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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研究涉猎广泛，著述宏富。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开始翻译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以实现启蒙思想、改良社会之目的。他提倡翻译西学，在翻译领域有独到见解，被列为近代译界“三杰”之首。目前，学界围绕他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已有较详细研究，而分析其佛典翻译研究的文献略有不足，故本文旨在分析梁启超在佛典翻译研究方面的贡献，认为对此探讨可给翻译研究领域提供借鉴与启发。
【关键词】梁启超 佛典翻译 贡献
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化以及对我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过程，就是佛教翻译的（主要是汉译）过程。然而，近代以前并没有人对这段历史做出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根据现有文献，梁启超属于我国早期对佛典翻译史进行考证、研究并做出了全面分析的学者之一。他的佛学研究成就主要包括：梳理了佛教的经典著述、整理了佛教史、对佛教翻译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致力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和佛教教义的传播等方面。其中，佛典翻译史是其佛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梁启超在佛典翻译的渊源、演变过程、代表人物、翻译文体等许多方面做了诸多有益探索，代表作包含《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翻译与西域》等三十多篇文章。
在梁启超看来，佛典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正是大量西方文化输入时期，梁启超希望通过对佛典翻译史的研究，重振中国文化，并以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来激励国民，振奋民族精神，更可借鉴佛典翻译的经验教训，发展、提高近代翻译。本文认为梁启超在佛典翻译做出的突出贡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佛典翻译研究的史学贡献
梁启超通过搜罗大量资料并进行深入研究，对佛典翻译研究提供了诸多资料和观点，具有史学价值。譬如，他对长达数百年的佛典翻译史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分期，为把握佛典翻译史的不同时期及特征提供了有力支撑。梁启超根据佛典翻译自身的发展、传入中国的时间和空间线索、其基本内容及特征以及自己对佛典翻译过程的理解，将佛典翻译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东汉至西晋——萌芽时期、东晋至隋——发展时期、唐贞观到贞元——繁荣时期。他认为，宋朝以后，佛典翻译逐渐停滞，无法发展成为新的体系。梁启超提出的分期法，在一定程度把握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规律，描绘了佛典在中国传译的过程。
在整理佛典原文、佛典译文以及佛典译者的资料时，梁启超也对一些佛教传播及佛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对佛典研究、佛教文化研究都做了有益探索。譬如，他对西行求法的历史文化渊源、成就及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不仅赋予西行求法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也为后来对佛典翻译史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三国末年开始的西行求法运动，前后将近五百年，对佛典的东传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据梁启超统计，历史上的这次西行求法运动，有约两百名中国本土高僧进入了印度。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不屈不挠地前往印度求法呢？梁启超指出，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自己的知识欲是他们西行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西行求法运动对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佛典翻译研究的翻译学贡献
在这一时期，随着佛典翻译事业的发展、各种翻译理论的提出以及翻译水平的提升，翻译家开始总结翻译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把焦点聚集到翻译文体上，大量讨论直译、意译的得失。为此，梁启超提出“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的观点，并指出佛典翻译最首要的原则是忠实。
基于此理论基础，梁启超深入考察、研究翻译发展过程，对当时佛典原文、译场运作进行了搜集、考证，对历代佛典翻译文体的特征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和概括。同时，他还对历史上的诸多佛典翻译家和他们的译作及其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与评论。他列出自后汉至南宋时期，佛典翻译界的代表人物，对安世高、支谦、释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十五位有突出贡献者著有论述。梁启超认为，在佛典翻译启蒙时期的东汉末年，佛典翻译家们的译作风格迥然，南北差异尤其突出。梁启超进一步分析，认为这跟南北文化和思想的差异有关。据此，他提出了一个能被大多数人充分理解并接受的见解：宗教的发展及演变虽然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更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可否认，即使在当今，这一强调地域文化对学术与宗教的直接影响的见解也令人折服。梁启超对历代佛典翻译文体、佛典翻译家及其理论的分析与评价都很严谨，再加上他生动精彩的描述，所以他的这些相关著作也就成为后来学者研究我国古代直译、意译之争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三、佛典翻译研究的语言文学贡献
梁启超详细地探索了佛典翻译文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它们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正如梁启超所言，佛教输入后“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在他看来，佛典翻译文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积极地促进了我国文体的改变与发展。佛典的文体与我国古代的传统文体差异明显，具有浓厚的外来语调色彩。梁启超认为，佛典的文体对中国文学的问题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有利于我国古代传统文体的改进。因此，他曾说道：“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
