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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李云雷，是在北大读书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静稳健，很谦逊的样子，不过，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渐渐发现，这种表面的随和背后潜藏着独立不迁的坚定意志，尽管他很善于体谅和接纳他人意见的合理之处，即使对于明显不赞同甚至反感的意见，他也不会当面反驳与争执，最多只是微笑不语罢了。但是，从骨子里说，他是一个有“大主意”的人，外界力量和他人见解很难改变他。对于自己选定的道路，他会坚定地走下去，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他又不是一个固执和莽撞的人，明白一定程度的权变是必须的。这是能任事之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经过几年的历练，他质朴的沉稳天性开始转化为一种目标清晰的笃定，他真正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大体看清了通达理想的路径，这激发起他巨大的热情。云雷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这在我看来毫不奇怪，什么样的人最勤奋？是那些看清了目标，同时看到了路径的人。
李云雷博士毕业后几年，即取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青年文学批评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他所倡导的“底层文学”创作已经成为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潮流和现象，他也自然成了这一派的首席理论家。他始终关注着当代文坛的创作动态，力求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和创作倾向，这在每年作品出版、发表量惊人的当下，的确并非易事，没有点披沙沥金的敬业精神，是很难做到的。从他所发表的百余篇评论文章，不难看出，他时刻关注着重要文学刊物，重要作家、新锐作家的新作，也大面积扫描、搜寻着有闪光点的新作家及新作品，每年的阅读量是相当惊人的。由他主持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和网站“左岸文化”也一直是重要的文艺评论阵地。
但是，李云雷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个人作为批评家的事业成功，他有着更高远的追求。这源于一种独特的使命感，而在他看来，所谓个人的成功只有和这种责任联系起来才是有意义的。在与他的交流中，我们会经常地触及这个话题。
一个文化的旧时代终结了。“文革”后兴起的，面向西方现代文化的“新启蒙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已经落幕（这一思潮本身也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内在也包含着各种复杂的成份，我们估且这样称呼），它曾经具有的巨大思想创造力和历史能动性逐渐耗尽，自1980年代以来奠定的那些理论模式、思维习惯和精神资源也慢慢丧失了正当性，它所建立的思想文化魅力和领导权也日趋没落。尽管旧有的文化主体（主要由知青一代和1960年代早期出生的所谓文化新生代组成，他们在1980年代形成自己的思想范式，并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新的社会文化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体制性的资源，依靠自身的历史魅力形成的权威性，仍在维持着“新启蒙主义”文化的主导性和某种表面上的主流影响力，也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罢了，他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能量已经退化、消散，越来越转化为维护不合理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甚至反动力量——这只须看一看那些无良的经济学家和崇洋媚外的作家、批评家，第五代大片导演，就够了。在这个表面完整的，架子不倒的文化大厦内里已经是千疮百孔的思想废墟。那么，在作为养料的废墟之上又会长出什么样的花朵呢？在这多重的可能性之中，什么又代表了开创新历史的文化方向呢？
1980年代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范式，已经无法解释新的历史进程，更无力为历史开辟理想性的未来，它已转变成保守的现实秩序的辩护力量，这一点早在1990年中期已经显现。爆发于1998年左右的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是一个明确的症兆和标志，代表了从启蒙主义内部分化出来的健康力量对保守力量的自我批判和切割。云雷显然受惠于这场思想论争甚多，他也并不隐藏自己从所谓“新左派”接受了思想启蒙，但是，随着自身的成长与成熟，以及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的进一步敞开，他逐渐意识到了所谓“新左派”思想的某种历史局限，以及自己所在的70后一代人的新的使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文化实践上，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众多新的批判性思想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学术与思想的层面，未能有效地辐射到一般性的社会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创作和大众文化空间。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仍然被旧有的意识形态所控制，这导致了文学的整体没落，也使五四以来最为活跃的思想文化前锋，丧失了它本来具有的精神活力和历史能动性。