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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以来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当时有名的国际化大都市。有意思的是，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蒋介石的发祥地。上海战役发起之前，不论敌我，都对这一仗看得非常重。在上海市内及其郊区，国民党军总共集结了８个军２５个师，总兵力达２０万人，这与我军初期参加攻城的兵力几乎相当，但国民党军手里却有３０多艘军舰、１２０多架飞机，这是解放军所没有的。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野战军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０日下达了攻击上海的命令。５月１２日，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向上海外围第一道阵地发起了猛攻，仅一个冲锋就突破了敌人的防御。由于渡江以来一路打过来几乎都是这样，我们的部队同国民党军打仗，对方总是一触即溃。轻敌麻痹的思想在部队官兵中不知不觉地滋长起来。本来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们在战前把一整套上海的情报送到三野司令部。但是，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却没有被充分利用，当仗打起来的时候，许多前线指挥员连上海国民党守军有没有防御工事都不清楚。
当时十兵团下达给各个攻击部队的命令是：在５月１２日下午６时，攻占月浦和狮子林炮台，两小时以内占领潘家桥车站，再用两个小时完成对吴淞的包围。
上海大战的时节，天地间到处是茫茫雨雾，脚下是一片泽国。在泥泞不堪的水网中奋进的各路攻击部队为完成作战任务，拼命地往前赶，于５月１２日凌晨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逼近了月浦。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前卫一个营在夜色中走进了敌军严密布防的子母堡阵地还不知道，当敌军的轻重机枪突然开火时，他们猝不及防，连藏身隐蔽的地方都找不到，更不要说组织有效的还击了。战斗结束时，这个营几乎伤亡殆尽。
天明之后，我攻击部队调整了部署，发起了排山倒海的强大攻势，集团冲锋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敌军的防线很快被打得支离破碎，大部分阵地被我军攻占，王滨机场受到威胁。如果这块阵地丢失，将影响到国民党军整个月浦防线的稳固。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急红了眼不说，连在复兴岛上空遥控指挥的蒋介石也震惊了，他一个劲儿地从空中打电话询问地面的战斗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敌五十二军副参谋长兼二九六师参谋长王楚英提出陆海空联合作战的计划，利用我军不具备海空优势且立足未稳，向我攻击部队发起反击。
１３日拂晓，敌五十二军二九六师出动两个营的兵力，在两个战车连和两个炮兵营的支援下，突然向我军发起了反冲击。这多少使渡江以来一路追歼敌人、从未遭遇反击的我军大感意外，仓促应战中出现了很大的伤亡。打到上午１１时左右，我攻击部队不得不退出了刚刚到手的阵地。正当敌人庆功之际，我军在１４日的傍晚集中了百门大炮对月浦、狮子林、王滨机场再次发起强攻。这时，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两军紧紧地扭在了一起，我军的炮火一时都难以发挥作用。双方在守军指挥所附近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敌重炮团团长打电话到王楚英那里。重炮团团长问，面对两军近在咫尺的混战，怎么办?王楚英回答，零距离，零标尺，用榴散弹，开炮。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自杀性炮击救了守军一命，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我军的攻击部队后退了。
５月１５日，我军对月浦又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然而这种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攻击这一回却仿佛撞到了墙上。正如后来参加过这场战斗的我军官兵所说：五十二军有一股子邪气，打起仗来不要命。三天的强攻，十兵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高达８０００余人。
从５月１６日起，我军改变了主攻方向，把重点移向浦东和沪西。同时在月浦一线，也一改猛打猛冲的战术，变为阵地攻击。各部队按照粟裕的指示精神，对敌人的梅花阵、碉堡群展开了小群多路的抵近攻击。我军指战员冒着蒙蒙细雨和敌人的炮火，把战壕一直挖到敌人的堡垒下，然后用炸药爆破。改变战术之后，效果很快出来了，我军开始一步步蚕食敌军的阵地，夺取一堡巩固一堡。战斗终于出现了转机，我军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敌人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
浦东——生铁碰上了钢
