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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泽被中西。儒学施“仁政”、行“王道”,渐成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子作为一代儒学宗师,其言行学说丰富隽永,不少现代学科都可从中窥见渊源。美育概念虽由席勒提出,但儒学的文章典籍早已浸润了审美精神和求真、启善的审美思想。孔子以“礼”“乐”为审美途径,以完美人格的养成为鹄的,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饱含中国风韵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美育;礼;乐;仁
在深邃的时空长河里,在厚重深沉的文化积淀中,中国孕育和滋养了对自身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影响深远的儒学思想。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其著述学说宏大丰富,涵盖分野,包罗万象。孔子的门人弟子将其极具魅力的人格力量和博大精深的思想统统写进了浩如烟海的文章典籍之中,在如此浩繁的符号载体中,诸如伦理学、教育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均能在孔子那里找到源头。早在诸子论战、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并将之用于教育实践,首开中华民族美育之先河。
聂振斌在《中国美育思想探源》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审美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思想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早期,经过孔子及儒家的进一步发挥,才形成较系统的理论。”《论语》直接记述孔子的言行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被学术界称作“东方圣经”。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们重拾经典,择取《论语》来就孔子的美育思想斟酌损益,以期能够对当下后现代背景下的生态美育有所启示。
一、礼乐相济——孔子美育实施的途径
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的“六艺”教育,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覆盖面广,既有知识技能教育,也包括道德情感教育;既有音乐、舞蹈等艺术教育,也包含政治、法律教育。如此众多的教育内容各具特色,但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通过饱含美感的教育来养成德行完美的高尚人格。“礼乐”教育在孔子审美教育中尤其重要。“礼”,本为祭祀祈祷的仪式,后来发展为社会行为的规范。据权威统计,“礼”在《论语》中出现了74次,均作礼仪,礼制,礼法释。[1]孔子推崇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礼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的依据。孔子对弟子讲“礼”,目的在于修养心性,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在这些著述中,孔子提及了礼的本质,即人们立身处事、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笃行“礼”,就可以增进人们的亲缘关系,改善社会的伦理关系,从而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进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朱光潜曾说:“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注重仪节,目的在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说过:“美是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征,……”[2]休谟这里揭示的美的特征,实际上是美的中介论意义,从根本上讲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张一种内心和谐、外有秩序的生活才是合乎伦理、臻于美善的。孔子所提到的“礼”的本质与休谟关于美的陈述显然是相契合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源于西周。“乐教”在孔子看来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孔子常常“礼乐”并称,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意思是“读《诗》使人振奋,守礼可使人立足于社会,而音乐则能让人完成学业并形成好的思想修养。”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即“礼”之为用,要由音乐来辅助,“礼”才能发挥积极的意义。可见孔子对音乐的教化作用笃信不疑。另外,孔子本人还有着深厚的音乐造诣,他曾在鲁国“学琴于师襄”,去齐国“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当然孔子不仅仅把音乐作为赏心悦耳、愉悦感官的工具,更将其作为感化教育学生的良方。孔子曾“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却“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庄子·让王》)。说的就是孔子用弦歌教化弟子,即使困于窘境,也坚持用音乐鼓励自己和学生,要坚持信仰和操守。
孔子作为一位热心救世的教育家,其美育理论与实践须臾也离不开政治上的教化。孔子崇尚从尧舜到周公的礼乐之治,歆慕那种在美的浸润中实现的理想社会。“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意思是“音乐可以使人心归善,感人肺腑,并且能移风易俗。”音乐演奏井然有序,便能使人目明耳聪,心气和平,改易风俗,天下臻于至治。在音乐的情感陶冶中,去实现社会的美满和谐。礼乐相济,在礼数的秩序规范下,在音乐的熏陶感化下达成人与人的和睦相处,这种“和”就是一种“大美育”。孔子就是要用这种“大美育”来治国冶情,从而使个人实现发展,使社会得以进步。
二、完美人格——孔子美育思想的旨归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是礼崩乐坏的社会。正是在这种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孔子怀揣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言传身教,游说于各诸侯国之间,意图重塑人性,树立一种以“仁”为核心的高尚的理想人格。
