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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平的还是通的？
“一带一路”如何使沿线国家实现弯道超车？
“一带一路”带来了哪些投资风险与机遇？
“一带一路”体现了怎样的中国智慧和世界智慧？
本期“名著访谈”为您带来王义桅教授的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
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
人类历史上，存在“治—乱”之周期律：帝国、霸权带来了治，也带来了乱。
当今世界不仅是平的，还乱象丛生。乱之源，尤以贫困与贫富差距为甚。俗话说，盗贼出于贫穷。一国的贫困问题可能引发国际混乱，贫富差距引发并助长了这种混乱。扶贫发展机构乐施会2016年1月18日报告显示，全球仅62名富豪拥有的财富就与占全球人口一半的最贫穷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而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多于其余99%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世界贫富悬殊的鸿沟不仅越来越大，而且富人变得更富的速度也更快了。于是，动乱不只是发生在欠发达国家，也在发达国家内部滋生和蔓延：难民危机、恐怖袭击、极端思潮……
而这，恰恰与丝绸之路的命运密切相关。
东西方两大文明经过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切断了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史称“奥斯曼之墙”），欧洲人被迫走向海洋，以殖民化方式开启全球化，导致丝绸之路衰落，东方文明走向封闭保守，进入所谓的近代西方中心世界。
千百年来，欧洲人从丝绸之路上获得来自东方的香料、瓷器、茶叶等。中国的“四大发明”也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开启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丝绸之路的终端，对欧洲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寻找来自印度的黄金、香料，成为欧洲人走向海洋的重要动机，这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将当地人称为“印第安人”的原因，哥伦布以为到了盛产黄金、香料的印度呢。
欧洲中心世界与海洋崛起为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密不可分。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时至今日，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全球产出的八成来自于沿海一百公里地带。这就是近代世界的景象：边缘型国家的崛起与文明中心地带的塌陷，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美国，大国因海洋而崛起，文明因大陆而衰落。
自此，世界陷入“治—乱”周期律，地缘政治与权力游戏大行其道。“世界体系”、“依附论”揭示了全球化边缘国家无法摆脱落后、动荡的根源。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何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消除贫富差距？如何由“变”到“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摆脱“治—乱”周期律，就是要恢复世界的多样性，平衡大陆与海洋、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关系，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
自古丝绸之路衰落后，重振丝绸之路成为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的共同梦想。推动亚欧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为亚欧大陆百年互联互通梦想的主旋律。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是其先行者，提出欧洲与亚洲两侧海上运输线联结起来的便捷运输铁路——欧亚大陆桥（亚欧大陆桥）规划。
然而，各种版本的欧亚大陆互联互通梦，终究是梦。历史的重任落在了21世纪的中国身上。
自古以来，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欧亚大陆的命运见证了人类命运。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因此称欧亚大陆为“世界岛”。“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麦金德称，“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
的确，在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的中心是欧亚大陆，即从西班牙海岸延伸到中国海岸的一整块大陆，当时的主要商道就是丝绸之路。而欧洲特别是英国显然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拦腰切断，为了寻找新的通往东方的财富之路，于是就有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开创了海权时代，因为一个简单的地理事实是，相互连接的海洋形成一体，正是它证明了在全球范围内现代世界里海权的价值。同时地理大发现开创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西方不再是远离大陆的边缘，而是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但是，“进入21世纪显然美式全球化体系正在趋于瓦解和崩塌，而中国不仅是过去30年里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并且正在成为21世纪全球化的主要引领者，世界体系的陀螺正在转向中国。”
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即将来临。麦肯锡公司的世界经济长周期预测，“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
宋朝以后，世界经济中心从中国移至欧洲，后来又移到美国，2025年回归中国，可谓世界归位。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最快的时期就是刚刚过去的2000-2010年。人类在2000-2025年迈出了过去近一个世纪（1820-1913年）的步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国际政治格局也在东移，西方中心的世界逐渐淡出，正在还原世界的多样性。
顺应人类文明演绎律及世界经济长周期，推动全球再平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为消除世界“治—乱”周期律，实现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
