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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代的会计，是借助于科学的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经济活动，按照各类经济单位各自的需要，进行系统地记录、计算、分析、检查的一种方法和工具。现代社会，较之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经济，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不知要频繁、复杂多少倍，如果没有一套按照科学原理设计的方法来系统地加以记录、计算、分析、检查，那末，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各种经常在变动的经济关系，就会成为一片混乱，很难理清；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我们社会里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对于自己经营的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由于不能随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就很难经营得卓有成效，有时还不免失败。现代的会计既然是这样一种科学方法、工具，它理所当然地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也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
对于三十年代老一代的会计界，顾准(他是我的哥哥)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今天年轻的读者，可能并不熟悉。因此简略地介绍一下他一生经历的梗概，也许不是多余的。
顾准研究会计学，从事会计学著作的写作，并不是出于对会计学的爱好，纯粹是一种偶然的机缘。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正是我国民族资本有相当发展的十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我国传统的古老的簿记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民族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这种发展趋势，一种在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盛行的新的更为科学的会计理论和方法——现代的会计学，被介绍到中国来，立即以“新式簿记”这样的命名受到社会的欢迎，因而能够得到迅速传播。
一九二七年，顾准因为家境贫寒，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在黄炎培先生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毕业(当时旧制初中只两年)，以后不得不中辍学业，由母校留云小学老师殷亚华先生推荐，经王志莘先生①介绍，进入由潘序伦先生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即资本主义化的新式学徒)，这一年顾准不过十二岁。在以后的岁月中，为了谋求家庭生计有所改善，经过勤奋和刻苦的自学，逐渐学会和掌握了会计学这门学科。有这样一则笑话，当他第一次站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上讲课时，因为年龄过小，只十六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又过一年之后，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脚。
一九三四年，顾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革命活动。最初，他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同学中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小团体——“进社”；随后参加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武自会)，他曾先后担任过武自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和武自会上海市分会主席；不久，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年，除了因政治避难有几次短暂的离开上海外，顾准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敌伪残酷统治的环境下，在这里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艰难的环境能够磨炼一个人。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职业自由，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革命工作，并且使家庭的生计能有所改善，顾准选择了撰述会计著作这一生活道路。一九三四年，他完成了第一部著作《银行会计》。这本书出版后，当时就得到社会的称许和赞誉，并被采用为大学教材。顾准写成此书时不过十九岁。以后，陆续撰写出版的计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书，并参与修改《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等。这些著作，其中有些是作者在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中写成的。这些著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的名字，有的却是署了别人的名字，这倒不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而故隐其名，而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需要。仍然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当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主持人潘序伦先生对顾准从事危险的秘密革命活动是有所觉察的(自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间，顾准曾数度政治流亡，其中最长的一次为一九三五年秋，流亡至当时的北平，几达半年之久。其中还曾一度到中国银行任事，以后又回到潘氏所办会计师事务所)，然而他并没有因为怕担风险，免惹是非，对作者采取当时社会上流俗的办法，将其摈斥于门外，而是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继续任用，因而使顾准和他的家庭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这在当时应当说是比较难能的。
