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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者担当跨文化交际的任务,翻译理论工作者理应在不同的译论之间展开对话,互通有无。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通过描述性的翻译研究,验证了翻译符指过程与对等止符模式在翻译研究方面的权威性。这一模式体现了翻译研究方法的融合性特色。
关键词:描述性翻译研究 符指过程 对等止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个人化过程》是一篇对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著作《翻译与教学的哲学问题》的评论,文章分析指出与重规约的系统理论家不同,以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为代表的实验型理论家重描述、重经验。《翻译与教学的哲学问题》一书以一次现场研讨会为基础,通过举例、描述、讲故事、提问等具体个案研究,归纳出对翻译实践有启示作用的模式,区分了符指过程与对等止符两种不同的翻译研究概念。前者用以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守的规范;后者则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弥补符指不足,帮助树立译者的权威,完成翻译任务。两种概念照应了翻译研究学派描述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两个分支的内容,两者的结合,体现了当今翻译理论跨文化互补、融合的特色。
一 描述翻译研究的符号学基础
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指出其模式中的符指过程,是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威拉德•奥曼•奎因(W•V•Quine)的符号学理论为基础。意义的不确定与不断推进的符号学理论,构成了皮姆混沌方法(chaotic approach)的要素,也为描述翻译研究提供了依据。
1 翻译的不确定性
威拉德•奥曼•奎因认为语言的意思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符号功能,而是一个行为与有关社会因素相关的现象,语义就是刺激物接受者对于现实所作出的反应。原说话人所说的话与语言调查者记录下来的话之间,往往由于外界干扰或出现多余信息而使事实受到歪曲,结果导致语义理解错误。这种情况恰恰是每个译者经常碰到的。由于词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并由于人们对符号的(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反应的不可预测,因此就产生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谭载喜,2008:203)
2 解构主义理论
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文有固定确切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作中心任务,以求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等值。(李文革,2004:275)
解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20世纪60年代倡导的一种反传统思潮,主张用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暂时被确定下来。(李文革,2004:276)
传统符号学理论普遍认为,能指和所指是紧密结合的,其关系就如索绪尔比喻的硬币的两个面那样不可分离。德里达则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符号的出现并不等于它所意指的东西就在场。事实上,这往往意味着所指的不在场,是推迟了的在场。人们从符号中寻找意义时所得到的不过是能指的能指,解释的解释。例如:“树”常被释义为一种“植物”,而“植物”又需要其他词来解释。不仅如此,每个符号都是由无限延续的符号的差异构成的。
德里达的解构方式是用“意义链”取代“结构”,从而避免结构的先验同一性。在他看来,文本是一切,因而蕴藏着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文本又是不确定的,所以其符号性与其他文本构成一种不断运动的参照关系。意义是流动的、无穷的,对最终意义的把握是不可能的。在翻译中,原文本身并不完整和统一,存在多重意义,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完整穷尽其可能的意义。即使权威或完美的译本,也不能因穷尽原文意义而使原文封闭起来。(李文革,2004:281)
二 描述性翻译研究与符指过程
安东尼•皮姆模式中的符指过程与描述翻译研究极为相似,都提倡对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并通过对具体翻译个案的描写和分析,归纳出对翻译实践具有示范或启示作用的理论原则来。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认为研究是一门经验学科,因为哲学家卡尔•G•亨普尔(Carl G•Hempel)在其经典论述《经验科学要领形成原理》(1952)一书中阐明,经验科学有两大目标:“描述经验世界中的特定现象以及建立可以赖以解释和说通这些现象的普遍原则。”(李文革,2004:177)在此基础上,提议把翻译研究分为描述、理论、应用三个分支。观察、描述翻译这种现象就是描述翻译学;对观察得到的翻译现象进行分析,概括出有系统的结论,这就是理论翻译学;描述与理论,合起来就是纯翻译学;把纯翻译学的研究成果用于翻译教学、工具制作、政策研究、翻译批评等方面就是应用翻译学。(张南峰,2004:19)如今,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对翻译的性质比较准确、完整的表述应是:“翻译属于与认知科学密切相关的经验科学”。(李文革,2004:177)
