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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亚妮是浙江卫视最红的主持人。除此之外，她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担任央视国际频道的主持人，后进入浙江卫视，主持过多档热播节目，并先后荣获“金话筒奖金奖”、“全国最佳主持人奖”等几十个重量级奖项。因为表现出色，2000年浙江卫视为她开办了一档访谈节目《亚妮专访》，这档节目后来成为浙江卫视的黄金栏目，收视率名列前茅。
然而，就在人生最闪耀的时刻，这位当家花旦却从荧屏上“消失”了，只为去记录一段人们闻所未闻的传奇。
太行深处，邂逅“没眼歌王”
相传，“二战”期间，太行山深处有一支为中国抗日军队服务的特殊情报队伍，其成员都是瞎子，太行人管他们叫“没眼人”。战争结束后，“没眼人”队伍开始四处流浪和卖唱，只要不饿肚子，他们就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把自编的民歌唱得百转千回。
2000年，亚妮和音乐家田青一起主持“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一个年轻的羊倌引起了她的注意。羊倌名叫石占明，他是穿着羊皮袄拿着羊鞭上场的，引起了选手们的嗤笑。当他吼起家乡左权县的民歌时，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被那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唱腔征服了。石占明获得了这场擂台赛的冠军——歌王奖。
正在主持《亚妮专访》的亚妮，决定去歌王的家乡走一趟，采访其背后的故事。她带上一名摄影师，跟着羊倌从杭州挤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又从北京倒了一天的汽车到太原，从太原坐车到左权县，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太行山深处的红都村。
亚妮原本以为石占明获得了歌王奖，整个红都村都会为之骄傲。但是，村子里的人并不把这个国家级奖项当回事，石占明的老爹更是口出狂言：“他要是歌王，一村的人都是歌王！”几天拍摄下来，亚妮发现石老爹所言不虚：红都村的人真的是招之即歌，歌之惊天。于是，亚妮决定拍摄一村的歌王。
就在拍完片子往村外走的时候，亚妮的耳朵又一次受到歌声的洗礼。这一次，不是一个人在唱歌，而是一群人在唱歌。在村里祠堂的古戏台上，11个男人席地而坐，吹打着各种乐器向天而歌。歌声深情绵长却又肆无忌惮，清爽醉人又不失山高地阔，宛若神曲般不掺半点杂质。虽然听不懂歌词，但亚妮的眼泪落下。她心知，这一次遇上的，是比歌王更会唱歌的歌王们。
激动中的亚妮，连忙向老乡们打听11个男人的背景。有人说，他们是没眼人，都是光棍；有人说，他们是八路。这些神秘歌者和他们的歌，燃起了亚妮寻找新闻的欲望。她多方打听，零星捕捉到一些有关没眼人抗日的传说。
在跟音乐家田青深入交流后，亚妮才知道中国西部民歌中最具生命色彩的辽州小调，其最原生的状态和最完整的曲目，就保存在这群常年在太行山区流浪卖唱的没眼人队伍里。
因为这次相遇，亚妮决定拍摄这群没眼人的故事。
倾尽所有，只为记录遗落山间的传奇
2002年5月，亚妮和她的搭档们拍摄了一部有关没眼人的纪录片《向天而歌》，不久后又筹拍了续集《兄弟》。
在同没眼人相处的过程中，亚妮发现他们的内心非常干净。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困苦不堪，但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快活，只要能有一口吃食就特别知足，吃饱了就会对着天空自由地歌唱，高兴也唱，伤心也唱，没有人旁观。他们只为自己而唱，声声嘶吼直击人的肺腑。他们待人真诚，因为看不到世界，他们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懂尔虞我诈，也不会为职称、荣誉、金钱而两面三刀。他们没有假面具，所有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没眼人的单纯让亚妮感动，他们身上的生命力也让亚妮羡慕。她发现这群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生命中的爱恨情仇比普通人更加戏剧化，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能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
意识到有一天这些人可能会默默地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亚妮产生了拍一部以没眼人为主题的电影的想法，希望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生命轨迹。2006年，亚妮启动了拍摄项目，这一拍，就是十年。
最初，亚妮将电影命名为《桃花红杏花白》，采用纪实手法拍摄，她在国家影视局为电影立了项，又请来一流的摄影和创作团队。刚完成初期的筹备工作，政府拨来的36万元经费和亚妮自己的180万元存款已所剩无几，而后续的拍摄资金还没有着落。
亚妮的前半生几乎没有为钱发过愁，眼看着电影项目就要搁浅，她急得吃不下饭，一遍遍打电话找朋友，飞北京飞上海，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没眼人的故事，可是没人愿意掏钱拍“要饭的瞎子”。她去省里找宣传部帮忙，可对方认为没眼人代表不了革命老区的形象，无法为其申请资金。最后，亚妮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还跟朋友借了一笔钱，继续回山区拍电影。