“一带一路”通过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地区和国家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将欧亚大陆桥的内涵升级为互联互通，并延伸到非洲等地，实现时空超越。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13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讲话提出，“通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着眼于东南沿海地带、首要向美国开放的逻辑，向西迈进，围绕欧亚大陆同时走向腹地和海洋。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旨在扭转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全球化趋势，助推世界走出“治—乱”周期律。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35年改革开放奇迹后，红星照耀中国，也照耀世界。“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途播撒。”作为丝绸之路的复兴，“一带一路”也就可称为新的长征，是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将拓展与深化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合作与友谊，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中国营造、中国规划的能力与信誉，提升中国威望。就其地缘经济与战略效应而言，堪称“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正在重塑人类文明史与全球话语权，体现中国崛起后的天下担当。
《财经界》：“一带一路”的提出给全球带来什么影响？
王义桅：中国有“一带一路”是不容易的，整个世界来说，从金融危机到现在，没有太多新的创意或者是吸引世界投资眼光的大的战略投资项目，美国的工业再制造雷声大雨点小，所以中国搞基础设施建设、搞互联互通、搞“一带一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让那些大财团在找投资方向的时候眼前一亮，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投资方向。
世界上不是没有钱，是没有好的项目投资。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为例，之前把那些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外包出去，而现在要移回去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底特律可以重新成为汽车城吗？搞创新又没有很大的创新能力与动力，不像互联网，说起来工业4.0、机器人等，我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也已经很厉害了。在再制造繁荣的过程中，美国发现并不是他们想的那么回事。
“一带一路”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是因为需要新的投资方向以及引导合作的方向。我们说共创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美国没表态，对于这样的政策，他们不好反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共同脱贫，有什么坏处，有什么好反对的？如果换做美国的话能做到吗？知行合一，美国做到了吗？如果做不到，我们可以一起商量着来。
前不久，参加中欧政坛高层对话，其中欧洲政党领袖这样评价“一带一路”：
第一，“一带一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之一；
第二，只有中国才能提出这样伟大的创意；
第三，欧洲再不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就会衰落成为欧亚大陆无足轻重的半岛。
这充分说明，“一带一路”这一愿景，照亮的已远不止中国。欧洲人说，他们未来50年都看不清楚，而“一带一路”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而且引领21世纪50年的合作方向，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等进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验证这样一个结论：消除贫穷有两个办法，一是重视教育，有教无类；二是修路，要致富先修路。“一带一路”的立足点即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并且在未来要与世界分享。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欢迎呢？为什么英国也要加入亚投行呢？因为中国成功了，走了一条符合自己发展前景的道路，他们会想，“为什么我不能成功呢？”在改革开放前夕，其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GDP都高于中国，而现在，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一带一路”提的就是中国模式的传播，“一带”就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最后形成一个发展带。这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的。
中国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端，向高端迈进。我在书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叫做“双环流”，既会往上走，与发达国家形成竞争关系，但是往下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被我们甩出一大截，大部分国家是相对落后的，他们是拥有巨大投资发展潜力的，中国四万亿外汇储备里面，经济学家统计其中的六千亿可以用来投资。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往哪里投？投基础设施这样的实体经济。不像某些国家制造泡沫，玩虚拟金融，最终将导致吃力不讨好的结局。所以，“一带一路”引领了一个新的投资方向，很大程度上能够将中国模式在沿线落后国家推广，比如说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内陆国家因经济条件太差，永远贷不了款，但中国因为有国有企业，因为我们的市场是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的，在这些国家不具备贷款条件的时候，我们先给他们贷款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因为我们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要建“一带一路”，投完之后，历经建设，过几年可能效益就出来了。第一桶金很重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之后，商业贷款才可以继续进行，没有第一桶金，小到一个人、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都无法获得长远发展，而中国的模式恰好为这些落后国家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而按照西方市场经济永远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当然，“一带一路”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做的，但同时，也具有弹性，有回旋的余地。“一带一路”是中国模式对世界所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无论是全球治理、找到新的投资发展方向，还是促进经济发展都意义重大。原来全球化是将海洋沿线，即沿海国家与地区的全球化，内陆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发展非常不平衡。
