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年内，频密的爆炸案及爆炸恐吓案使古城西安不时笼罩在阴云之中。这种极端暴力行为的杀伤力，是不能单以TNT的当量和受伤致死者的人数来计算的——它给数百万市民带来的恐惧阴影以及对整座城市带来的伤害，难以评估衡量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爆炸”这个词在西安人的“谈资”中，似乎愈发地显得“稀松平常”。从2001年12月15日的“麦当劳爆炸案”(2死28伤)，到2003年7月14日的“炭市街爆炸案”(官方数字5死9伤)，再加上其间此起彼伏的爆炸恐吓案，西安涉爆案的发作频率正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势。
　　根据西安警方8月14日公布的数字，今年截至目前，西安市共发生涉爆案件(包括既遂案件、未遂案件和恐吓案件)11起，其中既遂4起，未遂2起，恐吓5起，而且尤以最近一个月时间以来发生次数最为集中——共发生涉爆案件6起，其中既遂1起。
　　尽管一系列爆炸及爆炸恐吓案发生之后，人们已不再相信每起案件都是“偶然事件”，却也很少有人愿意再去细究其中的关联性。而在事情的另一面，这种极端犯罪方式正给这座城市带来极大的“杀伤力”。
　　
　　爆炸“后遗症”
　　
　　西安市炭市街附近一位杨姓居民说，“7·14炭市街爆炸案”发生后，他11岁的儿子跟人吵架时再也不说“信不信我打你”，而改成了“我炸你全家”——这是杨所理解并担忧的爆炸事件的“影响力”。在那起事件中，爆炸传出的巨大声浪震碎了他家临街的一扇玻璃窗。一家人当时正在吃午饭，听到爆炸声和玻璃碎片落地的声响，儿子“筷子都掉了，懵了”，而后竟“显得很兴奋”，逢人便说他家附近爆炸了，仿佛拥有这样的“谈资”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7·14炭市街爆炸案”是西安市近年来后果最为严重的一起爆炸案。此前在炭市街经营副食品的一家商铺老板说，平静生活中突然传来的一声爆炸，会使周围许多人的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恐惧会持续很长时间”。
　　这位老板已经萌生另择地方做生意的想法，以退出这个“忘不掉但想起来就害怕”的地方。他说：“你不仅要注意自己不要轻易得罪人，还要时刻注意住在周围的人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的程度又有多厉害，因为即使这样的矛盾跟自己无关，却也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有时候甚至会要命。”
　　


　　暴力的循环与升级
　　
　　警方说，“7·14炭市街爆炸案”施爆者王大勇的施爆动机是“对离婚后财产分割方式不满，又不服法院判决”。一起因离婚后的家庭财产分割引发的纠纷，终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结束。
　　“把家庭和个人之间的矛盾，投射到社会的范围，在这里，爆炸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张扬或夸大自己的情绪。”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江波说。他说，如何遏止这种可能导致恶性事件的情绪滋长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根据江波的分析，施爆者大都事前具有异常心理或是价值观畸变，遇有挫折时便向越轨方向滑行，当疏导力量不能及时“到达”时，便可能使其实施犯罪，而其犯罪形式的选择则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他说，暴力是可以循环和不断升级的。
　　事后看起来，“7·14炭市街爆炸案”似乎不幸成为了此后发生的“世纪金花购物广场爆炸恐吓案”的“脚本”。该案案犯潘俊琪被捕后对警方说，他正是因为在7月14日中午看到电视新闻中炭市街发生爆炸的报道后“突发灵感”，萌生了打电话恐吓敲诈钱财的念头，并于当晚即付诸实施。
　　将近期发生在西安的爆炸案(包括既遂爆炸案、未遂爆炸案及爆炸恐吓案)列成时间表，便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爆炸这样的烈性案件在传播恐惧的同时，其作案方式本身也在迅速“传播”。西安并不缺乏这样的例证——一系列被当地媒体称为“诈弹案”的爆炸恐吓案相继发生，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连续有5处经营场所接到恐吓电话，恐吓者大都以爆炸威胁敲诈钱财。6月14日，一名恐吓者在敲诈未遂后，在麦当劳鼓楼店的厕所里引爆了爆炸装置。
　　这便是爆炸事件最为严酷的一面——极端犯罪形式的“示范效应”以及它对社会构成的连续不断的威胁。在江波看来，这是施爆者对社会的“另一种巨大的杀伤力”。
　　这种“杀伤力”有时也以一种颇为奇特的方式出现：8月17日，距西安不远的汉中市，有人在街头贴出广告，称自己“因生活压力不想活了”，因此向社会“求购炸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并要求愿意为他提供炸药的人，同样以在街头贴广告的方式与自己联系。
　　最令人担忧的也许是江波所说的所谓“恐怖文化”的形成。今天有人实施爆炸，今后便可能还会有人实施爆炸或利用爆炸进行恐吓——江波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暴力前的暴力行为’。这里当然有模仿的因素，在一些价值观畸变的人看来，在所谓的‘恐怖文化’中可以找到某种心理满足感。”
　　据报道，潘俊琪在给那些商家打完恐吓电话后，“竟有一种快感”，并“禁不住为自己的‘创意’兴奋不已”。
　　这种“兴奋感”在制造一个又一个令人惊悚消息的同时，也在迅速“剥夺”着这座城市人们的安全感。“如何治爆”的问题，正对古城西安形成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