一九四○年，顾准因为党的工作需要，决定离开上海。对于他的这种突然行动，他的同事们都感到迷惘不解，有的还善意地加以劝留。他答之以“志不在此”。在三十年代的当时，顾准之所以要去学习、掌握，后来又从事会计学著作的撰述，都不过是把它当作是一种谋生和掩护革命工作的手段，并没有把自己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至于抛弃优厚的薪水、舒适的城市生活到艰苦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这在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并且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人来说，是视作理所当然的事，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当然是难以理解的。
我所以要在这里叙述这样一段历史，其目的是要使现在的年轻人懂得：只要自己肯刻苦学习，任何学科都可以有所成就，何况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之四、五十年前，学习条件要优越得多，更应好好学习。顾准通过自学在学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不过提供了他的同辈中间的又一个例证罢了。至于他在当时把会计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丝毫也不表明对它有任何卑视或贬低的意思，因为他所从事的这种职业——撰写会计学著作，与他当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相比，不能不处于从属的地位，他当然不可能抛弃革命，全力去撰写会计学著作。
二
顾准自己把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年这十三年，称为“职业向上时期”。事实也确是如此。他从一个新式学徒上升为会计学著述者和几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他的社会地位是上升的；他的经济收入也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而有所增加。一九三四年以后，他虽然处身在险恶的环境中，但是他所从事的党和群众工作，却是处于比较顺利的发展之中，然而顺境从来不可能伴随一个人人生的始终，何况我们是处在一个复杂、动荡和变化急遽的社会环境之中。
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这几年间，他的足迹从苏南接近敌伪心脏的最艰险的地区，一直到革命圣地延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又从延安回到当时华中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的淮阴地区(后来北撤到了山东)。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和去延安往返途中一共费去约两年半以外，其余时间绝大部分都在财政经济这条战线上，在苏南、苏北(盐阜、淮海)、山东等各个地区担任负责工作。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到一九七四年病逝为止的这二十五年，对顾准来说，却是极不平静、充满坎坷和不幸的二十五年。
这里，想用最简短的文字叙述他最后十年左右的经历，因为这十年左右在顾准的一生中也许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解了这一段曲经历，也许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九六二年，当他重返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应当时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同志的邀约，允诺承担了一项会计研究任务，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撰写《会计原理》专著一本；(二)撰写《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专著一本。《会计原理》原来计划共分七篇，现在出版的就是其中的第一篇。顾准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间，到上海等地作了一番调查之后写成此篇，其他各篇终因第二次政治上横逆的袭击，未能按预定计划继续写下去，因此本书终于成了残卷。《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顾准生前曾广泛征求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两易其稿，准备第三次再度修改后再定稿，由于同样的原因，他生前未能将此事作到底。一九八二年五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是根据第三稿稍加整理后付印的。两本著作，可说是姊妹篇，或则未终篇，或则未最后定稿，严格说来都是残卷。
“文革”开始，一切学术活动都宣告无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中，作者自然也难以幸免。妻子汪璧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含冤致死；子女受当时极左思潮之害，与其父亲划清界线；顾准被逐出家门，有家归不得(他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写给我的信中，曾屡次自喻为“丧家之犬”)，真正到了子离妻死的地步。
真正的精神上的强者，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之屈服的。顾准在历经创伤之余，把个人的不幸置于一旁，经常以匹夫有责自勉，鼓起无所畏惧的勇气，对国家的未来，社会的未来进行着探索。妻子儿女，早已离开了他，不再存在什么家室之累；名利，不仅与他无缘，而且早已视之为草芥；生命，早就奉献给了革命；对于他，这时确实已经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了。据经济研究所和他在一起生活过对他比较熟悉的同志后来告诉我，除了劳动之外，他每天几乎经常坚持读书十几小时以上。象他这样勤奋，在经济所内极为少见。那个年头，无政府主义泛滥，真正能够坚持搞学术研究的真是寥若晨星。
一九七二年七月，顾准自河南息县回到北京。这时我和他中断通信已有六年之久，事前我对他已回到北京，毫无所知。是年冬，我请准了假与妻子一起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处的已经八十八岁的年迈的老母，同时视情况可能，想和顾准取得联系，并给予孑然一身的兄长以可能的照顾。到北京后，很幸运，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周折我们就取得了联系。此次晤见，甫经离乱，人事沧桑，悲喜之情，可以想见。自此以后，一直到他一九七四年病逝，我们之间的通信从未间歇。
