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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形式，是开展文化扶贫的重要一翼。电影与扶贫的互动旨在将扶贫事业中的多元文化聚合且统一于电影这种艺术文化形式之中，其实现机理可以从覆盖全国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网络，以及电影创制和电影文化活动两个维度发力。电影文化与贫困地区文化资源的有效链接，能够激发贫困群体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进而将文化自信转化为发展自信，裨益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只有充分展现电影文化的社会效益，促进贫困群体内在力量的生长，方能从实质上增强其扶贫效能。
【关 键 词】电影扶贫;文化扶贫;逻辑机理;实践形式;认识误区
【作者单位】刘璐，东北大学艺术学院人文艺术高等研究院;苏锋，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委托的2018年度文化和旅游项目“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18DY09）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21.003
文化扶贫与我国的减贫事业相伴而行。从扫盲识字到文化下乡再到文化治理，从政策话语到学术话语，文化扶贫的内涵和功能业已超越单一的“文化福利”价值模式，向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复杂综合价值延拓。文化扶贫是通过在文化和精神层面施以影响，改善贫困地区的文化生态和社会心理，激发贫困群体的文化创新力以及内生动力，从而实現以文扶贫的目标。同时，文化扶贫与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政策目标、制度保障、内容设施和技术路线上具有一致性。因而，文化扶贫需在延展辐射的广度和培根铸魂的效度上快慢有致、动静相宜[1]地推进。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形式，以广泛的题材包容度和文化传播力，能够在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体系中同扶贫事业深度结合，成为文化扶贫的重要一翼。
一、电影文化与文化扶贫互动的逻辑机理
电影与扶贫的互动是实现电影文化社会效益的当代实践，是一项有新意的命题。它的提出，旨在将扶贫事业中的多元文化聚合且统一于电影这种艺术文化形式之中，强调电影扶贫所遵循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以及对其实践路径的现实考量。特别是在倡导“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当下，注重电影与扶贫多元文化互动模式的建构，对改善贫困群体精神面貌，促进贫困地区文化转型，发掘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特质，对贫困地区发挥自身文化资源优势，调整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实现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共同提升，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分别把握电影扶贫的实现机理，可以从覆盖全国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网络，以及电影创制和电影文化活动两个维度发力。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保障群众文化权益，尤其是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精神文化素质的卓有成效的中国方案，亦是我国减贫事业的重要一环。农村电影公益放映从解决人们精神层面的贫困着手，其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贫困地区电影公益放映的有效供给，这是对改善贫困群体文化生活品质的现实良策;另一个是通过加强文化信息服务能力，从单一的“放电影”向多维度的“电影服务”转化，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源禀赋[2]。“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物质资源贫乏是贫困地区的显性表征，而“知识、信息、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性贫困”是致贫的更深层次的隐性因素[3]。理论上，政治与经济弱势的贫困地区，常常也是文化建设水平不高的地区，其文化生态多显现为传统的文化质素，缺乏多层次的文化样态和开放的文化服务意识。公共文化（电影）服务法律制度体系让贫困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获得保障，加速文化信息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使作为核心工程之一的公共电影服务的实施具有了法律强制性。在实践过程中，贫困地区基层政府的动力诉求、观念导向及制度建设，施行文化扶贫的部门意志和官员意向，以及贫困群体自主表达文化需求的意愿和文化接受（响应）能力的差异性，都会造成公共电影服务效率的客观生成与理想预设间的显著差距。总的来看，服务主体要围绕人力资源禀赋的提升因需而供，设法规避供给低效或虚耗现象，为电影在贫困群体的内生性生长提供相宜的条件，发挥最佳效度。