翻译研究学派的学者James Holmes、Itamar Even-Zohar、Dideon Toury以及“目的论者”Hans J•Vermeer、Christiane Nord,反对原文至上、忠实第一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事先定下规范,然后再用这些规范来衡量译文是不是翻译,或者是不是好的翻译,是没有意义的。(张南峰,2004:19)所以,他们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制定规范,不在于判断译文和源文是否对等,而在于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守的规范。描述翻译学的任务是“描述在我们身处的世界上出现的翻译现象”,包括译本的特点,译本在目标文化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翻译的过程。
安东尼•皮姆《翻译与教学的哲学问题》一书,正是通过问题过程的描述来得出研究结果的。亦即把一次现场研讨录音作为全书的基础,以内容的真实性及问题的直接性,突显描述过程的理论意义。皮姆强调翻译的符号性和经验性,即认为翻译是一个符号推进的模式,翻译是为消除不同符号系统间交流的障碍,而将一个符号系统的信息变为另一符号系统相应形式,使信息再现的过程。译者可以具体阐释分析讨论。
例如,诗歌的不同译本,同一源文在同一个时空出现不同的译本,各自符合不同的翻译标准,可是也不一定有成败或者优劣之分,只能说各有特色,或者各有用途。例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的两个中译本。(张南峰,2004:4)
自由与爱情,
我需要这两样。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兴万生译)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殷夫译)
若论让读者了解匈牙利文学,大概以兴万生的译本为佳,但若论给读者提供一个可独立欣赏的文学作品,甚至鼓舞革命志士,则非殷夫的译本莫属。
三 应用翻译研究与对等止符
符指的局限性体现在译者为完成翻译任务,不可能对语言进行无限指符,而应及时对等止符。描述翻译研究也因其忽略社会、文化及权力等因素而有失应用价值,与规约性翻译结合的应用翻译研究,会使译论更加完善。
1 符指的局限性
多元系统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多元系统论把文化、社会等等视为“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张南峰,2004:145);它是面向符号学或通讯科学,而不是面向行动或社会的。由于这种符号学根源,符号只是现实的表面反映,问题在于,我们要透过符号研究来认识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现实本身,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实才是最关键的。正如语言学,甚至社会语言学,也不能深入发掘左右翻译决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一样,对于那些把社会、文化、翻译等等视为权力主导的人类组织或活动形式的翻译学者来说,社会符号学不可能是最合适的研究途径。(张南峰,2004:146)
2 描述翻译研究的局限性
詹姆斯•霍姆斯指出,在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年代,有些模式、规则和规范特别突出,这常常是权力、等级制度和贯穿人类社会的权力斗争使然。这样经验主义方法论就受到有些人的批评,因为这种方法只注重经验描述,而忽视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和原文本的历史性,忽略了相关语言文化之间权力关系的失衡。(李文革,2004:201)
3 应用翻译研究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d Lefevere)曾说:“在一个层面上,翻译仍然是规范性的工作:译者最好老老实实接受词典的定义,例如不要把卡图卢斯(catullus)的‘passer’(麻雀)译成‘hippopotamus’(河马)”。(张南峰,2004:151)这一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勒菲弗尔的规范主义立场。
规约性翻译研究一开始就是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和读者的认知环境,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美国著名的描写翻译学者Maria Tymocczk认为,规约性翻译理论根源在于把翻译看成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
描述性翻译研究旨在揭示翻译现象的规律性,而非指导翻译实践。已掌握了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的翻译工作者,可以参考他们所提示的规律性,即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策略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再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处境,决定如何运用这些策略和技巧。所以,这些非规范性的翻译理论,也有间接的应用价值。
描述学派并不想完全推翻和摧毁传统的规约性翻译标准和理论。他们是想解构传统的翻译理念,也就是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的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提出批评。应当肯定的是,规约性的翻译标准是有它的作用的。它给出了从译者角度出发,翻译应该达到的一个目标。(李文革,2004:203)
翻译研究学派的学者,有感于规范性翻译研究脱离实际,因此,一直致力于破除旧观念、开展描述性翻译研究,而较少关心应用翻译学。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学派的研究弥补了翻译研究学派忽视应用翻译的不足,提出了“目的论”这个指导实践的新理论,指出译者的根本任务不是忠实原文,而是达到翻译的目的。
有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汉斯•费米尔(Hans J. Vermeer)指出,翻译一篇文章时,采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向来难有定论,可要是知道了翻译的目的,就有定论了,起码是在宏观策略方面能有定论。(张南峰,2004:10)
例:
GWENDOLEN:[…]We are both engaged to be married to your brother Ernest, so it is a matter of some importance to us to know where your brother Ernest is at present.)