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两年的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哲学、中外历史、经济等各方面广泛的问题。亲身的经历，现实的历史，促使他去探索未来。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先是研究西方历史，然后研究中国历史，然后在此基础上通盘比较透彻地全面地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去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这个计划他是付诸实践了的。对古代希腊史的研究便是这个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七三年底起，他为了研究古代希腊史，几乎每天只带上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并且开始撰写关于古代希腊史的研究笔记。他在通信中对我说，他又回到三十年代流亡到北平时期的那种每天跑图书馆的生活中去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初，作者咯血不止，病倒了，这份研究笔记剩下最后三节没有能写完。一九八二年三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希腊城邦制度》，就是这份笔记，也是未完成的残篇。这两年通信中他自称为“笔记”、实际上是研究论文，已经发表的还有以下诸篇：《科学与民主》(《读书》一九八○年第十一期)，《基督教、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晋阳学刊》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一九七四年九月中旬，我再度去北京，我们在一起盘桓了将近半个月，这是从一九三四年以后四十年来仅有的一次，也是他生前最后的一次。国庆前夕，他送我西行去宁夏看望我们的侄女和三十年代就相识并且曾一起进行过革命活动的一位在银川工作的老朋友。十月中旬，我刚回到上海，知道他又咯血不止。十一月初，接到他告急电报，求助无人，希望我立即赶去。我当然始料不及他患的竟是肺癌绝症，而且仅仅只有一个月这样短促的时间，病魔就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研究计划，他的探索，当然只能和他的生命一起离开人间。
三
历史是已经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写的。每一个人也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它只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它不能被抹煞。
我不想在这里对顾准作任何评价，因为这不应当是我的责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是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判别是非的必要条件；而党组织对他过去所受到的错误处理，进行了平反改正，事实上对他已经作了肯定的评价。我也不想对他写的《会计原理》作任何评论，因为这是专家们的事。我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对他一生经历的简短的叙述，把他长期来被扭曲了的形象恢复其本来面目。如果我的这种努力没有完全白费，我就很满足了。
综观顾准一生，青年时期从事会计著作的撰述，系出于职业的需要，同时也是当时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当然，这些著作的内容，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其中有不少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但是仍然不难看到作者锐意创新所作之努力。时隔数十年之后，到了晚年再度从事会计研究，斯时目的明确，态度更为严谨，自远非青年时期可比。至于观点是否正确，读者和国内专家自可作出客观的评价，毋庸我来置喙。
其实，顾准晚年真正的志趣，在于研究历史，当然还旁及哲学、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如果病魔不过早地夺去他的生命，以他的勤奋、知识和才具，可以相信，是能够作出一定成就的。至于观点如何，正象他的会计著作一样，是完全可以深入探讨的；而且也只有经过深入探讨，真理才能愈加鲜明的突现出来而为大家所公认。我这样说，在会计和历史之间，丝毫不含有任何褒贬之意，我不过在这里如实地反映作者的真正志趣所在。就学术上说，会计和历史同样重要，同样需要我们认真地严肃地继续深入研究，俾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会计原理》，顾准著，知识出版社即将出版)
(本文顾准像，丁聪作)
①王志莘与潘序伦均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昭南资助送去美国留学，为留美同学。
现代的会计，是借助于科学的原理，对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经济活动，按照各类经济单位各自的需要，进行系统地记录、计算、分析、检查的一种方法和工具。现代社会，较之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经济，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不知要频繁、复杂多少倍，如果没有一套按照科学原理设计的方法来系统地加以记录、计算、分析、检查，那末，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各种经常在变动的经济关系，就会成为一片混乱，很难理清；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我们社会里是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对于自己经营的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由于不能随时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就很难经营得卓有成效，有时还不免失败。现代的会计既然是这样一种科学方法、工具，它理所当然地既能为资本主义服务，也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
对于三十年代老一代的会计界，顾准(他是我的哥哥)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今天年轻的读者，可能并不熟悉。因此简略地介绍一下他一生经历的梗概，也许不是多余的。
顾准研究会计学，从事会计学著作的写作，并不是出于对会计学的爱好，纯粹是一种偶然的机缘。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正是我国民族资本有相当发展的十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我国传统的古老的簿记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民族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这种发展趋势，一种在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盛行的新的更为科学的会计理论和方法——现代的会计学，被介绍到中国来，立即以“新式簿记”这样的命名受到社会的欢迎，因而能够得到迅速传播。
一九二七年，顾准因为家境贫寒，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在黄炎培先生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毕业(当时旧制初中只两年)，以后不得不中辍学业，由母校留云小学老师殷亚华先生推荐，经王志莘先生①介绍，进入由潘序伦先生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即资本主义化的新式学徒)，这一年顾准不过十二岁。在以后的岁月中，为了谋求家庭生计有所改善，经过勤奋和刻苦的自学，逐渐学会和掌握了会计学这门学科。有这样一则笑话，当他第一次站到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讲台上讲课时，因为年龄过小，只十六岁，竟被学生轰下了台。又过一年之后，第二次才算站住了脚。