战斗处于胶着状态，令远在北平的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开始催促三野加快解放上海的进程。本来已经改变战术，准备稳步推进的各部队立即面临新的压力。５月１８日，粟裕和张震联名给中央军委、总前委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设想：如果对沪攻击不受时间限制，我们建议，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唯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经完毕”。这封电报发出去后，收到两封意见相反的指示电。当天，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回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而在第二天，中央军委的回电却指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显然，军委和总前委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总前委充分考虑了前线作战的艰辛和实际作战的需要。而中央军委则从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出发，甚至还考虑到国际因素，上海之战一旦久拖不决，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赢得时间，进而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所以中央军委要求前线指挥员加快作战步伐。
根据两个不同指示精神的电报，粟裕和张震重新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定于５月２５日完成全歼浦东之敌，封锁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退路；２７日向上海市区发起攻击。军委回电表示同意。正当这一作战方案要准备实施时，５月２３日突然接到情报，汤恩伯已经把自己的指挥部从市区搬到军舰上。粟裕判断敌人有逃跑的企图，便当机立断，下令当夜向市区发起总攻。同时，为了减轻西线兵团在月浦、刘行、王滨一线苦战的压力，粟裕电令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加快进攻浦东地区国民党核心阵地高桥。
为了协调各部之间的行动，宋时轮命令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三十、三十一军向高桥的两翼发起钳形攻势。作战命令下达后，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长高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对周志坚说，不能用这样的打法，我的意见是中央突破，直接攻打高桥镇。这比你在两翼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夺要容易得多。高楼大厦我们不怕，有攻城的经验。周志坚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临时改变了作战方案，直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敌人自认为最核心、最坚固的高桥镇。５月２５日，我军向高桥发起了总攻，在泥水里泡了四天四夜的我军官兵一听到总攻的号令，顿时来了精神，呼啸着向高桥守敌冲了过去。在我军雷霆万钧的进攻面前，高桥的敌军很快就垮了下来。高桥一失守，昨天还在永备工事里向我军叫板的守敌的心理防线顿时垮了，他们纷纷放弃原来的阵地，向吴淞口出海方向夺路而逃。到２６日凌晨，我三十、三十一军完全占领了浦东地区。
城区——生命与楼房孰重
上海战役打响后，双方的主力一直围绕着吴淞口展开攻防大战。这一状况直到２１日之后才发生变化。根据双方的作战态势以及对战争全局利益的考虑，我军统帅部开始改变原定计划。邓小平、陈毅指示三野应从四面八方向市区攻击，前提是应不受原计划规定的只能先打吴淞的限制。毛泽东也电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对吴淞阵地可放弃部分不攻，给守敌留一条海上的退路。至此，我军的攻略发生了重大改变。５月２３日夜，我二十、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市区发起总攻。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军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广大市区，也就是说，大半个上海已经掌握在我军手中。
迟浩田所在的“济南第一团”攻入市区以后，一路并没有遇到太强的对手，他们一鼓作气沿着大街小巷攻击前进，一营在歼灭外滩的敌人后，立即按照上级的部署调头向北进攻，朝着外白渡桥和北四川路桥方向杀过来，其他的两个营也齐头并进，沿各自的攻击方向朝苏州河一线压过去。
驻守在苏州河北岸的是国民党青年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四师。他们居高临下，无数的轻重机枪、冲锋枪从密密麻麻的窗口里面伸出来，把过河的通路——所有的桥和整个东西走向的河面封锁得密不透风。即便这样，二○四师还觉得不够，他们还在桥头修筑了钢筋水泥的地堡，在桥面上铺上了铁丝网，构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防线。
曾经把济南高大城墙踩在脚下的英雄团这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打济南，我们有强大炮火的掩护，还有手中的炸药包；但在这里，上级严令不得使用炮火，当然也不能对高楼大厦实施爆破。攻击部队眼睁睁地看着在对岸密集火力的拦阻下，不断有人倒下。更让人揪心的是，不要说攻过苏州河，就连倒在苏州河南岸斜坡上那些牺牲和受伤的战士都抬不回来。面对严峻的现实，三营七连连长肖锡谦和指导员迟浩田心急如焚，他们这个连在攻打济南时战功卓著，被授予“济南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部队停止攻击后，肖锡谦、迟浩田沿着防线观察，发现一间房子里摆着一部电话。迟浩田动了心思，向房东打听，结果被告之，只要能查到电话号码，这部电话就能打到苏州河对面的高楼里。在房东的帮助下，电话号码被查出来了。于是，迟浩田把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对面的国民党青年军一个指挥官。迟浩田对他说：“告诉你，我是南岸的解放军。现在，上海大部分已经被解放，汤恩伯和他的嫡系部队早已坐船逃跑了，只剩下你们青年军还孤零零地死守在这里。你们还在为谁卖命?你们已被四面包围，无路可逃了，唯一的出路是缴枪投降!”说到这里，他稍作停顿后，提高了嗓门：“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缴枪投降，你们会得到优待的!”