纵观整部《论语》,孔子讲“仁”达109次之多。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他认为没有仁,就谈不上礼,没有仁,也就谈不上乐,即所谓“仁是礼之本,无仁非真礼”。可见孔子以“礼乐”为途径的审美教育,其精神旨趣就在于“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或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或曰“仁者爱人”。“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那么究竟什么是“仁”的本质呢?孔子讲“仁者爱人”,“仁”就是对同类的相爱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德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按照朱熹的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仁”的内涵包容宽广,但其核心乃是求美求善的心理情感和精神境界却是毫无疑问的。
如何看待“礼乐”之手段与“仁”之目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仁”与“礼”相对,“仁”是内发于心的,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即把是否遵循“仁”作为主体自主的选择;而“礼”是外制于人的,即社会所定的行为规范、法律条文。可以说“仁”是“礼”的内在心理依据,“礼”是“仁”的外在行为表现,两者是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结合,意即只有认识到了“仁”的高尚性,并决心用“仁”支配自己的行为时才产生了守“礼”的道德行为。孔子将“仁”视作“礼乐”的价值本源,把“礼乐”视作实行“仁”的途径,着力在“礼乐”艺术教育上做功夫,形成了一种以“礼乐”艺教为手段、人格道德教育为心理基础的美育体系。
那么是否做到了“仁”就可以达到孔子理想中完美人格的巅峰了呢?孔子美育思想中的“礼乐”教育和道德教化都以人格境界为旨趣,不仅在“礼乐”艺术教育中追求完美人格的“道德境界”,并且在道德教化中追求人格的“艺术境界”,两者相互贯通,各有侧重。如果说遵“礼”守“仁”的“道德境界”追求的是一种理性自觉的话,那么“艺术境界”中所追求的是一种超乎理性的情感体验,即一种审美境界。这种更高一层的审美境界便是儒家所力倡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
《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位弟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意思是说“因为我比你们年长许多,没有人肯启用我了。你们平日说人家不了解我啊!假如人家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怎么办呢?”子路回答:“千乘之国,被逼迫在几个大国中间,外忧内困。我去治理,及至三年,可以使民众有勇气,而且懂得大道理。”孔子听罢,撇嘴笑之。冉有接着答道:“国土纵横各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我去治理,及至三年可使民众富足。至于修明礼乐,那就等待贤德君子了。”公西华则说:“不是说我有能力了,只是我愿意这样学习:宗庙祭祀或者诸侯盟会,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作一个小小的司仪。”孔子又问:“点!尔何如?”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段对话中既有愿意修明礼乐的冉有,也有甘做礼仪表率的公西华,孔子都没有赞同他们的志向,却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大为赞同。借曾点之口孔子向世人表明了他对人与自然合为一体、超脱功利、追求闲适的审美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在这种境界中,人不仅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应当遵循规范与法度,于社会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人和宇宙万物是一体的,要知天,事天,乐天,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孔子审美教育的鹄的,完美人格的终极旨归。[3]
三、孔子美育思想对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启示
在孔子的美育思想中,无论是对理性功利“道德境界”的追求,还是对感性超功利的“艺术境界”的推崇,都没有偏离儒家传统所谓“美育和德育之不可分离”的观念。
王国维曾说:“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所谓的“始于美育”,就是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而达于道德教化;他还与学生一同“玩天然之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独是一种感官快适,更是孔子对“纯粹美”的追求,对崇高人格的向往。所谓“终于美育”就是借此养成“纯粹”“无欲”之“我”,进入“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的境界。这种境界,对个人而言,就是高尚圣洁;对于社会来说,就是理想国。[4]
孔子美育思想是王国维等在新文化运动语境中所力倡之“审美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石。可以说孔子的美育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美育的两大传统:道德功利主义和审美功利主义。前者主张以审美和艺术的手段(礼、乐)作为政治和道德说教的工具,要求审美和艺术直接“服务于”政治和道德的目的;后者主张为人生的美学,反对审美艺术直接充当政治或道德的工具,而是要求审美和艺术作用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和完美人格的养成。中国现代美育的内涵就是通过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使国人的本能和情感得到解放和升华,摆脱物欲和私欲,最终形成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德行。
由此可见,孔子的美育思想以其历史的穿透力和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美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美学的独特传统。他的美育思想渗透在理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理想人格的达成过程中,提供给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态度和生存方式。在此,我们从孔子美育观中吸取精华,这些精华在推动当代美育建设和人格塑造中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社会伦理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袁济喜.论中国古代审美教育的实施[J].文艺研究,2000(1).