将电影文化作用于贫困地区的物质层面，即把贫困地区广义的文化资源作为电影创制的生产要素和电影文化活动的加工对象，按照电影的艺术规律对其进行功能性阐发与传播，在市场经营和产业运作中赋予文化资源以商品属性，从而链接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农业产业等，通过消费、贸易、投资等方式拉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贫困群体物质财富的积累。在广义上，贫困地区的文化资源包括该地区的传统文化、公共文化和产业文化。因而其实质是以电影的广泛包容力和传播力唤醒贫困群体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4]，激发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自主意识，促进改变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推动区域文化与更多产业融合发展。
电影文化活动的主体可划分为两种，贫困主体（“我者”）自觉反映自身和外部主体（“他者”）建构贫困地区的时空意象。一方面，提高贫困群体的自主再生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培养其脱贫的相对独立性是推进文化扶贫的根本诉求。电影文化与贫困地区产业文化的链接，为激发贫困群体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进而将文化自信转化为发展自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特别是贫困群体转变传统观念，树立起自身在电影文化与产业文化互动中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其实现从文化贫困到文化自觉的蜕变。这样既能为产业扶贫注入精神力量的新动能，又能为电影活动注入更多元的文化内涵。其间，尤其强调农业产业与电影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的业态模式。另一方面，一些因开发不力而使自然人文资源得以遗留下来的贫困地区，往往是电影制作团队苦苦寻觅的取景“圣地”，其在电影的艺术与审美表达中可转化为建构意义指向、强化自我表达以及彰显文化身份的新的意象空间。而作为空间存在物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表征正是构成影片情感张力的重要元素，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这些有意味的审美文化元素将促进贫困地区改善经济结构，推动文化消费与文化就业，发展文化创意经济和旅游经济，并使之与农业产业互动与融合。 以上两种情形虽都归于扶贫的物性视角，但呈现显著的差异性。一是驱动模式不同，前者凸显内在生成性，后者具有一定的外部依赖性。二是直接适用范围不同，前者属于普遍参与式发展，贫困群体享有农业红利的门槛低且机会均等;后者则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因面临技术、审美、创意、资金、服务等多重挑战，有着严格的准入条件，贫困群体的参与将受到限制。实践表明，经济文化落后的贫困地区并非不存在能够按照产业规律运作的文化资源，反之，具有文化资源的贫困地区也不需要把文化资源完全转化成招商引资、发展产业的竞争优势。这就需要电影活动在文化、产业、需求、政策和科技等多種因素的综合中做出重心的选择，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共享式扶贫主体系统，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科学、适度、稳健地推进文化扶贫中的电影方略。
二、电影与扶贫多元文化互动的实践形式
无论是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阶段之策，还是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倡导电影文化的特有扶贫功能，释放电影文化的社会效益，均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从电影与扶贫互动的内在机理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形式中表现电影扶贫的复杂价值，而三者又相互渗入与促进，其特征既有同一性与差异性，又有切实性与展望性。
1.从电影福利到电影服务：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的转型升级
从“2131工程”的实施到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在法制层面的彰显，我国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已历经二十余载，露天电影、集镇影院已成为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级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存在差异，各地在这项公共服务上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其运行模式大致分为最低保障型、普惠公平型和效率主导型。近年来，中央及各省区市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的资金保障纳入专项涉农或扶贫资金序列，其扶贫属性得到确认。作为文化扶贫的基本形式，农村电影公益放映须克服长期以来有放映无服务，电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闲置或低效等造成的失灵或虚耗现象，这样方能使电影真正作用于贫困群体。理论上看，化解这些问题要从顶层设计、技术路线和绩效监督三个主要维度合作施力，具体到制度建设、供需调适、文化接受（响应）度、服务引导以及效能发挥等次维度上，促使贫困地区电影公益服务不断完善。
