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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歙县棠樾村有4000多人口，其中2/3的村民在欧洲打工，因此被称为“欧元村”。
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5周年之际，记者走进这个皖南山区的村落，体验村民们价值观发生的悄然改变……
黄发路今年63岁，没念过一天书，认得的字屈指可数，但这并不妨碍他常常在电视上露面，就中欧经济形势侃侃而谈，一点不露怯：“欧元跌了，最高的时候能换12块人民币，现在才7块多。欧洲经济不行了。”
从外表看，黄发路和普通的庄稼汉并无不同，他身材敦实、衣着朴素，喜欢跑到村干部会议上凑热闹，在别人讨论的时候插几句话。黄发路是安徽省歙县棠樾村人，在皖南山区这个总共4000多口人的村庄里，先后有超过2/3的人在欧洲打工，这座古村也渐渐成了盛名在外的“欧元村”。
三十多年前，许多像黄发路这样的普通农民，走出传统乡村，背负亲人期望，前往陌生的欧洲创业，他们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的普通人。这一代移民者的故事，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华侨史的一部分，缩影似地反映出全球化时代中普通人的悲欢沉浮。而眼下，在“欧债危机”这个共同的难关面前，他们的困惑、抉择和追求，必将带给后继者以启示。
肇始
偏居皖南山区一隅的棠樾村，初看之下与内地其他农村并无不同。
村落的南边有棠樾第一大牌坊群，旌表当地人的“忠孝节义”，如今成了旅游景点。对村民们来说，牌坊群象征的是本村旧时辉煌，与自身并无关系。“我们祖宗又不在这个村子”，黄发路说，“大家都是乱跑跑过来的”。
歙县华侨办公室主任向玉兰曾考证过“欧元村”的成因。清朝同治年间，棠樾村一带毁于战火，田地荒芜百年。上世纪50年代末，温州瑞安县发生大饥荒，一部分温州人逃荒至此，在当时的棠樾村、槐塘村和黎明村一带定居下来（后来都并入了棠樾村），并逐渐恢复了村落的生产和秩序。
那时，黄发路12岁，对逃荒的情形还有些印象。“老家土地太少，又在搞什么人民公社，种出来的粮食不够吃，饿得人什么都顾不上了。”他跟着大哥跑到歙县这一带时，看到了大片荒地和空房子，就留了下来：“歙县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就像后来的欧洲。”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皖南山区千万座村落中，唯有棠樾村独树一帜地成为“欧元村”。对于温州人来说，这样的历史毫不陌生：“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自古就饱受土地出产不足之苦，因而盛产冒险家和商人。向玉兰对他们的评价是：“天生有生意头脑，社会制度略有松动，就开始寻求商机。”改革开放初期，当周围村还在种植山芋的时候，温州人已经把山芋做成粉丝，在当地的农贸市场兜售了。
黄发路也“下海”了。他卖西瓜，最初几年赚得不错，但在1985年春末，由于雨水不断，地里近40吨的西瓜都烂了。“我想想，国内的生意真不好做，要不去国外混算了。”他说。
尽管对欧洲一点概念都没有，但黄发路没觉得这是件难事。村里的“出国潮”早就开始了，还诞生了两个传奇人物：一个叫郑朝荣，一个叫胡克毓。郑朝荣是村里最早出国的，他的爷爷二战时去意大利做劳工，战争结束后就留在了欧洲。1971年，爷爷去世后，郑朝荣就出国去“继承遗产”。
相比郑朝荣，另一个传奇人物胡克毓的经历更具有可复制性。1978年的某一天，他干农活时心情不好，“火起来把锄头一扔就去看报纸”，正巧看到了一条南斯拉夫总统访华的新闻。胡克毓就心血来潮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了签证，落地南斯拉夫后又到了荷兰。通过开中餐馆，胡克毓白手起家，成了棠樾村第一位自个儿跑去欧洲打工并发家致富的村民。
胡克毓无意中成为了同村同族人效仿的榜样。在那之后，黄发路找人“通路子”，去西班牙大使馆搞签证，请识字的后生帮忙办护照，4年后，一切方才办妥。1989年6月，他带着1.7万元，准备去北京领护照后，踏上西行之路。
西行
“最开始，不顺透顶。”多年后，黄发路回忆起去欧洲闯荡前遇到的一个个难关，还是忍不住苦笑。到了北京，他的出国请求被驳回了，“我地也卖了，牛也卖了，又不让我走了，这可不要人命嘛”。
黄发路在北京滞留了48天，期间四处托人，不仅把身边的1.7万元花销殆尽，还向亲友借了近15万元的债。这使他在欧洲打拼的头几年异常辛苦，因为“还债就还了三年半”。