于是，如何重新激发这种活力，就成为云雷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在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所谓启蒙主义的那一套文学体制尤其是所谓“纯文学”观念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与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未能借由具体的文学批评在实践层面具体而有效地展开，基本上仍停留在学院内部。这就造成理论与批评实践脱节的状态，也就无法经由批评对文学创作实践形成有力地影响。于是，曾经作为新思想策源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领域没有能够扮演它曾经充当的社会文化角色，这其中，文学批评的责任巨大，一方面，它自身仍停留在1980年代的思想水平上，已蜕化为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因而它的文学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僵化和扭曲的；另一方面，它也无力发现当下文学创作中真正有价值的新因素，更不要说引领新的思想、艺术的创造，并与新的社会现实形成有力地互动。
云雷正是带着这样的批判性意识从事文学批评的，他是新一代的或新型的批评家，他的理论视野、思想资源甚至评价尺度都迥然不同于1950年代和1960年前期出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这样的新一代评论家还有一些，但是，如此勤奋地关注第一线创作并专心进行批评实践的，似乎还没有哪个人可以和云雷相比。
与1980年代以来那些呼风唤雨的批评家相比，李云雷更具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气质，也就是说，他更为看重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他的评论也更具有社会批评或意识形态批判的道义色彩。在看待当代文艺思潮的意义时，他也往往会在“左翼文学”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理解。不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包括文学创作的缺陷，李云雷非常警惕。因而，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颇为不同的是，云雷似乎也同样，有时甚至更为重视表达的艺术性，或者说，注重新鲜敏锐的社会观察和历史发现转化为文学表达后的艺术效果，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或许是他对“纯文学”历史成果的合理性的一种吸收和继承吧。不过，在我看来，云雷经常会流露出对主流的“艺术性”的欣赏，对此，我有所保留，读他的文章时，有时会认为，他对于“纯文学”的余毒还没有排尽，一不小心就露出了“文艺青年”的尾巴。 这种注重历史现实的文学价值观和批评方法论使他发现并满怀热情地倡导“底层文学”的创作倾向，更为推崇曹征路、陈应松、胡学文、刘继明这样的作家，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文学重新发现现实的揭示能力，和想象更美好的新现实的艺术感性。与很多主流批评家不同的是，云雷不太喜欢锦上添花，而是惯在灯火阑珊处，以踏雪寻梅的持续劳作寻觅不被追捧的奇芳，寻找当代文学有价值的生长点。与此相反，对于某些“纯文学”场域内的知名作家，云雷往往会给予严厉的批评，比如对余华和阎连科。
在我看来，支撑云雷文学批评的真正动力和更大关切并不是文学自身。不管对“纯文学”的批判，还是对历史现实的关注，都是基于一种对中国现实命运的新理解，而文学正是这种新的中国命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大命运的文化前提。
在李云雷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题目或关键词，比如《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如何生产中国的形象？》、《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及其最新变迁》、《新的体验，新的美学》、《我们能否想象我们的“未来”？》、《中国乡村的“新现实”及其艺术化》，等等。在评价某一文学潮流或具体作家、作品时，他也往往在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中来确定其意义与价值，也就是说，能否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遮蔽，富于批判性和揭示力地呈现复杂丰富的“中国经验”，敏感、深刻而又富于形式感地创造关于中国的崭新的想象方式，并由此间接地打开一扇眺望中国前景的理想性窗口，是决定一个中国作家、中国作品高下的重要的本质性因素。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对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关于世界的、普遍文学标准的深刻质疑，更有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开创一种世界性价值及普遍性美学意义的热切期待。
