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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不过，要修好这门“必修课”，其内容及其话语表达必须具有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党史著述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话语表述矛盾和混乱的现象，必须引起注意，并重视提升党史话语表达的科学性。
[关键词]科学性；辛亥革命；负总责；全面抗战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16-03
一、关于辛亥革命评价的主流表达：“成功”与“失败”交织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1]不过，要修好这门“必修课”，真正发挥其“资政育人”、“以史鉴今”的功能，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是这门“必修课”的内容及其话语表达必须具有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党史著述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话语表述矛盾和混乱的现象，必须引起注意。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对此做些分析。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共两党的特别重视和高度评价。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评价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阐明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界定了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作出了辩证评价。兹引述两段相关论述如下：
一段出自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2]
另一段出自毛泽东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3]
毛泽东这两段论述影响很大，成为后来权威党史部门修史的一个基本指导和参照，无论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是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叙述和评价基本上都遵照了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由于毛泽东的这些经典论述中对孙中山辛亥革命的评价存在“成功”与“失败”并存的矛盾状况，所以至今党史著述中也没有解决“成功”与“失败”交织的矛盾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写道：“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展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4]“因此，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5]“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激励他们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6]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党史著述中之所以出现“成功”与“失败”交织的矛盾状况，究其原因：一是机械照搬毛泽东说的“经典论述”，没有深刻思考和分析这些表述中的某些论断和观点是否科学；二是没有清晰地界定“辛亥革命”这个概念，把1911年辛亥革命等同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实，就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本身来说，它作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部分和一个阶段，当然是成功的；但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终结果，无疑是失败的，而且正因为其失败，所以才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希望上述问题能引起党史学界特别是权威党史部门的注意，以便在研究、宣传以及著述、修史中避免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从而提升关于辛亥革命话语表达的科学性。
二、关于博古、张闻天领导职务的规范表述：“负总责”还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组织史中，从1928年党的六大至七大这段长达17年的时间里，党的组织机构和中央领导人变化的情况由于原始档案的缺失而相对模糊，这是造成后来许多相关问题争论不休的直接根源。关于这段历史，近年来争议较大并引人关注的就是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领导职务的称谓问题。
众所周知，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其职务称谓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时，“主席”取代“总书记”，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的称谓。但是在此后至党的七大这段长达17年的时间里，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中究竟有没有再设“总书记”？也就是说，博古、张闻天党内领导职务的称谓究竟是“总负责”还是“总书记”？在党史学界，由于原始会议记录和相关材料的缺失而使这个问题成为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综观党史著述，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官方和民间、当事人与知情者之间两套不同的话语表达，出现了官方的“负总的责任”（简称“负总责”）表述与民间的“总书记”表述相互对峙的状况。
先看官方的表述情况，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例。1931年上半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同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7]由此可见，博古在此后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段时间里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博古党内领导职务称谓的表述是“负总的责任”或“主要领导人”，即便在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之后，采用的表述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8] 再看民间的表述情况，以研究者的相关文章和网络上的相关资料为例。近年来，有的学者和网络上对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表述，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很大不同。比如，有的文章指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9]再如，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全国历次代表大会数据库》中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条目明确地写道：“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10]从以上材料来看：博古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的党内领导职务称谓无疑是“总书记”。
与博古相关的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的领导职务表述。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组织机构和中央领导人的变动情况，《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样记述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11]联系到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取代博古的历史背景，如果博古当时担任的“总书记”，那么张闻天担任的也应该是“总书记”？但是颇有意味的是，自1979年张闻天追悼会至今这段时间里，关于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称谓的争论一直不休，而且还呈现了从“总书记”（1980年代初）到“负总责”（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再从“总书记”（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到“负总责”（以2015年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为标志）双方拉锯的状态。
其实，弄清博古、张闻天领导职务的规范表述，一个重要关键点就是弄清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党的组织沿革。目前党史学界对于这次会议及其后的中央领导人变化的历史叙述，多是依据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和有关文件进行的。然而对于其中的回忆材料，对于同一个事件，当事人甲与乙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或者是同一个当事人不同时期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究竟该怎么处理？最典型的就是张闻天和陈云在对有没有设“总书记”的回忆（对此，近年已有文章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这是在编修党的早期历史中需要特别重视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党史学界特别是权威党史部门有责任弄清这个问题，把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党组织机构及中央领导人变化的序列明确地梳理出来，以便为学习党史提供一个清晰脉络。