亚妮跟随没眼人走街串巷，有时不得不和他们住在一起。这些没眼人长年不洗澡，身上的气味令人窒息，而亚妮原本是个有洁癖的人，刚到山区时连厕所都上不了，可是她默默忍了下来。习惯了黑暗的没眼人每晚都会为她留一盏灯，这让亚妮感到温暖。
为了完成拍摄，《亚妮专访》停了。亚妮除了在山区跟拍，就是四处找钱。她本是个有原则的主持人，从来不跑“堂会”，但为了筹钱也开始四处表演。房子的抵押到期后，她又狠心卖掉了三亚度假区的房子，500万元的房子卖了300多万元，只为尽快拿到现金继续拍电影。
因为拍摄环境太艰苦，剧组里的摄影师总是来了又走。8年间，亚妮换了8个摄影师，找不到人的时候，她就自己站在齐胸深的河水中掌镜，一拍就是两小时。
同歌同哭，只为追寻最纯粹的快乐
11个没眼人，有人是先天失明，有人是后来失明。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音乐天赋极高，个个能拉会唱。亚妮在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单单是个记录者，还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她也因此走进了没眼人的悲喜生活。
每一个没眼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令亚妮惊心，也让她流泪。
77岁的老屎蛋因为唱酸曲在文革时期被打成了“反革命”，只能靠给别人当保爹（当地人认为给孩子找个保爹能保命）维生。后来他爱上了寡妇二梅，没想到二梅又疯了，老屎蛋惦念了她一辈子。
女没眼人念念，一心想生个有眼的儿子。生下没眼孩子七天后，她曾试图闷死儿子，最终却下不了狠心。
肉三的姐姐喜籽，一个人养活一家6个瞎子却没有任何怨言，默默承受着家庭重担……
亚妮和没眼人们日日相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认了念念为干娘，还带着大伙儿去北京“听”升旗。虽然多次陷于经济困境，可她不敢停止拍摄，怕的是辜负这群没眼人的信任。
不止亚妮对自己的电影充满期待，没眼人更是如此。但在漫长的拍摄过程中，有三个没眼人先后去世了，他们分别是最老的屎蛋、亚妮的干娘念念，还有鼓打得最好的肉三。肉三死前，万分遗憾地对亚妮说：“我是等不到你的电影了。”亚妮无比伤感，而她能做的就是努力拍好这部戏，才不辜负这些没有眼但心却比谁都亮的人。
亚妮的坚持曾被圈内人视为疯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尊重。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的音乐家苏聪，免费为《没眼人》的电影制作了音乐；演员王刚参演了电影却分文不取；导演贾樟柯担任了影片的艺术指导……
亚妮出版了纪实小说《没眼人》，她的电影也将与观众见面。亚妮说：“我写没眼人、拍没眼人，不是为了让人们可怜他们，而是为了让人们感受这群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快乐自由的状态。”带着这样的信念，她记下了没眼人的故事，连带他们的生活和已经成功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曲调。这段乡间传奇，也因此而永存。
编辑 尼尼威
然而，就在人生最闪耀的时刻，这位当家花旦却从荧屏上“消失”了，只为去记录一段人们闻所未闻的传奇。
太行深处，邂逅“没眼歌王”
相传，“二战”期间，太行山深处有一支为中国抗日军队服务的特殊情报队伍，其成员都是瞎子，太行人管他们叫“没眼人”。战争结束后，“没眼人”队伍开始四处流浪和卖唱，只要不饿肚子，他们就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把自编的民歌唱得百转千回。
2000年，亚妮和音乐家田青一起主持“中国首届原生态南北民歌擂台赛”，一个年轻的羊倌引起了她的注意。羊倌名叫石占明，他是穿着羊皮袄拿着羊鞭上场的，引起了选手们的嗤笑。当他吼起家乡左权县的民歌时，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大家都被那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唱腔征服了。石占明获得了这场擂台赛的冠军——歌王奖。
正在主持《亚妮专访》的亚妮，决定去歌王的家乡走一趟，采访其背后的故事。她带上一名摄影师，跟着羊倌从杭州挤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又从北京倒了一天的汽车到太原，从太原坐车到左权县，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太行山深处的红都村。
亚妮原本以为石占明获得了歌王奖，整个红都村都会为之骄傲。但是，村子里的人并不把这个国家级奖项当回事，石占明的老爹更是口出狂言：“他要是歌王，一村的人都是歌王！”几天拍摄下来，亚妮发现石老爹所言不虚：红都村的人真的是招之即歌，歌之惊天。于是，亚妮决定拍摄一村的歌王。
就在拍完片子往村外走的时候，亚妮的耳朵又一次受到歌声的洗礼。这一次，不是一个人在唱歌，而是一群人在唱歌。在村里祠堂的古戏台上，11个男人席地而坐，吹打着各种乐器向天而歌。歌声深情绵长却又肆无忌惮，清爽醉人又不失山高地阔，宛若神曲般不掺半点杂质。虽然听不懂歌词，但亚妮的眼泪落下。她心知，这一次遇上的，是比歌王更会唱歌的歌王们。
激动中的亚妮，连忙向老乡们打听11个男人的背景。有人说，他们是没眼人，都是光棍；有人说，他们是八路。这些神秘歌者和他们的歌，燃起了亚妮寻找新闻的欲望。她多方打听，零星捕捉到一些有关没眼人抗日的传说。
在跟音乐家田青深入交流后，亚妮才知道中国西部民歌中最具生命色彩的辽州小调，其最原生的状态和最完整的曲目，就保存在这群常年在太行山区流浪卖唱的没眼人队伍里。
因为这次相遇，亚妮决定拍摄这群没眼人的故事。
倾尽所有，只为记录遗落山间的传奇