所以，世界是平的吗？我认为世界是通的。人也好，企业也好，经济也好，不通永远都会是个障碍，内陆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物流成本应该是发达国家或是海洋国家的6到8倍，在这样的起跑线上，如何发展？无论是海洋、运输，还是资金，他们没有一个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通过建欧亚快线、经济走廊，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以新疆为例，现在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7个国家的一级口岸，这样一下就活了起来。经济走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下一个机遇将向内陆地区打开。
《财经界》；您在书中提出，“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通过“五通”开创互联互通的新格局，“五通”是指什么？这一判断有什么依据？
王义桅：首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一带一路”就是互联互通。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五通”是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提出的。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一是政策沟通。就是通过加强友好对话与磋商，各国可以共商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求同存异，消除政策壁垒和其他人为合作屏障，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以政策、法律和国际协议为沿线经济融合保驾护航。为此，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
二是设施联通。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二是口岸基础设施，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三是能源基础设施，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四是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三是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是努力方向。
四是资金融通。《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资金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实现金融安全提供新契机。
五是加强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需弘扬睦邻友好的合作精神，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入开展人文合作，以文化交流推动包容开放理念的形成和扩散，促进文化交融，促成文化认同感，为深化沿线国家合作提供内在动力。
所以说，“一带一路”不仅不是另起炉灶，反而强调通过“五通”开创系统化、网络化、人性化的互联互通新格局。
《财经界》：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消除国际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偏见，您和您所在的智库也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传播互联互通的的思想，但收效甚微，尤其是美国正在力推TTP、TTIP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未来？
王义桅：开始，他们了解很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主动讲，有人就会去乱讲，像“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总的来说，客观上政府针对“一带一路”与外界沟通的比较多，民间相对较少。
事实上，在我看来，美国的TTP、TTIP现在已经推动不动了。说起来，这种高标准很好听，但是其中的某些内容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太深入的高标准就会深入到某些地区与国家根子上的问题，TTP内容上有很强的指向性，即针对中国，私心太重，都是加强同盟关系，达到一些战略目的，所以最后美国国会都不会批准，已经趋向于不了了之的状态。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上来的不管是谁，这些协议也许就终结了。
《财经界》：所谓“南海仲裁案”会不会对“一带一路”战略产生影响？
王义桅：主权争端的最后还是要发展，人民还是要有饭吃才能安定。此非法仲裁会干扰“一带一路”，但是不会从根本上破坏。美国折腾来折腾去，他的比较优势更多是在军事和安全上面，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世界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国外的反对势力只会一时，并不能长久。斯里兰卡项目不也恢复了吗？看清楚以后，讲明白以后，谁愿意不发展、跟钱过不去呢？以牺牲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来跟着美国折腾，长远看来就知道没有什么好处了。所以，时间一长，菲律宾的想法就会改变的。
总结原因，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不可能两边都推，没那么大能耐，主要是为了加强美日同盟，与越南折腾不成气候。其次就是加强对欧盟的控制，因英国脱欧，欧盟未来应该会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而不是一味与美国搞战略联盟；此外，欧盟关于汽车、转基因食品、绿色食品等标准，要比美国高很多，假如要与美国混到一个标准，那就降低了水准，而美国又不对欧盟开放，是不对等的，所以，这两项协定能成的可能性较小。
“一带一路”是很长远的规划，比美国的TTP、TTIP要有远见，不同于他们战略制衡冷战思维，在理念上、胸怀上、做法上，以及部分技术上均具有超越性。
美国的理念是落后的，权力没有制衡就会滥用。
《财经界》：未来的国际格局会如何变化？
王义桅：要准确预测很难。中国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工业产值超过美国，到2040年这三十多年，会是一个大转折、大风险、大机遇时期，西方主导权将会下降，而新的力量还没有崛起，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势力。但是权威将会被解构，不像原来中央政府可以控制。
所以，现在比的不是谁比谁的制度更好，而是比谁的制度更不坏，谁会烂得更快。欧盟的制度出了很多问题，美国的制度也是同样，中国思路也在改革，关键要看谁能改，并且能够改得动！ 美国的反思不到位，而中国的反思有时候又太到位，认为制度都不行了，但是总体上，我们还是走了一条符合自己特殊情况的道路，改革的方向很明确。而美国一直在强调Change，Change，但是，Change What？思路不清。就算有好的想法，但是也很难推广实行，这是西方普遍面临的问题，欧盟更是很多东西都改不动。我们也需要从他们的改革中吸取教训。前苏联改革如果再给一定的时间，可能最终崩溃的就不是苏联，而是美国了。 《财经界》：我们有哪些问题？
