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因为支持所投资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方案，近一年之前，贝莱德（BlackRock）、先锋（Vanguard）、高盛（Goldman Sachs）、TIIAA等众多世界顶级规模的资产管理公司曾遭遇强烈抨击。
统计显示，一些机构投资者在股东大会上总是会百分百地支持和通过高管薪酬方案。这引起了学者和维权人士的担心，资产管理机构或许并未能成为优秀的公司治理管理人。
人们害怕的是，高薪的基金经理在批评其它行业高管薪酬过高时会下意识地妥协，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不关心CEO和普通工作人员之间越来越大的收入鸿沟。
然而，到了2017年，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正采取行动，来控制企业高管的过高薪酬。对此，各方的共识是，来自公众、政界和客户的压力叠加，给投资机构带来了压力——它们急于证明自己愿意遏制高得离谱的薪酬。
资管机构能做什么？
责任投资原则机构（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为PRI）的一名主管格雷姆-格雷菲思（Gmeme Griffiths）说：“大家都在呼吁基金机构更多地参与其中。相比以前，公众现在对财富不平等问题更为了解。”责任投资原则机构是由联合国支持的组织，其成员管理着62万亿美元的资产。
“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以及政治格局的变化，强化了公众对企业界高薪职位与普通工作岗位间收入差异的审视。资产管理机构当然要对这种长期存在的差异承担部分责任。”
在截至2015年6月底的12个月内，贝莱德批准了97%的美国企业薪酬方案，随后被敦促收紧其支持力度。今年，该机构敦促英国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们确保高管的薪酬增幅不超过普通工作人员的薪酬增幅。
作为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贝莱德2016年在美国对薪酬方案的宽容态度稍微矜持了一点点——在截至2016年6月底的12个月，它批准了96%的薪酬报告。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今年还特地向各大全球性公司的负责人致信，警告他们说，贝莱德会“毫不犹豫地行使投票权来否决……失调的高管薪酬方案”。
与此同时，在截至去年6月底的12个月内，高盛在美国投票反对了13%的薪酬决议，比例较2014/2015投票年度大幅提升，当时它只拒绝了3%的薪酬计划。
Proxy Insight的统计显示，BMO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是2016年最激进的投资者之一，这家加拿大基金公司投票反对了74%的美国公司薪酬提案；英国资产管理公司AvivaInvestors投票反对了84%的美国公司薪酬方案。
格雷菲思说：“有些机构在反对新的薪酬方案时比其它机构更积极一些，但总的趋势是，所有资产管理机构对高管薪酬的态度都越来越严厉，因为CEO薪酬与平均薪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投资者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已经发生的薪酬膨胀。人们越来越怀疑，最高收入的高管是否能管理出业绩最好的公司。今年对高管薪酬采取行动的总体水平将高于去年。”
薪酬决议遭否概率提升
2017年以来，已经有数家公司的薪酬计划遭到投资者的反对。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工业企业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逾1/3的股东在3月投票反对其薪酬计划。
在富时250指数成分股、旅游企业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逾1/3的股东也在2月份投票反对其奖金计划，并要求该公司对高级职员的奖金设置上限。
与此同时，英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Crest Nicholson在3月更是遭到尴尬的股东反抗——58%的股东投票反对其薪酬报告。
尽管已有这些股东反抗事件发生，但一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做得更多。
英国HermesEOS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汉斯-克里斯托夫-赫特（HansChnstoph Hirt）的工作，是向大型投资者提供在公司年度会议上投票的建议，他说：“投资者往往做不到有意义地参与董事会，或无法让董事会有效担责。投资者的参与，再加上投票的力量，可能将是带来积极变化的最有效手段。投资者应该表明，他们的政策可以通过投票来证明。”
作为世界第二大资产管理公司，先锋在截至2016年6月底的12个月内，对英国和美国公司薪酬决议的支持票分别达到了98%和96%。
TIAA是总部位于纽约的资产管理公司，在2015/2016投票年度，该公司连续第二年在英国100%支持投资对象的薪酬计划。其在美国的投票记录也相当宽松——同一时期批准了本国市场上97%的薪酬决议。
先锋拒绝评论为何它很少否决投资对象的薪酬决议。其公司治理部门负责人格伦-博拉姆（Glenn Booraem）今年早些时候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每年我们都会与投资组合中的数百家公司直接互动，以倡导我们认为有助于股东价值创造的薪酬实践。”
TLAA的一位發言人说：“TIAA认为，就鼓励可持续股东价值的实践而言，包括与董事会和管理团队直接接触在内，我们对待高管薪酬问题的做法是支持这些实践的最有效方法。在2016年，我们向投资对象中的近250家公司贯彻了这些原则。”
BMO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今年再次收紧了它对高管薪酬方案的投票原则，其公司治理团队副主管卡琳娜-拉扎洛瓦（Kalina Lazarova）敦促其他投资者也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她说：“除了少数长期以来一直持强硬立场的投资者之外，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现在是一个采取更积极态度的好时机。”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与相关企业进行了详细的沟通。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奏效，一些公司想方设法通过非正常手段增加工资。我们的感觉是，（股东抗议的）挑刺真的很重要，这是一个声誉问题，哪怕没有人被投票赶出董事会。企业将感受到大型投资者对董事会投反对票的痛苦。”
