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文风改革的历史轨迹与指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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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党报文风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群众性和社会性的指向特征。群众性指向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文风领域的贯彻,社会性指向体现了党报对社会风尚的引领。新型主流媒体的文风建设可借鉴党报文风改革,一方面通过本位转向与空间延展进行群众性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具有时代化与生活化的话语生产进行社会性建设。
  关键词:党报 新闻文风 群众性 社会性 新型主流媒体
  党报文风改革是在党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中,长期强调并普遍关注的议题。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改文风”既是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路径。“鼓天下之动者在乎辞”,党报是文风建设的排头兵,梳理党报文风改革的历史轨迹、剖析党报文风改革的指向特征,对于新型主流媒体的文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党报文风改革的历史轨迹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报文风改革贯穿了我党新闻事业发展的整个历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报通过改版等多种方式进行文风改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落地实施。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风改革。延安整风运动时期,《解放日报》的改版拉开了党报首次文风改革的序幕。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致读者》社论,同时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章《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并正式宣布其进行改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一是在版面安排上,改变原来“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的版面设置,将有关抗日战争革命根据地的新闻报道放在首要位置。具体的版面安排为:第一版为各根据地的要闻、第二版为陕甘宁边区和国内要闻、第三版为国际版、第四版为副刊和各种专论,体现出“以我为主”的版面编辑方针。二是在报道内容上,重点报道整风运动和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如1942—1943年间有关整风运动的报道数量多达430余条,同时陆续推出了杨朝臣、赵占魁、郭凤英等典型人物,有关典型人物报道时常登载于头版头条。三是在语言风格上,《解放日报》一改“党八股”枯燥难懂的文字风格,语言变得通俗简洁、生动活泼。1942年8月4日《解放日报》的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倡导,“新的文风要有新鲜的内容,生动活泼的语言,打破固定的写作公式”。由此可见,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通过此次改版树立了新鲜活泼、生动有趣、喜闻乐见的新文风,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党报文风改革的典范。
  解放战争时期,《晋绥日报》在土改宣传上存在严重的“客里空”现象,新闻文风存在“假大空”问题。1947年《晋绥日报》在报纸上公开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形式开展了“反客里空”的整顿行动。同年6月,《晋绥日报》刊登了前苏联剧本《前线》中关于“客里空”的情节,并发表《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的文章,公开澄清自我检查出来的及群众揭发的失实报道。《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经新华社宣传后推广至其他解放区,这场运动强化了党的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并树立了党报求真务实的文风理念。《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是继《解放日报》改版之后的又一次大型的文风改革,这两个案例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党报文风改革活动。
  2.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文风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党报体制逐渐确立起来,但党报宣传中的“党八股”问题仍然严峻,对于苏联新闻经验的学习存在盲目照搬的现象,报纸上长文章居多,版面沉闷枯燥,内容缺乏生气。1956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中心的文风改革活动开展。在其《致读者》社论中,《人民日报》阐明了改版的主要着力点: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开展自由讨论、阐发社会言论;改进文风、活泼空气。
  具体的改版内容为:一是在报道范围上,新闻题材趋向多元化。报道不再以政治新闻为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新闻占据了主要位置,报道人们日常生活的民生新闻开始增多,文化教育和对外新闻的报道也逐渐受到重视。二是在社会言论上,积极贯彻“双百方針”。在改版的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六百多位科学家,讨论“百家争鸣”问题》的消息。此外,批评稿开始增多,例如《农业社里的“太上皇”》《沈阳的生活费用为什么高》等批评报道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彰显出独立思考的精神品质。三是在文风改进上,强化了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新闻文风理念。《人民日报》在其改版社论《致读者》中说到:“我们请求作者们在给我们稿件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大胆创新并大量使用图片,推出组合式新闻,让读者耳目一新,短新闻数量也大大增多,多数文章字数控制在千字以内。
  3.改革开放时期的文风改革。1978年12月,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文革时期的“帮八股”文风逐渐被清除,实事求是的思想得以重新确立,新闻文风开始呈现全新面貌。1981年6月,《人民日报》重刊胡乔木同志的《短些,再短些》,并提出要:“刹长风,兴短文,本报有志于此久矣”。此外,随着穆青“新闻散文化”理念的提出以及报告文学的兴起,党报的报道体裁更加新颖多元。
  2003年1月,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新闻宣传的“三贴近”原则,即新闻宣传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三贴近”的理念下,党报的文风再次焕然一新。例如,2002年12月起,《新华日报》进行了连续的改版,随后,在“三贴近”理念的指导下,《新华日报》将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纳入报道范围,突破以往过分讲究文章起承转合的版面编排方式,注重文字、图片、色彩的搭配。又如,2003年12月开始,《南京日报》连续通过改扩版的方式将自身打造成“现代都市新型党报”,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将报纸版面“瘦”了2厘米,使得报纸既端庄,又清朗,文风也更加清新自然、贴近群众。
