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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报》在中国报业转型期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上进行着难能可贵的探索。其中一些较为成功的报道案例，在社会公众中带来强烈冲击波，有的转化为公共议题，推动了相关领域体制改革和法规修订的进程。总体而言，社会效果是积极的。
《华商报》改版10年来，由初期注重市民趣味、以社会新闻吸引公众眼球，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到本世纪初主动突破社会新闻界域，通过调查性报道和公共新闻报道反映舆情，客观上积极影响公共决策，在舆论监督上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一）关注新闻线索，将采访选题与预设公共议题结合起来。新闻线索是事件、问题发生的外部现象，处于舆论的初始阶段。对新闻线索的获取、鉴别、经营、开掘，是开展舆论监督的前奏。凡经公开报道可能成为公众关注对象的事件或问题，《华商报》都会审时度势，提前介入话题，策划不同意见表露与交换的方式。1999年2月，才踏进《华商报》的女记者王冰听说家乡华阴市当年10月份发生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黄河工程机械厂子校一个女教师给学生脸上刺了一个“贼”字。她“出于对新闻原始的热情”，立即将这个线索转为采访选题，并和摄影记者孙进赶往事发地，展开了“大海捞针”似的调查，取得了事实的主要证据。记者准备写组稿，在构思标题时，顺口写了句“按住头，钢锥刺，学生脸上刻贼字”。第二天见报时这句话成了标题的引题，主题更“猛”：女教师竟如此狠毒。……报道成了焦点，引发广泛关注和社会强烈的舆论谴责。《华商报》沿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对教育方式的反思连续5期刊发此案稿件，当事教师受到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调离教师岗位处分，并在《华商报》公开发表道歉信。受害学生接受免费美容和6万元赔偿金。全国数十家报刊、电台转载或摘播了《华商报》的消息，《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连续数天追踪报道，中央电视台10月22日在“新闻30分”栏目也做了全面客观的报道。《华商报》的这组稿件获得了当年陕西新闻奖“连续报道一等奖”。对2001年2月发生在泾阳县的19岁处女被警察冠以“嫖娼”罪名的新闻线索，《华商报》记者雨藤在泾阳县公安局纪检人员处一获得对事实的确证，就立即开始连续报道（共发5期），虽然他们获得线索较迟，但由于不惜篇幅、不惜版面”经营，所以，在公共议程——“民告官”和因精神损害方面国家赔偿法律依据缺失而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上“后来居上”。2006年3月《华商报》捅开西安市儿童医院“红包”黑幕的报道，对新闻线索的利用与经营，同样起了决定成败的作用。承担报道任务的记者，在与“线人”交往中建立信任，与其共同设计调查采访的“行动预案”，记者整整10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守候成功了。《华商报》第二天在头版刊发了“儿童医院医生收回扣当场被捉”的大照片及消息。报道后，儿童医院当事医生被吊销执照，院长被责令辞职，一场打击医药购销商业贿赂行为的风暴在全省迅猛展开。
（二）将充分展现记者主体意识与科学调查取证结合起来。事实的准确性是决定舆论监督成败的命脉。《华商报》在开展全方位的舆论监督中被监督对象往往会对记者恐吓、诬陷、压制、迫害、利诱以掩饰事实真相。面对重重压力，《华商报》记者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管进行显性采访还是隐性采访，都不惧风险，排除障碍，始终坚持揭示真理的操守与骨气，并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调查采访，使取得的证据和结论经得起质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997年11月，被一些中央媒介及作家柯云路称为“当代华佗”的“神医”胡万林，由新疆来到长安坐堂行医，省内和京、津、沪、晋、冀、辽、皖、浙、粤的患者纷纷前往求诊。《华商报》记者贾令伟、衡国良和摄影记者孙进深入现场进行采访。开始，记者没有公开身份，“立场不明确”，前两篇新闻采用客观报道手法。但记者未囿于“首印效应”，而是继续深入调查，取得核心证据证实：胡万林属“无证行医”。于是，他们开始旗帜鲜明地用事实说话——经过这位“神医”诊治的危急病人转院后“大多经医治无效在一两日死亡”。