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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学路上思进取
高中阶段的朱建士担任了班长，他把全班同学的共同进步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他向同学认真传授学习心得和经验，一起研究难题，为同学解疑释惑。
他出色的学习成绩及在各项工作中的良好表现，得到了师生们的肯定，更获得了优秀学生的称号，還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高中毕业临近时，举国上下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深深感染了他，对未来职业的规划也渐渐有了雏形：他向往大海，想成为一名在国家海运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人。但是，由于他患有色盲，不仅不能报考海运，就连许多工程专业也不能报考。1954年，品学兼优的他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录取专业为数学力学系。
步入令人神往的燕园，令朱建士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上的吃力。200多名同学，集中了全国优秀的中学毕业生。授课教师阵容堪称豪华，段学复、程明德、江泽涵、丁石孙等一大批名师，对学生课业的严格要求近乎于苛刻。当时，刚刚在全国高校推广的苏式教育体系，使跨入大学校门的朱建士一时难以适应，甚至出现过因为做不出题而被“挂在黑板上”下不来的经历。期末考试采用口试的方式，更是令他很难得到高分。
面对困境，朱建士冷静客观地分析了自己学习上的问题，更坚定了前进的信心。经过大一一整年的努力，他的学习成绩也由3分、4分，逐步向5分迈进。多年之后，他总结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这一段学习生活时说：“大学一、二年级是我一生学习过程中最艰苦、最困难、最努力的阶段，然而也是考试成绩最差，但同时又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收获最大的时期。这个阶段使我懂得要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逐步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要努力才能不断前进。”
2 草原戈壁迸激情
1958年，朱建士按期毕业。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当时他只知道被分配到二机部，但这是个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他一概不知。就这样，他和另外两个人从北京三里河赶到花园路向邓稼先报到，成为了中国唯一核武器研制单位理论研究最初的28名大学生之一。报到的单位是北京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九所），他被分配到理论研究室的力学组。
1962年初，九所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到221厂（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青海省海晏县），理论联系实际。邓稼先、周光召亲自为小组成员上了半年的理论课，并将九所理论设计过程中取得的所有成果向小组成员做了全面的介绍。朱建士作为该小组第一批成员之一，于1963年3月赶赴青海金银滩草原221厂。
专门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参加大型爆轰实验。朱建士的工作从向实验部的同志讲授原子弹理论知识、介绍理论设计中的工作成果开始，展开对从事实验工作相关人员的系列培训。接着，再深入实验现场参与爆轰实验，分析实验产生的波形与理想波形之间存在差别的原因，完善设计方案，使实验产生的爆轰波形态向理想的爆轰波形态逼近，达成爆轰波波形的“圆满”。
从此，追求爆轰波形态的“圆满”，成为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
这期间的工作，为朱建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完成调试爆轰波形达成“圆满”这一项任务，而是深入了解从实验方案设计、方案实施到实验安全等每一个细节，进而逐步具备了对于实验产生数据的真伪作出准确判断的能力。
1964年7月，朱建士入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作业队。在所有队员中，他是唯一一个从原子弹研制最初的理论探索，到把原子弹试验装置最终送上试验铁塔的理论设计工作者。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中国西部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了全世界。
这既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朱建士科研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他已经从一个对于核武器一无所知的大学毕业生，成为了一名核武器设计师，奏响了他逐梦“圆满”人生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在氢弹原理被中国优秀的科学家们突破之后，朱建士很快投入到新的挑战——氢弹研制工作中。他参与的爆轰实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磨砺，最终完成了符合要求的冲击波形设计方案。1966年12月28日，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核武器武器化的工作迫在眉睫，为了理论上那个理想的“圆满”波形，朱建士又开始了科研攻关中的艰难跋涉……
多年的科研工作实践，使他在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物理设计以“物理原理为本”，武器设计以“可靠性”为底线，研究对象和内容选择坚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可实用性”。
在朱建士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实现了一次次里程碑式的跨越。朱建士也从一个普通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者逐步成长为负责核武器技术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部委级科技进步奖等奖项。