调研发现，一些省区市在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取消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这项内容，将其运转降级为简单化的分解任务，这样，此项活动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相反，贫困地区政府理应转变文化治理理念，理解人文化成的精神涵养，抓住电影公益放映的制度安排这个“牛鼻子”，使之科学化和标准化。电影公益服务的供给既要准确识别贫困群体的普遍性需求和个性化需求，也要建立在群众有限的文化接受能力和文化响应能力这个现实的基础上，确定电影供给的内容与形式。同时，电影公益放映还要特别注重选择积极健康、理念先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让贫困群体充分鉴赏优秀的电影作品，对他们的审美趣味和人文素养予以引领。考量电影扶贫效度的根本指针不能停留在以电影的轻松娱乐功能满足贫困群体在公共空间的喧嚣体验上，还应将惠农政策、科技知识、信息资源、进步理念、先进技术及科学价值观念带给贫困群体，为其改善贫困状况提供思维和技术支持，化被动接受为内在发展诉求，凸显贫困地区电影公共产品供给与服务的有效性。
2.从文化贫困到文化创新：自主意识的建立与主体产业的深耕
贫困群体自主意识的建立源于自主发展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两个基础。自主发展意识依赖于个体观念的更新和生存技能的提高，而文化创新意识则是巩固扶贫成果、实现长效脱贫的关键。在贫困地区农村，土地劳作仍是贫困农户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因此脱贫攻坚的根本动力应来自于农业产业的兴旺。贫困地区的产业文化正是基于农业产业体系及农产品加工业所形成的文化生成与文化形态[5]，其发展理念和方式又与该地区的传统文化、公共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将农业（微）电影创制及其延伸活动与贫困地区产业文化链接起来，既能体现贫困主体的文化创新活力，又可以稳固农业产业的基础地位，使之冲破家庭式和粗放型经营的束缚而提升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要厘清的是，农业电影的创制主体包括但不限于职业农民、农业干部、返乡大学生及务工青年、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并非提倡贫困农户普遍性地参与其中，而是促进其与普通农户构成生产协作的利益共同体，采取带动引领、专业分工、互惠互利的模式进行电影创制。
打造农业电影及其延伸活动的原旨目标是完善贫困地区农业产业链并赋予其更多的附加值，推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以贫困农户最熟悉的劳动方式实现可持续的扶贫效应。其间，电影内容与传播的策略、文化创意增值效应的显现，以及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条，是释放电影助农效应的三个基本维度。首先，农业电影应着力表现现代农业理念、农业情怀、农业故事、农产品加工、农业品牌、农业示范园区、休闲农业等涉农主题，被精准投放到与农业利益相关的新媒体平台，以及农博会、农产展销会、农创会等会展平台，为传播贫困地区的产业优势和特色产品提供契机。其次，电影擅长从艺术与审美角度生成某种意象，可通过创造象征价值昭示农业文化的本源性和生命意蕴，进而促使人们将精神层面的艺术消费转化为物质层面的农产品消费。因此，农业电影的创意元素对提升农业产业的附加值与内涵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地方主体应畅通贫困农户的参与渠道和分享经济红利的机制，建立市场与消费通道，利用电影媒介实现品牌嫁接，快速占领市场，创新自主农业品牌获得竞争优势，以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建设筑牢农业扶贫这个根基。
3.从生活场域到意象空间：电影的文旅效应与产业的可持续性
电影的文旅效应是指通过电影这一艺术样式对贫困地区的艺术表达和审美观照，将贫困群体生活场域中的自然地理风貌、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等文化质素予以深度挖掘，增大贫困地区的曝光度和社会知晓度，带动文化旅游产业与特色农业产业等更多产业融合发展。其中，传统文化与贫困群体的生存方式相联系，古建村落、民俗非遗、乡民艺术等都是该文化形态的表征性实践;公共文化是对贫困地区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维系和支撑，包括信仰观念、道德伦理、礼俗节庆等，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与应用价值。文化旅游产业是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贫困群体理解当地的文化经济价值，激发群众的参与意愿，克服人口胜任力不足的障碍，以自主再生的造血功能打破贫困“圈内”的代际传递。文旅扶贫亦有利于改善贫困地区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促发本土文化的传统滋养与当代创新，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有助于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从电影到文旅再到产业扶贫，我们须理顺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谋求电影与地方主体的结合。电影界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传播贫困地区的人文景观及价值，而地方主体也要加强自身宣传，有意识地与制片方合作，或主动采取适当的电影营销手段。其次，平衡电影思想艺术追求和贫困地区形象宣传之间的矛盾。举凡优秀的电影作品，无不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达上追求精品意识，绝不可急一时之图，违悖电影艺术规律，将观众和市场的需求置于不顾。最后，确保文旅扶贫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发展贫困地区文化旅游产业，要坚守“求生存、谋发展、铸品牌”的生长理念，以文化傳承与创新为核心，推进个体创意与产业规模同行，吸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合作和共赢，形成递进适度的布局节奏。