  201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五家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在新闻战线广泛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意见》。“走、转、改”是对“三贴近”的延续和深入,以各级党报为代表的新闻单位采取“蹲点制度”深入基层群众之中进行调研和报道,创造了一批文风优良的经典新闻报道。例如,2012年,《河南日报》记者童浩麟将兰考县双杨树村作为自己走基层的联系点,历时5个月,6次前往兰考,采写的新闻《火车站见证兰考经济变迁》荣获当年中国新闻奖文字消息类一等奖。该文短小精悍,文风亲切自然,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走、转、改”活动的开展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反对形式主义,建立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文风思想,并推进了文风改革机制的常态化。   二、党报文风改革的指向特征
  新闻文风本属新闻媒体内部的业务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将文风与党风并举,这便将党的执政理念贯彻至媒体文风领域之中,赋予媒体文风以政治含义。而作为党的宣传机构的党报在文风改革中也必然要体现党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具体表征为群众性指向和社会性指向。
  1.党报文风改革的群众性指向。从历次文风改革中不难看出,党报无论是克服“党八股”“形式主义”等不良文风,还是建立准确鲜明、生动活泼的健康文风,都是基于人民群众的阅读体验出发的。从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到2011年“走、转、改”活动的开展,党报历次文风改革的原因皆是因为新闻宣传工作脱离了人民群众,而历次党报文风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文风关系着是否能够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并发挥群众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文风关乎着社会各方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历次党报文风改革皆蕴含了一种群众观,即新闻作品力求满足群众需求,新闻文风理应符合群众的阅读口味。党报文风改革体现了党的领导与群众接受双方关系的调适,体现着党对宣传效果的重视。换言之,党报的文风改革体现出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事业领域的贯彻,群众性的文风建设指向既是党报自身建设的要求,也是党报信息传播的历史使命。
  2.党报文风改革的社会性指向。与文学领域中具有差异化审美的文风不同,在党报的文风改革中,无论是建立“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还是倡导“短时新”的文风,都是具有普遍共性的,同时也暗合着当时的社会风气。可以说,党报的文风改革不仅是新闻工作者个人文风的改革,更是社会风气的“晴雨表”。社会性指向是党报的定位和使命所决定的,党报不仅要传播新闻信息、记录时代变化,更应肩负舆论引导的使命,即通过各种类型的新闻作品引领社会主旋律,弘扬时代价值观。因此,党的新闻事业要始終体现社会需求,新闻文风要在最普遍、最广泛的意义上凸显社会性。新闻文风要与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流风尚相吻合,新闻作品所体现的社会风尚拒绝歪风邪气,力图弘扬社会的主旋律、主基调,影响并引导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从这个层面来看,新闻文风以间接的方式介入到社会风尚的构建中,成为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着力点。
  三、新型主流媒体的文风建设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群众性与社会性不仅是党报文风改革的规律特征,也是文风改革的行动指南。群众性是社会性的基础,社会性是群众性的目的。社会风尚的引领是以新闻作品传播力的实现为前提条件,而建立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文风也是为了更好地联系群众、引导群众。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新型主流媒体的文风建设亦可以从群众性与社会性两个维度展开行动。
  1.群众性建设:本位转向与空间延展。党报既往的文风改革都是以写作为本位的,通过生动鲜明的写作方式、贴近生活的写作内容确实能彰显出文风的群众性指向,但“写作本位”的文风建设思维容易造成写作者自说自话、闭门造车,这也是文风问题常改常在的原因之一。在融媒体时代,新型主流媒体的文风建设应由“写作本位”转向“传播本位”。“传播本位”的转向有利于媒体与新闻对象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空间,有利于将群众性作为一种习惯性思维渗透进文风建设之中,在“传播本位”的思维框架下,新型主流媒体的文风建设也必然要实现空间上的延展。由于传统媒体的形态特征,文风建设空间只局限于新闻文本内容层面,而在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活动中,空间性的延展提供了新闻对象与媒体对话的机会,新闻对象能够在评论区域对新闻作品进行反馈,评论区域内受众生产的内容亦成了新闻的衍生品,因此,新型主流媒体文风建设应加强评论区的管理,进一步实现传播者与受众的良好互动。
  2.社会性建设:时代话语与生活话语。新型主流媒体要引领社会风尚,便需要通过良好的文风彰显时代价值,形成社会各界的广泛共鸣,而这都离不开具有时代原创性和日常生活化的新闻话语实践。一方面,在具有时代原创性的话语传播上,以最大的政治现实为出发点,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经主流媒体传播后广为流传,它既体现出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又增加了人们战胜疫情的信心。此外,像“命运共同体”“双循环”等具有时代原创性的话语也都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具有日常生活化的话语传播上,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目前,将网络流行语融入到新型主流媒体内容生产中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这些网络用语通常来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网络语境的融入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新闻内容与日常生活的共通空间。但在文风建设中,新型主流媒体不仅要“跟随潮流”,更要“引领潮流”,将新闻话语打造成流行语,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撸起袖子加油干”“最美逆行者”等话语经新型主流媒体广泛传播后深刻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些话语体现着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的中国精神,能够形成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作者田森杰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郑文锋系梧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本文系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新闻舆论观及其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018KY05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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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孙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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