就在黄发路刚刚来到欧洲，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复制棠樾村那些传奇人物的成功时，他的偶像郑朝荣正好回到国内，准备把侄子郑仕意带到意大利。郑仕意最初在叔叔的“罗马荣皮具城”里管理仓库，工作之余常常通过读书来怀念故乡。
黄发路到欧洲后，去了外甥的中餐馆。在之后的好几年里，黄发路都没有出过门，西班牙阿利坎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仅限于厨房的三尺空間。10个月后，黄发路成为了外甥餐馆的大厨。
1995年，带着打工几年攒下的工资（约合40万元人民币），黄发路提出了辞职。不久后，黄发路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在欧洲做起了老板。
又过了两年，郑仕意也向叔叔提出在佛罗伦萨开分店的建议。郑朝荣借给他一笔启动资金作为新店的房租：“你总要自己出来干的，就趁着这个机会开始吧。”于是，郑仕意在佛罗伦萨有了自己的皮具店。正是从这家小店起步，郑仕意慢慢成为了意大利最大的皮具供货商之一。
困惑
黄发路离开外甥单干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
第一家餐馆匆忙开张后，他才发现选址出了问题。吸取教训后，他开了第二家餐馆，生意还算不错，最高时一个月能赚40万元人民币，但随后的盲目扩张又削减了他的利润。又过了五六年，黄发路发现钱不是那么好赚了。那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夕，劳动力在全球流动得更频繁，和黄发路初到欧洲相比，阿利坎特的华人数量增长了40倍，中餐馆遍地开花，竞争也变得不择手段起来。
他认为老外更加善良、诚信：“有一对在西班牙工作的英国夫妻，常来我店里吃饭。他们喜欢我女儿，免费教她说英语和西班牙语，还想认她做干女儿。多亏了他们，现在我女儿的语言好得很。” 黄发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人的生活，他至今只能说三句西班牙语：“你好！”“谢谢！”“要买什么？”但无论在国外呆了多久，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始终坚持着一个信念：“你永远不能忘了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非要学老外的结果只会中不中、洋不洋，傻得很。”
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在漫长的漂泊生涯中，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文化冲突和随之而来的认同困惑。尽管他们很少能举出具体事例表明自己受到过什么歧视，但那种被排斥感似乎无处不在。
“許多欧洲人至今还觉得中国人是穿中山装、骑自行车的模样。”郑仕意说：“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是从近几十年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上千年的疏离。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展现出良好的形象，那国际上对中国的印象自然会好转。一切都要慢慢来。”
如郑仕意所说，这些从中国内地农村走出来的普通人，正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这种形象，似乎和博物馆展品般古老、精致的东方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但它更加鲜活、真实，更具有代表性。
转变
2005年，黄发路决定“退休”，让孩子们继承他的事业。但这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备感挫败的事情，他的儿子和女儿并不愿意接手他的中餐馆，他们嫌档次太低，赚的都是辛苦钱。于是，女儿去了马德里开店卖灯具，儿子留在阿利坎特开高级时装店。