三、电影与扶贫多元文化互动的认识误区及辨析
整体来看，我国多地电影与扶贫互动的生动实践已取得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不过，出现的问题也值得警惕。电影扶贫虽不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却对宏观的文化建设制度和微观的发展举措等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理性地审视现实，我们发现仍有一些认识的误区亟待加以矫正。
1.片面强调电影公益服务的规模和数量，忽视影片的质量和思想价值，未能在贫困群体文化品味的形塑中起到显著的作用
当前，农村电影公益服务呈现重娱乐轻引领、重给予轻扶持、重政府购买轻市场运作的特征。管理者和服务主体一味追求放映的数字指标，未对贫困群体文化需求的层次和肌理做深入分析，只是通过浅尝辄止的调研就随意放映电影，使贫困群体在强烈的观影快感中消磨时间，而电影公益服务的精神引领内涵被忽视了。文化品味是社会的产物，其形成受到家庭、教育、收入、政治地位、历史传承、艺术审美等多重影响，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选择。对贫困群体而言，良好的文化品味能够提升他们主动摆脱贫困的意识，帮助其在积极的心理状态下建构更多的内外部资源，促进贫困问题的纾解。在文化扶贫推进过程中，高质量的电影公益服务是促进贫困群体形成良好品味的有效方式。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化品味的形塑是一个慢过程，其之于扶贫效应的显现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累积，因而要想在缓解相对贫困的机制中发挥它的作用，就应以持续性的公共电影服务供给作为保障。
2.过度利用电影的宣传功能，缺乏服务意识以及对贫困农户权益的合理保障，未能实现电影文化与农业扶贫的有效链接
实际中，一些以追逐和维护自身利益为准则的农业经营主体，刻意看重电影的场景画面和观念引导，导致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农业及农村形象与实际状况大相径庭，难以取得消费市场的认可。由于农业经营主体在与贫困农户的合作中占主导地位，拥有对外市场开拓和对内交易管理的话语权，因而也对各种文化传播方式及其内容具有选择权。如若没有公平合理的风险共担机制作为调节器，贫困农户就会面临被转嫁的损失，进而有加重贫困程度的可能性。作为助农方式的电影，偏执于艺术表达和客观实际中的任意一方，都无济于创造附加效益。只有掌握好二者的呈现尺度，以现实题材为导向，以农业质量为本真，方能建立良好的口碑营销。然而，如何维护交易中农户的正当权益，制定恰当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协作组织形式，保障农户自由选择和自主响应市场机会的权利，是化解对农业扶贫认识偏差的基本方向。
3.忽视在消费者与电影场景目的地之间建立人文情感联系，盲目输入文旅资本和城市强势文化，极易导致“扶富不扶贫”的功利误区
电影文旅价值的体现，需要构筑在电影、消费者和目的地（贫困地区）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地方主体采取电影营销方式，安于对贫困地区地理景观元素的表象化呈现，对电影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链接、文旅项目的结合缺乏必要的深度。不少经营者借机引进“热”资本甚至盲目举债，营造现代化的异质景观，这样既与贫困群体的生活实际不协调，也会使他们被迫卷入消费文化的资本逻辑中。在文旅产业的发过程中，经营主体简单追求规模效应，忽视精细化管理和服务品质的提升，会致使电影塑造的情感期待与消费者的实际感知形象产生差异。尤其因为一些贫困群体的素质不高、能力增长迟缓，无法与项目发展的速度相匹配而被淘汰，那么文旅扶贫将沦为少数人的逐利工具。因此，电影制作方应注重在目的地的形象建构与消费者的行为意向之间，发挥电影的创造价值与中介功能。不要完全将文旅产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竞争优势[4]，应遵循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照应贫困群体的真实生存样貌，使与实际扶贫能力紧密衔接起来。
4.热衷“运动式”和“跨越式”发展思路，片面追求电影扶贫项目的建设速度，以及扶贫模式的外部支持，而轻视内生动力和逻辑
在现实的扶贫实践中，试图采用宏大模式推动贫困地区改头换面、进而推动功能再生的做法不在少数，这种做法虽然能获得一些短期效益，但将留下长期隐患。贫困是整个社会结构及社会运行的一部分，是不断发生的动态过程。文化扶贫不应直接致力于物质积累，而应将文化和精神的给养转化为贫困群体发展生产的内在力量，同时辅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立畅通贫困群体联系外部资源的渠道，形成扶贫的常规治理和长效机制。
综上，电影与扶贫的多元文化互动是一项以电影文化活动为中介，以贫困地区文化资源为依托的多层次模式建构。作为精神扶贫和物质扶贫的有效结合点，其势必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面临复杂形势的挑战，这就要求人们植根现实情形和内在规律，因地施策，充分释放电影文化的社会效益，促进贫困群体内在力量的生长，从实质上增强扶贫效能。
|参考文献|
[1] 田川流. 论文化建设的快与慢、动与静[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76-81+132.
[2] 孙贺. 文化扶贫的逻辑机理与推进路径[J]. 东岳论丛，2018（11）：33-37.