一九三四年，顾准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革命活动。最初，他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同学中组织了一个秘密的革命小团体——“进社”；随后参加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以下简称武自会)，他曾先后担任过武自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和武自会上海市分会主席；不久，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年，除了因政治避难有几次短暂的离开上海外，顾准在国民党白色恐怖和敌伪残酷统治的环境下，在这里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艰难的环境能够磨炼一个人。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职业自由，腾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革命工作，并且使家庭的生计能有所改善，顾准选择了撰述会计著作这一生活道路。一九三四年，他完成了第一部著作《银行会计》。这本书出版后，当时就得到社会的称许和赞誉，并被采用为大学教材。顾准写成此书时不过十九岁。以后，陆续撰写出版的计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书，并参与修改《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等。这些著作，其中有些是作者在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中写成的。这些著作出版问世时，有的用了顾准的名字，有的却是署了别人的名字，这倒不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而故隐其名，而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需要。仍然值得在这里提到的是，当时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主持人潘序伦先生对顾准从事危险的秘密革命活动是有所觉察的(自一九三四至一九四○年间，顾准曾数度政治流亡，其中最长的一次为一九三五年秋，流亡至当时的北平，几达半年之久。其中还曾一度到中国银行任事，以后又回到潘氏所办会计师事务所)，然而他并没有因为怕担风险，免惹是非，对作者采取当时社会上流俗的办法，将其摈斥于门外，而是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继续任用，因而使顾准和他的家庭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这在当时应当说是比较难能的。
一九四○年，顾准因为党的工作需要，决定离开上海。对于他的这种突然行动，他的同事们都感到迷惘不解，有的还善意地加以劝留。他答之以“志不在此”。在三十年代的当时，顾准之所以要去学习、掌握，后来又从事会计学著作的撰述，都不过是把它当作是一种谋生和掩护革命工作的手段，并没有把自己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至于抛弃优厚的薪水、舒适的城市生活到艰苦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这在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并且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人来说，是视作理所当然的事，在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当然是难以理解的。
我所以要在这里叙述这样一段历史，其目的是要使现在的年轻人懂得：只要自己肯刻苦学习，任何学科都可以有所成就，何况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比之四、五十年前，学习条件要优越得多，更应好好学习。顾准通过自学在学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不过提供了他的同辈中间的又一个例证罢了。至于他在当时把会计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丝毫也不表明对它有任何卑视或贬低的意思，因为他所从事的这种职业——撰写会计学著作，与他当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相比，不能不处于从属的地位，他当然不可能抛弃革命，全力去撰写会计学著作。
二
顾准自己把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年这十三年，称为“职业向上时期”。事实也确是如此。他从一个新式学徒上升为会计学著述者和几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他的社会地位是上升的；他的经济收入也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而有所增加。一九三四年以后，他虽然处身在险恶的环境中，但是他所从事的党和群众工作，却是处于比较顺利的发展之中，然而顺境从来不可能伴随一个人人生的始终，何况我们是处在一个复杂、动荡和变化急遽的社会环境之中。
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这几年间，他的足迹从苏南接近敌伪心脏的最艰险的地区，一直到革命圣地延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又从延安回到当时华中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的淮阴地区(后来北撤到了山东)。除了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和去延安往返途中一共费去约两年半以外，其余时间绝大部分都在财政经济这条战线上，在苏南、苏北(盐阜、淮海)、山东等各个地区担任负责工作。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到一九七四年病逝为止的这二十五年，对顾准来说，却是极不平静、充满坎坷和不幸的二十五年。
这里，想用最简短的文字叙述他最后十年左右的经历，因为这十年左右在顾准的一生中也许是最有代表性的，了解了这一段曲经历，也许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九六二年，当他重返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应当时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同志的邀约，允诺承担了一项会计研究任务，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撰写《会计原理》专著一本；(二)撰写《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专著一本。《会计原理》原来计划共分七篇，现在出版的就是其中的第一篇。顾准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间，到上海等地作了一番调查之后写成此篇，其他各篇终因第二次政治上横逆的袭击，未能按预定计划继续写下去，因此本书终于成了残卷。《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顾准生前曾广泛征求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两易其稿，准备第三次再度修改后再定稿，由于同样的原因，他生前未能将此事作到底。一九八二年五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是根据第三稿稍加整理后付印的。两本著作，可说是姊妹篇，或则未终篇，或则未最后定稿，严格说来都是残卷。