王义桅：加入全球化，原来确实我们是最大的得益者，我们期望以改革开放来解决中国市场面临的问题，但忘了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更代表着一种文明，中国人口、工业化超过整个西方国家的总和，所以完全和西方合作是不可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的。改革开放，开放，向西方开放；改革，改自己不适应WTO等协定，这一思路现在应该要变一变了。第一，开放不光是要向西方开放，我们向世界开放，世界也会向我们开放，我们是投资大国，依托“一带一路”可以“走出去”，更可以“走进去”。第二，改革不再是改掉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WTO的一些东西，改革应该是增强比较竞争优势。目前，改革是各个国家的新常态，需要适应新的时代。世界已经发展很快了，关键要看想不想改，能不能改得动，改不动就只有等待淘汰。
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遭遇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处在上升期，还具有正能量和发展潜力。
深入的全球化，就是搞“一带一路”，不仅是国内的“一带一路”，更要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这样市场和全球化的范围将更加广泛。
《财经界》：当前，关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层很热，但是企业与行业可能找不到门路，针对这个现象，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呢？
王义桅：“一带一路”提出来只有三年不到的时间，要准确理解它是什么，是不容易的。习近平主席曾说“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格局”。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大格局，天天就为了解决一些什么国内的经济发展，急功近利，一旦出现问题，就跑了，不干了。
大格局是需要常年经营的，开始当然发展较慢，会碰一鼻子灰，这很正常。其实大部分“一带一路”的项目还是盈利的。国内有一部分人脑子还没转变，还用西方那条路径来看“一带一路”，从标准上就弄错了。“一带一路”是新鲜的全球化，不是原来的模式，所以如果还用原来的理论体系来理解，就会有问题，大部分人没转过弯。所以我写了两本书来介绍思想转变的重要性，来引导读者看世界。
所谓上热下冷就是因为开始要中央政府层面的统一，国际产业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都得先把概念炒热了，人们才会慢慢理解是怎么回事，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是同时要推进的。在外面打交道，跟中央政府打交道，还有地方，都有一个过程。目前，对“一带一路”的探索，企业是很积极的。但是，可能企业在探索，在做的过程中，是不会说的。近年来，新闻媒体确实也报道多了，但是报道的示范项目和旗舰工程还不够，外国人不知道怎么建立，所以我认为应深入采访一些企业和一些项目，深度挖掘一些案例。企业自己没有时间挖掘自己的模式，所以新闻媒体的挖掘意义重大，通过示范项目的报道，可以告诉其他想要进入的企业应该怎么弄，走什么样的程序，才能正确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法。
《财经界》：那现在我们有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是免费给人家建么？
王义桅：一般来说是前期是免费的，所谓的免费是因为开始要建基础设施，一半是国企先行，先投入，最后才盈利。创造条件，比如贷款之类，等这些项目可以盈利的时候，再进行资金回收，其实就是资本运作而已。“一带一路”还是要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企业应该是要盈利的，否则的话谁愿意去？
《财经界》：那有没有坏帐，我们怕不怕坏帐呢？
王义桅：坏账，是有这个担心的，现在有很多对外企业，尤其国有企业，都是财政部两项基金做担保的。一旦亏了，影响也很大。银行储备现在已经用了很多了，中国还是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做，依托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并且发挥香港和上海的作用。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应该能在金融服务业、法律人才、信用保险、信托等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按国际化原则做，必须要对项目进行评估，政府不可能有太多精力帮企业进行评估。所以现在有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研究试验再去改善。
《财经界》：“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影响？
王义桅：有利于资金融通。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很落后，需要建，但是他们没有钱，应该怎么做？当然要贷款，向谁贷？贷款完了以后呢？很多时候会用到人民币，即使是使用美元贷款，作为交换，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必须要用中国的企业或者产品，那也一样。必须探索一些新的模式，而且因为不同的国家，发展差距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千篇一律。
《财经界》：是否能说“一带一路”旨在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
王义桅：旧有的秩序确实已经过时了，但是另起炉灶直接建立新的秩序也不大现实，美国也很担心秩序问题，我们不要强调什么建设新秩序的事情，因为它现在也只是一个倡议的阶段，谈不上什么秩序，秩序包含很多技术化的东西，秩序技术化是一个体系相对长远，最终建成了一定会以一个新的秩序的面貌呈现出来，但是初衷并不是建立新的秩序，只是以经济合作为目的的一个倡议，在完善过程中越来越机制化，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但是想要取而代之美国原来的秩序也不是我们的目标，也没有必要。而且像亚投行是世界性的资金，用的都是美元，谁说一定要去对抗美国？我觉得要破除原来的那种单独以国家概念和联合博弈方式的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中国无意于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的宗旨是借力发展，谋求共赢。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本书是王义桅教授继“2015年中国好书”《“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后又一力作，从历史、经济、文化、外交、全球化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一带一路”的逻辑，以“世界是通的”智慧超越了“世界是平的”思维，打造包容性全球化，非常值得一读。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王义桅教授是中国学界“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前沿的研究者和呐喊者，他的新作《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纵论四海，上下千年，读来畅快淋漓，特别值得关心中国发展大势的社会各界仔细研读。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共赢主义的完美阐释，雅俗共赏的精品之作。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
该书思考超越“一带一路”本身，通古今之迁变，承时代之使命，详尽而深入地分析“一带一路”的逻辑，从而实现对‘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世界是平的”全球化逻辑的超越”。
