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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4年4月1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与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杨立三拟定的“滕杨方案”是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颁布的一项实施生产节约的经济方案。它从“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出发，批判了“一切共有、反对私有”的错误思想，将公私兼顾的原则量化、细化为生产、节约、积蓄三方面的具体规定，对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活动实施奖励和分红，正确处理了生产和分配、集体和个人、消费和积累的关系，被誉为“大生产运动的新方向”，为边区的生产救灾和对敌斗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滕杨方案”;大生产运动;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4年4月1日，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与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和政委的杨立三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并颁布了《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史称“滕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项方案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灾情严重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为了调动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和加强军民团结御敌的决心，根据“按劳分配，公私兼顾”的原则正确处理生产与分配、集体和个人、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推动了根据地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因此被誉为“大生产运动的新方向”。
一、“从思想上来一大转变”：“滕杨方案”提出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
“滕杨方案”在其《写在前面》中谈到：“我们为了更好地进行这一生产与节约运动，特遵照毛泽东同志公私兼顾的指示及李富春同志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规定本单位的生产节约初步办法。……这对提倡革命家务、发挥生产积极性、奖励私人积蓄，从思想上来一大转变，是很重要的”。滕杨方案作为酝酿产生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经济举措，是在总结以往生产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谓“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指的就是毛泽东“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和李富春“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按劳分配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的。
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但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的经济形势仍然很严峻，它既要承担局部反攻作战的后勤保障，为前方作战的军队提供经济支持，而且还要应对抗战后期日军日益频繁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侵袭，再加上1942年以来华北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严重自然灾害，旱灾、涝灾、虫灾接连侵袭太行区，根据地的经济和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1942年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曾先后两次致电延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反映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峻处境。彭德怀在电报中陈述根据地的现状：“太行山、太岳、冀南均大旱，至今未下雨。不仅秋苗未种，且许多地方饮水亦甚缺乏，人心惶惶，粮价大涨，前途不堪……”。“敌情加剧灾情，灾情影响抗敌情绪”的恶性循环致使彭德怀在1942年秋的太行区贸易工作会议上认为：“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为应对这种粮食极度短缺的严峻形势，在八路军总部发出的发展生产节约动员令的指示和减少部队粮食供应量等的决定下，首先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向根据地党政军民发出紧急号召，提出了“为着救灾，为着生产，为着坚持根据地而奋斗”的口号。随后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领导组织部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中，于1943年为后勤部门制定了《后勤本部八个月的节约生产计划》，这个“糠菜半年粮食谱”对总部伙食进行了安排。
其实，早在1942年12月毛泽东就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在处理公私关系中要贯彻“公私兼顾”原则的方针。随后曾担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在1944年1月的中央直属机关生产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他还批评那些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受了两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一是经验主义的影响，二是教条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关于“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指示，李富春关于“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论述，彭德怀关于不能犯平均主义、允许个人积蓄的观点，澄清了在生产节约运动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在思想上实现了一大转变，调动了机关、部队生产的积极性。《滕杨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
二、“新”在何处：生产、节约、积蓄的新理念
“公私两利、公私兼顾”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指向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如何在保证作战需要的前提下切实保护群众积极性的现实问题。两人于是根据奖勤罚懒、按劳分配的精神，于1944年4月1日拟定出了《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
《方案》共由四部分组成：写在前面、积极生产、奖励节约和提倡私人积蓄。《方案》的改进之处，体现在提出了对生产与分配、个人与集体、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的新认识，并努力将“毛泽东同志公私兼顾的指示及李富春同志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加以量化与细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办法，以达到“提倡革命家务、发挥生产积扱性、奖励私人积蓄，从思想上来一大转变”的改革目标。