不想对面的青年军困兽犹斗，且在刚刚停息的战斗中占了便宜，这会儿气焰正盛，对方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们青年军什么时候投降过!等我们的机枪吧!”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嗬，敌人还气壮如牛，充大个!看你还能疯狂到几时?”迟浩田忿忿地说道。房东听他这么说，以为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他出于好心，连忙对肖锡谦和迟浩田进行告诫：“对面这个四行仓库，当年十九路军的八百壮士守在那里，日本鬼子打了几天都没打下。现在你们怎么能打开?还是到别处去打吧!”
面对房东的担心，迟浩田回答：“请你放心，我们不但要消灭这些敌人，还要保护好那些大楼和你的住宅，你等着看吧。”
话虽如此，但克敌必须拿出办法，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强攻是不可能的，只能智取，有什么好办法呢?
５月２５日中午，攻击受阻的不光是“济南第一团”，整个二十七军的部队都被阻挡在苏州河南岸。战斗又打成了胶着状态。各级指挥员纷纷向二十七军司令部反映，要求动用大炮，攻击苏州河北岸之敌。为了解战场上的具体情况，军长聂凤智冒着不时飞过的子弹，来到“济南第一团”的前沿，他在仔细观察了两岸对峙的情况后，作出判断：这场战斗如果按照常规的打法，三十来米宽的苏州河根本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但如果不使用重武器，却难以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冲过去。此刻，各师不断地把电话打到聂凤智那里，要求解除不许使用大炮的禁令。看着战死在河堤上抬不下来的战士，聂凤智的心也被紧紧地揪住了。他和军政委刘天浩商量，决定立即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以迅速作出决断。会议一开始就产生了两种意见的激烈交锋，一些指挥员坚决要求解除禁令，用炮火攻击对岸躲在高楼里的顽敌，他们认为与其作出人员的重大牺牲攻占上海，不如牺牲苏州河北岸建筑群这个小小的局部来换取整个上海的完整。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即便作出重大牺牲也要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到人民的手中。两种意见僵持不下，何去何从?
最后，军党委作出两项重要决策：第一，改变正面强攻的战术，改为正面佯攻，以吸引守敌的注意力，同时在天黑之后，派遣一支生力军沿河西上，在苏州河的上游、敌人疏于防范的地段越过苏州河，然后挥师向东从敌人的侧后打回来。第二，同上海的地下党取得联系，设法从敌人内部打开缺口，力争在我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迫使敌军放弃抵抗。
入夜之后，我军从敌人战线的东侧偷渡苏州河成功，连夜插到了敌人背后。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下党也积极展开活动，他们很快打通了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的关系。经过谈判，刘昌义决定率部投诚。由于国民党五十一军的防线洞开，我二十七军二四二团便兵不血刃地从永安桥上过了苏州河。但国民党三十一军仍继续顽抗。
四行仓库——勇者无畏，智者无敌
再说四行仓库对面的“济南第一团”。因为强攻改成了佯攻，入夜之后，枪声不再像白天那样激烈，但七连指导员迟浩田的心并没有随着枪声的停息而平静。夜深之后，他找到排长王其鹏和通讯员张瑞林，对他俩说：“走，到外面去看看。”他们借着黑夜的掩护，沿西藏路桥向西一路侦察过去。走着走着，张瑞林突然发现前面的墙边上有一条臭水沟，好像通往苏州河。
“赶快下去看看。”迟浩田吩咐道。张瑞林摸了下去，不大工夫，又爬了上来。因下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张瑞林只好返回到房东家里，借了一个能装三节电池的手电筒。
就这样，三个人在手电的照明下，钻进了污黑恶臭的排水沟，涵洞很狭窄，人进去只能爬着向前。不一会儿，他们就沾满了污垢。当他们爬到排水沟的尽头，发现苏州河就在他们的脚下。张瑞林第一个下到了河里，他轻轻地向河对岸走去，尽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到了苏州河的中心，他又折回来，向迟浩田报告说，河水不深，只没到胸口的位置，可以徒步涉过去。于是，迟浩田决定，摸过河去将敌人的防御体系看个究竟。三个人无声无息地潜行在水中，张瑞林在前，迟浩田居中，王其鹏殿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到了苏州河北岸。
上岸后，他们立即隐蔽起来。正巧这时，一个国民党兵朝他们这边走过来，待走近时，迟浩田从藏身处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手抓住敌人的胳膊，一手用驳壳枪顶住那人的脑袋，并低声喝令：不许动，不许出声!与此同时，王其鹏也一跃而起，抓住了那人的另一只臂膀。随后，迟浩田把俘虏交给王其鹏和张瑞林，四个人一起摸到了四行仓库的楼下，他们利用敌人的大意，又逮一个“活口”。
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再次变换队形，由迟浩田打头，王其鹏和张瑞林一人押一个俘虏跟在后面。他们沿着楼梯拾级而上，直至敌人盘踞的一个大房间外。借着昏暗的灯光，迟浩田向屋内望去，只见里面黑压压坐着一大群人。