2002年5月，亚妮和她的搭档们拍摄了一部有关没眼人的纪录片《向天而歌》，不久后又筹拍了续集《兄弟》。
在同没眼人相处的过程中，亚妮发现他们的内心非常干净。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困苦不堪，但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快活，只要能有一口吃食就特别知足，吃饱了就会对着天空自由地歌唱，高兴也唱，伤心也唱，没有人旁观。他们只为自己而唱，声声嘶吼直击人的肺腑。他们待人真诚，因为看不到世界，他们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懂尔虞我诈，也不会为职称、荣誉、金钱而两面三刀。他们没有假面具，所有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没眼人的单纯让亚妮感动，他们身上的生命力也让亚妮羡慕。她发现这群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生命中的爱恨情仇比普通人更加戏剧化，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能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
意识到有一天这些人可能会默默地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亚妮产生了拍一部以没眼人为主题的电影的想法，希望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生命轨迹。2006年，亚妮启动了拍摄项目，这一拍，就是十年。
最初，亚妮将电影命名为《桃花红杏花白》，采用纪实手法拍摄，她在国家影视局为电影立了项，又请来一流的摄影和创作团队。刚完成初期的筹备工作，政府拨来的36万元经费和亚妮自己的180万元存款已所剩无几，而后续的拍摄资金还没有着落。
亚妮的前半生几乎没有为钱发过愁，眼看着电影项目就要搁浅，她急得吃不下饭，一遍遍打电话找朋友，飞北京飞上海，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没眼人的故事，可是没人愿意掏钱拍“要饭的瞎子”。她去省里找宣传部帮忙，可对方认为没眼人代表不了革命老区的形象，无法为其申请资金。最后，亚妮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还跟朋友借了一笔钱，继续回山区拍电影。
亚妮跟随没眼人走街串巷，有时不得不和他们住在一起。这些没眼人长年不洗澡，身上的气味令人窒息，而亚妮原本是个有洁癖的人，刚到山区时连厕所都上不了，可是她默默忍了下来。习惯了黑暗的没眼人每晚都会为她留一盏灯，这让亚妮感到温暖。
为了完成拍摄，《亚妮专访》停了。亚妮除了在山区跟拍，就是四处找钱。她本是个有原则的主持人，从来不跑“堂会”，但为了筹钱也开始四处表演。房子的抵押到期后，她又狠心卖掉了三亚度假区的房子，500万元的房子卖了300多万元，只为尽快拿到现金继续拍电影。
因为拍摄环境太艰苦，剧组里的摄影师总是来了又走。8年间，亚妮换了8个摄影师，找不到人的时候，她就自己站在齐胸深的河水中掌镜，一拍就是两小时。
同歌同哭，只为追寻最纯粹的快乐
11个没眼人，有人是先天失明，有人是后来失明。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音乐天赋极高，个个能拉会唱。亚妮在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单单是个记录者，还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她也因此走进了没眼人的悲喜生活。
每一个没眼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令亚妮惊心，也让她流泪。
77岁的老屎蛋因为唱酸曲在文革时期被打成了“反革命”，只能靠给别人当保爹（当地人认为给孩子找个保爹能保命）维生。后来他爱上了寡妇二梅，没想到二梅又疯了，老屎蛋惦念了她一辈子。
女没眼人念念，一心想生个有眼的儿子。生下没眼孩子七天后，她曾试图闷死儿子，最终却下不了狠心。
肉三的姐姐喜籽，一个人养活一家6个瞎子却没有任何怨言，默默承受着家庭重担……
亚妮和没眼人们日日相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认了念念为干娘，还带着大伙儿去北京“听”升旗。虽然多次陷于经济困境，可她不敢停止拍摄，怕的是辜负这群没眼人的信任。
不止亚妮对自己的电影充满期待，没眼人更是如此。但在漫长的拍摄过程中，有三个没眼人先后去世了，他们分别是最老的屎蛋、亚妮的干娘念念，还有鼓打得最好的肉三。肉三死前，万分遗憾地对亚妮说：“我是等不到你的电影了。”亚妮无比伤感，而她能做的就是努力拍好这部戏，才不辜负这些没有眼但心却比谁都亮的人。
亚妮的坚持曾被圈内人视为疯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尊重。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的音乐家苏聪，免费为《没眼人》的电影制作了音乐；演员王刚参演了电影却分文不取；导演贾樟柯担任了影片的艺术指导……
亚妮出版了纪实小说《没眼人》，她的电影也将与观众见面。亚妮说：“我写没眼人、拍没眼人，不是为了让人们可怜他们，而是为了让人们感受这群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快乐自由的状态。”带着这样的信念，她记下了没眼人的故事，连带他们的生活和已经成功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曲调。这段乡间传奇，也因此而永存。
编辑 尼尼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