他的子女们正在以郑仕意为榜样。如今，在棠樾村的年轻人心里，郑仕意已经取代了他的叔叔郑朝荣，成为新时代的偶像。自他在佛罗伦萨开第一间皮革店至今，郑仕意从零售商做起，涉及的产业链越来越长，没过几年就做起了皮革代理商和制造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在黄发路“退休”回国的同一年，这个年轻人也回了一次故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歙县开发区投资建厂。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这些天天看央视财经频道的村民们看来，新闻里突然天天念叨“金融危机”这个词，欧元汇率开始往下跌，孩子们打来电话，抱怨欧洲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黄发路赶紧飞到西班牙，那光景把他吓了一跳：“灯具在仓库里越堆越多，时装店里人都没有。孩子们说，老外没钱了，买不起东西了。”事实上，尽管生意不如过去景气，黄发路还是为子女及时转型的决策感到庆幸。
还有一些人回到了中国，他们都深深地为故乡的变化感到震惊。这样的震惊，不仅源于整齐的村道和漂亮的乡村别墅，更源于这些繁荣之下，一些深层次的传统和秩序发生了改变。
改变的标志之一，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郑仕意在歙县开发区的皮具加工厂，这几年饱受劳动力不足之困：“工人的月工资是3000元，已经是压缩利润之后的妥协，但对年轻人来说仍然没有竞争力，他们更愿意在东部大城市打工。”
但新的机遇也在萌生，他的另一家企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欧元村”的人价值观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中国比欧洲好。“我小儿子现在还有点怨我，他本来读书好得很，却硬是被我劝出国。去年小儿子打来电话，说要回中国当兵，我说你别胡闹。”棠樾村村支书王嘉林说，他的大儿子留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小儿子在西班牙却过得很不如意，“我现在想想，我们也老了，节奏跟不上了，让小鬼们自己去干吧”。
在棠樾村一个普通的下午，电视里播报着中欧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上了年纪的村民一边听新闻，一边包粽子。村里荷塘的莲花快开了，碧绿的莲叶在风里起伏，荷塘边上有一座徽派制式的凉亭，翘角飞檐，名为“思乡亭”，那是在欧洲的华侨们集资建成的，实用性不高，聊表万里之外的游子思乡之情。
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5周年之际，记者走进这个皖南山区的村落，体验村民们价值观发生的悄然改变……
黄发路今年63岁，没念过一天书，认得的字屈指可数，但这并不妨碍他常常在电视上露面，就中欧经济形势侃侃而谈，一点不露怯：“欧元跌了，最高的时候能换12块人民币，现在才7块多。欧洲经济不行了。”
从外表看，黄发路和普通的庄稼汉并无不同，他身材敦实、衣着朴素，喜欢跑到村干部会议上凑热闹，在别人讨论的时候插几句话。黄发路是安徽省歙县棠樾村人，在皖南山区这个总共4000多口人的村庄里，先后有超过2/3的人在欧洲打工，这座古村也渐渐成了盛名在外的“欧元村”。
三十多年前，许多像黄发路这样的普通农民，走出传统乡村，背负亲人期望，前往陌生的欧洲创业，他们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的普通人。这一代移民者的故事，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华侨史的一部分，缩影似地反映出全球化时代中普通人的悲欢沉浮。而眼下，在“欧债危机”这个共同的难关面前，他们的困惑、抉择和追求，必将带给后继者以启示。
肇始
偏居皖南山区一隅的棠樾村，初看之下与内地其他农村并无不同。
村落的南边有棠樾第一大牌坊群，旌表当地人的“忠孝节义”，如今成了旅游景点。对村民们来说，牌坊群象征的是本村旧时辉煌，与自身并无关系。“我们祖宗又不在这个村子”，黄发路说，“大家都是乱跑跑过来的”。
歙县华侨办公室主任向玉兰曾考证过“欧元村”的成因。清朝同治年间，棠樾村一带毁于战火，田地荒芜百年。上世纪50年代末，温州瑞安县发生大饥荒，一部分温州人逃荒至此，在当时的棠樾村、槐塘村和黎明村一带定居下来（后来都并入了棠樾村），并逐渐恢复了村落的生产和秩序。