[3] 辛秋水. 文化扶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37-140.
[4] 章军杰. 中国文化扶贫四十年：从专项扶贫到精准文化扶贫[J]. 甘肃社会科学，2019（2）：52-58.
[5] 田川流. 乡村振兴中多维度文化的构成及其价值实现[J]. 民族艺术研究，2020（2）：94-101.
【关 键 词】电影扶贫;文化扶贫;逻辑机理;实践形式;认识误区
【作者单位】刘璐，东北大学艺术学院人文艺术高等研究院;苏锋，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委托的2018年度文化和旅游项目“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18DY09）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21.003
文化扶贫与我国的减贫事业相伴而行。从扫盲识字到文化下乡再到文化治理，从政策话语到学术话语，文化扶贫的内涵和功能业已超越单一的“文化福利”价值模式，向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复杂综合价值延拓。文化扶贫是通过在文化和精神层面施以影响，改善贫困地区的文化生态和社会心理，激发贫困群体的文化创新力以及内生动力，从而实現以文扶贫的目标。同时，文化扶贫与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政策目标、制度保障、内容设施和技术路线上具有一致性。因而，文化扶贫需在延展辐射的广度和培根铸魂的效度上快慢有致、动静相宜[1]地推进。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形式，以广泛的题材包容度和文化传播力，能够在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体系中同扶贫事业深度结合，成为文化扶贫的重要一翼。
一、电影文化与文化扶贫互动的逻辑机理
电影与扶贫的互动是实现电影文化社会效益的当代实践，是一项有新意的命题。它的提出，旨在将扶贫事业中的多元文化聚合且统一于电影这种艺术文化形式之中，强调电影扶贫所遵循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以及对其实践路径的现实考量。特别是在倡导“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当下，注重电影与扶贫多元文化互动模式的建构，对改善贫困群体精神面貌，促进贫困地区文化转型，发掘贫困地区传统文化特质，对贫困地区发挥自身文化资源优势，调整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实现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共同提升，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分别把握电影扶贫的实现机理，可以从覆盖全国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网络，以及电影创制和电影文化活动两个维度发力。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是保障群众文化权益，尤其是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群众精神文化素质的卓有成效的中国方案，亦是我国减贫事业的重要一环。农村电影公益放映从解决人们精神层面的贫困着手，其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强调贫困地区电影公益放映的有效供给，这是对改善贫困群体文化生活品质的现实良策;另一个是通过加强文化信息服务能力，从单一的“放电影”向多维度的“电影服务”转化，提升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源禀赋[2]。“扶贫扶人，扶智扶文”，物质资源贫乏是贫困地区的显性表征，而“知识、信息、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性贫困”是致贫的更深层次的隐性因素[3]。理论上，政治与经济弱势的贫困地区，常常也是文化建设水平不高的地区，其文化生态多显现为传统的文化质素，缺乏多层次的文化样态和开放的文化服务意识。公共文化（电影）服务法律制度体系让贫困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获得保障，加速文化信息资源向贫困地区流动，使作为核心工程之一的公共电影服务的实施具有了法律强制性。在实践过程中，贫困地区基层政府的动力诉求、观念导向及制度建设，施行文化扶贫的部门意志和官员意向，以及贫困群体自主表达文化需求的意愿和文化接受（响应）能力的差异性，都会造成公共电影服务效率的客观生成与理想预设间的显著差距。总的来看，服务主体要围绕人力资源禀赋的提升因需而供，设法规避供给低效或虚耗现象，为电影在贫困群体的内生性生长提供相宜的条件，发挥最佳效度。
将电影文化作用于贫困地区的物质层面，即把贫困地区广义的文化资源作为电影创制的生产要素和电影文化活动的加工对象，按照电影的艺术规律对其进行功能性阐发与传播，在市场经营和产业运作中赋予文化资源以商品属性，从而链接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农业产业等，通过消费、贸易、投资等方式拉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实现贫困群体物质财富的积累。在广义上，贫困地区的文化资源包括该地区的传统文化、公共文化和产业文化。因而其实质是以电影的广泛包容力和传播力唤醒贫困群体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4]，激发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自主意识，促进改变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推动区域文化与更多产业融合发展。