胡万林看了报道，撕掉了《华商报》，扬言“悬赏10万元，打断记者贾令伟的腿！”2月15日、16日、17日，记者访问医学专家，把笔锋对准伪科学—《发现黄帝内经》、《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及胡万林“违法行医”的事实。胡万林终于在千余警力合围中，仓皇逃往河南漯河市，因在那里继续非法行医，“致死30余人”（包括漯河市市长刘法民），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0年12月3日晚9时许，《华商报》接到热线电话：“韩城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记者张宏伟奉命连夜驱车赶往韩城，在医院见到13名伤员，确认事件不在韩城而在黄河对岸的山西省河津市天龙煤矿。于是，连夜又奔往“矿难”发生地，车辆被十多名男子拦截，声言：“若不离开，就砸车！”记者只得返回韩城，向报社电话汇报。记者刘安、摄影记者胡国庆第二天前往支援，4人在天龙煤矿再度被围攻，只得亮明记者身份。刘安、胡国庆趁对方“略一分神”，快步冲入在山坡上“焦急观望”的矿工群众中，获得遇难矿工48人的惊人信息。矿方负责人喝令：“把他腿打断！”两名没有下车的司机启动车辆向外冲去，拳脚、棍棒落在4名记者身上。刘安眼睛、鼻子被打肿，满脸鲜血，胡国庆背部挨了一棍。两人奔跑途中相遇，在十多名矿工护送下，转移到后沟煤矿。张向阳被打倒，爬起来追上后一辆采访车，向河津市公安局报警。张宏伟跑散后，独自摸上运煤通道，步行30公里，搭长途汽车返回韩城。记者用鲜血换取的“天龙矿难”第一手材料和遇难矿工名单见报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強烈震撼。国家有关部委成立了由高级别官员组成的调查组，展开实地调查，结论是“罹难矿工48人”，与《华商报》记者独立调查获得的死亡人数相同。“随后，矿主、河津市及运城地区有关领导或受到法律惩处，或被降职、撤职，有人难辞其咎，跳楼，死了”。对这次矿难《华商报》的报道最早、最有力、最真实，记者不为淫威和利诱所动，赢得了业内的尊重和社会的赞誉，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的活动。
（三）将记者的报道进程与编辑部及时有力的指导结合起来。《华商报》要求前方记者在调查性报道和公共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地获取材料，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采访工作；后方编辑不断关注事件进程，跟踪舆情信息，适时披露采访的阶段性结果，呼应舆论扩散的变化。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38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陕西籍矿工）。当地政府不闻不问，有关责任人不但不积极组织抢救，反而藏匿、焚烧遇难矿工尸体，企图隐瞒事故真相。死者家属身处异乡，茫然无助。报社获知情况后立即派两名司机轮流开车连夜送三名记者往事发地采访。记者取掉车上的采访标志，与6辆跟踪车辆兜圈子，才将两名知情矿工接走。6月28日，《华商报》在全国媒体中第一个披露了繁峙特大爆炸事故隐瞒不报的恶行，举国震动。当日，繁峙县委、县政府却以“2人死亡、4人受伤”搪塞记者。在矿主等直接责任人不见踪影而导致调查性报道陷入僵局时，经前方记者与编辑部联系，促成遇难矿工家乡陕西省岚皋、旬阳两县组成工作组“协助处理善后事宜”，并于30日顶住繁峙公安机关的拖延、干扰，发现了矿主藏尸、焚尸现场，揭露黑幕的追踪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于是，《华商报》公布了遇难者的姓名和籍贯，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关注，矿方和地方政府竭力隐瞒“矿难”的黑幕终于被彻底揭开，包括受贿瞒报事故的繁峙县长在内的犯罪人员，受到了应得的法律惩处。由于很好地协调采与编、前方与后方的力量，《华商报》关于“矿难”的报道一步一步深入到揭“黑”领域和查证“官煤勾结”症结，将舆论监督引向制度、政策层面。