那时，黄发路12岁，对逃荒的情形还有些印象。“老家土地太少，又在搞什么人民公社，种出来的粮食不够吃，饿得人什么都顾不上了。”他跟着大哥跑到歙县这一带时，看到了大片荒地和空房子，就留了下来：“歙县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就像后来的欧洲。”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皖南山区千万座村落中，唯有棠樾村独树一帜地成为“欧元村”。对于温州人来说，这样的历史毫不陌生：“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自古就饱受土地出产不足之苦，因而盛产冒险家和商人。向玉兰对他们的评价是：“天生有生意头脑，社会制度略有松动，就开始寻求商机。”改革开放初期，当周围村还在种植山芋的时候，温州人已经把山芋做成粉丝，在当地的农贸市场兜售了。
黄发路也“下海”了。他卖西瓜，最初几年赚得不错，但在1985年春末，由于雨水不断，地里近40吨的西瓜都烂了。“我想想，国内的生意真不好做，要不去国外混算了。”他说。
尽管对欧洲一点概念都没有，但黄发路没觉得这是件难事。村里的“出国潮”早就开始了，还诞生了两个传奇人物：一个叫郑朝荣，一个叫胡克毓。郑朝荣是村里最早出国的，他的爷爷二战时去意大利做劳工，战争结束后就留在了欧洲。1971年，爷爷去世后，郑朝荣就出国去“继承遗产”。
相比郑朝荣，另一个传奇人物胡克毓的经历更具有可复制性。1978年的某一天，他干农活时心情不好，“火起来把锄头一扔就去看报纸”，正巧看到了一条南斯拉夫总统访华的新闻。胡克毓就心血来潮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办了签证，落地南斯拉夫后又到了荷兰。通过开中餐馆，胡克毓白手起家，成了棠樾村第一位自个儿跑去欧洲打工并发家致富的村民。
胡克毓无意中成为了同村同族人效仿的榜样。在那之后，黄发路找人“通路子”，去西班牙大使馆搞签证，请识字的后生帮忙办护照，4年后，一切方才办妥。1989年6月，他带着1.7万元，准备去北京领护照后，踏上西行之路。
西行
“最开始，不顺透顶。”多年后，黄发路回忆起去欧洲闯荡前遇到的一个个难关，还是忍不住苦笑。到了北京，他的出国请求被驳回了，“我地也卖了，牛也卖了，又不让我走了，这可不要人命嘛”。
黄发路在北京滞留了48天，期间四处托人，不仅把身边的1.7万元花销殆尽，还向亲友借了近15万元的债。这使他在欧洲打拼的头几年异常辛苦，因为“还债就还了三年半”。
就在黄发路刚刚来到欧洲，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复制棠樾村那些传奇人物的成功时，他的偶像郑朝荣正好回到国内，准备把侄子郑仕意带到意大利。郑仕意最初在叔叔的“罗马荣皮具城”里管理仓库，工作之余常常通过读书来怀念故乡。
黄发路到欧洲后，去了外甥的中餐馆。在之后的好几年里，黄发路都没有出过门，西班牙阿利坎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仅限于厨房的三尺空間。10个月后，黄发路成为了外甥餐馆的大厨。
1995年，带着打工几年攒下的工资（约合40万元人民币），黄发路提出了辞职。不久后，黄发路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餐馆，在欧洲做起了老板。
又过了两年，郑仕意也向叔叔提出在佛罗伦萨开分店的建议。郑朝荣借给他一笔启动资金作为新店的房租：“你总要自己出来干的，就趁着这个机会开始吧。”于是，郑仕意在佛罗伦萨有了自己的皮具店。正是从这家小店起步，郑仕意慢慢成为了意大利最大的皮具供货商之一。
困惑
黄发路离开外甥单干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
第一家餐馆匆忙开张后，他才发现选址出了问题。吸取教训后，他开了第二家餐馆，生意还算不错，最高时一个月能赚40万元人民币，但随后的盲目扩张又削减了他的利润。又过了五六年，黄发路发现钱不是那么好赚了。那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夕，劳动力在全球流动得更频繁，和黄发路初到欧洲相比，阿利坎特的华人数量增长了40倍，中餐馆遍地开花，竞争也变得不择手段起来。
他认为老外更加善良、诚信：“有一对在西班牙工作的英国夫妻，常来我店里吃饭。他们喜欢我女儿，免费教她说英语和西班牙语，还想认她做干女儿。多亏了他们，现在我女儿的语言好得很。” 黄发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人的生活，他至今只能说三句西班牙语：“你好！”“谢谢！”“要买什么？”但无论在国外呆了多久，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始终坚持着一个信念：“你永远不能忘了自己是黄皮肤黑头发。非要学老外的结果只会中不中、洋不洋，傻得很。”