[4]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王国维文选(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关键词:美育;礼;乐;仁
在深邃的时空长河里,在厚重深沉的文化积淀中,中国孕育和滋养了对自身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影响深远的儒学思想。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其著述学说宏大丰富,涵盖分野,包罗万象。孔子的门人弟子将其极具魅力的人格力量和博大精深的思想统统写进了浩如烟海的文章典籍之中,在如此浩繁的符号载体中,诸如伦理学、教育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均能在孔子那里找到源头。早在诸子论战、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并将之用于教育实践,首开中华民族美育之先河。
聂振斌在《中国美育思想探源》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审美教育乃至整个教育思想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早期,经过孔子及儒家的进一步发挥,才形成较系统的理论。”《论语》直接记述孔子的言行思想,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被学术界称作“东方圣经”。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们重拾经典,择取《论语》来就孔子的美育思想斟酌损益,以期能够对当下后现代背景下的生态美育有所启示。
一、礼乐相济——孔子美育实施的途径
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的“六艺”教育,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覆盖面广,既有知识技能教育,也包括道德情感教育;既有音乐、舞蹈等艺术教育,也包含政治、法律教育。如此众多的教育内容各具特色,但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通过饱含美感的教育来养成德行完美的高尚人格。“礼乐”教育在孔子审美教育中尤其重要。“礼”,本为祭祀祈祷的仪式,后来发展为社会行为的规范。据权威统计,“礼”在《论语》中出现了74次,均作礼仪,礼制,礼法释。[1]孔子推崇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礼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的依据。孔子对弟子讲“礼”,目的在于修养心性,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在这些著述中,孔子提及了礼的本质,即人们立身处事、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笃行“礼”,就可以增进人们的亲缘关系,改善社会的伦理关系,从而维系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进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朱光潜曾说:“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注重仪节,目的在行为仪表就规范,养成生活上的秩序。”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曾经说过:“美是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征,……”[2]休谟这里揭示的美的特征,实际上是美的中介论意义,从根本上讲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张一种内心和谐、外有秩序的生活才是合乎伦理、臻于美善的。孔子所提到的“礼”的本质与休谟关于美的陈述显然是相契合的。
孔子的“乐教”思想源于西周。“乐教”在孔子看来有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孔子常常“礼乐”并称,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意思是“读《诗》使人振奋,守礼可使人立足于社会,而音乐则能让人完成学业并形成好的思想修养。”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即“礼”之为用,要由音乐来辅助,“礼”才能发挥积极的意义。可见孔子对音乐的教化作用笃信不疑。另外,孔子本人还有着深厚的音乐造诣,他曾在鲁国“学琴于师襄”,去齐国“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当然孔子不仅仅把音乐作为赏心悦耳、愉悦感官的工具,更将其作为感化教育学生的良方。孔子曾“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却“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庄子·让王》)。说的就是孔子用弦歌教化弟子,即使困于窘境,也坚持用音乐鼓励自己和学生,要坚持信仰和操守。
孔子作为一位热心救世的教育家,其美育理论与实践须臾也离不开政治上的教化。孔子崇尚从尧舜到周公的礼乐之治,歆慕那种在美的浸润中实现的理想社会。“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意思是“音乐可以使人心归善,感人肺腑,并且能移风易俗。”音乐演奏井然有序,便能使人目明耳聪,心气和平,改易风俗,天下臻于至治。在音乐的情感陶冶中,去实现社会的美满和谐。礼乐相济,在礼数的秩序规范下,在音乐的熏陶感化下达成人与人的和睦相处,这种“和”就是一种“大美育”。孔子就是要用这种“大美育”来治国冶情,从而使个人实现发展,使社会得以进步。
二、完美人格——孔子美育思想的旨归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是礼崩乐坏的社会。正是在这种动荡的历史背景下,孔子怀揣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言传身教,游说于各诸侯国之间,意图重塑人性,树立一种以“仁”为核心的高尚的理想人格。
纵观整部《论语》,孔子讲“仁”达109次之多。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他认为没有仁,就谈不上礼,没有仁,也就谈不上乐,即所谓“仁是礼之本,无仁非真礼”。可见孔子以“礼乐”为途径的审美教育,其精神旨趣就在于“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或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或曰“仁者爱人”。“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那么究竟什么是“仁”的本质呢?孔子讲“仁者爱人”,“仁”就是对同类的相爱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德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按照朱熹的解释,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仁”的内涵包容宽广,但其核心乃是求美求善的心理情感和精神境界却是毫无疑问的。