（四）将积极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与理性实施新闻控制结合起来。《华商报》将组织调查性报道和公共新闻报道，视为一种传播艺术。在揭露事实真相、设置议程、民意形成期（“潜舆论”阶段），提供讲坛（版面和专栏），着眼于调动、发掘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的意见，包括当事者的意见；在“潜舆论”升级为“显舆论”阶段，注意掌握意见交锋的火候，着眼于将舆论引向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及时通报问题的解决进程，有选择地提供正确的观点，有组织地刊发权威人士、知名学者等（即所谓“舆论领袖”）的看法，依托事实配发评论，使舆论趋于理性、平衡、合法，不致于转化为“行为舆论”。2002年4月28日，发生了延安死囚在枪决前4分钟被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暂缓执行事件。《华商报》记者江雪报道了这个“枪下留人”案。全国媒体纷纷予以转载。接着，《华商报》刊发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家观点《纠错制度缺席令人心痛》，公共议程转为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9月6日，《华商报》刊发《延安“枪下留人”案主角留命130天后于昨日伏法》，进一步吸引全国法学界聚焦死刑问题。在此案尘埃落定3个月后，中国首次“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召开，《华商报》将公共议程引伸到“死刑存废，从‘枪下留人’到‘法下留人’”。逐渐成为一个大众可参与讨论的公共话题。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这意味着在中国，被下放长达20年的死刑复核权终于回归最高人民法院，也意味着在中国，一个“少杀、慎杀”的年代真正来临……“死刑复核权的最终回归，与2002年《华商报》的这一报道有着渊源和密切的关系“。2002年8月18日《华商报》延安记者站从午夜的热线电话里获得新闻线索：该市万花派出所辖区发生4名干警深夜入户查“夫妻看黄碟”事件，对此事西安两位著名律师的观点截然相反。《华商报》于8月20日发出首条消息，原原本本介绍案情，“让读者评判”。10月23日晨，警方以涉嫌“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将看黄碟男子刑事拘留。报社决定，由驻站记者继续在前方关注动态，由记者江雪在后方进行法津咨询与探讨，就“如何处理国家公权与公民私权的关系”设立公共议程，深入到事件的核心“公民权问题”展开讨论。2002年12月31日，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撤销了此案，给予被拘留者及其家人2万多元赔偿；万花派出所长被免职。《华商报》没有纠缠“夫妻看黄碟”社会新闻本身，而是从公安机关没有依法行政的切口上做理性思考，深挖报道内涵，最终赢得舆论监督的成功。此案例被评为当年陕西政法界有影响的十件大事之一。《南方周末》评价该报道“前所未有地调动了国内几乎所有媒体的参与”，并授予《华商报》记者张文敏（江雪）、张小斌2002年中国传媒杰出表现奖。《南方都市报》建议“将‘黄碟事件’写入《中国法制教育读本》。”2004年3月25日，轰动全国的“宝马彩票”案发生。《华商报》经过对线索分析，决定抽调社会、法制、摄影、跑口记者分工协作，深入调查，同步报道，并以3个整版的篇幅，对“宝马彩票事件”全方位报道，及时配发《彩票立法迫在眉睫》的评论，使公共议程的设置一开始就处于理性的高度。4月初，案件处于“胶着”状态，《华商报》将报道重点分解为“彩票承包商杨永明调查”、“另三宝马得主真伪性调查”、“彩票发行利益玄机调查”、“体彩官员与承包商关系调查”四大块，逐渐撕开案件黑幕。省体中心主任贾安庆、彩票承包商杨永明被“刑拘”，事件真相大白，在这个公共议程中舆论导向成了重中之重。从5月12日起，《华商报》陆续组织《理性看待“宝马彩票案”》、《政府与民意的良性互动》等系列评论，在头版、二版显要位置刊发，评论的内容、节奏，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政府和民意的良性互动。时任省委书记李建国看报后指出：“《华商报》的系列言论引导得力，为化解矛盾、疏导群众情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次波及全国的报道，促进了彩票改革。国家体彩管理中心因此发出“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即开型体育彩票的集中销售；司法部从当年7月1日开始试行《开奖公证细则》，这是我国自彩票解禁以来，首次就开奖公证制定如此详细的规则。
调查性报道是媒体和记者出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的目的，独立自主进行地揭露腐败和社会黑幕的深层次报道，重在“揭丑”、“揭黑”。公共新闻指媒体通过调查把公众不知道而又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设置为公共议程，引导政府、社会机构和人民群众参与互动，重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华商报》运用上述两种方式实施舆论监督，多数重点突出，社会效果显著。建议今后操作中，对两者加以区隔，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题材，在调查获得真相后，尽量设置公共话题，引导自由讨论与思想交锋，将舆论监督做得更深入、更有实效。