电影文化活动的主体可划分为两种，贫困主体（“我者”）自觉反映自身和外部主体（“他者”）建构贫困地区的时空意象。一方面，提高贫困群体的自主再生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培养其脱贫的相对独立性是推进文化扶贫的根本诉求。电影文化与贫困地区产业文化的链接，为激发贫困群体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进而将文化自信转化为发展自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特别是贫困群体转变传统观念，树立起自身在电影文化与产业文化互动中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其实现从文化贫困到文化自觉的蜕变。这样既能为产业扶贫注入精神力量的新动能，又能为电影活动注入更多元的文化内涵。其间，尤其强调农业产业与电影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的业态模式。另一方面，一些因开发不力而使自然人文资源得以遗留下来的贫困地区，往往是电影制作团队苦苦寻觅的取景“圣地”，其在电影的艺术与审美表达中可转化为建构意义指向、强化自我表达以及彰显文化身份的新的意象空间。而作为空间存在物的文化资源与文化表征正是构成影片情感张力的重要元素，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这些有意味的审美文化元素将促进贫困地区改善经济结构，推动文化消费与文化就业，发展文化创意经济和旅游经济，并使之与农业产业互动与融合。 以上两种情形虽都归于扶贫的物性视角，但呈现显著的差异性。一是驱动模式不同，前者凸显内在生成性，后者具有一定的外部依赖性。二是直接适用范围不同，前者属于普遍参与式发展，贫困群体享有农业红利的门槛低且机会均等;后者则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因面临技术、审美、创意、资金、服务等多重挑战，有着严格的准入条件，贫困群体的参与将受到限制。实践表明，经济文化落后的贫困地区并非不存在能够按照产业规律运作的文化资源，反之，具有文化资源的贫困地区也不需要把文化资源完全转化成招商引资、发展产业的竞争优势。这就需要电影活动在文化、产业、需求、政策和科技等多種因素的综合中做出重心的选择，要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共享式扶贫主体系统，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科学、适度、稳健地推进文化扶贫中的电影方略。
二、电影与扶贫多元文化互动的实践形式
无论是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阶段之策，还是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倡导电影文化的特有扶贫功能，释放电影文化的社会效益，均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从电影与扶贫互动的内在机理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实践形式中表现电影扶贫的复杂价值，而三者又相互渗入与促进，其特征既有同一性与差异性，又有切实性与展望性。
1.从电影福利到电影服务：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的转型升级
从“2131工程”的实施到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在法制层面的彰显，我国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已历经二十余载，露天电影、集镇影院已成为国家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级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存在差异，各地在这项公共服务上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其运行模式大致分为最低保障型、普惠公平型和效率主导型。近年来，中央及各省区市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的资金保障纳入专项涉农或扶贫资金序列，其扶贫属性得到确认。作为文化扶贫的基本形式，农村电影公益放映须克服长期以来有放映无服务，电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闲置或低效等造成的失灵或虚耗现象，这样方能使电影真正作用于贫困群体。理论上看，化解这些问题要从顶层设计、技术路线和绩效监督三个主要维度合作施力，具体到制度建设、供需调适、文化接受（响应）度、服务引导以及效能发挥等次维度上，促使贫困地区电影公益服务不断完善。
调研发现，一些省区市在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取消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这项内容，将其运转降级为简单化的分解任务，这样，此项活动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相反，贫困地区政府理应转变文化治理理念，理解人文化成的精神涵养，抓住电影公益放映的制度安排这个“牛鼻子”，使之科学化和标准化。电影公益服务的供给既要准确识别贫困群体的普遍性需求和个性化需求，也要建立在群众有限的文化接受能力和文化响应能力这个现实的基础上，确定电影供给的内容与形式。同时，电影公益放映还要特别注重选择积极健康、理念先进、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让贫困群体充分鉴赏优秀的电影作品，对他们的审美趣味和人文素养予以引领。考量电影扶贫效度的根本指针不能停留在以电影的轻松娱乐功能满足贫困群体在公共空间的喧嚣体验上，还应将惠农政策、科技知识、信息资源、进步理念、先进技术及科学价值观念带给贫困群体，为其改善贫困状况提供思维和技术支持，化被动接受为内在发展诉求，凸显贫困地区电影公共产品供给与服务的有效性。