JACK:[…]I have no brother Ernest. I have no brother at all.
GWENDOLEN:[…]Had you never a brother of any kind?(张南峰,2004:124)
译文1
杰:我并没有弟弟叫任真。我根本没有兄弟。
关:难道你哪一类的兄弟都没有过吗?(张南峰2004:124)
译文2
杰:我没有叫任真的弟弟。我根本就没有弟弟。
温:那哥哥呢?哥哥总有的吧!
这段译文最后一句的隐含意思是,我跟你弟弟订了婚,可既然你没有弟弟,那你就退而求其次,连哥哥也可以考虑。这是把译者自己对源文的诠释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也就是缩窄了诠释源文的广度,同时迁就了汉语的语言习惯。
只看见翻译中的语言因素,进行翻译研究,不易做到全面和客观。通过认识和深入研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这三项因素对翻译学的影响,才能使应用翻译学真正指导实践。
同理,理论上译者可以无限制地对源语文进行符号指示,译者之间可以讨论切磋翻译技巧。但实际上,翻译机构往往要求译文符合翻译要求,为了完成委托任务,译者应该确定与要求对等的译文,使用一定的译法尽快完成翻译任务,使译文对预定的受话都发挥预期的功能。
四 翻译研究趋势
安东尼•皮姆的符指过程与对等止符模式,顺应了描述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相结合的思想,这种结合反应了当代翻译理论多元互补与融合的发展趋势,进而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全面、更充实的框架。
参考文献:
[1] 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3] 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谭慧宁,女,1984—,河南周口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描述性翻译研究 符指过程 对等止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个人化过程》是一篇对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著作《翻译与教学的哲学问题》的评论,文章分析指出与重规约的系统理论家不同,以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为代表的实验型理论家重描述、重经验。《翻译与教学的哲学问题》一书以一次现场研讨会为基础,通过举例、描述、讲故事、提问等具体个案研究,归纳出对翻译实践有启示作用的模式,区分了符指过程与对等止符两种不同的翻译研究概念。前者用以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守的规范;后者则涉及社会、文化因素,弥补符指不足,帮助树立译者的权威,完成翻译任务。两种概念照应了翻译研究学派描述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两个分支的内容,两者的结合,体现了当今翻译理论跨文化互补、融合的特色。
一 描述翻译研究的符号学基础
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指出其模式中的符指过程,是以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威拉德•奥曼•奎因(W•V•Quine)的符号学理论为基础。意义的不确定与不断推进的符号学理论,构成了皮姆混沌方法(chaotic approach)的要素,也为描述翻译研究提供了依据。
1 翻译的不确定性
威拉德•奥曼•奎因认为语言的意思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符号功能,而是一个行为与有关社会因素相关的现象,语义就是刺激物接受者对于现实所作出的反应。原说话人所说的话与语言调查者记录下来的话之间,往往由于外界干扰或出现多余信息而使事实受到歪曲,结果导致语义理解错误。这种情况恰恰是每个译者经常碰到的。由于词与物体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并由于人们对符号的(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反应的不可预测,因此就产生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谭载喜,2008:203)
2 解构主义理论
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文有固定确切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作中心任务,以求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等值。(李文革,2004:275)
解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20世纪60年代倡导的一种反传统思潮,主张用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暂时被确定下来。(李文革,2004:276)
