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出租车副驾驶座上，三月底的傍晚，单看天空算是晴好。手机一查，空气质量指数却在101，橙色的轻度污染。就在这时，接到了一个号码完全陌生的电话。
　　“喂？”我一边应答一边伸出左手，调低收音机音量。
　　“我是章琳，刚到上海，有空见个面吗？”
　　把手机放回口袋后，我的脑子有点乱。不管怎样，章琳在上海只待一星期，一星期后，她就要回她的慕尼黑了。
　　“你现在怎么样，还在杂志社？你妈妈怎么样，她身体还好吗？”
　　她问了我一堆问题。我说很好。实际上，我刚经历了不算顺利的本命年，有点意气消沉。至于我妈妈，她当然也挺好，生过一次带状疱疹，疼痛也就几个星期。疱疹总会慢慢干瘪下去的。
　　餐厅里，男男女女三五成群。我往里走了几步，没错，她就在那儿。一个人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瓶巴黎水。她其实背对着我，我们之间隔了好几张桌子，服务员还在当中穿来穿去。我没有想到我能一眼认出她来。
　　她留了披肩发。看见我，她立刻站起身，似乎想要拥抱我一下，但我把手里提着的一只纸袋递给了她。一点小礼物，我说，你的气色真好。她身上穿的裙子我没见过。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她穿裙子。是一条黑色的珠片裙，闪闪发亮。脖子上挂着一条绕了三四圈的珍珠项链。两只胳膊晒得黑黑的，整个裸露在外。我注意看了看，曲线紧致，没有“拜拜肉”的迹象。看上去，她过得很好。
　　我们已经十几年未见。曾经，她生活里发生的那些事，在我听来像是新闻。她和我在同一片棚户区长大，可我直到念中学才认识她。她家在棚户区的最北边，紧挨着建于1930年的“步高里”，那是一片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七十九幢整齐的二层楼房，一水儿红砖外墙。
　　她父亲是一名年近五十的大学教授，她母亲却是一个四十不到的年轻裁缝。（比我妈整整年轻了八岁。）她的爷爷奶奶住在太原路的别墅里，他们一家三口却挤在她母亲娘家的小屋里。第一次去她家，我的注意力就被桌上的画册吸引了。色彩艳丽的画册看起来精致极了。旁边堆着剪了一半的布料。下午她家总是没人。我们穿过马路走进“步高里”，曲曲弯弯，一路上看到的全是自行车，靠着墙根。每扇大门上都挂着信箱，用毛笔写着好几个姓氏。我们靠在最里面某扇紧闭的后门上，隐约能闻到厨房里饭菜做完，剩下的余味。光线洒在红砖墙上，镀成一种美丽的金红色。猫从不知什么地方钻出来，又消失。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红牡丹”，“来，抽一根。”她表现得像个十足的小太妹。香烟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捻着，我们对着地上的青苔弹下烟灰。煞有介事。和“步高里”相比，我们住的房子像是随便用砖堆起来的，逼仄、低矮，毫无生气。冬天寒冷而乏味，夏天闷热又潮湿。黄梅天一到，墙壁就弥漫起一股霉味，整个七月逗留不去，直到八月酷暑到来，被热烘烘的空气蒸走。我那时开始在纸上写下一些自己也不太明白意思的句子。用工整的钢笔字抄在草稿本上，拿给她看。“我看不太懂”，她抬起眼睛看着我，她的眼形有点凹，里面流露出惊讶，接着是迷惑，最后是一点点不以为然。“你想做诗人？”她指了指竖在她面前的本子。“怎么可能，”我说，“我就写着玩。”
　　服务员来了，递给我们一人一本黑皮菜单。你看上去有点疲倦，她一边打开菜单，一边说道，还是整天写东西吗？写东西的人心事重，你睡眠一定不太好。
　　“你真是一针见血。”
　　“你知道吗？某某生癌去世了，听说是骨癌，据说她是我们同学里最早去世的。”
　　太可怕了。我说。
　　“我一直以为生癌的都是老人。”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得不得癌症全靠运气，变异随机发生。”过去的两个多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床上度过。要静养，医生说。自从去年十二月底做完手术，我做到了“尽量不想不愉快的事”。一上来就谈癌啊死的，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带任何情绪，“你呢，这次怎么想到回来了？”
　　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她离开上海，也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十年前的章琳，头发剪得短短的，身上穿的是牛仔裤和圆领T恤衫。十四岁时她身高超过我，此后一直比我高小半个头。虽然和我记忆中的样子相差不大，但披肩发和碎刘海使她显得比实际岁数年轻。桌上的小蜡烛闪闪烁烁，她的脸在昏黄的光下看不出一丝皱纹，乌黑的头发还是那样浓密，脸上带着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笑。她越来越像她妈妈，据说她妈妈活泼好动，还当过长跑运动员。这使她在整个中学时代，面对八百米跑神态自若。而我显然已露出老态，总要刻意收一下小肚子。