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该如何应对?摆在迟浩田面前的有两个方案：一是悄然无声地顺原路返回，把大部队调过来。但这一来一回耽误时间不说，人多了动静大，万一被敌人发觉麻烦就大了。另一个选择就是单刀赴会，这怎么说也是一步险棋，需要大无畏的胆量，还需要过人的机智。迟浩田稍加权衡后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他们三人从黑暗中突然跃出，朝着敌人大声喝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看着三支黑洞洞的枪口，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整个大房间里出现短暂的、死一般的沉寂。少顷，从里屋传出一个声音，很专横，骂骂咧咧地喊着：吵嚷什么?什么人?说着，人已经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说话的腔调就知道是个当官的，三名勇士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身上。那人刚刚现身，还来不及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张瑞林就一把推开自己押着的那个俘虏，一个跳跃扑到那个当官的面前，伸手揪住那人的脖领子，用枪口顶住了他的胸口，“把手举起来!”王其鹏也丢下手中的俘虏，调转枪口对准了那个当官的。原来这是个上校副师长——四行仓库的最高指挥官。
“我们是解放军。”迟浩田上前对这个副师长讲，“你赶快下命令，叫你的部队马上放下武器，否则我先打死你!”不知是因为惊恐还是因为见到对方只有三个人，上校副师长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如果僵持下去，变数难料。正在这时，原来被张瑞林押着的那个俘虏站出来对迟浩田说：“我听这位长官的口音是胶东人，我是青岛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经他这么一说，有的国民党官兵动了动身子，这是人本能的一种反应，迟浩田敏锐地捕捉到敌人内心开始动摇的迹象。他决定因势利导，用稍微和缓但又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好，我们不打放下武器的人，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把枪都放下，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我们的大部队已经上来了，交枪才是活路!
经迟浩田一番开导，敌人纷纷交出了武器，整个敌人阵营的雪崩眼看就要发生。为了再促它一把，迟浩田心生一计，对张瑞林说：“你赶快下去通知部队，弟兄们都已经缴枪投降了，叫他们暂时不要上来，以免发生误会。”迟浩田又对敌副师长说，你马上命令你的部队全部放下武器，先把守在桥头的人撤下来。那个上校一见手下的部队纷纷缴械，知道大势已去，再无回天之力，无可奈何地拿起电话，通知部队停止抵抗。至此，迟浩田“四两拨千斤”的计谋成为取胜的上策。
河对面的肖锡谦一直在前沿监视着敌人的动静。当他发现指导员不见了，便估计有情况。他找到房东一问，才知道迟浩田他们到河边去了。这样，肖锡谦对可能发生的事就猜到了几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守在桥头的敌人向后撤，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于是，他立刻指挥部队冲过西藏路桥，直奔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大楼。国民党青年军第三十七军二○四师师部及下属三个营的一千多人在迟浩田和肖锡谦的指挥下按照官兵分列排序，走出了防区，迟浩田向他们庄重宣布：“欢迎你们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这样，苏州河的坚固防线又被捅开了一个口子。其实不止这些，除了三营七连突破的这一点外，一营那边的战况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一营对面的邮电大楼和百老汇大楼里的国民党军在２５日白天顽抗了一天之后，他们的军长自己偷偷地跑了，而他们的师长比军长稍好一点，在溜走之前，给部下留了一个条子，叫部下“各自相机处理自己的命运”。一见当官的跑了，剩下的国民党军就选择了升白旗。一营从北四川桥不费一枪一弹冲过了苏州河。
到这时，原来像一条巨蟒般横在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防线在２６日凌晨之前被斩成四节，我二十七军的各路大军中，一路已经迂回过河，另外三路从防线的正面突入。至此，敌人再也无险可守，整个大上海的解放已经到了最后的扫尾阶段。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以来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当时有名的国际化大都市。有意思的是，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蒋介石的发祥地。上海战役发起之前，不论敌我，都对这一仗看得非常重。在上海市内及其郊区，国民党军总共集结了８个军２５个师，总兵力达２０万人，这与我军初期参加攻城的兵力几乎相当，但国民党军手里却有３０多艘军舰、１２０多架飞机，这是解放军所没有的。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野战军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０日下达了攻击上海的命令。５月１２日，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向上海外围第一道阵地发起了猛攻，仅一个冲锋就突破了敌人的防御。由于渡江以来一路打过来几乎都是这样，我们的部队同国民党军打仗，对方总是一触即溃。轻敌麻痹的思想在部队官兵中不知不觉地滋长起来。本来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们在战前把一整套上海的情报送到三野司令部。但是，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却没有被充分利用，当仗打起来的时候，许多前线指挥员连上海国民党守军有没有防御工事都不清楚。