传统符号学理论普遍认为,能指和所指是紧密结合的,其关系就如索绪尔比喻的硬币的两个面那样不可分离。德里达则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符号的出现并不等于它所意指的东西就在场。事实上,这往往意味着所指的不在场,是推迟了的在场。人们从符号中寻找意义时所得到的不过是能指的能指,解释的解释。例如:“树”常被释义为一种“植物”,而“植物”又需要其他词来解释。不仅如此,每个符号都是由无限延续的符号的差异构成的。
德里达的解构方式是用“意义链”取代“结构”,从而避免结构的先验同一性。在他看来,文本是一切,因而蕴藏着解释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文本又是不确定的,所以其符号性与其他文本构成一种不断运动的参照关系。意义是流动的、无穷的,对最终意义的把握是不可能的。在翻译中,原文本身并不完整和统一,存在多重意义,任何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都不能完整穷尽其可能的意义。即使权威或完美的译本,也不能因穷尽原文意义而使原文封闭起来。(李文革,2004:281)
二 描述性翻译研究与符指过程
安东尼•皮姆模式中的符指过程与描述翻译研究极为相似,都提倡对实际发生的翻译现象进行描写,并通过对具体翻译个案的描写和分析,归纳出对翻译实践具有示范或启示作用的理论原则来。
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认为研究是一门经验学科,因为哲学家卡尔•G•亨普尔(Carl G•Hempel)在其经典论述《经验科学要领形成原理》(1952)一书中阐明,经验科学有两大目标:“描述经验世界中的特定现象以及建立可以赖以解释和说通这些现象的普遍原则。”(李文革,2004:177)在此基础上,提议把翻译研究分为描述、理论、应用三个分支。观察、描述翻译这种现象就是描述翻译学;对观察得到的翻译现象进行分析,概括出有系统的结论,这就是理论翻译学;描述与理论,合起来就是纯翻译学;把纯翻译学的研究成果用于翻译教学、工具制作、政策研究、翻译批评等方面就是应用翻译学。(张南峰,2004:19)如今,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对翻译的性质比较准确、完整的表述应是:“翻译属于与认知科学密切相关的经验科学”。(李文革,2004:177)
翻译研究学派的学者James Holmes、Itamar Even-Zohar、Dideon Toury以及“目的论者”Hans J•Vermeer、Christiane Nord,反对原文至上、忠实第一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事先定下规范,然后再用这些规范来衡量译文是不是翻译,或者是不是好的翻译,是没有意义的。(张南峰,2004:19)所以,他们的研究,目的不在于制定规范,不在于判断译文和源文是否对等,而在于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守的规范。描述翻译学的任务是“描述在我们身处的世界上出现的翻译现象”,包括译本的特点,译本在目标文化环境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翻译的过程。
安东尼•皮姆《翻译与教学的哲学问题》一书,正是通过问题过程的描述来得出研究结果的。亦即把一次现场研讨录音作为全书的基础,以内容的真实性及问题的直接性,突显描述过程的理论意义。皮姆强调翻译的符号性和经验性,即认为翻译是一个符号推进的模式,翻译是为消除不同符号系统间交流的障碍,而将一个符号系统的信息变为另一符号系统相应形式,使信息再现的过程。译者可以具体阐释分析讨论。
例如,诗歌的不同译本,同一源文在同一个时空出现不同的译本,各自符合不同的翻译标准,可是也不一定有成败或者优劣之分,只能说各有特色,或者各有用途。例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的两个中译本。(张南峰,2004:4)
自由与爱情,
我需要这两样。
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兴万生译)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殷夫译)
若论让读者了解匈牙利文学,大概以兴万生的译本为佳,但若论给读者提供一个可独立欣赏的文学作品,甚至鼓舞革命志士,则非殷夫的译本莫属。
三 应用翻译研究与对等止符
符指的局限性体现在译者为完成翻译任务,不可能对语言进行无限指符,而应及时对等止符。描述翻译研究也因其忽略社会、文化及权力等因素而有失应用价值,与规约性翻译结合的应用翻译研究,会使译论更加完善。
1 符指的局限性
多元系统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应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充分地理解和研究。多元系统论把文化、社会等等视为“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张南峰,2004:145);它是面向符号学或通讯科学,而不是面向行动或社会的。由于这种符号学根源,符号只是现实的表面反映,问题在于,我们要透过符号研究来认识隐藏在符号背后的现实本身,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实才是最关键的。正如语言学,甚至社会语言学,也不能深入发掘左右翻译决定的社会文化因素一样,对于那些把社会、文化、翻译等等视为权力主导的人类组织或活动形式的翻译学者来说,社会符号学不可能是最合适的研究途径。(张南峰,2004:146)
2 描述翻译研究的局限性