自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起，历经近3年的推进，“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一定成就。虽然要看到世界是可通的，但也要看到世界存在着许多问题、许多矛盾。“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全球经济振兴与合作共赢计划，它的意义很大，但我们对它面临的困难、挑战、压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带一路”如何使沿线国家实现弯道超车？
“一带一路”带来了哪些投资风险与机遇？
“一带一路”体现了怎样的中国智慧和世界智慧？
本期“名著访谈”为您带来王义桅教授的
《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
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
人类历史上，存在“治—乱”之周期律：帝国、霸权带来了治，也带来了乱。
当今世界不仅是平的，还乱象丛生。乱之源，尤以贫困与贫富差距为甚。俗话说，盗贼出于贫穷。一国的贫困问题可能引发国际混乱，贫富差距引发并助长了这种混乱。扶贫发展机构乐施会2016年1月18日报告显示，全球仅62名富豪拥有的财富就与占全球人口一半的最贫穷人口拥有的财富相当，而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多于其余99%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世界贫富悬殊的鸿沟不仅越来越大，而且富人变得更富的速度也更快了。于是，动乱不只是发生在欠发达国家，也在发达国家内部滋生和蔓延：难民危机、恐怖袭击、极端思潮……
而这，恰恰与丝绸之路的命运密切相关。
东西方两大文明经过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切断了两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史称“奥斯曼之墙”），欧洲人被迫走向海洋，以殖民化方式开启全球化，导致丝绸之路衰落，东方文明走向封闭保守，进入所谓的近代西方中心世界。
千百年来，欧洲人从丝绸之路上获得来自东方的香料、瓷器、茶叶等。中国的“四大发明”也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开启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丝绸之路的终端，对欧洲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寻找来自印度的黄金、香料，成为欧洲人走向海洋的重要动机，这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将当地人称为“印第安人”的原因，哥伦布以为到了盛产黄金、香料的印度呢。
欧洲中心世界与海洋崛起为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密不可分。地球71%的面积被海洋覆盖，90%的贸易通过海洋进行。时至今日，按照世界银行统计，全球产出的八成来自于沿海一百公里地带。这就是近代世界的景象：边缘型国家的崛起与文明中心地带的塌陷，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美国，大国因海洋而崛起，文明因大陆而衰落。
自此，世界陷入“治—乱”周期律，地缘政治与权力游戏大行其道。“世界体系”、“依附论”揭示了全球化边缘国家无法摆脱落后、动荡的根源。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何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消除贫富差距？如何由“变”到“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摆脱“治—乱”周期律，就是要恢复世界的多样性，平衡大陆与海洋、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关系，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
自古丝绸之路衰落后，重振丝绸之路成为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的共同梦想。推动亚欧大陆回归人类文明中心，为亚欧大陆百年互联互通梦想的主旋律。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是其先行者，提出欧洲与亚洲两侧海上运输线联结起来的便捷运输铁路——欧亚大陆桥（亚欧大陆桥）规划。
然而，各种版本的欧亚大陆互联互通梦，终究是梦。历史的重任落在了21世纪的中国身上。
自古以来，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欧亚大陆的命运见证了人类命运。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因此称欧亚大陆为“世界岛”。“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麦金德称，“由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主要的政治效果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
的确，在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的中心是欧亚大陆，即从西班牙海岸延伸到中国海岸的一整块大陆，当时的主要商道就是丝绸之路。而欧洲特别是英国显然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被拦腰切断，为了寻找新的通往东方的财富之路，于是就有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开创了海权时代，因为一个简单的地理事实是，相互连接的海洋形成一体，正是它证明了在全球范围内现代世界里海权的价值。同时地理大发现开创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时代，西方不再是远离大陆的边缘，而是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在过去500年时间里，前400年是欧洲，其后是美国在主导着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但是，“进入21世纪显然美式全球化体系正在趋于瓦解和崩塌，而中国不仅是过去30年里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并且正在成为21世纪全球化的主要引领者，世界体系的陀螺正在转向中国。”
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即将来临。麦肯锡公司的世界经济长周期预测，“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
宋朝以后，世界经济中心从中国移至欧洲，后来又移到美国，2025年回归中国，可谓世界归位。世界经济中心东移最快的时期就是刚刚过去的2000-2010年。人类在2000-2025年迈出了过去近一个世纪（1820-1913年）的步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国际政治格局也在东移，西方中心的世界逐渐淡出，正在还原世界的多样性。
顺应人类文明演绎律及世界经济长周期，推动全球再平衡，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为消除世界“治—乱”周期律，实现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