抗日战争史是党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党史学界对于抗战史的话语表述随着研究的深化而更加科学，但是不少有关党史著述仍存在着术语混乱使用的情况。比如，对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标志性意义的表述，究竟是打响“全国抗战”（或“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还是打响“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这里以2014年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为例。其中第一集关于“卢沟桥事变”表述是这样的：“1937年7月7日夜……负责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9军37师109旅219团，在团长吉星文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宣布准备应战和守土抗战到底的决心。日军挑起的卢沟桥事变，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怒火。卢沟桥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2]仔细分析这段表述，就能发现其中存在着术语使用不当的问题，即把“全国抗战”和“全面抗战”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是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的特定称谓，其所对应的主体对象不同，前者是共产党，后者是国民党。因而，卢沟桥事变的标志性意义的科学表述，应该是标志着“全国抗战”（或“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近年来，以纪念卢沟桥抗战爆发77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党史学界在抗战史的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诸多共识，比如：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标志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终点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共14年；这14年又分为两个阶段，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前的6年是“局部抗战”阶段，此后为“全国抗战”（或“全民族抗战”——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全国通电中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在“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采取的是一条发动广大人民参与战争的“全面抗战”的路线，从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则采取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等等。如何使这些具有科学性的共识得到有效的巩固、强化和传播？这也是党史学界和权威党史部门在修史过程中需要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以上只是列举了近年来关于党史著述中话语表达存在矛盾或混乱问题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也许只是“细枝末节”甚至微不足道，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党史著述的科学性，甚至会损害党史的公信力。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相比，党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必须以科学性为基础，这样才能令人信服。提升党史话语表达的科学性，党史学界和权威党史部门责任重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N].人民日报，2013-07-22.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3-564.
[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7.
[4][5][6][7][8][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9.20.21.396.482.491.
[9]郭德宏.对待错误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不同结局[N].北京日报，2015-10-26（23）.
[10]人民网.中共第六届历次中央全会[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527140.html.
[12]卢沟桥事变揭开全面抗战序幕[N].南方日报，2014-08-26.
作者系《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主编
■ 责任编辑：卞吉赋
[关键词]科学性；辛亥革命；负总责；全面抗战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16-03
一、关于辛亥革命评价的主流表达：“成功”与“失败”交织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1]不过，要修好这门“必修课”，真正发挥其“资政育人”、“以史鉴今”的功能，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是这门“必修课”的内容及其话语表达必须具有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党史著述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话语表述矛盾和混乱的现象，必须引起注意。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对此做些分析。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共两党的特别重视和高度评价。就中国共产党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评价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阐明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界定了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作出了辩证评价。兹引述两段相关论述如下：
一段出自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2]
另一段出自毛泽东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3]
毛泽东这两段论述影响很大，成为后来权威党史部门修史的一个基本指导和参照，无论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还是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叙述和评价基本上都遵照了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由于毛泽东的这些经典论述中对孙中山辛亥革命的评价存在“成功”与“失败”并存的矛盾状况，所以至今党史著述中也没有解决“成功”与“失败”交织的矛盾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历史》写道：“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展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4]“因此，从根本上看，辛亥革命既未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也没有改变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更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没有成功。”[5]“辛亥革命的成功，曾使他们欢欣鼓舞，激励他们继续奋斗；它的失败，又给他们以深刻的启迪。”[6]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党史著述中之所以出现“成功”与“失败”交织的矛盾状况，究其原因：一是机械照搬毛泽东说的“经典论述”，没有深刻思考和分析这些表述中的某些论断和观点是否科学；二是没有清晰地界定“辛亥革命”这个概念，把1911年辛亥革命等同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实，就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本身来说，它作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部分和一个阶段，当然是成功的；但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终结果，无疑是失败的，而且正因为其失败，所以才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希望上述问题能引起党史学界特别是权威党史部门的注意，以便在研究、宣传以及著述、修史中避免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从而提升关于辛亥革命话语表达的科学性。
二、关于博古、张闻天领导职务的规范表述：“负总责”还是“总书记”
在党的早期组织史中，从1928年党的六大至七大这段长达17年的时间里，党的组织机构和中央领导人变化的情况由于原始档案的缺失而相对模糊，这是造成后来许多相关问题争论不休的直接根源。关于这段历史，近年来争议较大并引人关注的就是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领导职务的称谓问题。