统计显示，一些机构投资者在股东大会上总是会百分百地支持和通过高管薪酬方案。这引起了学者和维权人士的担心，资产管理机构或许并未能成为优秀的公司治理管理人。
人们害怕的是，高薪的基金经理在批评其它行业高管薪酬过高时会下意识地妥协，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不关心CEO和普通工作人员之间越来越大的收入鸿沟。
然而，到了2017年，已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正采取行动，来控制企业高管的过高薪酬。对此，各方的共识是，来自公众、政界和客户的压力叠加，给投资机构带来了压力——它们急于证明自己愿意遏制高得离谱的薪酬。
资管机构能做什么？
责任投资原则机构（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为PRI）的一名主管格雷姆-格雷菲思（Gmeme Griffiths）说：“大家都在呼吁基金机构更多地参与其中。相比以前，公众现在对财富不平等问题更为了解。”责任投资原则机构是由联合国支持的组织，其成员管理着62万亿美元的资产。
“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以及政治格局的变化，强化了公众对企业界高薪职位与普通工作岗位间收入差异的审视。资产管理机构当然要对这种长期存在的差异承担部分责任。”
在截至2015年6月底的12个月内，贝莱德批准了97%的美国企业薪酬方案，随后被敦促收紧其支持力度。今年，该机构敦促英国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们确保高管的薪酬增幅不超过普通工作人员的薪酬增幅。
作为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贝莱德2016年在美国对薪酬方案的宽容态度稍微矜持了一点点——在截至2016年6月底的12个月，它批准了96%的薪酬报告。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今年还特地向各大全球性公司的负责人致信，警告他们说，贝莱德会“毫不犹豫地行使投票权来否决……失调的高管薪酬方案”。
与此同时，在截至去年6月底的12个月内，高盛在美国投票反对了13%的薪酬决议，比例较2014/2015投票年度大幅提升，当时它只拒绝了3%的薪酬计划。
Proxy Insight的统计显示，BMO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是2016年最激进的投资者之一，这家加拿大基金公司投票反对了74%的美国公司薪酬提案；英国资产管理公司AvivaInvestors投票反对了84%的美国公司薪酬方案。
格雷菲思说：“有些机构在反对新的薪酬方案时比其它机构更积极一些，但总的趋势是，所有资产管理机构对高管薪酬的态度都越来越严厉，因为CEO薪酬与平均薪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投资者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已经发生的薪酬膨胀。人们越来越怀疑，最高收入的高管是否能管理出业绩最好的公司。今年对高管薪酬采取行动的总体水平将高于去年。”
薪酬决议遭否概率提升
2017年以来，已经有数家公司的薪酬计划遭到投资者的反对。在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工业企业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逾1/3的股东在3月投票反对其薪酬计划。
在富时250指数成分股、旅游企业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逾1/3的股东也在2月份投票反对其奖金计划，并要求该公司对高级职员的奖金设置上限。
与此同时，英国最大的房屋建筑商Crest Nicholson在3月更是遭到尴尬的股东反抗——58%的股东投票反对其薪酬报告。
尽管已有这些股东反抗事件发生，但一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做得更多。
英国HermesEOS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汉斯-克里斯托夫-赫特（HansChnstoph Hirt）的工作，是向大型投资者提供在公司年度会议上投票的建议，他说：“投资者往往做不到有意义地参与董事会，或无法让董事会有效担责。投资者的参与，再加上投票的力量，可能将是带来积极变化的最有效手段。投资者应该表明，他们的政策可以通过投票来证明。”
作为世界第二大资产管理公司，先锋在截至2016年6月底的12个月内，对英国和美国公司薪酬决议的支持票分别达到了98%和96%。
TIAA是总部位于纽约的资产管理公司，在2015/2016投票年度，该公司连续第二年在英国100%支持投资对象的薪酬计划。其在美国的投票记录也相当宽松——同一时期批准了本国市场上97%的薪酬决议。
先锋拒绝评论为何它很少否决投资对象的薪酬决议。其公司治理部门负责人格伦-博拉姆（Glenn Booraem）今年早些时候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每年我们都会与投资组合中的数百家公司直接互动，以倡导我们认为有助于股东价值创造的薪酬实践。”
TLAA的一位發言人说：“TIAA认为，就鼓励可持续股东价值的实践而言，包括与董事会和管理团队直接接触在内，我们对待高管薪酬问题的做法是支持这些实践的最有效方法。在2016年，我们向投资对象中的近250家公司贯彻了这些原则。”
BMO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今年再次收紧了它对高管薪酬方案的投票原则，其公司治理团队副主管卡琳娜-拉扎洛瓦（Kalina Lazarova）敦促其他投资者也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
她说：“除了少数长期以来一直持强硬立场的投资者之外，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现在是一个采取更积极态度的好时机。”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与相关企业进行了详细的沟通。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奏效，一些公司想方设法通过非正常手段增加工资。我们的感觉是，（股东抗议的）挑刺真的很重要，这是一个声誉问题，哪怕没有人被投票赶出董事会。企业将感受到大型投资者对董事会投反对票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