首先，在生产与分配关系的认识上主张“按劳分配”的原则，《方案》开篇就指出：“我们提倡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私人储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过去过分强调与追求节约，对于生产与分配则比较忽视。而《方案》则倡导以新的分配方法引导生产工作。通过明确规定生产和奖励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深刻阐明了“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这种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思想处理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做法不仅提高了人们生产和节约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为按劳分配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主张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强调“平均主义”，主张“均田均财”，中国共产党也推崇“共产”的说法，这就使得党和人民对于公与私的关系处理不当，认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没有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经常性地损害个人利益，致使人们生产和节约的积极性受挫。《方案》对此进行了纠正，并且开创性地提出了“三七分成（公七私三）”和“二八分红（公八私二）”的原则。 在“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方针的指引下，《方案》很注重鼓励个人参与到农业、手工业和各种副业的生产活动中，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个人可以按照收益来进行分红，达到规定标准节约的可以提成分红。《方案》中规定的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变了以往那种只讲集体利益、不顾及劳动者个人利益，忽视甚至抹杀个人利益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原则，较好地处理了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最后，在积累与消费的认识上提倡私有积累和合理消费。《方案》较之以往的工作办法，鼓励重视个人之积累，胜过重视集体之积累，“提倡私人储蓄”，并明确指出了个人积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规定“凡个人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等等上，由劳动所得来的分红及节约代价，而不是非法取得者，准许私有”。《方案》站在促进根据地军民劳动积极性的角度，对积累与消费作出了独到而有启发的指示，尝试回答了什么样的积累和消费是对根据地建设有益的问题。《方案》在消费行为中，鼓励“折价寄家”、“储存合作社或银行生息”等做法。
《方案》从生产与分配、个人与集体、积累与消费三个方面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量化、细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办法，创见性地提出了“按劳分配”、“三七分成”、“二八分红”等分配原则和办法，并且鼓励提倡私人积蓄和正确的消费观，为根据地的生产节约运动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军民生产、节约和积蓄的积极性，使大生产运动在1944年进入高潮。
三、向“滕杨方案”的生产大道上迈进：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1944年4月1日“滕杨方案”的颁布，在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中引起了极大反响。随后在13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出了《响应“滕杨方案”检查生产运动的联合指示》，《新华日报》（太行版）遂于4月17日以《向“滕杨方案”的生产大道上迈进》为大标题，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这个指示的全文。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滕杨方案”颁布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大家动手发展生产”方针的具体化，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代表着大生产运动发展的新方向。
“滕杨方案”之所以产生这样强烈的反响，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方案》在提倡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了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回答了公与私的关系，协调了军与民的关系，正确地处理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正因为这样，“滕杨方案”一出台就受到了上下一致的欢迎，从中央到地方，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从党政机关到普通民众，党政军民所有成员均积极参与到生产节约运动中，自觉制定生产任务和节約计划，充分发挥积极性努力完成规定的任务和计划。这不仅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积极性，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节约运动走向高潮。
滕杨方案实施后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从干部到战士，都充分发挥积极性进行生产节约。如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管理科长的郭瑾，从1942年起，在党校驻地开垦小块地，解决150多名学员的吃菜问题，到1944年，已开垦24亩地，打了两眼土窖，砌了一眼石窖，积累起5万元的家当，随后在党校附近开了一个“泰记”饭馆，后来以5万元和小饭馆起家，办起泰记商店、毡帽工厂，获利100万元。他拿出50万元作为北方局党校的办公费和补助学员伙食，最终在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当选为一等劳动英雄。总之到1944年底，太行军区部队中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411名，储蓄总额高达167万元，千元以上储蓄者247名。这些可观成果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生活，增强了军人的体质，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总之，“滕杨方案”的颁布和实施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推动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救灾工作，帮助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度过了自然灾害的难关，提高了根据地军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并把太行区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第二，滕杨方案实施以后积累的物质财富，不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也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滕杨方案”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在自然灾害和艰苦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性地实行公私兼顾经济政策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左”倾思想的一次纠正，是大生产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不仅推动着大生产运动走向高潮，而且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同时“滕杨方案”也使广大军民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经济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孕育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熔铸了伟大的太行山精神。它所蕴涵的精神和原则，对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N].新华日报（太行版）首页版，1944-4-1
[2]《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彭德怀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3]李琴.一位周总理为之执绋的人——杨立三传略[M].金盾出版社，2013.