众所周知，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其职务称谓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时，“主席”取代“总书记”，成为党内最高领导职务的称谓。但是在此后至党的七大这段长达17年的时间里，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中究竟有没有再设“总书记”？也就是说，博古、张闻天党内领导职务的称谓究竟是“总负责”还是“总书记”？在党史学界，由于原始会议记录和相关材料的缺失而使这个问题成为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综观党史著述，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官方和民间、当事人与知情者之间两套不同的话语表达，出现了官方的“负总的责任”（简称“负总责”）表述与民间的“总书记”表述相互对峙的状况。
先看官方的表述情况，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例。1931年上半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给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同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7]由此可见，博古在此后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段时间里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博古党内领导职务称谓的表述是“负总的责任”或“主要领导人”，即便在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之后，采用的表述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8] 再看民间的表述情况，以研究者的相关文章和网络上的相关资料为例。近年来，有的学者和网络上对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的表述，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很大不同。比如，有的文章指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又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9]再如，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全国历次代表大会数据库》中关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条目明确地写道：“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10]从以上材料来看：博古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的党内领导职务称谓无疑是“总书记”。
与博古相关的是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的领导职务表述。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组织机构和中央领导人的变动情况，《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这样记述的：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11]联系到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由张闻天取代博古的历史背景，如果博古当时担任的“总书记”，那么张闻天担任的也应该是“总书记”？但是颇有意味的是，自1979年张闻天追悼会至今这段时间里，关于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称谓的争论一直不休，而且还呈现了从“总书记”（1980年代初）到“负总责”（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再从“总书记”（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到“负总责”（以2015年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为标志）双方拉锯的状态。
其实，弄清博古、张闻天领导职务的规范表述，一个重要关键点就是弄清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党的组织沿革。目前党史学界对于这次会议及其后的中央领导人变化的历史叙述，多是依据当事人、知情者的回忆和有关文件进行的。然而对于其中的回忆材料，对于同一个事件，当事人甲与乙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或者是同一个当事人不同时期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究竟该怎么处理？最典型的就是张闻天和陈云在对有没有设“总书记”的回忆（对此，近年已有文章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这是在编修党的早期历史中需要特别重视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党史学界特别是权威党史部门有责任弄清这个问题，把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党组织机构及中央领导人变化的序列明确地梳理出来，以便为学习党史提供一个清晰脉络。
抗日战争史是党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党史学界对于抗战史的话语表述随着研究的深化而更加科学，但是不少有关党史著述仍存在着术语混乱使用的情况。比如，对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标志性意义的表述，究竟是打响“全国抗战”（或“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还是打响“全面抗战”的第一枪？
这里以2014年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为例。其中第一集关于“卢沟桥事变”表述是这样的：“1937年7月7日夜……负责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9军37师109旅219团，在团长吉星文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宣布准备应战和守土抗战到底的决心。日军挑起的卢沟桥事变，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怒火。卢沟桥抗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12]仔细分析这段表述，就能发现其中存在着术语使用不当的问题，即把“全国抗战”和“全面抗战”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是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的特定称谓，其所对应的主体对象不同，前者是共产党，后者是国民党。因而，卢沟桥事变的标志性意义的科学表述，应该是标志着“全国抗战”（或“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近年来，以纪念卢沟桥抗战爆发77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党史学界在抗战史的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诸多共识，比如：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标志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终点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共14年；这14年又分为两个阶段，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前的6年是“局部抗战”阶段，此后为“全国抗战”（或“全民族抗战”——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全国通电中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在“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采取的是一条发动广大人民参与战争的“全面抗战”的路线，从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国民党则采取的是一条“片面抗战”路线；等等。如何使这些具有科学性的共识得到有效的巩固、强化和传播？这也是党史学界和权威党史部门在修史过程中需要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
以上只是列举了近年来关于党史著述中话语表达存在矛盾或混乱问题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也许只是“细枝末节”甚至微不足道，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党史著述的科学性，甚至会损害党史的公信力。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相比，党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必须以科学性为基础，这样才能令人信服。提升党史话语表达的科学性，党史学界和权威党史部门责任重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N].人民日报，2013-07-22.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3-564.
[3]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7.
[4][5][6][7][8][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19.20.21.396.482.491.
[9]郭德宏.对待错误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不同结局[N].北京日报，2015-10-26（23）.
[10]人民网.中共第六届历次中央全会[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527140.html.
[12]卢沟桥事变揭开全面抗战序幕[N].南方日报，2014-08-26.
作者系《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主编
■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