　　那天，我们之间没有出现尴尬的沉默。她的两只手动个不停，她几次三番提到她儿子，说他已经会说三国语言，平常爱弹吉他。说到他的一些趣事时简直绘声绘色。从照片上看，是个瘦巴巴、长得还不错的男孩，我注意到，他的下眼皮长了颗痣，有点突兀。“他现在迷上了重金属，卧室墙上贴满了罗柏僵尸的海报。”看来我们喜欢同样的乐队，我心里嘀咕。
　　“你能相信吗？我儿子已经十五岁了。”她说。
　　真是难以置信。我想起那年夏天，她告诉我她决定休学一年时的情景。“看来你从来没后悔过，”我说，“如今大家一定都很羡慕你，那么早就当了妈妈。”
　　“是啊，”她赞同地点点头，“你说得一点没错，有时别人把我们看成姐弟。”但她突然摇了摇头。她显得若有所思。但是很快，她又露出微笑。
　　她还说了说她的新男友，一个喜欢拍狗的摄影师。说到他时她拿起手机，给我看了那男人给狗拍的好几张照片。我微笑着点头，对每张照片都给了几秒钟的注意。我只说生活中好的一面。我没有孩子但我出了好几本书。我都去过哪些地方玩。
　　感叹、赞美来来回回了好一会儿。无关痛痒的话题而已，我们之间的气氛却很活跃。她聊得那么起劲，没有喝酒脸却越来越红。我不记得她有过这副样子。那些年，她话不多。有一次，她用大拇指甲沉默着掐自己，掐得那么厉害，为了一件什么事呢，我已经不记得了，竟然掐出了血。 　　我们都考上了复旦大学，我在外语系，她在高分子科学系。据说那是她父亲的意愿。她总在教室里埋头学习，因此我很少见到她。即使在食堂见到，她也不怎么和我说话。我经常去图书馆，找一个靠窗的座位，看一整天的书。小说是读不完的。很快我交了新朋友，写诗的、玩音乐的、画画的。晚上一群人经常一起涌进国定路上的酒吧，酒吧墙是砖砌的，贴着外国乐队的大幅海报，音乐响极了。大家一边喝便宜的啤酒，一边讨论某个自以为至关重要的话题。他们身边总是围着许多女生，他们知道怎么和我们说话，说些什么。每个女生手里都拿着烟，没完没了，谁也不关心烟是从哪来的。烟头被揿灭，被掐灭，被踩灭。在烟缸里，在木头桌上，在水门汀地上。可是面对那些话题我既没有立场，也没有观点。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争吵，而我没法谈论的东西太多了。我努力跟上他们的讨论，很多夜晚都困得要死，另一个我浮在半空中看着我：你真的觉得这些很有意思？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一开口说话，语速就很快。这只能暴露出我的紧张、兴奋。（自认有身份的人，总是把语速控制得极其缓慢。）每段话开始之前我都加上一个疑问句。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我后来的男友喜欢这样反问我。）渐渐地，我喜欢上了几个玩摇滚的学生说话的方式。他们说话全都以“操他妈的”开头，没有诗社那些人抽象的用语，或者含义不明的措辞。和他们比比，我的想法也没有那么不成形。“操”，真是一个清晰的表达方式。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经常重复这个字。
　　不上课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他们的地下排练室。我在那里看书，慢慢喝我的啤酒。有天下午，只有吉他手在。他自己弹了一会儿，突然探过身来吻我。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疲惫还是厌烦的神情。（毕业后我去听的摇滚演出多了，发现那样的神情简直是随处可见。）他解开我的牛仔裤时，我没有拦他。我们在一堆用来消音的泡沫板上做爱。我很快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屋子里漆黑一片，伸手一摸，发现身边空着。我坐起来，还是感到困倦。角落里，音箱灯一闪一闪，他戴着耳机坐在那里。红色的光一闪一闪。某个我听不见的旋律在一闪一闪。这样的事又发生了几次。每一次，我都坐在泡沫板上，赤裸着身体，注视着他在黑暗中，一个人听着打过口的唱片。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在校园里碰见章琳。我们站着简单聊了几句，她说真羡慕我的生活。“你们系就几个女生，我觉得你可以恋爱了。”我说。她摇摇头，低头看着脚尖。“晚上我们要在相辉堂排话剧，你来玩嘛。”出乎我意料，她来了，远远地站在那里，冲我笑了笑。比我高一个年级的男生走向她，毫不费劲地和她搭上话。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露出整个额头。他们要我介绍她。我看见她两只手绞在一起。“他们都是食肉动物。”她在我耳边悄悄说道。她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我目送着她的背影，感到如释重负。
