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比如，厦门与福州之间只相隔一个莆田，约300公里，但两地的人无法通过方言对话。从黑龙江到昆明都可以通用普通话，几千公里距离也不是问题，但南方方言的区别却大到了这样的程度。
　　现代汉语被认为可以分成七大方言，各有各的分布通行地域，每种方言内部又可再行分区划片，构成一副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完整面貌。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山一线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域，以及九江至镇江一线的江南沿岸。其中的江淮官话分支通行于苏、皖二省的江北地区及江南的九江至镇江沿江地带；西南官话分支通行于湖北（除东南角）、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及湘西、桂西北、陕南与河南南缘。
　　其他六种南方方言都分布在东南地区：吴方言在苏南（除镇江以西）、上海、浙江地区，湘方言在湖南湘资流域及广西东北角，粤方言在广东中部、西部和广西东南，闽方言在福建（除闽西）、粤东南、海南和台湾大部，赣方言在江西北、中部及湖南东缘，客方言在粤东北、赣南、闽西及川、桂、台、湘部分地区。
　　自北而南的三次大移民形成了现代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首先是永嘉丧乱后的移民，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北方边疆五个少数民族的内徙，迫使中原汉人大量向南播迁。这次移民主要有两条路线，一到江东，二到湖湘，高度集中于今南京一带，使部分吴语区成为讲官话方言的江淮官话区。
　　其次是唐代安史之乱的移民，移民比较集中的新居地主要是襄阳、江陵、武昌之间的湖北腹心地区，湖南西北角，苏皖二省南部以及江西的北部和中部。这次移民对南方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加速了北方方言对湖北方言的同化，奠定了这一地区西南官话的基础，在江西北、中部，北方移民带来的语言形成了今日赣语的主要基础，一批人又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时再往南走，到了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形成了客方言。这里比较封闭，因此客方言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从中唐以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到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历时达二百年，对方言地理的形成起了强化的作用。
　　第三是靖康之难以后的移民。这次移民的原因和西晋末年相同，由战乱引起，南下的路线和方向也和第一、二次移民近似。这次移民最明显的影响在杭州。杭州城里人讲杭州官话，杭州乡下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话。这是因为靖康之乱后开封人将北方的方言带了过来，一直保留到现在。
　　元代以后，由东到西的移民浪潮成为主要方向，包括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和从福建到广东、海南的移民。江西和福建在唐以后接受了大量移民，到唐末五代的时候已经人满土满，迫于经济需求向其他地区移民。江西到湖南的移民使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不同程度的赣语特征。福建移民则把莆仙方言和闽南方言传播到海南岛和广东省东、西两端的沿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此外还有东部各省向四川和云贵地区的移民。元代末年，湖北地区发生红巾军起义，不少人避乱或随红巾军入川；明初政府对四川进行移民，也以湖北籍人口为主；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二三十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破坏，人口大减，清政府积极向四川移民，外省入川的移民以明代湖广籍人为主，所以有“湖广填四川”之说。今日四川方言是两湖地区的西南官话向西迁移的结果。
　　元、明两代及清初不断向云南、贵州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据研究，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数。在这些移民中明代从南京来的军人，地位相对高，加上明太祖在军屯之外还迁徙富民大姓到云南，使明后期的昆明地区在风俗习惯、方言、衣着方面都与下江地区十分相似。清代中期四川人口逐渐增加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来到云贵地区，他们的籍贯主要分布于江西和湖南，其次是四川，总人数在二百五十万左右。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被纳入西南官话的體系中。现在台湾的许多青年跑到厦门来，会奇怪为什么厦门人人会讲台湾话。他们不知道闽南语是福建的移民带到台湾的。台湾3/4的人讲闽南语，分为泉州腔和漳州腔，另外客家话占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