在李云雷身上，体现了“改革一代”批评家的某种共同期许。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是时候思考自己的命运了，这包括一代人的机缘与限定，以及历史承担。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所谓的“改革一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代际划分，而是大体包括了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批人，在我看来，这批人大体分享了某种相近的历史经验。这一代人大体上成长于“文革”末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在1980年代接受启蒙主义的教育（追求西方式现代化、反传统、注重个人自由、喜欢先锋艺术），在新的历史“大转型”中，伴随着新体制的生成和壮大，也经历了对“现代”社会的幻灭，目睹了“右派”及“知青”精神偶像的黄昏。这种生活及精神经历使我们形成了不同于此前出生于1960年代前期的所谓“新生代”或“晚生代”，也不同于完全成长于市场时代的改革后一代。这些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家的“改革一代”，有相当一部分和云雷差不多——作为出身寒微的外省青年，在拥挤的科举过道上奋力胜出，在社会流动性的大门缓缓闭合之前蹓进了文化圈的客厅。但是，底层、半底层的出身和经历使我们天生具有某种上流社会的文艺腔所洗不净的注重现实人生的唯物主义气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个人成功总是让我们多少有着某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赢者通吃的时代法则让我们耿耿于怀、心存不平。应该说，我们没有经受革命年代的压抑和冲击——那更多是当时的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感受（知青和右派），相反倒是革命年代的余泽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1980年代的的教育让我们在观念上对这个年代进行了青春期的反叛，却也让我们在改革后的时代在对比中重新发现它的让人怀念之处，这让我们不由重新打量和反思两个时代，并再次追问自己读书和从事文学批评的最终理由。在《我们为什么读书？》这篇文章中，云雷清晰地梳理了自己精神成长的轨迹，发出了这样的自我质询：“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
在我们眼前，一切变得太快，正在消失的昔日乡土和小城生活使每一次返乡都怅然若失，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尽管不乏粗鄙却生机勃勃的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没落和神话形象的暗淡，也让中国人重新获得了某种自信，它表现为四处涌动和潜滋暗长的创造新的道路和中国文化的欲望，也表现为在旧有的观念限制下试图寻找方向的困惑和焦躁。
这样一个时代，或许若干年后要用一组相反的词汇描述它。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又如何进行新的文化创造，通过批判性的思考创造新的未来可能性，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主题，文学是它的一部分。其实，二十世纪以来，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社会审视现实、构想未来的文化发动机，五四如此，三十年代如此，八十年代亦如此，包括那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先锋派和各种名目的“纯文学”，从来都是在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中获得艺术上的成功的。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的没落，除了外在文化环境的变化，相当大的原因即在于它放弃了这样一种使命和功能。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云雷一再要“重申‘新文学’的理想”的原因吧（这也是他的一部文集的书名）。
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两个衰微期，一是1960年代及1970年代，一是1990年代中期至所谓新世纪的前几年，二者虽表现形式不同，却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他们都丧失了批判现实的当下性和创造另类想象的未来性，尽管前者似乎并不缺乏宗教般的未来性，却未免空洞和简单化；而后者，虽然表面看起来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着近乎恶毒的批判，却是言不及意的放空炮，并以此虚伪的英雄姿态充当了新的不合理现实的吹鼓手。二者也都没有找到讲述中国的方法，如果仅仅从美学形式上看，前者相当粗糙生硬，后者看似精致，却细节肥大、言不及意，只能在所谓“纯文学”的幻觉中自娱自乐。
那么，如何使文学重新恢复它的历史能动性，与社会现实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找到它的真正的艺术性，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使命，而如何发现、聚拢已经出现的文学写作的新因素并将之放大，引领、塑造新的文学潮流，激发新的文化自觉，则是批评家的责任。云雷大概正是想做这样的批评家吧。
我与云雷相识十年有余，毕业后我远走海南，他则留在北京。但由于气味相投，日常联系不断，也经常参加相同的学术活动，并不时在北京、海南见面。每与他相见长谈，总能相互砥砺，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得这样一位胸有大志，品格不俗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云雷很年轻，已经成名，也没有沾染文学圈子的不良习气，这都让我有理由相信他将有更为光明的未来。但是，真正艰苦的奋斗还在后面，应该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称职的文艺批评家，难度是空前的增加了——当然，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像当下众多所谓知名批评家那样的平庸之辈，就太简单了。对于真正优秀的批评家而言，文学史知识，文学理论修养只是入门功夫。他必须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并能够突破书斋的局限，与社会现实保持鲜活的联系，具备在复杂的现实、历史与多种文本之间建立联系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敏锐独特的观察、判断力。我想，没有刻苦的学习和磨炼，没有对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的热爱和对中国生活深入理解的耐心，没有对现实的切中要害的批判意识，没有富于历史感的巨大体谅和眺望未来的热情，就不会造就真正了不起的优秀的批评家。而离这样的目标，云雷，以及这们这一代还远没有准备好。
