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云南建水人，19岁那年去了成都当兵。封闭的边陲生活，让我经常把父亲当年参军的那顶军帽扣在头上，长大远行当兵的念头从很小的时候就悄悄萌芽。
　　有些事情就这么奇怪。我最早对照片和人性的认识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废墟上，那是我第一次以军人身份参与救援。在废墟下寻找幸存者时，我看到一张近一米宽的婚纱照，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幸福。然而，我和战友们找到的全是遗体。我不确定照片的主人公有没有遇难，但我希望发生地震时他们没在家。从灾区回来的第二年，我花了4个月的津贴买了一台“傻瓜”相机。那时，我对摄影毫无兴趣，不是给别人拍照，而是单纯地想给自己拍一些军旅照片作为留念。那年我24岁，连电脑打字都是陌生的，更别说写新闻了，从来没想过转行新闻摄影，骨子里认为自己就是个扑火的兵。
　　2012年初，我以报道员的身份去西昌火场拍照。看到战友累了时，我把相机扔一边，和战友们一起扑打火线。激战正酣，战友王磊喊“滚石！滚石！”我刚转身，硕大的石块稀里哗啦地砸了下来，有几块与我擦身而过，砸断了身旁的松树，我的腿也受了伤。被石头砸伤的细节虽然已经模糊，但我一直记得战友们轮流背着我翻山越岭的情景。出院后，我想真正从事新闻摄影这条路，用快门定格亲身经历和战友们共同出生入死的瞬间。
　　刚进入新闻报道领域，我走了两年弯路，对大广角、冲击力、高大上……乐此不疲，对千篇一律的模仿和复制很着迷，实际上所有“作品”都远离部队工作、远离战友生活。后来，我开始思考怎样在高度集中统一的集体中，把握军人个体的尺度。既要拍出单位的正能量，还能传情达意并可以发表的新闻照片，确实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除非了解部队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用相机这把尺子把握好度。

　　弗朗茨·卡夫卡曾在友人信中写道：“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我觉得，摄影更是。
　　2017年4月，大兴安岭火灾30周年。为了纪念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我和主流、地方媒体记者前来采访。出发前，我就寻思如何拍摄大兴安岭30年巨变，次生林恢复勃勃生机。但深入其中后，我觉得伤害最大的是大火后的幸存者，我应该把镜头对准他们，去聆听个体的声音和被忽略的细节。
　　我在漠河县城至少寻找了三遍才找到吕德臣夫妇。看到61岁的吕德臣时，他正帮妻子李桂云穿好衣服，喂她吃饭，李桂云双手残疾、脸上布满了褶皱的疤痕，还有一根帮助她呼吸的管子，已经在喉咙里插了30年。

　　我看着窗台上的花草和墙上大大的福字，连掏出相机的勇气都没有，生怕再次揭开她的伤疤。这位善意的老人却主动说起了自己当年的事。大火袭来时，夫妻俩拼命往家跑，去救6岁的独生子吕恩福。然后，吕德臣骑自行车驮着妻儿逃向河边。距河岸10多米时，火烧到了李桂云背后，为保护丈夫和孩子，坐在后座的她毅然跳车，丈夫加速冲向河里……他们的家乡漠河被烧成一片废墟。李桂云在生死一瞬间为孩子和丈夫做出了一个爱的选择，丈夫吕德臣却在妻子那一瞬间后的30年、10950天事无巨细地昼夜相伴。虽然烧毁的森林和城市已恢复，但幸存者身上的伤痛仍在跳动。

　　离开漠河那天，我再次来到吕德臣家中，为他们三人拍下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的像素布满了火灾的焦点，李桂云对我说：“孩子辛苦了，大老远的跑来听我唠叨。”其实我应该谢谢他们对我的信任，让我从个体从人心人性从细节了解了这段历史。这次采访，让我明白个体的声音如此尊贵。我虽然是一个业余的摄影记者，但我尽力去寻找被湮没的细节。
　　今年，是我参军的第11年，我走过最偏远的大兴安岭腹地，最艰苦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去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天山山脉、中缅边界……参与了地震、洪水、泥石流抢险，扑救了119场森林火灾。
　　我在西藏采访期间发了一张风光照在朋友圈，一位摄影师朋友评论并私信：“羡慕嫉妒恨，当兵还能走南闯北。”他说，他也想去。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复。从西藏回来，我叫上这位朋友一同去高原拍摄部队抢险救援工作。走到一半时，他身体不适吸氧吊瓶，病倒返回成都。我仍然在采访期间拍了一张风光照发朋友圈。这次，他说：“注意安全。”
　　有人喜欢用摄影年限来衡量一个摄影师的能力，我倒是觉得摄影本质上与自己摄影年限没有太大关系。拍照片就像登山，只有不断突破极限才会越过山峰，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登山需要的是意志力和体能的储备，拍照片更需要娴熟的摄影语言和个体经验来支撑。
　　转眼，自己已到而立之年。战友和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而我，除了在跌跌撞撞中找到自己挚爱的摄影和喜欢做的事，一切均无。但我依然不急不躁。出门在外，我并不觉得经历是一笔财富，它顶多是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如果不拍照写作，痕迹都留不下来。我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做自己喜欢的这点小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