《华商报》改版10年来，由初期注重市民趣味、以社会新闻吸引公众眼球，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到本世纪初主动突破社会新闻界域，通过调查性报道和公共新闻报道反映舆情，客观上积极影响公共决策，在舆论监督上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一）关注新闻线索，将采访选题与预设公共议题结合起来。新闻线索是事件、问题发生的外部现象，处于舆论的初始阶段。对新闻线索的获取、鉴别、经营、开掘，是开展舆论监督的前奏。凡经公开报道可能成为公众关注对象的事件或问题，《华商报》都会审时度势，提前介入话题，策划不同意见表露与交换的方式。1999年2月，才踏进《华商报》的女记者王冰听说家乡华阴市当年10月份发生了一件“不太寻常”的事：黄河工程机械厂子校一个女教师给学生脸上刺了一个“贼”字。她“出于对新闻原始的热情”，立即将这个线索转为采访选题，并和摄影记者孙进赶往事发地，展开了“大海捞针”似的调查，取得了事实的主要证据。记者准备写组稿，在构思标题时，顺口写了句“按住头，钢锥刺，学生脸上刻贼字”。第二天见报时这句话成了标题的引题，主题更“猛”：女教师竟如此狠毒。……报道成了焦点，引发广泛关注和社会强烈的舆论谴责。《华商报》沿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对教育方式的反思连续5期刊发此案稿件，当事教师受到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调离教师岗位处分，并在《华商报》公开发表道歉信。受害学生接受免费美容和6万元赔偿金。全国数十家报刊、电台转载或摘播了《华商报》的消息，《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连续数天追踪报道，中央电视台10月22日在“新闻30分”栏目也做了全面客观的报道。《华商报》的这组稿件获得了当年陕西新闻奖“连续报道一等奖”。对2001年2月发生在泾阳县的19岁处女被警察冠以“嫖娼”罪名的新闻线索，《华商报》记者雨藤在泾阳县公安局纪检人员处一获得对事实的确证，就立即开始连续报道（共发5期），虽然他们获得线索较迟，但由于不惜篇幅、不惜版面”经营，所以，在公共议程——“民告官”和因精神损害方面国家赔偿法律依据缺失而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上“后来居上”。2006年3月《华商报》捅开西安市儿童医院“红包”黑幕的报道，对新闻线索的利用与经营，同样起了决定成败的作用。承担报道任务的记者，在与“线人”交往中建立信任，与其共同设计调查采访的“行动预案”，记者整整10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休息地守候成功了。《华商报》第二天在头版刊发了“儿童医院医生收回扣当场被捉”的大照片及消息。报道后，儿童医院当事医生被吊销执照，院长被责令辞职，一场打击医药购销商业贿赂行为的风暴在全省迅猛展开。
（二）将充分展现记者主体意识与科学调查取证结合起来。事实的准确性是决定舆论监督成败的命脉。《华商报》在开展全方位的舆论监督中被监督对象往往会对记者恐吓、诬陷、压制、迫害、利诱以掩饰事实真相。面对重重压力，《华商报》记者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管进行显性采访还是隐性采访，都不惧风险，排除障碍，始终坚持揭示真理的操守与骨气，并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调查采访，使取得的证据和结论经得起质疑，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997年11月，被一些中央媒介及作家柯云路称为“当代华佗”的“神医”胡万林，由新疆来到长安坐堂行医，省内和京、津、沪、晋、冀、辽、皖、浙、粤的患者纷纷前往求诊。《华商报》记者贾令伟、衡国良和摄影记者孙进深入现场进行采访。开始，记者没有公开身份，“立场不明确”，前两篇新闻采用客观报道手法。但记者未囿于“首印效应”，而是继续深入调查，取得核心证据证实：胡万林属“无证行医”。于是，他们开始旗帜鲜明地用事实说话——经过这位“神医”诊治的危急病人转院后“大多经医治无效在一两日死亡”。胡万林看了报道，撕掉了《华商报》，扬言“悬赏10万元，打断记者贾令伟的腿！”2月15日、16日、17日，记者访问医学专家，把笔锋对准伪科学—《发现黄帝内经》、《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及胡万林“违法行医”的事实。