2.从文化贫困到文化创新：自主意识的建立与主体产业的深耕
贫困群体自主意识的建立源于自主发展意识和文化创新意识两个基础。自主发展意识依赖于个体观念的更新和生存技能的提高，而文化创新意识则是巩固扶贫成果、实现长效脱贫的关键。在贫困地区农村，土地劳作仍是贫困农户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因此脱贫攻坚的根本动力应来自于农业产业的兴旺。贫困地区的产业文化正是基于农业产业体系及农产品加工业所形成的文化生成与文化形态[5]，其发展理念和方式又与该地区的传统文化、公共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将农业（微）电影创制及其延伸活动与贫困地区产业文化链接起来，既能体现贫困主体的文化创新活力，又可以稳固农业产业的基础地位，使之冲破家庭式和粗放型经营的束缚而提升农业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要厘清的是，农业电影的创制主体包括但不限于职业农民、农业干部、返乡大学生及务工青年、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并非提倡贫困农户普遍性地参与其中，而是促进其与普通农户构成生产协作的利益共同体，采取带动引领、专业分工、互惠互利的模式进行电影创制。
打造农业电影及其延伸活动的原旨目标是完善贫困地区农业产业链并赋予其更多的附加值，推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以贫困农户最熟悉的劳动方式实现可持续的扶贫效应。其间，电影内容与传播的策略、文化创意增值效应的显现，以及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条，是释放电影助农效应的三个基本维度。首先，农业电影应着力表现现代农业理念、农业情怀、农业故事、农产品加工、农业品牌、农业示范园区、休闲农业等涉农主题，被精准投放到与农业利益相关的新媒体平台，以及农博会、农产展销会、农创会等会展平台，为传播贫困地区的产业优势和特色产品提供契机。其次，电影擅长从艺术与审美角度生成某种意象，可通过创造象征价值昭示农业文化的本源性和生命意蕴，进而促使人们将精神层面的艺术消费转化为物质层面的农产品消费。因此，农业电影的创意元素对提升农业产业的附加值与内涵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地方主体应畅通贫困农户的参与渠道和分享经济红利的机制，建立市场与消费通道，利用电影媒介实现品牌嫁接，快速占领市场，创新自主农业品牌获得竞争优势，以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建设筑牢农业扶贫这个根基。
3.从生活场域到意象空间：电影的文旅效应与产业的可持续性
电影的文旅效应是指通过电影这一艺术样式对贫困地区的艺术表达和审美观照，将贫困群体生活场域中的自然地理风貌、传统文化和公共文化等文化质素予以深度挖掘，增大贫困地区的曝光度和社会知晓度，带动文化旅游产业与特色农业产业等更多产业融合发展。其中，传统文化与贫困群体的生存方式相联系，古建村落、民俗非遗、乡民艺术等都是该文化形态的表征性实践;公共文化是对贫困地区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维系和支撑，包括信仰观念、道德伦理、礼俗节庆等，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与应用价值。文化旅游产业是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贫困群体理解当地的文化经济价值，激发群众的参与意愿，克服人口胜任力不足的障碍，以自主再生的造血功能打破贫困“圈内”的代际传递。文旅扶贫亦有利于改善贫困地区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促发本土文化的传统滋养与当代创新，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有助于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从电影到文旅再到产业扶贫，我们须理顺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谋求电影与地方主体的结合。电影界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传播贫困地区的人文景观及价值，而地方主体也要加强自身宣传，有意识地与制片方合作，或主动采取适当的电影营销手段。其次，平衡电影思想艺术追求和贫困地区形象宣传之间的矛盾。举凡优秀的电影作品，无不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达上追求精品意识，绝不可急一时之图，违悖电影艺术规律，将观众和市场的需求置于不顾。最后，确保文旅扶贫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发展贫困地区文化旅游产业，要坚守“求生存、谋发展、铸品牌”的生长理念，以文化傳承与创新为核心，推进个体创意与产业规模同行，吸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合作和共赢，形成递进适度的布局节奏。
三、电影与扶贫多元文化互动的认识误区及辨析
