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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在河南省新郑地区,当地人打井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古墓,并從墓中发掘出青铜器100多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数百件,史称“新郑彝器”。这座古墓便是后来震惊华夏的春秋郑国国君大墓,简称“郑公大墓”。
由于“郑公大墓”的发掘,1927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文物几经周折、辗转,最终成为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因此有人认为: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馆。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新郑彝器”曾被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而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1949年冬,国民政府下令将河南存渝古物全部运存台湾,仓促之中,莲鹤方壶等文物被装箱运至重庆机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重庆,拦下了莲鹤方壶等文物,但可惜的是,部分“新郑彝器”还是被运到了台湾。
莲鹤方壶本为一对,造型和花纹、装饰完全相同。壶上有冠盖,器身为长颈、垂腹、圈足,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中间瓶盖上立一仙鹤,作展翅欲飞状;壶颈两侧分置一耳,如龙形怪兽附壁回首;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小兽一头,圈足下则盘卧两头卷尾兽,侧首吐舌,倾其全力承托重器。这件文物的造型构思新颖,设计巧妙,融清新活泼和凝重神秘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与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一尊底部稍有残缺的莲鹤方壶被调往当时的故宫博物馆,该壶高122厘米,宽54厘米,重64公斤;而另一件高117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的莲鹤方壶则被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莲鹤方壶是“新郑彝器”中的精品,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工艺精湛,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整体风貌,与商周时期厚重、庄严的青铜器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堪称春秋时代青铜工艺的佳作。
其壶口之飞鹤,曾受到郭沫若先生的盛赞:“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可以看出,这里所描述的,既指莲上之鹤,又总结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总体的风格与趋向: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而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便是一代新风的开创。
莲鹤方壶是中国文物之瑰宝,1999年,莲鹤方壶的仿制品被国务院指定为外交礼品,赠送给国外领导人。2002年,莲鹤方壶还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由于“郑公大墓”的发掘,1927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文物几经周折、辗转,最终成为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因此有人认为: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馆。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新郑彝器”曾被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而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1949年冬,国民政府下令将河南存渝古物全部运存台湾,仓促之中,莲鹤方壶等文物被装箱运至重庆机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重庆,拦下了莲鹤方壶等文物,但可惜的是,部分“新郑彝器”还是被运到了台湾。
莲鹤方壶本为一对,造型和花纹、装饰完全相同。壶上有冠盖,器身为长颈、垂腹、圈足,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冠呈双层盛开的莲瓣形,中间瓶盖上立一仙鹤,作展翅欲飞状;壶颈两侧分置一耳,如龙形怪兽附壁回首;器身满饰蟠螭纹,腹部四角各攀附小兽一头,圈足下则盘卧两头卷尾兽,侧首吐舌,倾其全力承托重器。这件文物的造型构思新颖,设计巧妙,融清新活泼和凝重神秘为一体,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1950年8月,河南省代表与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一尊底部稍有残缺的莲鹤方壶被调往当时的故宫博物馆,该壶高122厘米,宽54厘米,重64公斤;而另一件高117厘米,口长30.5厘米、宽24.9厘米的莲鹤方壶则被河南省博物馆收藏。
莲鹤方壶是“新郑彝器”中的精品,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焊接等多种技法,工艺精湛,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整体风貌,与商周时期厚重、庄严的青铜器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堪称春秋时代青铜工艺的佳作。
其壶口之飞鹤,曾受到郭沫若先生的盛赞:“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可以看出,这里所描述的,既指莲上之鹤,又总结了春秋时代青铜礼器总体的风格与趋向: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而表现在青铜艺术上,便是一代新风的开创。
莲鹤方壶是中国文物之瑰宝,1999年,莲鹤方壶的仿制品被国务院指定为外交礼品,赠送给国外领导人。2002年,莲鹤方壶还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