胡万林终于在千余警力合围中，仓皇逃往河南漯河市，因在那里继续非法行医，“致死30余人”（包括漯河市市长刘法民），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0年12月3日晚9时许，《华商报》接到热线电话：“韩城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记者张宏伟奉命连夜驱车赶往韩城，在医院见到13名伤员，确认事件不在韩城而在黄河对岸的山西省河津市天龙煤矿。于是，连夜又奔往“矿难”发生地，车辆被十多名男子拦截，声言：“若不离开，就砸车！”记者只得返回韩城，向报社电话汇报。记者刘安、摄影记者胡国庆第二天前往支援，4人在天龙煤矿再度被围攻，只得亮明记者身份。刘安、胡国庆趁对方“略一分神”，快步冲入在山坡上“焦急观望”的矿工群众中，获得遇难矿工48人的惊人信息。矿方负责人喝令：“把他腿打断！”两名没有下车的司机启动车辆向外冲去，拳脚、棍棒落在4名记者身上。刘安眼睛、鼻子被打肿，满脸鲜血，胡国庆背部挨了一棍。两人奔跑途中相遇，在十多名矿工护送下，转移到后沟煤矿。张向阳被打倒，爬起来追上后一辆采访车，向河津市公安局报警。张宏伟跑散后，独自摸上运煤通道，步行30公里，搭长途汽车返回韩城。记者用鲜血换取的“天龙矿难”第一手材料和遇难矿工名单见报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強烈震撼。国家有关部委成立了由高级别官员组成的调查组，展开实地调查，结论是“罹难矿工48人”，与《华商报》记者独立调查获得的死亡人数相同。“随后，矿主、河津市及运城地区有关领导或受到法律惩处，或被降职、撤职，有人难辞其咎，跳楼，死了”。对这次矿难《华商报》的报道最早、最有力、最真实，记者不为淫威和利诱所动，赢得了业内的尊重和社会的赞誉，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的活动。
（三）将记者的报道进程与编辑部及时有力的指导结合起来。《华商报》要求前方记者在调查性报道和公共新闻报道中，客观、真实、全面、公正地获取材料，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采访工作；后方编辑不断关注事件进程，跟踪舆情信息，适时披露采访的阶段性结果，呼应舆论扩散的变化。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38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陕西籍矿工）。当地政府不闻不问，有关责任人不但不积极组织抢救，反而藏匿、焚烧遇难矿工尸体，企图隐瞒事故真相。死者家属身处异乡，茫然无助。报社获知情况后立即派两名司机轮流开车连夜送三名记者往事发地采访。记者取掉车上的采访标志，与6辆跟踪车辆兜圈子，才将两名知情矿工接走。6月28日，《华商报》在全国媒体中第一个披露了繁峙特大爆炸事故隐瞒不报的恶行，举国震动。当日，繁峙县委、县政府却以“2人死亡、4人受伤”搪塞记者。在矿主等直接责任人不见踪影而导致调查性报道陷入僵局时，经前方记者与编辑部联系，促成遇难矿工家乡陕西省岚皋、旬阳两县组成工作组“协助处理善后事宜”，并于30日顶住繁峙公安机关的拖延、干扰，发现了矿主藏尸、焚尸现场，揭露黑幕的追踪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于是，《华商报》公布了遇难者的姓名和籍贯，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关注，矿方和地方政府竭力隐瞒“矿难”的黑幕终于被彻底揭开，包括受贿瞒报事故的繁峙县长在内的犯罪人员，受到了应得的法律惩处。由于很好地协调采与编、前方与后方的力量，《华商报》关于“矿难”的报道一步一步深入到揭“黑”领域和查证“官煤勾结”症结，将舆论监督引向制度、政策层面。
（四）将积极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与理性实施新闻控制结合起来。《华商报》将组织调查性报道和公共新闻报道，视为一种传播艺术。在揭露事实真相、设置议程、民意形成期（“潜舆论”阶段），提供讲坛（版面和专栏），着眼于调动、发掘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的意见，包括当事者的意见；在“潜舆论”升级为“显舆论”阶段，注意掌握意见交锋的火候，着眼于将舆论引向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及时通报问题的解决进程，有选择地提供正确的观点，有组织地刊发权威人士、知名学者等（即所谓“舆论领袖”）的看法，依托事实配发评论，使舆论趋于理性、平衡、合法，不致于转化为“行为舆论”。