1995年，朱建士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02年起担任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
3 竭尽一生为报国
2011年12月10日～11日，全国危险物质与安全应急技术研讨会在渝召开。会议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和中物院共同主办。国家科技部、重庆市人民政府、中物院等部门相关领导，两院院士、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代表等近400人出席了大会。这是朱建士最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
会议期间，他感觉不适，经第三军医大检查，疑似肺炎，经过治疗好转。医生建议他住院静养。但他记挂着工作，提出要回绵阳一边工作一边治疗。
在病房里，他依然密切关注着国家核武器安全性重大课题的进展，深入思考着下一步的工作，提出指导意见;与探望他的同事探讨十年工作规划的完成情况，梳理出工作重点，明确技术路线和下一步工作安排;与研究生部的职工谈未来的工作设想和实施方案……
12月18日，朱建士病情意外恶化不治。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他永远地离开了所热爱的世界。
朱建士心语
落后时不放弃，逆境中不放弃，坚持个人发展服从国家需要不放弃。
我的梦想是比白云更美丽的存在，我的工作是同医生般谨慎的研究。
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奋图强嘛，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憋着一口气。
那时候一来就宣布。不许说在二机部工作。你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同学都不是乡巴佬，你能骗得过去吗？那就硬着头皮撒谎吧！
原来认为配煤只是好坏搭配使效果提高。后来感到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不是线性分布，燃烧过程中有许多物理、化学等边缘学科问题。另外，也确实感觉到这个技术非常实用，真正能够推广起来，将对国家有很大贡献。
学术是自由的，要尊重提出反对意见的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无一不是在“横挑鼻子竖挑眼”中产生。
有幸与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成为了同事，得以领略这些科学家的风采，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和经验，拥有了帮助自己快速成长的得天独厚条件。
“九次运算”，不仅使我的科研思维方式因与全国顶尖科学家的讨论而进一步完善，也使我对原子弹的物理变化过程和规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大学一、二年级是我一生学习过程中最艰苦、最困难、最努力的阶段，然而也是考试成绩最差，但同时又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收获最大的时期。这个阶段使我懂得要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逐步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要努力才能不断前进。
高中阶段的朱建士担任了班长，他把全班同学的共同进步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他向同学认真传授学习心得和经验，一起研究难题，为同学解疑释惑。
他出色的学习成绩及在各项工作中的良好表现，得到了师生们的肯定，更获得了优秀学生的称号，還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高中毕业临近时，举国上下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深深感染了他，对未来职业的规划也渐渐有了雏形：他向往大海，想成为一名在国家海运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人。但是，由于他患有色盲，不仅不能报考海运，就连许多工程专业也不能报考。1954年，品学兼优的他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录取专业为数学力学系。
步入令人神往的燕园，令朱建士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上的吃力。200多名同学，集中了全国优秀的中学毕业生。授课教师阵容堪称豪华，段学复、程明德、江泽涵、丁石孙等一大批名师，对学生课业的严格要求近乎于苛刻。当时，刚刚在全国高校推广的苏式教育体系，使跨入大学校门的朱建士一时难以适应，甚至出现过因为做不出题而被“挂在黑板上”下不来的经历。期末考试采用口试的方式，更是令他很难得到高分。
面对困境，朱建士冷静客观地分析了自己学习上的问题，更坚定了前进的信心。经过大一一整年的努力，他的学习成绩也由3分、4分，逐步向5分迈进。多年之后，他总结自己在北京大学的这一段学习生活时说：“大学一、二年级是我一生学习过程中最艰苦、最困难、最努力的阶段，然而也是考试成绩最差，但同时又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收获最大的时期。这个阶段使我懂得要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逐步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要努力才能不断前进。”
2 草原戈壁迸激情
1958年，朱建士按期毕业。和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是，当时他只知道被分配到二机部，但这是个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他一概不知。就这样，他和另外两个人从北京三里河赶到花园路向邓稼先报到，成为了中国唯一核武器研制单位理论研究最初的28名大学生之一。报到的单位是北京第九研究所（以下简称九所），他被分配到理论研究室的力学组。
1962年初，九所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到221厂（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青海省海晏县），理论联系实际。邓稼先、周光召亲自为小组成员上了半年的理论课，并将九所理论设计过程中取得的所有成果向小组成员做了全面的介绍。朱建士作为该小组第一批成员之一，于1963年3月赶赴青海金银滩草原221厂。