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在漫长的漂泊生涯中，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文化冲突和随之而来的认同困惑。尽管他们很少能举出具体事例表明自己受到过什么歧视，但那种被排斥感似乎无处不在。
“許多欧洲人至今还觉得中国人是穿中山装、骑自行车的模样。”郑仕意说：“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是从近几十年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上千年的疏离。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展现出良好的形象，那国际上对中国的印象自然会好转。一切都要慢慢来。”
如郑仕意所说，这些从中国内地农村走出来的普通人，正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国形象”的代言人。这种形象，似乎和博物馆展品般古老、精致的东方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但它更加鲜活、真实，更具有代表性。
转变
2005年，黄发路决定“退休”，让孩子们继承他的事业。但这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备感挫败的事情，他的儿子和女儿并不愿意接手他的中餐馆，他们嫌档次太低，赚的都是辛苦钱。于是，女儿去了马德里开店卖灯具，儿子留在阿利坎特开高级时装店。
他的子女们正在以郑仕意为榜样。如今，在棠樾村的年轻人心里，郑仕意已经取代了他的叔叔郑朝荣，成为新时代的偶像。自他在佛罗伦萨开第一间皮革店至今，郑仕意从零售商做起，涉及的产业链越来越长，没过几年就做起了皮革代理商和制造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在黄发路“退休”回国的同一年，这个年轻人也回了一次故乡，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歙县开发区投资建厂。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这些天天看央视财经频道的村民们看来，新闻里突然天天念叨“金融危机”这个词，欧元汇率开始往下跌，孩子们打来电话，抱怨欧洲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黄发路赶紧飞到西班牙，那光景把他吓了一跳：“灯具在仓库里越堆越多，时装店里人都没有。孩子们说，老外没钱了，买不起东西了。”事实上，尽管生意不如过去景气，黄发路还是为子女及时转型的决策感到庆幸。
还有一些人回到了中国，他们都深深地为故乡的变化感到震惊。这样的震惊，不仅源于整齐的村道和漂亮的乡村别墅，更源于这些繁荣之下，一些深层次的传统和秩序发生了改变。
改变的标志之一，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郑仕意在歙县开发区的皮具加工厂，这几年饱受劳动力不足之困：“工人的月工资是3000元，已经是压缩利润之后的妥协，但对年轻人来说仍然没有竞争力，他们更愿意在东部大城市打工。”
但新的机遇也在萌生，他的另一家企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欧元村”的人价值观正在静悄悄地发生着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觉得，中国比欧洲好。“我小儿子现在还有点怨我，他本来读书好得很，却硬是被我劝出国。去年小儿子打来电话，说要回中国当兵，我说你别胡闹。”棠樾村村支书王嘉林说，他的大儿子留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小儿子在西班牙却过得很不如意，“我现在想想，我们也老了，节奏跟不上了，让小鬼们自己去干吧”。
在棠樾村一个普通的下午，电视里播报着中欧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上了年纪的村民一边听新闻，一边包粽子。村里荷塘的莲花快开了，碧绿的莲叶在风里起伏，荷塘边上有一座徽派制式的凉亭，翘角飞檐，名为“思乡亭”，那是在欧洲的华侨们集资建成的，实用性不高，聊表万里之外的游子思乡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