当时十兵团下达给各个攻击部队的命令是：在５月１２日下午６时，攻占月浦和狮子林炮台，两小时以内占领潘家桥车站，再用两个小时完成对吴淞的包围。
上海大战的时节，天地间到处是茫茫雨雾，脚下是一片泽国。在泥泞不堪的水网中奋进的各路攻击部队为完成作战任务，拼命地往前赶，于５月１２日凌晨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逼近了月浦。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前卫一个营在夜色中走进了敌军严密布防的子母堡阵地还不知道，当敌军的轻重机枪突然开火时，他们猝不及防，连藏身隐蔽的地方都找不到，更不要说组织有效的还击了。战斗结束时，这个营几乎伤亡殆尽。
天明之后，我攻击部队调整了部署，发起了排山倒海的强大攻势，集团冲锋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敌军的防线很快被打得支离破碎，大部分阵地被我军攻占，王滨机场受到威胁。如果这块阵地丢失，将影响到国民党军整个月浦防线的稳固。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急红了眼不说，连在复兴岛上空遥控指挥的蒋介石也震惊了，他一个劲儿地从空中打电话询问地面的战斗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汤恩伯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敌五十二军副参谋长兼二九六师参谋长王楚英提出陆海空联合作战的计划，利用我军不具备海空优势且立足未稳，向我攻击部队发起反击。
１３日拂晓，敌五十二军二九六师出动两个营的兵力，在两个战车连和两个炮兵营的支援下，突然向我军发起了反冲击。这多少使渡江以来一路追歼敌人、从未遭遇反击的我军大感意外，仓促应战中出现了很大的伤亡。打到上午１１时左右，我攻击部队不得不退出了刚刚到手的阵地。正当敌人庆功之际，我军在１４日的傍晚集中了百门大炮对月浦、狮子林、王滨机场再次发起强攻。这时，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两军紧紧地扭在了一起，我军的炮火一时都难以发挥作用。双方在守军指挥所附近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敌重炮团团长打电话到王楚英那里。重炮团团长问，面对两军近在咫尺的混战，怎么办?王楚英回答，零距离，零标尺，用榴散弹，开炮。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自杀性炮击救了守军一命，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我军的攻击部队后退了。
５月１５日，我军对月浦又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然而这种曾经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攻击这一回却仿佛撞到了墙上。正如后来参加过这场战斗的我军官兵所说：五十二军有一股子邪气，打起仗来不要命。三天的强攻，十兵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高达８０００余人。
从５月１６日起，我军改变了主攻方向，把重点移向浦东和沪西。同时在月浦一线，也一改猛打猛冲的战术，变为阵地攻击。各部队按照粟裕的指示精神，对敌人的梅花阵、碉堡群展开了小群多路的抵近攻击。我军指战员冒着蒙蒙细雨和敌人的炮火，把战壕一直挖到敌人的堡垒下，然后用炸药爆破。改变战术之后，效果很快出来了，我军开始一步步蚕食敌军的阵地，夺取一堡巩固一堡。战斗终于出现了转机，我军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敌人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却。
浦东——生铁碰上了钢
战斗处于胶着状态，令远在北平的毛泽东有些着急了，开始催促三野加快解放上海的进程。本来已经改变战术，准备稳步推进的各部队立即面临新的压力。５月１８日，粟裕和张震联名给中央军委、总前委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设想：如果对沪攻击不受时间限制，我们建议，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唯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经完毕”。这封电报发出去后，收到两封意见相反的指示电。当天，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回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而在第二天，中央军委的回电却指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显然，军委和总前委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总前委充分考虑了前线作战的艰辛和实际作战的需要。而中央军委则从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出发，甚至还考虑到国际因素，上海之战一旦久拖不决，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赢得时间，进而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所以中央军委要求前线指挥员加快作战步伐。