[4]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5]杨国宇等编.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 三编[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6]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和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陆军航空兵学院）
关键词：“滕杨方案”;大生产运动;太行抗日根据地
1944年4月1日，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前沿阵地——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与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和政委的杨立三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并颁布了《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史称“滕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项方案是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灾情严重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为了调动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和加强军民团结御敌的决心，根据“按劳分配，公私兼顾”的原则正确处理生产与分配、集体和个人、消费和积累的关系，推动了根据地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因此被誉为“大生产运动的新方向”。
一、“从思想上来一大转变”：“滕杨方案”提出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
“滕杨方案”在其《写在前面》中谈到：“我们为了更好地进行这一生产与节约运动，特遵照毛泽东同志公私兼顾的指示及李富春同志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规定本单位的生产节约初步办法。……这对提倡革命家务、发挥生产积极性、奖励私人积蓄，从思想上来一大转变，是很重要的”。滕杨方案作为酝酿产生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一项重要经济举措，是在总结以往生产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谓“思想上的一大转变” 指的就是毛泽东“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和李富春“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按劳分配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的。
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但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的经济形势仍然很严峻，它既要承担局部反攻作战的后勤保障，为前方作战的军队提供经济支持，而且还要应对抗战后期日军日益频繁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侵袭，再加上1942年以来华北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严重自然灾害，旱灾、涝灾、虫灾接连侵袭太行区，根据地的经济和生活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1942年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德怀曾先后两次致电延安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反映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峻处境。彭德怀在电报中陈述根据地的现状：“太行山、太岳、冀南均大旱，至今未下雨。不仅秋苗未种，且许多地方饮水亦甚缺乏，人心惶惶，粮价大涨，前途不堪……”。“敌情加剧灾情，灾情影响抗敌情绪”的恶性循环致使彭德怀在1942年秋的太行区贸易工作会议上认为：“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
为应对这种粮食极度短缺的严峻形势，在八路军总部发出的发展生产节约动员令的指示和减少部队粮食供应量等的决定下，首先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向根据地党政军民发出紧急号召，提出了“为着救灾，为着生产，为着坚持根据地而奋斗”的口号。随后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领导组织部队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中，于1943年为后勤部门制定了《后勤本部八个月的节约生产计划》，这个“糠菜半年粮食谱”对总部伙食进行了安排。
其实，早在1942年12月毛泽东就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在处理公私关系中要贯彻“公私兼顾”原则的方针。随后曾担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在1944年1月的中央直属机关生产总结会上，明确提出了“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他还批评那些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受了两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一是经验主义的影响，二是教条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关于“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指示，李富春关于“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论述，彭德怀关于不能犯平均主义、允许个人积蓄的观点，澄清了在生产节约运动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在思想上实现了一大转变，调动了机关、部队生产的积极性。《滕杨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
二、“新”在何处：生产、节约、积蓄的新理念
“公私两利、公私兼顾”思想的转变实际上指向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在生产节约运动中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如何在保证作战需要的前提下切实保护群众积极性的现实问题。两人于是根据奖勤罚懒、按劳分配的精神，于1944年4月1日拟定出了《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
《方案》共由四部分组成：写在前面、积极生产、奖励节约和提倡私人积蓄。《方案》的改进之处，体现在提出了对生产与分配、个人与集体、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的新认识，并努力将“毛泽东同志公私兼顾的指示及李富春同志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加以量化与细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办法，以达到“提倡革命家务、发挥生产积扱性、奖励私人积蓄，从思想上来一大转变”的改革目标。