加油干吧。愿以此与云雷及其他同道们共勉。
（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李云雷博士毕业后几年，即取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青年文学批评家中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他所倡导的“底层文学”创作已经成为近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学潮流和现象，他也自然成了这一派的首席理论家。他始终关注着当代文坛的创作动态，力求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和创作倾向，这在每年作品出版、发表量惊人的当下，的确并非易事，没有点披沙沥金的敬业精神，是很难做到的。从他所发表的百余篇评论文章，不难看出，他时刻关注着重要文学刊物，重要作家、新锐作家的新作，也大面积扫描、搜寻着有闪光点的新作家及新作品，每年的阅读量是相当惊人的。由他主持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和网站“左岸文化”也一直是重要的文艺评论阵地。
但是，李云雷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个人作为批评家的事业成功，他有着更高远的追求。这源于一种独特的使命感，而在他看来，所谓个人的成功只有和这种责任联系起来才是有意义的。在与他的交流中，我们会经常地触及这个话题。
一个文化的旧时代终结了。“文革”后兴起的，面向西方现代文化的“新启蒙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已经落幕（这一思潮本身也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内在也包含着各种复杂的成份，我们估且这样称呼），它曾经具有的巨大思想创造力和历史能动性逐渐耗尽，自1980年代以来奠定的那些理论模式、思维习惯和精神资源也慢慢丧失了正当性，它所建立的思想文化魅力和领导权也日趋没落。尽管旧有的文化主体（主要由知青一代和1960年代早期出生的所谓文化新生代组成，他们在1980年代形成自己的思想范式，并在199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新的社会文化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体制性的资源，依靠自身的历史魅力形成的权威性，仍在维持着“新启蒙主义”文化的主导性和某种表面上的主流影响力，也只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罢了，他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能量已经退化、消散，越来越转化为维护不合理社会秩序的保守力量甚至反动力量——这只须看一看那些无良的经济学家和崇洋媚外的作家、批评家，第五代大片导演，就够了。在这个表面完整的，架子不倒的文化大厦内里已经是千疮百孔的思想废墟。那么，在作为养料的废墟之上又会长出什么样的花朵呢？在这多重的可能性之中，什么又代表了开创新历史的文化方向呢？
1980年代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范式，已经无法解释新的历史进程，更无力为历史开辟理想性的未来，它已转变成保守的现实秩序的辩护力量，这一点早在1990年中期已经显现。爆发于1998年左右的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是一个明确的症兆和标志，代表了从启蒙主义内部分化出来的健康力量对保守力量的自我批判和切割。云雷显然受惠于这场思想论争甚多，他也并不隐藏自己从所谓“新左派”接受了思想启蒙，但是，随着自身的成长与成熟，以及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的进一步敞开，他逐渐意识到了所谓“新左派”思想的某种历史局限，以及自己所在的70后一代人的新的使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文化实践上，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众多新的批判性思想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在学术与思想的层面，未能有效地辐射到一般性的社会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创作和大众文化空间。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仍然被旧有的意识形态所控制，这导致了文学的整体没落，也使五四以来最为活跃的思想文化前锋，丧失了它本来具有的精神活力和历史能动性。于是，如何重新激发这种活力，就成为云雷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在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于1980年代以来的所谓启蒙主义的那一套文学体制尤其是所谓“纯文学”观念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与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未能借由具体的文学批评在实践层面具体而有效地展开，基本上仍停留在学院内部。这就造成理论与批评实践脱节的状态，也就无法经由批评对文学创作实践形成有力地影响。于是，曾经作为新思想策源地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领域没有能够扮演它曾经充当的社会文化角色，这其中，文学批评的责任巨大，一方面，它自身仍停留在1980年代的思想水平上，已蜕化为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因而它的文学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僵化和扭曲的；另一方面，它也无力发现当下文学创作中真正有价值的新因素，更不要说引领新的思想、艺术的创造，并与新的社会现实形成有力地互动。