“一带一路”通过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地区和国家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将欧亚大陆桥的内涵升级为互联互通，并延伸到非洲等地，实现时空超越。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13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讲话提出，“通畅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着眼于东南沿海地带、首要向美国开放的逻辑，向西迈进，围绕欧亚大陆同时走向腹地和海洋。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旨在扭转不公正、不可持续的全球化趋势，助推世界走出“治—乱”周期律。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35年改革开放奇迹后，红星照耀中国，也照耀世界。“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像其带往远方的异国香料种子一样沿途播撒。”作为丝绸之路的复兴，“一带一路”也就可称为新的长征，是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将拓展与深化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合作与友谊，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中国营造、中国规划的能力与信誉，提升中国威望。就其地缘经济与战略效应而言，堪称“第二次地理大发现”，正在重塑人类文明史与全球话语权，体现中国崛起后的天下担当。
《财经界》：“一带一路”的提出给全球带来什么影响？
王义桅：中国有“一带一路”是不容易的，整个世界来说，从金融危机到现在，没有太多新的创意或者是吸引世界投资眼光的大的战略投资项目，美国的工业再制造雷声大雨点小，所以中国搞基础设施建设、搞互联互通、搞“一带一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让那些大财团在找投资方向的时候眼前一亮，让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投资方向。
世界上不是没有钱，是没有好的项目投资。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为例，之前把那些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外包出去，而现在要移回去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底特律可以重新成为汽车城吗？搞创新又没有很大的创新能力与动力，不像互联网，说起来工业4.0、机器人等，我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也已经很厉害了。在再制造繁荣的过程中，美国发现并不是他们想的那么回事。
“一带一路”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是因为需要新的投资方向以及引导合作的方向。我们说共创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美国没表态，对于这样的政策，他们不好反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共同脱贫，有什么坏处，有什么好反对的？如果换做美国的话能做到吗？知行合一，美国做到了吗？如果做不到，我们可以一起商量着来。
前不久，参加中欧政坛高层对话，其中欧洲政党领袖这样评价“一带一路”：
第一，“一带一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意之一；
第二，只有中国才能提出这样伟大的创意；
第三，欧洲再不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就会衰落成为欧亚大陆无足轻重的半岛。
这充分说明，“一带一路”这一愿景，照亮的已远不止中国。欧洲人说，他们未来50年都看不清楚，而“一带一路”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而且引领21世纪50年的合作方向，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等进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验证这样一个结论：消除贫穷有两个办法，一是重视教育，有教无类；二是修路，要致富先修路。“一带一路”的立足点即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并且在未来要与世界分享。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欢迎呢？为什么英国也要加入亚投行呢？因为中国成功了，走了一条符合自己发展前景的道路，他们会想，“为什么我不能成功呢？”在改革开放前夕，其实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GDP都高于中国，而现在，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一带一路”提的就是中国模式的传播，“一带”就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最后形成一个发展带。这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的。
中国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端，向高端迈进。我在书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叫做“双环流”，既会往上走，与发达国家形成竞争关系，但是往下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被我们甩出一大截，大部分国家是相对落后的，他们是拥有巨大投资发展潜力的，中国四万亿外汇储备里面，经济学家统计其中的六千亿可以用来投资。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往哪里投？投基础设施这样的实体经济。不像某些国家制造泡沫，玩虚拟金融，最终将导致吃力不讨好的结局。所以，“一带一路”引领了一个新的投资方向，很大程度上能够将中国模式在沿线落后国家推广，比如说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内陆国家因经济条件太差，永远贷不了款，但中国因为有国有企业，因为我们的市场是政府和市场双轮驱动的，在这些国家不具备贷款条件的时候，我们先给他们贷款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因为我们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要建“一带一路”，投完之后，历经建设，过几年可能效益就出来了。第一桶金很重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之后，商业贷款才可以继续进行，没有第一桶金，小到一个人、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都无法获得长远发展，而中国的模式恰好为这些落后国家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而按照西方市场经济永远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当然，“一带一路”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做的，但同时，也具有弹性，有回旋的余地。“一带一路”是中国模式对世界所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无论是全球治理、找到新的投资发展方向，还是促进经济发展都意义重大。原来全球化是将海洋沿线，即沿海国家与地区的全球化，内陆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发展非常不平衡。
