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已过世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病榻上留给我们的“钱学森之问”。要解答这一问题，其重要前提之就是必须弄清楚何谓“杰出人才”，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或标准?即需要对其做出界定。
　　《邓小平文选》中曾提到要培养大量的“合格人才”，更多的“优秀人才”，和少数的“尖端人才”，但没有提到“杰出人才”，于是人才学界对于“杰出人才”就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的认为只有“顶级的”，如获得诺贝尔奖的，才算“杰出人才”；也有的认为，当上省部级干部就可算是“杰出人才”；还有的认为，只要在各行业中拔尖的，都算得上“杰出人才”，比如名牌高校都争着接收的“高考状元”。
　　如果把“高考状元”认定为“杰出人才”，我国的“杰出人才”可就不算少了。实际上“高考状元”只不过是些人才苗子，将来能否“成器”还有待看其发展。如果把省部级干部都算“杰出人才”，据说全国省部级干部就有几十万。最近西南政法大学庆祝30周年校庆时，宣传其毕业生中有上百个省部级干部，其中1978级入学的毕业生中就有二十几位。但在目前对官员监督既不透明又不健全的制度下，谁能保证这些高官中不会出现“杰出人才”的反面代表呢?显然，仅以职务或职称来界定人才是否杰出，只是形式化的，是不科学的。
　　至于要以获得诺贝尔奖才算“杰出人才”，未免把“杰出”与“顶级”相混淆了。我国高校近几十年确实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前几十年还是培养过的。如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毕业的杨振宁、浙江大学毕业的李政道，两人曾共同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20世纪60年代北京某高校毕业的高行健，也获得了1 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都是1978年前就毕业成才了的。钱学森指的“我们的学校”，主要指恢复高考以来的现行高校。他所指的“杰出人才”似乎比获诺贝尔奖的人才要宽广一些。因为诺贝尔奖的关注面较狭窄，只局限于部分基础学科，连数学奖也没有，工程技术科学也没有设诺贝尔奖。而钱学森主要是科技专家，他所关注的“杰出人才”主要还是指科技方面的全国一流专家。
　　在汉语词典中，一般把“杰出人才”解释为“才能很高”并且有“出色成就”者。但是究竟才能多高、成就多出色才算“杰出人才”呢?应该具有层次性。再结合以上讨论情况，大致可以对“杰出人才”的基本要求提出以下几个界定标准。
　　首先，实践标准。对于人才不应当按照职务、职称、官位等行政级别来判定其是否杰出，也不应强调其学历、资历和自我介绍或媒体包装，而应当看其是否具有经过经济、科技和艺术等实践检验的重大贡献成果。其成果是否达到国家一流水平，应该由公认的专家学者而不是行政权力认定。如国家科技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有十余人，都应属于杰出科技人才，不过由于其中绝大多数年过六十，是四五十年前的大学毕业生，少数中年“海归”是外国大学培养成才的，故钱老认为我国现行高校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
　　“杰出人才”的实践标准是相对于理论标准而言。目前我国在科教文化等领域中选拔人才，比较强调理论标准。如评中级职称就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个人没有出版过专著很难评上高级职称，还有的科教单位要求人才在SIC、CSIC以及《Science》、《Nature》以及国外出版发行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得不说的是，无论在SIC或“核心期刊”中，都有不少平庸的甚至“掺水份”的文章。而科技论文和文艺作品往往不是以数量取胜，一个好的短篇论文其水平可能超越平庸的长篇巨著。爱因斯坦的《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不过几千字，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他的《广义相对论》也才几千字，却胜过许多大部头专著。相对论发表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后来人们通过实验证实了理论的正确，才为学界所承认。可见在选拔人才时，实践标准应该重于理论标准。
　　其次，真善美标准。这是对当今社会“杰出人才”及其成果的基本要求。其中对于科技成果要着重求真，对于人文学社科论著要着重求善，对于艺术成果要着重求美。但若某科学家只会制造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也很难称之为“杰出人才”。某些社会科学者竭力鼓吹虚无飘渺、脱离现实的论著，还有某些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诲淫诲盗、蛊惑人心、恶俗不堪等等，他们不应算作人才，而应称之为“魔才”或“妖才”。
　　也许有人会说真善美标准对于人才要求过高，有点“求全责备”。其实，真善美只是对“杰出人才”的德行要求，这与“德才兼备”、“德统率才”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并不苛求“杰出人才”要掌握什么永恒的绝对真理，也不要求他们及其成果都能体现慈心善念，更不应该要求具有优美的外在形象；只不过是希望他们能够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绝不弄虚作假，严守学术规范，不违背学术良心去为那些坑害人民的假药假货评奖吹嘘，更不要去为那些丑恶的事物涂脂抹粉，忽悠世人。总之一句话，要求“杰出人才”及其成果至少应该是“有益无害”，即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故坚持真善美的标准，必须反对假、恶、丑。
　　再次，创新标准。无论是对工程科技项目和方法的创新，还是对人文社科思想与内容的创新，以及艺术创作技巧和风格的出新等等，都是“杰出人才”应当具备的条件。但对创新的要求也不宜太绝对化，不能唯新就算杰出。钱学森曾讲过，允许离经而不能叛道。可以把“道”理解为遵循上述实践标准和真善美等根本标准的原理、原则。对于事物本源和规律性的“道”必须坚持和发扬，只能根据时代发展与地域特点，并且在与普遍规律本体相结合过程中温故知新，推陈出新。例如杰出人物在创新中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如《道德经》、《易经》等，不能轻易否定，对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也不应当随意拒绝。
　　创新是我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之一，从《尚书·商诰》至《易经》都倡导“日新”，孔子也主张“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即要求人们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在创新指导下发扬光大传统，才能成为有贡献的“杰出人才”。但是创新不可全盘否定过去，如目前有人借口中医与西医体系不同，否定中医的“阴平阳秘”和脏腑五行生克理论，无视中医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医疗保健业绩；还有人推崇西洋文化而贬低国学，不赞成国学列为科教系统的学科项目。凡此种种所谓“破旧立新”，往往多属片面武断之举。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创新也并不一定都要破旧。如相对论的创新主要适用于宏观世界，而量子力学的创新主要适用于微观世界，它们并不妨碍牛顿力学照常应用于宏观世界。按照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观点，范式的转换属于最大的创新，并不要求否定旧范式的科学，何况常规的创新更不宜随意去破旧，乱打“伪科学”了。
　　总之，界定“杰出人才”，必须把实践标准、真善美标准和创新标准结合起来，集中考察体现其成就和贡献的真才实学上，才算得上钱学森所希望培养的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