二是大量地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和词汇。在佛典翻译过程中，翻译家除了采用音译、意译、译述等方法外，还创造了许多新词语，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涅槃、般若、瑜伽、刹那等。梁启超认为，这些新增加的词语不仅丰富了我国语言的基本词汇，也增强了我国语言的表现力。在翻译其它作品时，梁启超巧借佛典，把莫尔的名著《乌托邦》译为《华严界》，把今日统称的“重农学派”译为“性法学派”，并把魁奈的《经济表》译为《性法论》。可以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这些翻译都独具特色，值得研究者们细细体味。
三是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学情趣的发展。从文学角度来审视佛典，我们会发现，许多佛典本身就是词藻宏丽优美的杰作，比如梁启超将《大乘庄严论》比作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这些佛典不仅有利于古代中国新的文学形式的产生，而且促进了当时的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所以，梁启超得出了合理客观的结论：“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梁启超并不只把佛典当作一种经义，而是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对后来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且，他把翻译史的重点放在研究其文化史与思想史，该思路不仅使他对佛典的研究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学术代表性，也加深了学者们对佛典翻译史的把握，更开拓一个佛教研究的新领域，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作为一名近代重要翻译家，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峰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史学价值、翻译学价值及语言文学价值，“无论是在学理讨论、研究视野、史学价值还是翻译批评方面，都能够给当下的翻译研究领域提供借鉴与启发”。本论文总结了他在佛典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贡献，尚待完善，可为读者提供相关信息，激发读者结合时代背景探讨梁启超的翻译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蒋林.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与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35-40.
[3]李小秀.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史研究初探及思考[J].中国翻译，2014（3）：36-40.
[4]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A].饮冰室全集：专集五十九[M].上海：中华书局，1988.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羅选民.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J].清华大学学报，2006（1）：46-52.
[7]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石云燕.略论梁启超的翻译与实践[J].中国文化史研究，2008 （3）：133-135.
[9]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梁启超 佛典翻译 贡献
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化以及对我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过程，就是佛教翻译的（主要是汉译）过程。然而，近代以前并没有人对这段历史做出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根据现有文献，梁启超属于我国早期对佛典翻译史进行考证、研究并做出了全面分析的学者之一。他的佛学研究成就主要包括：梳理了佛教的经典著述、整理了佛教史、对佛教翻译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致力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和佛教教义的传播等方面。其中，佛典翻译史是其佛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梁启超在佛典翻译的渊源、演变过程、代表人物、翻译文体等许多方面做了诸多有益探索，代表作包含《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翻译与西域》等三十多篇文章。
在梁启超看来，佛典翻译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正是大量西方文化输入时期，梁启超希望通过对佛典翻译史的研究，重振中国文化，并以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来激励国民，振奋民族精神，更可借鉴佛典翻译的经验教训，发展、提高近代翻译。本文认为梁启超在佛典翻译做出的突出贡献，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佛典翻译研究的史学贡献
梁启超通过搜罗大量资料并进行深入研究，对佛典翻译研究提供了诸多资料和观点，具有史学价值。譬如，他对长达数百年的佛典翻译史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分期，为把握佛典翻译史的不同时期及特征提供了有力支撑。梁启超根据佛典翻译自身的发展、传入中国的时间和空间线索、其基本内容及特征以及自己对佛典翻译过程的理解，将佛典翻译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东汉至西晋——萌芽时期、东晋至隋——发展时期、唐贞观到贞元——繁荣时期。他认为，宋朝以后，佛典翻译逐渐停滞，无法发展成为新的体系。梁启超提出的分期法，在一定程度把握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规律，描绘了佛典在中国传译的过程。