詹姆斯•霍姆斯指出,在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年代,有些模式、规则和规范特别突出,这常常是权力、等级制度和贯穿人类社会的权力斗争使然。这样经验主义方法论就受到有些人的批评,因为这种方法只注重经验描述,而忽视翻译中的权力关系和原文本的历史性,忽略了相关语言文化之间权力关系的失衡。(李文革,2004:201)
3 应用翻译研究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d Lefevere)曾说:“在一个层面上,翻译仍然是规范性的工作:译者最好老老实实接受词典的定义,例如不要把卡图卢斯(catullus)的‘passer’(麻雀)译成‘hippopotamus’(河马)”。(张南峰,2004:151)这一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勒菲弗尔的规范主义立场。
规约性翻译研究一开始就是归纳式的经验总结,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不分工作对象、不分译者和读者的认知环境,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美国著名的描写翻译学者Maria Tymocczk认为,规约性翻译理论根源在于把翻译看成一种纯粹的语言艺术,用一些超越时间的语言规则来加以考察。
描述性翻译研究旨在揭示翻译现象的规律性,而非指导翻译实践。已掌握了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的翻译工作者,可以参考他们所提示的规律性,即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策略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再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处境,决定如何运用这些策略和技巧。所以,这些非规范性的翻译理论,也有间接的应用价值。
描述学派并不想完全推翻和摧毁传统的规约性翻译标准和理论。他们是想解构传统的翻译理念,也就是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的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提出批评。应当肯定的是,规约性的翻译标准是有它的作用的。它给出了从译者角度出发,翻译应该达到的一个目标。(李文革,2004:203)
翻译研究学派的学者,有感于规范性翻译研究脱离实际,因此,一直致力于破除旧观念、开展描述性翻译研究,而较少关心应用翻译学。在某种程度上,目的学派的研究弥补了翻译研究学派忽视应用翻译的不足,提出了“目的论”这个指导实践的新理论,指出译者的根本任务不是忠实原文,而是达到翻译的目的。
有不同的目的,就有不同的翻译方法。汉斯•费米尔(Hans J. Vermeer)指出,翻译一篇文章时,采用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向来难有定论,可要是知道了翻译的目的,就有定论了,起码是在宏观策略方面能有定论。(张南峰,2004:10)
例:
GWENDOLEN:[…]We are both engaged to be married to your brother Ernest, so it is a matter of some importance to us to know where your brother Ernest is at present.)
JACK:[…]I have no brother Ernest. I have no brother at all.
GWENDOLEN:[…]Had you never a brother of any kind?(张南峰,2004:124)
译文1
杰:我并没有弟弟叫任真。我根本没有兄弟。
关:难道你哪一类的兄弟都没有过吗?(张南峰2004:124)
译文2
杰:我没有叫任真的弟弟。我根本就没有弟弟。
温:那哥哥呢?哥哥总有的吧!
这段译文最后一句的隐含意思是,我跟你弟弟订了婚,可既然你没有弟弟,那你就退而求其次,连哥哥也可以考虑。这是把译者自己对源文的诠释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也就是缩窄了诠释源文的广度,同时迁就了汉语的语言习惯。
只看见翻译中的语言因素,进行翻译研究,不易做到全面和客观。通过认识和深入研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这三项因素对翻译学的影响,才能使应用翻译学真正指导实践。
同理,理论上译者可以无限制地对源语文进行符号指示,译者之间可以讨论切磋翻译技巧。但实际上,翻译机构往往要求译文符合翻译要求,为了完成委托任务,译者应该确定与要求对等的译文,使用一定的译法尽快完成翻译任务,使译文对预定的受话都发挥预期的功能。
四 翻译研究趋势
安东尼•皮姆的符指过程与对等止符模式,顺应了描述翻译研究与应用翻译研究相结合的思想,这种结合反应了当代翻译理论多元互补与融合的发展趋势,进而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全面、更充实的框架。
参考文献:
[1] 李文革:《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3] 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谭慧宁,女,1984—,河南周口人,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