有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认识他的真面貌，也才能比较准确地说出他之“然”与“所以然”的道理。此书注意从联系和比较中对作家进行历史的考察，我想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书中不论是对作家的成就还是对他的问题进行分析时，都尽量把眼界扩展到当时整个文艺运动和社会思潮，试图从历史的土壤里挖掘出它们形成的原因，并从联系和比较中抓到作家的个性。作者对陈白尘在我国现代讽刺喜剧和历史剧创作上的独特贡献，就是以这种历史眼光进行观察和论述的，因而有助于我们认识陈白尘在现代戏剧史上“特有的光亮和位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试图把对个别作家的研究与对整个历史教训的总结结合起来。陈白尘是一个善于幽默和讽刺的喜剧家，他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等作品曾发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用“笑”的艺术教育和娱乐过很多观众和读者，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发挥过积极的战斗作用。但是建国以后，他为什么拿不出更好的喜剧作品呢？这里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作者对陈白尘在建国后创作“歉收”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尤其对根深蒂固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对文艺创作的不良影响，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这分析还不能说很充分、已经做到准确无误，但我相信它对开阔读者认识历史的思路是大有裨益的。
所谓历史的眼光，不单是意味着把一个作家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研究，而且还要求把一个作家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当作一个历史的过程来考察。看来，本书作者对这一点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既对作家的整个创作历程及其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又对作家的艺术素质和创作个性，试图进行历史的发微和探源。孤立地看作家的某一部代表作，是看不清楚的。本书不是就作品论作品，而是把它作为作家整个创作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有机的环节，进行上下联系和比较，从中探明这部作品形成的种种因素，摆正它的历史地位，例如，作者研究了陈白尘历史剧创作的发展过程，找出了这一过程中三个发展阶段上各不相同的特征和贡献，并史论结合地阐述了陈白尘历史剧创作主张的发展变化，最后，又把他的史剧美学观概括为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现实倾向性的三统一，并用这个美学尺度去衡量他在不同时期历史剧创作上的成败优劣。同样，书中对陈白尘喜剧创作的发展，也力图把握到它的历史线索。《升官图》代表着陈白尘喜剧艺术的高峰，但它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书中从陈白尘二十年代的小说中就挖掘出他喜剧家的素质，并对以后十几年间他的讽刺艺术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从而阐明了《升官图》的艺术渊源。这样的历史分析法值得提倡。
我认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史，文学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对一个个作家的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由个别到一般，由“微观”到“宏观”，这样做才不致失之笼统，空泛，得出的历史规律才是可靠的。历史规律不是从研究者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它具体体现在每一个作家不同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中。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大批作家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才能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历史规律，以指导今天的文艺实践。目前我国对现代剧作家专题的书还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董健同志的《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的出现，是值得欢迎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剧作家专论出版。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于南京
(《陈白尘创作历程论》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四年，我和白尘同志在狱中相识。我俩被关在一间“斗室”之中，虽然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铁窗锁不住我们的心。起初，互相不够了解，不敢直接地深谈现实的政治问题，但在历史故事里我们找到了共鸣点。为了寄托交流、抒发那满腔的悲愤之情，也为了排遣那与世隔绝的令人窒息的寂寞，我们在谈论历史人物的兴奋中度过了漫长的日日夜夜，而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石达开。我那时对这位虽然出身于士大夫阶级，但终于走上农民革命道路的文武双全的人物，怀着很大好感。我总是带着惋惜的心情，来讲述他的道德文章和战斗生活，这就免不了在自己所记忆的史料的基础上，加进一些合理的想象，使故事更为生动一点。对于石达开的一些诗(如《答曾国藩五首》)，即使不一定是他亲自写的，由于多少也足以表达其人其情，所以也常常激昂慷慨地加以朗诵。白尘同志似乎也有同感。他说，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关于石达开的历史剧。果然，他后来出狱不久，就写了《石达开的末路》，后来又写了反映太平天国前期革命斗争的历史剧《金田村》，并将《石达开的末路》改写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当我在解放区看到了这些著作时，回想起我们在狱中的一段交往，心中窃喜：“此公言而有信，朋友之谊深厚！”尽管他写这些戏并不是为了我，但我却不禁把这些戏看成我们患难之交的纪念了。那时我们已经天各一方，我不时从报上得知他在革命戏剧运动中时有建树，快慰之意常溢于心！十年动乱中，白尘同志深遭诬陷和迫害，而《石达开的末路》又是“罪状”之一，想不到我们的患难之交竟又成了他的罹难之由了。但那个可诅咒的时代终于过去了，我们又一起迎来了光明。
建国以后，白尘同志在文艺界，我在教育界。但粉碎“四人帮”之后，白尘却成了一个教授兼作家，脚踏教育、文艺两条船的人物。这个使他颇难处的处境是我造成的，因为一九七八年我邀请他到南京大学任教，主持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工作，并建立了戏剧研究室。不知他是否怨我，但我至今不悔，因为颇有些经院习气的大学文学系，是需要吹进一点新鲜活泼的空气的。外国的不说，单就中国而论，鲁迅、茅盾、田汉、老舍、郁达夫、洪深……等等有成就的作家，不是都曾任教于高等学府吗？白尘同志到南京大学以后，虽然工作上困难很多，但他还是在创作上，教育上做出成绩的。不仅有好的作品问世，而且他培养的研究生已经引起了戏剧界的注意和好评。最近又听说他接受了国家任务，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我祝他创作、研究双丰收！