在整理佛典原文、佛典译文以及佛典译者的资料时，梁启超也对一些佛教传播及佛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对佛典研究、佛教文化研究都做了有益探索。譬如，他对西行求法的历史文化渊源、成就及影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不仅赋予西行求法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也为后来对佛典翻译史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三国末年开始的西行求法运动，前后将近五百年，对佛典的东传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据梁启超统计，历史上的这次西行求法运动，有约两百名中国本土高僧进入了印度。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不屈不挠地前往印度求法呢？梁启超指出，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自己的知识欲是他们西行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西行求法运动对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佛典翻译研究的翻译学贡献
在这一时期，随着佛典翻译事业的发展、各种翻译理论的提出以及翻译水平的提升，翻译家开始总结翻译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把焦点聚集到翻译文体上，大量讨论直译、意译的得失。为此，梁启超提出“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的观点，并指出佛典翻译最首要的原则是忠实。
基于此理论基础，梁启超深入考察、研究翻译发展过程，对当时佛典原文、译场运作进行了搜集、考证，对历代佛典翻译文体的特征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和概括。同时，他还对历史上的诸多佛典翻译家和他们的译作及其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与评论。他列出自后汉至南宋时期，佛典翻译界的代表人物，对安世高、支谦、释道安、鸠摩罗什、玄奘等十五位有突出贡献者著有论述。梁启超认为，在佛典翻译启蒙时期的东汉末年，佛典翻译家们的译作风格迥然，南北差异尤其突出。梁启超进一步分析，认为这跟南北文化和思想的差异有关。据此，他提出了一个能被大多数人充分理解并接受的见解：宗教的发展及演变虽然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更受到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可否认，即使在当今，这一强调地域文化对学术与宗教的直接影响的见解也令人折服。梁启超对历代佛典翻译文体、佛典翻译家及其理论的分析与评价都很严谨，再加上他生动精彩的描述，所以他的这些相关著作也就成为后来学者研究我国古代直译、意译之争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三、佛典翻译研究的语言文学贡献
梁启超详细地探索了佛典翻译文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它们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正如梁启超所言，佛教输入后“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在他看来，佛典翻译文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积极地促进了我国文体的改变与发展。佛典的文体与我国古代的传统文体差异明显，具有浓厚的外来语调色彩。梁启超认为，佛典的文体对中国文学的问题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有利于我国古代传统文体的改进。因此，他曾说道：“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
二是大量地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和词汇。在佛典翻译过程中，翻译家除了采用音译、意译、译述等方法外，还创造了许多新词语，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涅槃、般若、瑜伽、刹那等。梁启超认为，这些新增加的词语不仅丰富了我国语言的基本词汇，也增强了我国语言的表现力。在翻译其它作品时，梁启超巧借佛典，把莫尔的名著《乌托邦》译为《华严界》，把今日统称的“重农学派”译为“性法学派”，并把魁奈的《经济表》译为《性法论》。可以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这些翻译都独具特色，值得研究者们细细体味。
三是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学情趣的发展。从文学角度来审视佛典，我们会发现，许多佛典本身就是词藻宏丽优美的杰作，比如梁启超将《大乘庄严论》比作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这些佛典不仅有利于古代中国新的文学形式的产生，而且促进了当时的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所以，梁启超得出了合理客观的结论：“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
梁启超并不只把佛典当作一种经义，而是将它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对后来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且，他把翻译史的重点放在研究其文化史与思想史，该思路不仅使他对佛典的研究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学术代表性，也加深了学者们对佛典翻译史的把握，更开拓一个佛教研究的新领域，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作为一名近代重要翻译家，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峰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史学价值、翻译学价值及语言文学价值，“无论是在学理讨论、研究视野、史学价值还是翻译批评方面，都能够给当下的翻译研究领域提供借鉴与启发”。本论文总结了他在佛典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贡献，尚待完善，可为读者提供相关信息，激发读者结合时代背景探讨梁启超的翻译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2]蒋林.梁启超的小说翻译与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35-40.
[3]李小秀.梁启超的佛经翻译史研究初探及思考[J].中国翻译，2014（3）：36-40.
[4]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A].饮冰室全集：专集五十九[M].上海：中华书局，1988.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羅选民.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论梁启超的翻译实践[J].清华大学学报，2006（1）：46-52.
[7]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石云燕.略论梁启超的翻译与实践[J].中国文化史研究，2008 （3）：133-135.
[9]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