云雷正是带着这样的批判性意识从事文学批评的，他是新一代的或新型的批评家，他的理论视野、思想资源甚至评价尺度都迥然不同于1950年代和1960年前期出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这样的新一代评论家还有一些，但是，如此勤奋地关注第一线创作并专心进行批评实践的，似乎还没有哪个人可以和云雷相比。
与1980年代以来那些呼风唤雨的批评家相比，李云雷更具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气质，也就是说，他更为看重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他的评论也更具有社会批评或意识形态批判的道义色彩。在看待当代文艺思潮的意义时，他也往往会在“左翼文学”的历史脉络中来加以理解。不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包括文学创作的缺陷，李云雷非常警惕。因而，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颇为不同的是，云雷似乎也同样，有时甚至更为重视表达的艺术性，或者说，注重新鲜敏锐的社会观察和历史发现转化为文学表达后的艺术效果，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或许是他对“纯文学”历史成果的合理性的一种吸收和继承吧。不过，在我看来，云雷经常会流露出对主流的“艺术性”的欣赏，对此，我有所保留，读他的文章时，有时会认为，他对于“纯文学”的余毒还没有排尽，一不小心就露出了“文艺青年”的尾巴。 这种注重历史现实的文学价值观和批评方法论使他发现并满怀热情地倡导“底层文学”的创作倾向，更为推崇曹征路、陈应松、胡学文、刘继明这样的作家，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文学重新发现现实的揭示能力，和想象更美好的新现实的艺术感性。与很多主流批评家不同的是，云雷不太喜欢锦上添花，而是惯在灯火阑珊处，以踏雪寻梅的持续劳作寻觅不被追捧的奇芳，寻找当代文学有价值的生长点。与此相反，对于某些“纯文学”场域内的知名作家，云雷往往会给予严厉的批评，比如对余华和阎连科。
在我看来，支撑云雷文学批评的真正动力和更大关切并不是文学自身。不管对“纯文学”的批判，还是对历史现实的关注，都是基于一种对中国现实命运的新理解，而文学正是这种新的中国命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这种大命运的文化前提。
在李云雷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样的题目或关键词，比如《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如何生产中国的形象？》、《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如何开拓中国乡村叙述的新空间？》、《中国人的“世界想象”及其最新变迁》、《新的体验，新的美学》、《我们能否想象我们的“未来”？》、《中国乡村的“新现实”及其艺术化》，等等。在评价某一文学潮流或具体作家、作品时，他也往往在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中来确定其意义与价值，也就是说，能否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遮蔽，富于批判性和揭示力地呈现复杂丰富的“中国经验”，敏感、深刻而又富于形式感地创造关于中国的崭新的想象方式，并由此间接地打开一扇眺望中国前景的理想性窗口，是决定一个中国作家、中国作品高下的重要的本质性因素。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对于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关于世界的、普遍文学标准的深刻质疑，更有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开创一种世界性价值及普遍性美学意义的热切期待。
在李云雷身上，体现了“改革一代”批评家的某种共同期许。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是时候思考自己的命运了，这包括一代人的机缘与限定，以及历史承担。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所谓的“改革一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代际划分，而是大体包括了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批人，在我看来，这批人大体分享了某种相近的历史经验。这一代人大体上成长于“文革”末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在1980年代接受启蒙主义的教育（追求西方式现代化、反传统、注重个人自由、喜欢先锋艺术），在新的历史“大转型”中，伴随着新体制的生成和壮大，也经历了对“现代”社会的幻灭，目睹了“右派”及“知青”精神偶像的黄昏。这种生活及精神经历使我们形成了不同于此前出生于1960年代前期的所谓“新生代”或“晚生代”，也不同于完全成长于市场时代的改革后一代。这些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家的“改革一代”，有相当一部分和云雷差不多——作为出身寒微的外省青年，在拥挤的科举过道上奋力胜出，在社会流动性的大门缓缓闭合之前蹓进了文化圈的客厅。