陈白尘同志是在我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尤其在话剧创作方面，几十年来他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正如董健同志的书中所说，在“中国现代剧作家的群星之中，陈白尘以其特有的光亮和位置而引人注目。”这样一个作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董健同志研究陈白尘，有一个“知人论世”好条件，也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在陈白尘领导的研究室里工作，日相处而甚相得，颇富师友之情，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可以互相交心。当然，光靠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大量作品及有关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董健同志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的这本书，对陈白尘将近六十年的创作历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对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剖析，并夹述夹议，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我个人觉得，书中对陈白尘其人其作的论述和评价是深刻的、允当的。当然，全面认识一个作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书中的评论，在某些方面也难免会出现寸出寸入、高低失当之处，这还有待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譬如，作者一方面对陈白尘怀着一种晚辈对长辈的很深的敬意，一方面在对他的创作历程进行分析时，却采取着一种颇为“苛刻”的态度，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决不含糊。论及优点，剖判主深，力图分析得头头是道；谈到缺点，挑剔主透，尽量评说得丝丝入理。现在虽然还不能说作者在研究上已经完全达到了“深”与“透”，但我觉得他是在努力这样做的。
孤立地看一个作家，很难看得清楚，只有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认识他的真面貌，也才能比较准确地说出他之“然”与“所以然”的道理。此书注意从联系和比较中对作家进行历史的考察，我想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书中不论是对作家的成就还是对他的问题进行分析时，都尽量把眼界扩展到当时整个文艺运动和社会思潮，试图从历史的土壤里挖掘出它们形成的原因，并从联系和比较中抓到作家的个性。作者对陈白尘在我国现代讽刺喜剧和历史剧创作上的独特贡献，就是以这种历史眼光进行观察和论述的，因而有助于我们认识陈白尘在现代戏剧史上“特有的光亮和位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试图把对个别作家的研究与对整个历史教训的总结结合起来。陈白尘是一个善于幽默和讽刺的喜剧家，他的《结婚进行曲》、《升官图》等作品曾发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用“笑”的艺术教育和娱乐过很多观众和读者，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发挥过积极的战斗作用。但是建国以后，他为什么拿不出更好的喜剧作品呢？这里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作者对陈白尘在建国后创作“歉收”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尤其对根深蒂固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潮对文艺创作的不良影响，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这分析还不能说很充分、已经做到准确无误，但我相信它对开阔读者认识历史的思路是大有裨益的。
所谓历史的眼光，不单是意味着把一个作家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研究，而且还要求把一个作家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当作一个历史的过程来考察。看来，本书作者对这一点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既对作家的整个创作历程及其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又对作家的艺术素质和创作个性，试图进行历史的发微和探源。孤立地看作家的某一部代表作，是看不清楚的。本书不是就作品论作品，而是把它作为作家整个创作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有机的环节，进行上下联系和比较，从中探明这部作品形成的种种因素，摆正它的历史地位，例如，作者研究了陈白尘历史剧创作的发展过程，找出了这一过程中三个发展阶段上各不相同的特征和贡献，并史论结合地阐述了陈白尘历史剧创作主张的发展变化，最后，又把他的史剧美学观概括为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现实倾向性的三统一，并用这个美学尺度去衡量他在不同时期历史剧创作上的成败优劣。同样，书中对陈白尘喜剧创作的发展，也力图把握到它的历史线索。《升官图》代表着陈白尘喜剧艺术的高峰，但它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书中从陈白尘二十年代的小说中就挖掘出他喜剧家的素质，并对以后十几年间他的讽刺艺术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从而阐明了《升官图》的艺术渊源。这样的历史分析法值得提倡。
我认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史，文学史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对一个个作家的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由个别到一般，由“微观”到“宏观”，这样做才不致失之笼统，空泛，得出的历史规律才是可靠的。历史规律不是从研究者的头脑里产生出来的，它具体体现在每一个作家不同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中。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大批作家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才能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历史规律，以指导今天的文艺实践。目前我国对现代剧作家专题的书还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董健同志的《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的出现，是值得欢迎的。我希望有更多的剧作家专论出版。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于南京
(《陈白尘创作历程论》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