整体来看，我国多地电影与扶贫互动的生动实践已取得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不过，出现的问题也值得警惕。电影扶贫虽不是一项全新的课题，却对宏观的文化建设制度和微观的发展举措等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理性地审视现实，我们发现仍有一些认识的误区亟待加以矫正。
1.片面强调电影公益服务的规模和数量，忽视影片的质量和思想价值，未能在贫困群体文化品味的形塑中起到显著的作用
当前，农村电影公益服务呈现重娱乐轻引领、重给予轻扶持、重政府购买轻市场运作的特征。管理者和服务主体一味追求放映的数字指标，未对贫困群体文化需求的层次和肌理做深入分析，只是通过浅尝辄止的调研就随意放映电影，使贫困群体在强烈的观影快感中消磨时间，而电影公益服务的精神引领内涵被忽视了。文化品味是社会的产物，其形成受到家庭、教育、收入、政治地位、历史传承、艺术审美等多重影响，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选择。对贫困群体而言，良好的文化品味能够提升他们主动摆脱贫困的意识，帮助其在积极的心理状态下建构更多的内外部资源，促进贫困问题的纾解。在文化扶贫推进过程中，高质量的电影公益服务是促进贫困群体形成良好品味的有效方式。我们应该注意到，文化品味的形塑是一个慢过程，其之于扶贫效应的显现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累积，因而要想在缓解相对贫困的机制中发挥它的作用，就应以持续性的公共电影服务供给作为保障。
2.过度利用电影的宣传功能，缺乏服务意识以及对贫困农户权益的合理保障，未能实现电影文化与农业扶贫的有效链接
实际中，一些以追逐和维护自身利益为准则的农业经营主体，刻意看重电影的场景画面和观念引导，导致经过艺术加工之后的农业及农村形象与实际状况大相径庭，难以取得消费市场的认可。由于农业经营主体在与贫困农户的合作中占主导地位，拥有对外市场开拓和对内交易管理的话语权，因而也对各种文化传播方式及其内容具有选择权。如若没有公平合理的风险共担机制作为调节器，贫困农户就会面临被转嫁的损失，进而有加重贫困程度的可能性。作为助农方式的电影，偏执于艺术表达和客观实际中的任意一方，都无济于创造附加效益。只有掌握好二者的呈现尺度，以现实题材为导向，以农业质量为本真，方能建立良好的口碑营销。然而，如何维护交易中农户的正当权益，制定恰当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协作组织形式，保障农户自由选择和自主响应市场机会的权利，是化解对农业扶贫认识偏差的基本方向。
3.忽视在消费者与电影场景目的地之间建立人文情感联系，盲目输入文旅资本和城市强势文化，极易导致“扶富不扶贫”的功利误区
电影文旅价值的体现，需要构筑在电影、消费者和目的地（贫困地区）三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地方主体采取电影营销方式，安于对贫困地区地理景观元素的表象化呈现，对电影与本土文化资源的链接、文旅项目的结合缺乏必要的深度。不少经营者借机引进“热”资本甚至盲目举债，营造现代化的异质景观，这样既与贫困群体的生活实际不协调，也会使他们被迫卷入消费文化的资本逻辑中。在文旅产业的发过程中，经营主体简单追求规模效应，忽视精细化管理和服务品质的提升，会致使电影塑造的情感期待与消费者的实际感知形象产生差异。尤其因为一些贫困群体的素质不高、能力增长迟缓，无法与项目发展的速度相匹配而被淘汰，那么文旅扶贫将沦为少数人的逐利工具。因此，电影制作方应注重在目的地的形象建构与消费者的行为意向之间，发挥电影的创造价值与中介功能。不要完全将文旅产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竞争优势[4]，应遵循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照应贫困群体的真实生存样貌，使与实际扶贫能力紧密衔接起来。
4.热衷“运动式”和“跨越式”发展思路，片面追求电影扶贫项目的建设速度，以及扶贫模式的外部支持，而轻视内生动力和逻辑
在现实的扶贫实践中，试图采用宏大模式推动贫困地区改头换面、进而推动功能再生的做法不在少数，这种做法虽然能获得一些短期效益，但将留下长期隐患。贫困是整个社会结构及社会运行的一部分，是不断发生的动态过程。文化扶贫不应直接致力于物质积累，而应将文化和精神的给养转化为贫困群体发展生产的内在力量，同时辅以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立畅通贫困群体联系外部资源的渠道，形成扶贫的常规治理和长效机制。
综上，电影与扶贫的多元文化互动是一项以电影文化活动为中介，以贫困地区文化资源为依托的多层次模式建构。作为精神扶贫和物质扶贫的有效结合点，其势必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面临复杂形势的挑战，这就要求人们植根现实情形和内在规律，因地施策，充分释放电影文化的社会效益，促进贫困群体内在力量的生长，从实质上增强扶贫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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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辛秋水. 文化扶贫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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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田川流. 乡村振兴中多维度文化的构成及其价值实现[J]. 民族艺术研究，2020（2）：9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