根据两个不同指示精神的电报，粟裕和张震重新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定于５月２５日完成全歼浦东之敌，封锁敌人从海上逃跑的退路；２７日向上海市区发起攻击。军委回电表示同意。正当这一作战方案要准备实施时，５月２３日突然接到情报，汤恩伯已经把自己的指挥部从市区搬到军舰上。粟裕判断敌人有逃跑的企图，便当机立断，下令当夜向市区发起总攻。同时，为了减轻西线兵团在月浦、刘行、王滨一线苦战的压力，粟裕电令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加快进攻浦东地区国民党核心阵地高桥。
为了协调各部之间的行动，宋时轮命令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三十、三十一军向高桥的两翼发起钳形攻势。作战命令下达后，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长高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对周志坚说，不能用这样的打法，我的意见是中央突破，直接攻打高桥镇。这比你在两翼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夺要容易得多。高楼大厦我们不怕，有攻城的经验。周志坚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临时改变了作战方案，直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敌人自认为最核心、最坚固的高桥镇。５月２５日，我军向高桥发起了总攻，在泥水里泡了四天四夜的我军官兵一听到总攻的号令，顿时来了精神，呼啸着向高桥守敌冲了过去。在我军雷霆万钧的进攻面前，高桥的敌军很快就垮了下来。高桥一失守，昨天还在永备工事里向我军叫板的守敌的心理防线顿时垮了，他们纷纷放弃原来的阵地，向吴淞口出海方向夺路而逃。到２６日凌晨，我三十、三十一军完全占领了浦东地区。
城区——生命与楼房孰重
上海战役打响后，双方的主力一直围绕着吴淞口展开攻防大战。这一状况直到２１日之后才发生变化。根据双方的作战态势以及对战争全局利益的考虑，我军统帅部开始改变原定计划。邓小平、陈毅指示三野应从四面八方向市区攻击，前提是应不受原计划规定的只能先打吴淞的限制。毛泽东也电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对吴淞阵地可放弃部分不攻，给守敌留一条海上的退路。至此，我军的攻略发生了重大改变。５月２３日夜，我二十、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向市区发起总攻。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军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广大市区，也就是说，大半个上海已经掌握在我军手中。
迟浩田所在的“济南第一团”攻入市区以后，一路并没有遇到太强的对手，他们一鼓作气沿着大街小巷攻击前进，一营在歼灭外滩的敌人后，立即按照上级的部署调头向北进攻，朝着外白渡桥和北四川路桥方向杀过来，其他的两个营也齐头并进，沿各自的攻击方向朝苏州河一线压过去。
驻守在苏州河北岸的是国民党青年军第三十七军第二○四师。他们居高临下，无数的轻重机枪、冲锋枪从密密麻麻的窗口里面伸出来，把过河的通路——所有的桥和整个东西走向的河面封锁得密不透风。即便这样，二○四师还觉得不够，他们还在桥头修筑了钢筋水泥的地堡，在桥面上铺上了铁丝网，构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防线。
曾经把济南高大城墙踩在脚下的英雄团这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打济南，我们有强大炮火的掩护，还有手中的炸药包；但在这里，上级严令不得使用炮火，当然也不能对高楼大厦实施爆破。攻击部队眼睁睁地看着在对岸密集火力的拦阻下，不断有人倒下。更让人揪心的是，不要说攻过苏州河，就连倒在苏州河南岸斜坡上那些牺牲和受伤的战士都抬不回来。面对严峻的现实，三营七连连长肖锡谦和指导员迟浩田心急如焚，他们这个连在攻打济南时战功卓著，被授予“济南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部队停止攻击后，肖锡谦、迟浩田沿着防线观察，发现一间房子里摆着一部电话。迟浩田动了心思，向房东打听，结果被告之，只要能查到电话号码，这部电话就能打到苏州河对面的高楼里。在房东的帮助下，电话号码被查出来了。于是，迟浩田把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对面的国民党青年军一个指挥官。迟浩田对他说：“告诉你，我是南岸的解放军。现在，上海大部分已经被解放，汤恩伯和他的嫡系部队早已坐船逃跑了，只剩下你们青年军还孤零零地死守在这里。你们还在为谁卖命?你们已被四面包围，无路可逃了，唯一的出路是缴枪投降!”说到这里，他稍作停顿后，提高了嗓门：“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缴枪投降，你们会得到优待的!”