专门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参加大型爆轰实验。朱建士的工作从向实验部的同志讲授原子弹理论知识、介绍理论设计中的工作成果开始，展开对从事实验工作相关人员的系列培训。接着，再深入实验现场参与爆轰实验，分析实验产生的波形与理想波形之间存在差别的原因，完善设计方案，使实验产生的爆轰波形态向理想的爆轰波形态逼近，达成爆轰波波形的“圆满”。
从此，追求爆轰波形态的“圆满”，成为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
这期间的工作，为朱建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他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完成调试爆轰波形达成“圆满”这一项任务，而是深入了解从实验方案设计、方案实施到实验安全等每一个细节，进而逐步具备了对于实验产生数据的真伪作出准确判断的能力。
1964年7月，朱建士入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作业队。在所有队员中，他是唯一一个从原子弹研制最初的理论探索，到把原子弹试验装置最终送上试验铁塔的理论设计工作者。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中国西部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了全世界。
这既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朱建士科研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他已经从一个对于核武器一无所知的大学毕业生，成为了一名核武器设计师，奏响了他逐梦“圆满”人生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在氢弹原理被中国优秀的科学家们突破之后，朱建士很快投入到新的挑战——氢弹研制工作中。他参与的爆轰实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磨砺，最终完成了符合要求的冲击波形设计方案。1966年12月28日，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核武器武器化的工作迫在眉睫，为了理论上那个理想的“圆满”波形，朱建士又开始了科研攻关中的艰难跋涉……
多年的科研工作实践，使他在核武器理论设计工作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物理设计以“物理原理为本”，武器设计以“可靠性”为底线，研究对象和内容选择坚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可实用性”。
在朱建士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实现了一次次里程碑式的跨越。朱建士也从一个普通的核武器理论设计者逐步成长为负责核武器技术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部委级科技进步奖等奖项。
1995年，朱建士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02年起担任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
3 竭尽一生为报国
2011年12月10日～11日，全国危险物质与安全应急技术研讨会在渝召开。会议由重庆市人民政府和中物院共同主办。国家科技部、重庆市人民政府、中物院等部门相关领导，两院院士、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代表等近400人出席了大会。这是朱建士最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
会议期间，他感觉不适，经第三军医大检查，疑似肺炎，经过治疗好转。医生建议他住院静养。但他记挂着工作，提出要回绵阳一边工作一边治疗。
在病房里，他依然密切关注着国家核武器安全性重大课题的进展，深入思考着下一步的工作，提出指导意见;与探望他的同事探讨十年工作规划的完成情况，梳理出工作重点，明确技术路线和下一步工作安排;与研究生部的职工谈未来的工作设想和实施方案……
12月18日，朱建士病情意外恶化不治。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他永远地离开了所热爱的世界。
朱建士心语
落后时不放弃，逆境中不放弃，坚持个人发展服从国家需要不放弃。
我的梦想是比白云更美丽的存在，我的工作是同医生般谨慎的研究。
苏联不帮助我们了，我们就自己干，领导不是说要发奋图强嘛，把发奋的“奋”改成愤怒的“愤”，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憋着一口气。
那时候一来就宣布。不许说在二机部工作。你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同学都不是乡巴佬，你能骗得过去吗？那就硬着头皮撒谎吧！
原来认为配煤只是好坏搭配使效果提高。后来感到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不是线性分布，燃烧过程中有许多物理、化学等边缘学科问题。另外，也确实感觉到这个技术非常实用，真正能够推广起来，将对国家有很大贡献。
学术是自由的，要尊重提出反对意见的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无一不是在“横挑鼻子竖挑眼”中产生。
有幸与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成为了同事，得以领略这些科学家的风采，学习他们的工作作风和经验，拥有了帮助自己快速成长的得天独厚条件。
“九次运算”，不仅使我的科研思维方式因与全国顶尖科学家的讨论而进一步完善，也使我对原子弹的物理变化过程和规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大学一、二年级是我一生学习过程中最艰苦、最困难、最努力的阶段，然而也是考试成绩最差，但同时又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多、收获最大的时期。这个阶段使我懂得要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逐步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要努力才能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