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非洲各国的现代化研究中,国内学界对南非的现代化研究成果最多,既有专著①,也有专题论文②.南非的现代化研究受到较多关注,一是与南非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关.南非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程度在非洲长期名列前茅,拥有完备的硬件基础设施,深井采矿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占全非洲的1/3.二是与南非现代化的复杂性有关.南非属于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的一员,表面上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似,同为西方的殖民地,本身没有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而在内部产生现代化动力的过程,只是借助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非洲各国的现代化研究中,国内学界对南非的现代化研究成果最多,既有专著①,也有专题论文②.南非的现代化研究受到较多关注,一是与南非的现代化发展水平有关.南非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程度在非洲长期名列前茅,拥有完备的硬件基础设施,深井采矿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占全非洲的1/3.二是与南非现代化的复杂性有关.南非属于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的一员,表面上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似,同为西方的殖民地,本身没有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而在内部产生现代化动力的过程,只是借助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从矿业起步,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其他部门的变化.但是,南非现代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比,更具复杂性,其经验更值得总结.
其他文献
非法移民问题当前已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议题.尽管联邦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移民限制措施,但由于各地移民“庇护城市”的存在,给美国的非法移民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现象,移民“庇护城市”实际上同经济全球化存在着重要关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美国各地的利益分化日益显现,各地对于非法移民的认知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全球化使主权国家的权威受到侵蚀,美国联邦政府不再能单独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必须依赖地方政府的协作与配合.而一些地方政府在受到资本力量与民主力量的影响下,对非法移民存
创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明确创业的微观影响机制对推动我国创业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本文考察了行动者的风险态度、借贷参与和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考虑借贷参与的条件下,个体风险态度对其创业活动有着积极影响,并在城镇地区具有显著作用.(2)是否获得借贷、借贷渠道与借贷用途对创业活动也有显著影响:生产经营用途的借贷,无论来自正规渠道还是非正规渠道,均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创业活动;个体获得非正规渠道的消费用途借贷则与其创业活动显著负相关
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现象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结构密切相关.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结构大致经历了金字塔式的种族主义结构、“中心-边缘”式的种族主义结构以及当前的调整时期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结构成金字塔式,居于顶层的白人群体排斥、驱逐和屠杀居于底层的印第安人、非洲黑人以及其他非白人群体.20世纪60年代至“9·11”事件发生期间,美国呈现“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享有特权的白人群体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而处于边缘地位的有色群体在政治、经济、司法、教育和新闻媒体报道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
基于“相对教育”理论假说,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扩张对中国城市代际地位传递的影响机制.当教育被视为一种位置性商品时,教育扩张导致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相对价值下降.研究发现,随着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家庭阶层背景对地位获得的作用逐渐增强,并且家庭阶层背景的作用大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这一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关于教育扩张是否减少社会不平等的争论,其现实意义在于:当教育文凭无法帮助子女迈过预期的地位获得“门槛”时,父母将倾注更多资源弥补子女教育竞争优势的不足,以帮助子女获得预
作为一种被现代相邻国家政治疆界所分隔的人们共同体,跨境民族的民族主义实践态势和走向,深受相关邻国之间关系变化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涉及诸多中东欧地区的跨境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中东欧相关少数民族民族主义实践的发展与邻国关系变化之间的联系,遂成为我们把握中东欧地区相关局势,进而保证“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的基本前提.本文试图以21世纪波兰的乌克兰人为例,在波兰与乌克兰关系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分析乌克兰人民族主义实践的发展态势,以期可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相关问题提供点滴参考.
中东持续动荡及部分非洲国家的贫困与动乱产生大批难民,难民潮为恐怖分子夹杂其中入境欧洲提供了掩护,欧洲恐怖袭击频发,安全威胁升级,国际社会对难民与恐怖主义问题持续关注.事实证明,难民人数与恐怖袭击发生频次呈正相关,难民问题与恐怖袭击存在关联性.为此,欧洲加强了对入境难民身份的甄别认定,严格管控申根区边界,以降低恐怖分子掺杂其中的可能性.相关国家亦调整对外政策,避免恐怖主义持续升级威胁地区安全.
19、20世纪之交,交恶百年的英美逐步修好,而并无宿怨的英德走向对抗.结构性因素——地缘政治或政体差异与个体因素都无法解释这两组反转.本文引入“稳健行动者”概念,分析关键国家及其决策者的危机应对与其关系结构改变的交互影响.具体而言,德皇威廉二世无力驾驭俾斯麦留下来的精巧外交格局,其盟友关系被拆解,网络主导位置丧失,行动空间逐步被对手和盟友缩小乃至锁定.与此同时,英国成为大国政治中新的稳健行动者,构建了复杂对冲的盟友体系.英国对美国从敌对到绥靖,对德国施加限制却维持战略模糊.英德在一战的碰撞爆发于两国关系改
巴列维王朝是现代伊朗的起点.为抵御外敌和实现富国强兵,国王礼萨·汗开启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并将波斯化运动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手段,系统改造阿塞拜疆等少数民族.但是礼萨·汗推行的波斯化运动造成了伊朗国内波斯民族同阿塞拜疆等民族的对立,激发了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由于这一时期伊朗仍然积贫积弱,在国家主权甚至内政上并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在民族政策上,伊朗国王也不是伊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唯一决定性因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为攫取利益,选择支持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对抗中央政府,这让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得以
桑给巴尔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既反映了岛内民众对桑给巴尔在坦桑尼亚联合体制中地位下降的不满,也与岛内经济衰退有密切关系.部分奔巴人对阿拉伯-波斯族裔身份的认同激化了两岸之间的对立情绪.1984年以后,对联合体制不满的政治家掌握了桑给巴尔实权,最终引爆了分离主义运动.第一阶段,分离主义者依托革命党体制扩大影响,通过制造坦桑尼亚政府形式问题的争论,诱导岛内族群的分离主义情绪.革命党以“清党”的方式肃清党内分离主义者.第二阶段,分离主义者1992年组建“公民联合阵线”,试图以竞选方式夺取岛内政权.革命党完善选举纲
近年来,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在不断扩大,然而,国际移民在数量上的变化却始终保持在全世界人口总数的3％左右.由此可见,迁移仍然不是大多数人们选择的生存方式.除了诸多迫不得已的外在因素,主动选择跨国移民生活的人们一定有其内在的动力或资本条件.笔者在田野研究中发现,迁移作为一种“最符合价值利益的”“最适合捍卫或增加家族物质和象征资本的”生存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长家庭文化属性与空间动力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