不想对面的青年军困兽犹斗，且在刚刚停息的战斗中占了便宜，这会儿气焰正盛，对方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们青年军什么时候投降过!等我们的机枪吧!”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嗬，敌人还气壮如牛，充大个!看你还能疯狂到几时?”迟浩田忿忿地说道。房东听他这么说，以为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他出于好心，连忙对肖锡谦和迟浩田进行告诫：“对面这个四行仓库，当年十九路军的八百壮士守在那里，日本鬼子打了几天都没打下。现在你们怎么能打开?还是到别处去打吧!”
面对房东的担心，迟浩田回答：“请你放心，我们不但要消灭这些敌人，还要保护好那些大楼和你的住宅，你等着看吧。”
话虽如此，但克敌必须拿出办法，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强攻是不可能的，只能智取，有什么好办法呢?
５月２５日中午，攻击受阻的不光是“济南第一团”，整个二十七军的部队都被阻挡在苏州河南岸。战斗又打成了胶着状态。各级指挥员纷纷向二十七军司令部反映，要求动用大炮，攻击苏州河北岸之敌。为了解战场上的具体情况，军长聂凤智冒着不时飞过的子弹，来到“济南第一团”的前沿，他在仔细观察了两岸对峙的情况后，作出判断：这场战斗如果按照常规的打法，三十来米宽的苏州河根本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但如果不使用重武器，却难以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冲过去。此刻，各师不断地把电话打到聂凤智那里，要求解除不许使用大炮的禁令。看着战死在河堤上抬不下来的战士，聂凤智的心也被紧紧地揪住了。他和军政委刘天浩商量，决定立即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以迅速作出决断。会议一开始就产生了两种意见的激烈交锋，一些指挥员坚决要求解除禁令，用炮火攻击对岸躲在高楼里的顽敌，他们认为与其作出人员的重大牺牲攻占上海，不如牺牲苏州河北岸建筑群这个小小的局部来换取整个上海的完整。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即便作出重大牺牲也要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到人民的手中。两种意见僵持不下，何去何从?
最后，军党委作出两项重要决策：第一，改变正面强攻的战术，改为正面佯攻，以吸引守敌的注意力，同时在天黑之后，派遣一支生力军沿河西上，在苏州河的上游、敌人疏于防范的地段越过苏州河，然后挥师向东从敌人的侧后打回来。第二，同上海的地下党取得联系，设法从敌人内部打开缺口，力争在我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迫使敌军放弃抵抗。
入夜之后，我军从敌人战线的东侧偷渡苏州河成功，连夜插到了敌人背后。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下党也积极展开活动，他们很快打通了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的关系。经过谈判，刘昌义决定率部投诚。由于国民党五十一军的防线洞开，我二十七军二四二团便兵不血刃地从永安桥上过了苏州河。但国民党三十一军仍继续顽抗。
四行仓库——勇者无畏，智者无敌
再说四行仓库对面的“济南第一团”。因为强攻改成了佯攻，入夜之后，枪声不再像白天那样激烈，但七连指导员迟浩田的心并没有随着枪声的停息而平静。夜深之后，他找到排长王其鹏和通讯员张瑞林，对他俩说：“走，到外面去看看。”他们借着黑夜的掩护，沿西藏路桥向西一路侦察过去。走着走着，张瑞林突然发现前面的墙边上有一条臭水沟，好像通往苏州河。
“赶快下去看看。”迟浩田吩咐道。张瑞林摸了下去，不大工夫，又爬了上来。因下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张瑞林只好返回到房东家里，借了一个能装三节电池的手电筒。
就这样，三个人在手电的照明下，钻进了污黑恶臭的排水沟，涵洞很狭窄，人进去只能爬着向前。不一会儿，他们就沾满了污垢。当他们爬到排水沟的尽头，发现苏州河就在他们的脚下。张瑞林第一个下到了河里，他轻轻地向河对岸走去，尽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到了苏州河的中心，他又折回来，向迟浩田报告说，河水不深，只没到胸口的位置，可以徒步涉过去。于是，迟浩田决定，摸过河去将敌人的防御体系看个究竟。三个人无声无息地潜行在水中，张瑞林在前，迟浩田居中，王其鹏殿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到了苏州河北岸。
上岸后，他们立即隐蔽起来。正巧这时，一个国民党兵朝他们这边走过来，待走近时，迟浩田从藏身处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手抓住敌人的胳膊，一手用驳壳枪顶住那人的脑袋，并低声喝令：不许动，不许出声!与此同时，王其鹏也一跃而起，抓住了那人的另一只臂膀。随后，迟浩田把俘虏交给王其鹏和张瑞林，四个人一起摸到了四行仓库的楼下，他们利用敌人的大意，又逮一个“活口”。