但是，底层、半底层的出身和经历使我们天生具有某种上流社会的文艺腔所洗不净的注重现实人生的唯物主义气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个人成功总是让我们多少有着某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赢者通吃的时代法则让我们耿耿于怀、心存不平。应该说，我们没有经受革命年代的压抑和冲击——那更多是当时的官僚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感受（知青和右派），相反倒是革命年代的余泽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1980年代的的教育让我们在观念上对这个年代进行了青春期的反叛，却也让我们在改革后的时代在对比中重新发现它的让人怀念之处，这让我们不由重新打量和反思两个时代，并再次追问自己读书和从事文学批评的最终理由。在《我们为什么读书？》这篇文章中，云雷清晰地梳理了自己精神成长的轨迹，发出了这样的自我质询：“如果仅仅是想进入更高的阶层，那么我在城市里已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工作，但是我读了那么多年书，难道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更好一点吗？难道这么多年的辛苦与努力，只是为了安稳地‘蜗居’吗？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与乡村。”
在我们眼前，一切变得太快，正在消失的昔日乡土和小城生活使每一次返乡都怅然若失，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一个尽管不乏粗鄙却生机勃勃的崛起，西方世界的整体没落和神话形象的暗淡，也让中国人重新获得了某种自信，它表现为四处涌动和潜滋暗长的创造新的道路和中国文化的欲望，也表现为在旧有的观念限制下试图寻找方向的困惑和焦躁。
这样一个时代，或许若干年后要用一组相反的词汇描述它。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又如何进行新的文化创造，通过批判性的思考创造新的未来可能性，将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主题，文学是它的一部分。其实，二十世纪以来，文学一直是中国现代社会审视现实、构想未来的文化发动机，五四如此，三十年代如此，八十年代亦如此，包括那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先锋派和各种名目的“纯文学”，从来都是在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中获得艺术上的成功的。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的没落，除了外在文化环境的变化，相当大的原因即在于它放弃了这样一种使命和功能。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云雷一再要“重申‘新文学’的理想”的原因吧（这也是他的一部文集的书名）。
我一直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两个衰微期，一是1960年代及1970年代，一是1990年代中期至所谓新世纪的前几年，二者虽表现形式不同，却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他们都丧失了批判现实的当下性和创造另类想象的未来性，尽管前者似乎并不缺乏宗教般的未来性，却未免空洞和简单化；而后者，虽然表面看起来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着近乎恶毒的批判，却是言不及意的放空炮，并以此虚伪的英雄姿态充当了新的不合理现实的吹鼓手。二者也都没有找到讲述中国的方法，如果仅仅从美学形式上看，前者相当粗糙生硬，后者看似精致，却细节肥大、言不及意，只能在所谓“纯文学”的幻觉中自娱自乐。
那么，如何使文学重新恢复它的历史能动性，与社会现实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并在此过程中找到它的真正的艺术性，就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使命，而如何发现、聚拢已经出现的文学写作的新因素并将之放大，引领、塑造新的文学潮流，激发新的文化自觉，则是批评家的责任。云雷大概正是想做这样的批评家吧。
我与云雷相识十年有余，毕业后我远走海南，他则留在北京。但由于气味相投，日常联系不断，也经常参加相同的学术活动，并不时在北京、海南见面。每与他相见长谈，总能相互砥砺，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得这样一位胸有大志，品格不俗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云雷很年轻，已经成名，也没有沾染文学圈子的不良习气，这都让我有理由相信他将有更为光明的未来。但是，真正艰苦的奋斗还在后面，应该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一个真正称职的文艺批评家，难度是空前的增加了——当然，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像当下众多所谓知名批评家那样的平庸之辈，就太简单了。对于真正优秀的批评家而言，文学史知识，文学理论修养只是入门功夫。他必须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并能够突破书斋的局限，与社会现实保持鲜活的联系，具备在复杂的现实、历史与多种文本之间建立联系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和敏锐独特的观察、判断力。我想，没有刻苦的学习和磨炼，没有对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的热爱和对中国生活深入理解的耐心，没有对现实的切中要害的批判意识，没有富于历史感的巨大体谅和眺望未来的热情，就不会造就真正了不起的优秀的批评家。而离这样的目标，云雷，以及这们这一代还远没有准备好。
加油干吧。愿以此与云雷及其他同道们共勉。
（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