所以，世界是平的吗？我认为世界是通的。人也好，企业也好，经济也好，不通永远都会是个障碍，内陆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物流成本应该是发达国家或是海洋国家的6到8倍，在这样的起跑线上，如何发展？无论是海洋、运输，还是资金，他们没有一个方面是有优势的。但是通过建欧亚快线、经济走廊，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以新疆为例，现在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7个国家的一级口岸，这样一下就活了起来。经济走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下一个机遇将向内陆地区打开。
《财经界》；您在书中提出，“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通过“五通”开创互联互通的新格局，“五通”是指什么？这一判断有什么依据？
王义桅：首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一带一路”就是互联互通。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五通”是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提出的。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这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系统。” 一是政策沟通。就是通过加强友好对话与磋商，各国可以共商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求同存异，消除政策壁垒和其他人为合作屏障，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以政策、法律和国际协议为沿线经济融合保驾护航。为此，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
二是设施联通。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交通基础设施，尤其是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二是口岸基础设施，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三是能源基础设施，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四是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
三是贸易畅通。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是努力方向。
四是资金融通。《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资金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实现金融安全提供新契机。
五是加强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需弘扬睦邻友好的合作精神，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入开展人文合作，以文化交流推动包容开放理念的形成和扩散，促进文化交融，促成文化认同感，为深化沿线国家合作提供内在动力。
所以说，“一带一路”不仅不是另起炉灶，反而强调通过“五通”开创系统化、网络化、人性化的互联互通新格局。
《财经界》：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试图消除国际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偏见，您和您所在的智库也在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传播互联互通的的思想，但收效甚微，尤其是美国正在力推TTP、TTIP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的未来？
王义桅：开始，他们了解很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主动讲，有人就会去乱讲，像“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总的来说，客观上政府针对“一带一路”与外界沟通的比较多，民间相对较少。
事实上，在我看来，美国的TTP、TTIP现在已经推动不动了。说起来，这种高标准很好听，但是其中的某些内容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太深入的高标准就会深入到某些地区与国家根子上的问题，TTP内容上有很强的指向性，即针对中国，私心太重，都是加强同盟关系，达到一些战略目的，所以最后美国国会都不会批准，已经趋向于不了了之的状态。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上来的不管是谁，这些协议也许就终结了。
《财经界》：所谓“南海仲裁案”会不会对“一带一路”战略产生影响？
王义桅：主权争端的最后还是要发展，人民还是要有饭吃才能安定。此非法仲裁会干扰“一带一路”，但是不会从根本上破坏。美国折腾来折腾去，他的比较优势更多是在军事和安全上面，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世界上是有绝对优势的。国外的反对势力只会一时，并不能长久。斯里兰卡项目不也恢复了吗？看清楚以后，讲明白以后，谁愿意不发展、跟钱过不去呢？以牺牲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来跟着美国折腾，长远看来就知道没有什么好处了。所以，时间一长，菲律宾的想法就会改变的。
总结原因，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不可能两边都推，没那么大能耐，主要是为了加强美日同盟，与越南折腾不成气候。其次就是加强对欧盟的控制，因英国脱欧，欧盟未来应该会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而不是一味与美国搞战略联盟；此外，欧盟关于汽车、转基因食品、绿色食品等标准，要比美国高很多，假如要与美国混到一个标准，那就降低了水准，而美国又不对欧盟开放，是不对等的，所以，这两项协定能成的可能性较小。
“一带一路”是很长远的规划，比美国的TTP、TTIP要有远见，不同于他们战略制衡冷战思维，在理念上、胸怀上、做法上，以及部分技术上均具有超越性。
美国的理念是落后的，权力没有制衡就会滥用。
《财经界》：未来的国际格局会如何变化？
王义桅：要准确预测很难。中国2010年开始超过日本，工业产值超过美国，到2040年这三十多年，会是一个大转折、大风险、大机遇时期，西方主导权将会下降，而新的力量还没有崛起，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势力。但是权威将会被解构，不像原来中央政府可以控制。
所以，现在比的不是谁比谁的制度更好，而是比谁的制度更不坏，谁会烂得更快。欧盟的制度出了很多问题，美国的制度也是同样，中国思路也在改革，关键要看谁能改，并且能够改得动！ 美国的反思不到位，而中国的反思有时候又太到位，认为制度都不行了，但是总体上，我们还是走了一条符合自己特殊情况的道路，改革的方向很明确。而美国一直在强调Change，Change，但是，Change What？思路不清。就算有好的想法，但是也很难推广实行，这是西方普遍面临的问题，欧盟更是很多东西都改不动。我们也需要从他们的改革中吸取教训。前苏联改革如果再给一定的时间，可能最终崩溃的就不是苏联，而是美国了。 《财经界》：我们有哪些问题？
王义桅：加入全球化，原来确实我们是最大的得益者，我们期望以改革开放来解决中国市场面临的问题，但忘了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更代表着一种文明，中国人口、工业化超过整个西方国家的总和，所以完全和西方合作是不可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的。改革开放，开放，向西方开放；改革，改自己不适应WTO等协定，这一思路现在应该要变一变了。第一，开放不光是要向西方开放，我们向世界开放，世界也会向我们开放，我们是投资大国，依托“一带一路”可以“走出去”，更可以“走进去”。第二，改革不再是改掉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WTO的一些东西，改革应该是增强比较竞争优势。目前，改革是各个国家的新常态，需要适应新的时代。世界已经发展很快了，关键要看想不想改，能不能改得动，改不动就只有等待淘汰。