如何看待“礼乐”之手段与“仁”之目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仁”与“礼”相对,“仁”是内发于心的,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即把是否遵循“仁”作为主体自主的选择;而“礼”是外制于人的,即社会所定的行为规范、法律条文。可以说“仁”是“礼”的内在心理依据,“礼”是“仁”的外在行为表现,两者是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结合,意即只有认识到了“仁”的高尚性,并决心用“仁”支配自己的行为时才产生了守“礼”的道德行为。孔子将“仁”视作“礼乐”的价值本源,把“礼乐”视作实行“仁”的途径,着力在“礼乐”艺术教育上做功夫,形成了一种以“礼乐”艺教为手段、人格道德教育为心理基础的美育体系。
那么是否做到了“仁”就可以达到孔子理想中完美人格的巅峰了呢?孔子美育思想中的“礼乐”教育和道德教化都以人格境界为旨趣,不仅在“礼乐”艺术教育中追求完美人格的“道德境界”,并且在道德教化中追求人格的“艺术境界”,两者相互贯通,各有侧重。如果说遵“礼”守“仁”的“道德境界”追求的是一种理性自觉的话,那么“艺术境界”中所追求的是一种超乎理性的情感体验,即一种审美境界。这种更高一层的审美境界便是儒家所力倡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
《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四位弟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意思是说“因为我比你们年长许多,没有人肯启用我了。你们平日说人家不了解我啊!假如人家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怎么办呢?”子路回答:“千乘之国,被逼迫在几个大国中间,外忧内困。我去治理,及至三年,可以使民众有勇气,而且懂得大道理。”孔子听罢,撇嘴笑之。冉有接着答道:“国土纵横各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我去治理,及至三年可使民众富足。至于修明礼乐,那就等待贤德君子了。”公西华则说:“不是说我有能力了,只是我愿意这样学习:宗庙祭祀或者诸侯盟会,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作一个小小的司仪。”孔子又问:“点!尔何如?”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段对话中既有愿意修明礼乐的冉有,也有甘做礼仪表率的公西华,孔子都没有赞同他们的志向,却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大为赞同。借曾点之口孔子向世人表明了他对人与自然合为一体、超脱功利、追求闲适的审美境界的追求与向往。在这种境界中,人不仅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应当遵循规范与法度,于社会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人和宇宙万物是一体的,要知天,事天,乐天,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孔子审美教育的鹄的,完美人格的终极旨归。[3]
三、孔子美育思想对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启示
在孔子的美育思想中,无论是对理性功利“道德境界”的追求,还是对感性超功利的“艺术境界”的推崇,都没有偏离儒家传统所谓“美育和德育之不可分离”的观念。
王国维曾说:“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所谓的“始于美育”,就是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而达于道德教化;他还与学生一同“玩天然之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不独是一种感官快适,更是孔子对“纯粹美”的追求,对崇高人格的向往。所谓“终于美育”就是借此养成“纯粹”“无欲”之“我”,进入“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的境界。这种境界,对个人而言,就是高尚圣洁;对于社会来说,就是理想国。[4]
孔子美育思想是王国维等在新文化运动语境中所力倡之“审美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石。可以说孔子的美育思想构成了中国现代美育的两大传统:道德功利主义和审美功利主义。前者主张以审美和艺术的手段(礼、乐)作为政治和道德说教的工具,要求审美和艺术直接“服务于”政治和道德的目的;后者主张为人生的美学,反对审美艺术直接充当政治或道德的工具,而是要求审美和艺术作用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和完美人格的养成。中国现代美育的内涵就是通过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使国人的本能和情感得到解放和升华,摆脱物欲和私欲,最终形成完整的人格和高尚的德行。
由此可见,孔子的美育思想以其历史的穿透力和跨越时代的生命力,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美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美学的独特传统。他的美育思想渗透在理性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理想人格的达成过程中,提供给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审美态度和生存方式。在此,我们从孔子美育观中吸取精华,这些精华在推动当代美育建设和人格塑造中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社会伦理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袁济喜.论中国古代审美教育的实施[J].文艺研究,2000(1).
[4]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王国维文选(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