2002年4月28日，发生了延安死囚在枪决前4分钟被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暂缓执行事件。《华商报》记者江雪报道了这个“枪下留人”案。全国媒体纷纷予以转载。接着，《华商报》刊发西北政法大学法学专家观点《纠错制度缺席令人心痛》，公共议程转为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9月6日，《华商报》刊发《延安“枪下留人”案主角留命130天后于昨日伏法》，进一步吸引全国法学界聚焦死刑问题。在此案尘埃落定3个月后，中国首次“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召开，《华商报》将公共议程引伸到“死刑存废，从‘枪下留人’到‘法下留人’”。逐渐成为一个大众可参与讨论的公共话题。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这意味着在中国，被下放长达20年的死刑复核权终于回归最高人民法院，也意味着在中国，一个“少杀、慎杀”的年代真正来临……“死刑复核权的最终回归，与2002年《华商报》的这一报道有着渊源和密切的关系“。2002年8月18日《华商报》延安记者站从午夜的热线电话里获得新闻线索：该市万花派出所辖区发生4名干警深夜入户查“夫妻看黄碟”事件，对此事西安两位著名律师的观点截然相反。《华商报》于8月20日发出首条消息，原原本本介绍案情，“让读者评判”。10月23日晨，警方以涉嫌“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将看黄碟男子刑事拘留。报社决定，由驻站记者继续在前方关注动态，由记者江雪在后方进行法津咨询与探讨，就“如何处理国家公权与公民私权的关系”设立公共议程，深入到事件的核心“公民权问题”展开讨论。2002年12月31日，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撤销了此案，给予被拘留者及其家人2万多元赔偿；万花派出所长被免职。《华商报》没有纠缠“夫妻看黄碟”社会新闻本身，而是从公安机关没有依法行政的切口上做理性思考，深挖报道内涵，最终赢得舆论监督的成功。此案例被评为当年陕西政法界有影响的十件大事之一。《南方周末》评价该报道“前所未有地调动了国内几乎所有媒体的参与”，并授予《华商报》记者张文敏（江雪）、张小斌2002年中国传媒杰出表现奖。《南方都市报》建议“将‘黄碟事件’写入《中国法制教育读本》。”2004年3月25日，轰动全国的“宝马彩票”案发生。《华商报》经过对线索分析，决定抽调社会、法制、摄影、跑口记者分工协作，深入调查，同步报道，并以3个整版的篇幅，对“宝马彩票事件”全方位报道，及时配发《彩票立法迫在眉睫》的评论，使公共议程的设置一开始就处于理性的高度。4月初，案件处于“胶着”状态，《华商报》将报道重点分解为“彩票承包商杨永明调查”、“另三宝马得主真伪性调查”、“彩票发行利益玄机调查”、“体彩官员与承包商关系调查”四大块，逐渐撕开案件黑幕。省体中心主任贾安庆、彩票承包商杨永明被“刑拘”，事件真相大白，在这个公共议程中舆论导向成了重中之重。从5月12日起，《华商报》陆续组织《理性看待“宝马彩票案”》、《政府与民意的良性互动》等系列评论，在头版、二版显要位置刊发，评论的内容、节奏，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政府和民意的良性互动。时任省委书记李建国看报后指出：“《华商报》的系列言论引导得力，为化解矛盾、疏导群众情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次波及全国的报道，促进了彩票改革。国家体彩管理中心因此发出“紧急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即开型体育彩票的集中销售；司法部从当年7月1日开始试行《开奖公证细则》，这是我国自彩票解禁以来，首次就开奖公证制定如此详细的规则。
调查性报道是媒体和记者出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的目的，独立自主进行地揭露腐败和社会黑幕的深层次报道，重在“揭丑”、“揭黑”。公共新闻指媒体通过调查把公众不知道而又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设置为公共议程，引导政府、社会机构和人民群众参与互动，重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华商报》运用上述两种方式实施舆论监督，多数重点突出，社会效果显著。建议今后操作中，对两者加以区隔，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题材，在调查获得真相后，尽量设置公共话题，引导自由讨论与思想交锋，将舆论监督做得更深入、更有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