“文革”开始，一切学术活动都宣告无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中，作者自然也难以幸免。妻子汪璧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含冤致死；子女受当时极左思潮之害，与其父亲划清界线；顾准被逐出家门，有家归不得(他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写给我的信中，曾屡次自喻为“丧家之犬”)，真正到了子离妻死的地步。
真正的精神上的强者，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之屈服的。顾准在历经创伤之余，把个人的不幸置于一旁，经常以匹夫有责自勉，鼓起无所畏惧的勇气，对国家的未来，社会的未来进行着探索。妻子儿女，早已离开了他，不再存在什么家室之累；名利，不仅与他无缘，而且早已视之为草芥；生命，早就奉献给了革命；对于他，这时确实已经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了。据经济研究所和他在一起生活过对他比较熟悉的同志后来告诉我，除了劳动之外，他每天几乎经常坚持读书十几小时以上。象他这样勤奋，在经济所内极为少见。那个年头，无政府主义泛滥，真正能够坚持搞学术研究的真是寥若晨星。
一九七二年七月，顾准自河南息县回到北京。这时我和他中断通信已有六年之久，事前我对他已回到北京，毫无所知。是年冬，我请准了假与妻子一起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处的已经八十八岁的年迈的老母，同时视情况可能，想和顾准取得联系，并给予孑然一身的兄长以可能的照顾。到北京后，很幸运，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周折我们就取得了联系。此次晤见，甫经离乱，人事沧桑，悲喜之情，可以想见。自此以后，一直到他一九七四年病逝，我们之间的通信从未间歇。
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两年的通信中，我们讨论了关于哲学、中外历史、经济等各方面广泛的问题。亲身的经历，现实的历史，促使他去探索未来。他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先是研究西方历史，然后研究中国历史，然后在此基础上通盘比较透彻地全面地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去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规律。这个计划他是付诸实践了的。对古代希腊史的研究便是这个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七三年底起，他为了研究古代希腊史，几乎每天只带上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并且开始撰写关于古代希腊史的研究笔记。他在通信中对我说，他又回到三十年代流亡到北平时期的那种每天跑图书馆的生活中去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初，作者咯血不止，病倒了，这份研究笔记剩下最后三节没有能写完。一九八二年三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希腊城邦制度》，就是这份笔记，也是未完成的残篇。这两年通信中他自称为“笔记”、实际上是研究论文，已经发表的还有以下诸篇：《科学与民主》(《读书》一九八○年第十一期)，《基督教、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晋阳学刊》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一九七四年九月中旬，我再度去北京，我们在一起盘桓了将近半个月，这是从一九三四年以后四十年来仅有的一次，也是他生前最后的一次。国庆前夕，他送我西行去宁夏看望我们的侄女和三十年代就相识并且曾一起进行过革命活动的一位在银川工作的老朋友。十月中旬，我刚回到上海，知道他又咯血不止。十一月初，接到他告急电报，求助无人，希望我立即赶去。我当然始料不及他患的竟是肺癌绝症，而且仅仅只有一个月这样短促的时间，病魔就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的研究计划，他的探索，当然只能和他的生命一起离开人间。
三
历史是已经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写的。每一个人也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既然是客观存在，它只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它不能被抹煞。
我不想在这里对顾准作任何评价，因为这不应当是我的责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许多重大的是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判别是非的必要条件；而党组织对他过去所受到的错误处理，进行了平反改正，事实上对他已经作了肯定的评价。我也不想对他写的《会计原理》作任何评论，因为这是专家们的事。我的目的，只是想通过对他一生经历的简短的叙述，把他长期来被扭曲了的形象恢复其本来面目。如果我的这种努力没有完全白费，我就很满足了。
综观顾准一生，青年时期从事会计著作的撰述，系出于职业的需要，同时也是当时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当然，这些著作的内容，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其中有不少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但是仍然不难看到作者锐意创新所作之努力。时隔数十年之后，到了晚年再度从事会计研究，斯时目的明确，态度更为严谨，自远非青年时期可比。至于观点是否正确，读者和国内专家自可作出客观的评价，毋庸我来置喙。
其实，顾准晚年真正的志趣，在于研究历史，当然还旁及哲学、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如果病魔不过早地夺去他的生命，以他的勤奋、知识和才具，可以相信，是能够作出一定成就的。至于观点如何，正象他的会计著作一样，是完全可以深入探讨的；而且也只有经过深入探讨，真理才能愈加鲜明的突现出来而为大家所公认。我这样说，在会计和历史之间，丝毫不含有任何褒贬之意，我不过在这里如实地反映作者的真正志趣所在。就学术上说，会计和历史同样重要，同样需要我们认真地严肃地继续深入研究，俾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会计原理》，顾准著，知识出版社即将出版)
(本文顾准像，丁聪作)
①王志莘与潘序伦均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昭南资助送去美国留学，为留美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