这样一来，他们不得不再次变换队形，由迟浩田打头，王其鹏和张瑞林一人押一个俘虏跟在后面。他们沿着楼梯拾级而上，直至敌人盘踞的一个大房间外。借着昏暗的灯光，迟浩田向屋内望去，只见里面黑压压坐着一大群人。
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该如何应对?摆在迟浩田面前的有两个方案：一是悄然无声地顺原路返回，把大部队调过来。但这一来一回耽误时间不说，人多了动静大，万一被敌人发觉麻烦就大了。另一个选择就是单刀赴会，这怎么说也是一步险棋，需要大无畏的胆量，还需要过人的机智。迟浩田稍加权衡后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他们三人从黑暗中突然跃出，朝着敌人大声喝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看着三支黑洞洞的枪口，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整个大房间里出现短暂的、死一般的沉寂。少顷，从里屋传出一个声音，很专横，骂骂咧咧地喊着：吵嚷什么?什么人?说着，人已经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说话的腔调就知道是个当官的，三名勇士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身上。那人刚刚现身，还来不及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张瑞林就一把推开自己押着的那个俘虏，一个跳跃扑到那个当官的面前，伸手揪住那人的脖领子，用枪口顶住了他的胸口，“把手举起来!”王其鹏也丢下手中的俘虏，调转枪口对准了那个当官的。原来这是个上校副师长——四行仓库的最高指挥官。
“我们是解放军。”迟浩田上前对这个副师长讲，“你赶快下命令，叫你的部队马上放下武器，否则我先打死你!”不知是因为惊恐还是因为见到对方只有三个人，上校副师长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如果僵持下去，变数难料。正在这时，原来被张瑞林押着的那个俘虏站出来对迟浩田说：“我听这位长官的口音是胶东人，我是青岛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经他这么一说，有的国民党官兵动了动身子，这是人本能的一种反应，迟浩田敏锐地捕捉到敌人内心开始动摇的迹象。他决定因势利导，用稍微和缓但又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好，我们不打放下武器的人，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把枪都放下，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我们的大部队已经上来了，交枪才是活路!
经迟浩田一番开导，敌人纷纷交出了武器，整个敌人阵营的雪崩眼看就要发生。为了再促它一把，迟浩田心生一计，对张瑞林说：“你赶快下去通知部队，弟兄们都已经缴枪投降了，叫他们暂时不要上来，以免发生误会。”迟浩田又对敌副师长说，你马上命令你的部队全部放下武器，先把守在桥头的人撤下来。那个上校一见手下的部队纷纷缴械，知道大势已去，再无回天之力，无可奈何地拿起电话，通知部队停止抵抗。至此，迟浩田“四两拨千斤”的计谋成为取胜的上策。
河对面的肖锡谦一直在前沿监视着敌人的动静。当他发现指导员不见了，便估计有情况。他找到房东一问，才知道迟浩田他们到河边去了。这样，肖锡谦对可能发生的事就猜到了几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守在桥头的敌人向后撤，更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于是，他立刻指挥部队冲过西藏路桥，直奔四行仓库和中国银行大楼。国民党青年军第三十七军二○四师师部及下属三个营的一千多人在迟浩田和肖锡谦的指挥下按照官兵分列排序，走出了防区，迟浩田向他们庄重宣布：“欢迎你们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这样，苏州河的坚固防线又被捅开了一个口子。其实不止这些，除了三营七连突破的这一点外，一营那边的战况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一营对面的邮电大楼和百老汇大楼里的国民党军在２５日白天顽抗了一天之后，他们的军长自己偷偷地跑了，而他们的师长比军长稍好一点，在溜走之前，给部下留了一个条子，叫部下“各自相机处理自己的命运”。一见当官的跑了，剩下的国民党军就选择了升白旗。一营从北四川桥不费一枪一弹冲过了苏州河。
到这时，原来像一条巨蟒般横在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防线在２６日凌晨之前被斩成四节，我二十七军的各路大军中，一路已经迂回过河，另外三路从防线的正面突入。至此，敌人再也无险可守，整个大上海的解放已经到了最后的扫尾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