首先，在生产与分配关系的认识上主张“按劳分配”的原则，《方案》开篇就指出：“我们提倡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是合理的节约，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我们提倡私人储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过去过分强调与追求节约，对于生产与分配则比较忽视。而《方案》则倡导以新的分配方法引导生产工作。通过明确规定生产和奖励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深刻阐明了“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这种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思想处理生产与分配关系的做法不仅提高了人们生产和节约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为按劳分配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主张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直强调“平均主义”，主张“均田均财”，中国共产党也推崇“共产”的说法，这就使得党和人民对于公与私的关系处理不当，认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互对立的，没有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经常性地损害个人利益，致使人们生产和节约的积极性受挫。《方案》对此进行了纠正，并且开创性地提出了“三七分成（公七私三）”和“二八分红（公八私二）”的原则。 在“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方针的指引下，《方案》很注重鼓励个人参与到农业、手工业和各种副业的生产活动中，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个人可以按照收益来进行分红，达到规定标准节约的可以提成分红。《方案》中规定的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变了以往那种只讲集体利益、不顾及劳动者个人利益，忽视甚至抹杀个人利益的平均主义倾向，提出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原则，较好地处理了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最后，在积累与消费的认识上提倡私有积累和合理消费。《方案》较之以往的工作办法，鼓励重视个人之积累，胜过重视集体之积累，“提倡私人储蓄”，并明确指出了个人积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规定“凡个人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等等上，由劳动所得来的分红及节约代价，而不是非法取得者，准许私有”。《方案》站在促进根据地军民劳动积极性的角度，对积累与消费作出了独到而有启发的指示，尝试回答了什么样的积累和消费是对根据地建设有益的问题。《方案》在消费行为中，鼓励“折价寄家”、“储存合作社或银行生息”等做法。
《方案》从生产与分配、个人与集体、积累与消费三个方面把毛主席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量化、细化为可以操作的具体办法，创见性地提出了“按劳分配”、“三七分成”、“二八分红”等分配原则和办法，并且鼓励提倡私人积蓄和正确的消费观，为根据地的生产节约运动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军民生产、节约和积蓄的积极性，使大生产运动在1944年进入高潮。
三、向“滕杨方案”的生产大道上迈进：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1944年4月1日“滕杨方案”的颁布，在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中引起了极大反响。随后在13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行军区政治部发出了《响应“滕杨方案”检查生产运动的联合指示》，《新华日报》（太行版）遂于4月17日以《向“滕杨方案”的生产大道上迈进》为大标题，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这个指示的全文。这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滕杨方案”颁布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大家动手发展生产”方针的具体化，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代表着大生产运动发展的新方向。
“滕杨方案”之所以产生这样强烈的反响，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方案》在提倡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了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回答了公与私的关系，协调了军与民的关系，正确地处理了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正因为这样，“滕杨方案”一出台就受到了上下一致的欢迎，从中央到地方，从八路军总部到各军区，从党政机关到普通民众，党政军民所有成员均积极参与到生产节约运动中，自觉制定生产任务和节約计划，充分发挥积极性努力完成规定的任务和计划。这不仅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积极性，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节约运动走向高潮。
滕杨方案实施后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生活，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从干部到战士，都充分发挥积极性进行生产节约。如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管理科长的郭瑾，从1942年起，在党校驻地开垦小块地，解决150多名学员的吃菜问题，到1944年，已开垦24亩地，打了两眼土窖，砌了一眼石窖，积累起5万元的家当，随后在党校附近开了一个“泰记”饭馆，后来以5万元和小饭馆起家，办起泰记商店、毡帽工厂，获利100万元。他拿出50万元作为北方局党校的办公费和补助学员伙食，最终在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当选为一等劳动英雄。总之到1944年底，太行军区部队中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411名，储蓄总额高达167万元，千元以上储蓄者247名。这些可观成果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生活，增强了军人的体质，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总之，“滕杨方案”的颁布和实施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推动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救灾工作，帮助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度过了自然灾害的难关，提高了根据地军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并把太行区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第二，滕杨方案实施以后积累的物质财富，不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也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三，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提高了根据地人民参军、支前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滕杨方案”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在自然灾害和艰苦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性地实行公私兼顾经济政策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左”倾思想的一次纠正，是大生产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它不仅推动着大生产运动走向高潮，而且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同时“滕杨方案”也使广大军民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经济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孕育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熔铸了伟大的太行山精神。它所蕴涵的精神和原则，对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N].新华日报（太行版）首页版，1944-4-1
[2]《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彭德怀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3]李琴.一位周总理为之执绋的人——杨立三传略[M].金盾出版社，2013.
[4]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5]杨国宇等编.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 三编[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6]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和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陆军航空兵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