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遭遇一些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处在上升期，还具有正能量和发展潜力。
深入的全球化，就是搞“一带一路”，不仅是国内的“一带一路”，更要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这样市场和全球化的范围将更加广泛。
《财经界》：当前，关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上层很热，但是企业与行业可能找不到门路，针对这个现象，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呢？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呢？
王义桅：“一带一路”提出来只有三年不到的时间，要准确理解它是什么，是不容易的。习近平主席曾说“欧亚大舞台，世界大格局”。现在很多人没有这个大格局，天天就为了解决一些什么国内的经济发展，急功近利，一旦出现问题，就跑了，不干了。
大格局是需要常年经营的，开始当然发展较慢，会碰一鼻子灰，这很正常。其实大部分“一带一路”的项目还是盈利的。国内有一部分人脑子还没转变，还用西方那条路径来看“一带一路”，从标准上就弄错了。“一带一路”是新鲜的全球化，不是原来的模式，所以如果还用原来的理论体系来理解，就会有问题，大部分人没转过弯。所以我写了两本书来介绍思想转变的重要性，来引导读者看世界。
所谓上热下冷就是因为开始要中央政府层面的统一，国际产业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倡议，都得先把概念炒热了，人们才会慢慢理解是怎么回事，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是同时要推进的。在外面打交道，跟中央政府打交道，还有地方，都有一个过程。目前，对“一带一路”的探索，企业是很积极的。但是，可能企业在探索，在做的过程中，是不会说的。近年来，新闻媒体确实也报道多了，但是报道的示范项目和旗舰工程还不够，外国人不知道怎么建立，所以我认为应深入采访一些企业和一些项目，深度挖掘一些案例。企业自己没有时间挖掘自己的模式，所以新闻媒体的挖掘意义重大，通过示范项目的报道，可以告诉其他想要进入的企业应该怎么弄，走什么样的程序，才能正确理解“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法。
《财经界》：那现在我们有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是免费给人家建么？
王义桅：一般来说是前期是免费的，所谓的免费是因为开始要建基础设施，一半是国企先行，先投入，最后才盈利。创造条件，比如贷款之类，等这些项目可以盈利的时候，再进行资金回收，其实就是资本运作而已。“一带一路”还是要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企业应该是要盈利的，否则的话谁愿意去？
《财经界》：那有没有坏帐，我们怕不怕坏帐呢？
王义桅：坏账，是有这个担心的，现在有很多对外企业，尤其国有企业，都是财政部两项基金做担保的。一旦亏了，影响也很大。银行储备现在已经用了很多了，中国还是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做，依托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并且发挥香港和上海的作用。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应该能在金融服务业、法律人才、信用保险、信托等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按国际化原则做，必须要对项目进行评估，政府不可能有太多精力帮企业进行评估。所以现在有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研究试验再去改善。
《财经界》：“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什么影响？
王义桅：有利于资金融通。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很落后，需要建，但是他们没有钱，应该怎么做？当然要贷款，向谁贷？贷款完了以后呢？很多时候会用到人民币，即使是使用美元贷款，作为交换，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必须要用中国的企业或者产品，那也一样。必须探索一些新的模式，而且因为不同的国家，发展差距也不一样，所以不能千篇一律。
《财经界》：是否能说“一带一路”旨在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
王义桅：旧有的秩序确实已经过时了，但是另起炉灶直接建立新的秩序也不大现实，美国也很担心秩序问题，我们不要强调什么建设新秩序的事情，因为它现在也只是一个倡议的阶段，谈不上什么秩序，秩序包含很多技术化的东西，秩序技术化是一个体系相对长远，最终建成了一定会以一个新的秩序的面貌呈现出来，但是初衷并不是建立新的秩序，只是以经济合作为目的的一个倡议，在完善过程中越来越机制化，自然而然就会形成新的秩序，但是想要取而代之美国原来的秩序也不是我们的目标，也没有必要。而且像亚投行是世界性的资金，用的都是美元，谁说一定要去对抗美国？我觉得要破除原来的那种单独以国家概念和联合博弈方式的思维来看待这些问题。中国无意于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的宗旨是借力发展，谋求共赢。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原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本书是王义桅教授继“2015年中国好书”《“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后又一力作，从历史、经济、文化、外交、全球化等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一带一路”的逻辑，以“世界是通的”智慧超越了“世界是平的”思维，打造包容性全球化，非常值得一读。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王义桅教授是中国学界“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前沿的研究者和呐喊者，他的新作《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纵论四海，上下千年，读来畅快淋漓，特别值得关心中国发展大势的社会各界仔细研读。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共赢主义的完美阐释，雅俗共赏的精品之作。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
该书思考超越“一带一路”本身，通古今之迁变，承时代之使命，详尽而深入地分析“一带一路”的逻辑，从而实现对‘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世界是平的”全球化逻辑的超越”。
自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起，历经近3年的推进，“一带一路”已经取得一定成就。虽然要看到世界是可通的，但也要看到世界存在着许多问题、许多矛盾。“一带一路”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全球经济振兴与合作共赢计划，它的意义很大，但我们对它面临的困难、挑战、压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