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春天，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议之一是为促进学校和社会的音乐教育，特饬国立音乐院附办音乐人员训练班，各省按名额选派学员于7月15日前来进修。征调时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的杨仲子担任该班的班主任，音教会的教育组主任李抱忱兼任副主任。训练班设在重庆青木关，学员为来自各省市的师范与中小学校教员及社教团、民教馆、演剧队人员共百余人。所学习的科目有中小学及民众音乐教学法及教材、视唱练耳、声乐通论、钢琴风琴弹奏法、合唱、指挥法、普通乐理、作曲指导、国乐概论、歌词研究、音乐欣赏、音乐教育评论等16种。应邀在该班任教的教师有缪天瑞（音乐教学法）、陈田鹤（和声学）、刘雪庵（作曲）、张洪岛（音乐史）、易开基/杨体烈（钢琴）、戴粹伦（小提琴）、蔡绍序/金律声/黄友葵（声乐）、杨荫浏/曹安和/陈振铎（国乐）等国立音乐院的名师。
　　杨仲子担任该训练班主任时已55岁，其住处离音乐院又甚远，往来时若乘坐当地常见的“滑竿”代步并不为过。然而杨仲子认为让两个饿着肚皮的穷苦人抬着他，有悖于“无贵无贱无长无少”为人之师者的行为规范。因此无论是酷暑严寒，一年多来他都坚持步行往返。
　　重庆国立音乐院创办于1940年9月，首任院长谢寿康时为中国驻比利时公使，于是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代理院务，具体工作由教务主任应尚能（原上海国立音专教授）负责。由于谢寿康一直无法来院就职，他推荐了留学欧洲时的友人杨仲子接任。杨仲子本来就是与萧友梅共同开创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老一辈音乐教育家，音乐教员讲习班又办得非常成功，成绩卓著。1941年秋天教育部于是任命杨仲子为该院的第二任院长，杨仲子则把讲习班的副手李抱忱调来接任音乐院的教务主任。
　　德高望重的杨仲子担任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是名副其实。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全身心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特别是在该院创立了国乐组和国乐研究室，聘请了杨荫浏、储师竹、刘北茂、曹安和等国乐名家以及张洪岛、熊乐忱等人来院任教，使学院的教学得到均衡全面的发展（有人把音乐院成立国乐组的事，归之于1943年才就任的院长吴伯超的功绩不确，因为是杨仲子1941—1942年把这些国乐名家陆续调来音乐院的——见《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里这些人的传记）。
　　为加强艺术实践，杨仲子多次组织音乐院的师生举办演出。1942年6月18日杨仲子还作为主席，在音乐院隆重主持举办了刘天华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他与多位同仁演讲后，演奏了刘天华的多部作品。
　　1942年5月该院有3个学生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杨仲子为此立即跑到教育部去质问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头子）。陈说“这不关你的事，你不要管”。杨说“我是院长，我的学生被你们抓走了，我为什么不要管？”他公然与陈立夫争吵并要求立即释放这些学生。结果陈立夫就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这年11月调杨仲子担任没有实权的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由陈立夫亲自兼任音乐院的院长（经过半年多的物色与考察，1943年4月他委任吴伯超为音乐院的代理院长，8月升任为院长）。
　　音乐教育委员会1943年5月15日召开的第7届全体会议上，杨仲子提议：“各音乐院校（系）增设国乐组、歌词组，并定为必修课。”“教育部拨专款，集会专家，开办国乐乐器制造厂。”（见1944年2月出版的《乐风》第16号）这两个议案虽然获得通过，但是一直未能落实。不久杨仲子更是被贬为闲职调到国立礼乐馆担任编纂。
　　抗战胜利后，1947年杨仲子回到南京，曾经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创办乐剧学系，想要发展中国的歌剧事业，由于种种困难计划未能实现。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地政府根据他的爱好与特长，安排年老体弱的杨仲子担任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并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1962年杨仲子病逝于南京。
　　由于杨仲子早年就热衷于篆刻书法，功力深厚，1949年以后又主要从事文物工作，有关他篆刻书法的研究评论文章因此很多。有关杨仲子的音乐资料，至今却仅有南京艺术学院的赵后起教授撰写的《杨仲子传》（刊199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卷）。此稿是作者应我的约请，就近查阅其档案、访问其亲属后写作完成的。再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刊出的一版杨仲子的照片与简介（由杨仲子的小儿子和赵后起等人提供撰写）。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近年来陆续举办了纪念赵梅伯、吴伯超、程懋筠等与萧友梅有关系甚至没有关系音乐家的活动，但是最早与萧友梅共同创办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冒死与奉系军阀论争，坚决不就任日本侵略者的伪职，敢于当面向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要求释放进步学生，1949年留在南京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杨仲子，不知为何却至今没有进行纪念？
　　还有人认为“杨仲子一生从事音乐教育，从不搞创作”（见上海《音乐艺术》2001年第1期61页发表的戴鹏海的文章）。可是仅从已知的材料来看，杨仲子早年在瑞士留学时，就创作了歌曲《反对战争者之呼声》（佚名词）、《侨工歌》（椒园词，于1931年曾经被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定为校歌）。回国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时，作有赞颂友人萧友梅的歌曲《梅语》（易韦斋词）。在重庆时创作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歌》（佚名词）、《乐教歌》（陈立夫词，后被重庆国立音乐院定为院歌）。可见即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专家，对杨仲子的认识至今仍然还有缺憾，更不要说其他的人了。
　　
　　向延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