　　有天晚上她来寝室找我，告诉我她开始画漫画了。这是她来看过我们排话剧之后几个星期的事。“画漫画？”我惊讶地反问。“嗯，功课太无聊了。”我们坐在下铺同学的床上，屋里很安静。可能期末考试快要到了，大家都去了自修教室。“好吧，”我说，“我记得你妈妈画的那些时装画很漂亮。”“怪就怪在这里，我一直以为我更像我爸。”她那身为教授的父亲，总是在学校，总是在工作。中学七年，我只在放假时见过他几次。圆圆的脑袋，粗粗的胳膊，相貌平平。我还记得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喜欢化学吗？”
　　“我现在越来越不想去上那些专业课了，我想换个系，重新开始。”她随手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涂涂画画，勾出一个九头身的长发美少女。“你说，我是不是失去了理智？”美少女笑得很美丽，没有一点迷惘的表情。我放下本子，叹了口气。中学七年，我一直觉得她的生活大体上比我有规划、有条理。“你都读了那么多小说，应该可以建议我点什么……”我摇摇头。她打量着美少女，美得真是没啥特点，然后看着自己的手，看了似乎很长时间。
　　屋子里有点冷，我们越坐越冷，于是一起下楼，去东门那里买酸辣粉丝汤。“我现在有点明白你写诗时的感觉了，”她对我说道，“是不是每一笔下去，都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已经不写诗了。”我说。那时我正想着如何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可我身边所有朋友都在写诗。我把话题转到玩摇滚的男生身上。她说她觉得他们任性、傲慢，换女孩和换首歌一样。
　　“你现在还画漫画吗？”
　　“早就不画了，有数学就够了。统一、对称、简单。关于这个世界，数学足够表达。”
　　儿子两岁时她突然决定去德国念数学，一直念到获得博士学位，进了一所地方大学，做起了助理教授。
　　接下来她问起我的写作情况。有大半年，我几乎什么都没写。我心里还有什么能展示出来呢？我用一些工作掩盖这一事实：在一本纯文学杂志做编辑;指导一些年轻的写作爱好者;参加各种读书会;研究一些历史人物……
　　“真不错，”她说，“我还记得你发在复旦校刊上的一篇散文。那时你喜欢用寂静、阳光明媚、烟雨迷蒙那些词儿。”
　　这个夜晚不需要回首往事的。我们的情况都不错。
　　吃完甜品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她总是说回她儿子身上去。她拥有我所没有的，但我总是觉得，等待孩子长大的过程更是一个负担。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从来没在乎过，不是吗？
　　在餐馆门口分手时，她突然提出，明天想带儿子和我见见，一起逛逛我们少年时逛过的那些地方。身后传来一些人分手前醉醺醺的说话声，我感觉有什么在戳我的太阳穴，duang，duang，duang。
　　四月一日，愚人节。在“步高里”门口，我见到了一个鸭舌帽少年，即使长长的头发把他的眼睛挡住了一半，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章琳看见了我，朝我挥手。前一天晚上，在出租车上，我已经在脑海里制定了计划。我要带他们去一下尚街LOFT。我们曾经住过的棚户区被夷为平地后，建起了这样一个时尚生活园区。百度百科对它的描述是：国际时尚中心地标，“上风上水”之钻石地段。然后，沿着建国路，可以一直走到“田子坊”。气温高到了二十五摄氏度，在这样的大白天，牢记着“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的我，还穿着呢子外套。太阳高挂空中，阳光热昏昏的，天上完全没有云，光影在地上刺目地流动。为了打破我们三人之间的沉默，我没话找话问那男孩，“这里怎么样？天气真不错，是不是？”他礼貌地点点头，把长袖T恤的袖子卷到了肩膀上。章琳走到了我身旁，黑色的长发盘在脑后，她的样子跟我记忆中她母亲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我注意到，过了一会儿，男孩偷偷地戴上了耳机。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想他听不见我说话了。但是过了几秒钟，他又偷偷地摘下了一边。那一半耳机线在他胸前一跳一跳。 　　我努力把注意力放在此时此刻，章琳在我右手边走着，而我尽职地指出一些变化，像是真有什么人会感兴趣。但我的眼角余光忍不住向后瞟去。男孩的T恤，一半塞在牛仔裤里，一半荡在外面，看起来整个人都松松垮垮。我带他们看了我们曾经流连忘返的几个角落，告诉他们梧桐花园里发生的一些故事，以及嘉善路上，哪家馆子适合吃夜宵。章琳不时插上一两句，让谈话顺利进行。男孩对一切都似看非看，不像他妈妈，不时对一些东西大加赞赏。我们逛进“田子坊”的时候，男孩问，他可不可以坐下来，喝一杯冰的饮料。
　　我们选了一家二楼有露台的餐馆，可以俯瞰下面的街道。他们在我对面坐下。“你还好吧”，章琳一边翻看饮料单，一边头也不抬地说，“你看上去有心事。”
　　“有点怀旧吧，”我说，“没什么。平时我太忙了，都没来过这里。”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
　　“我都想不起来以前这里是什么样了，不过总觉得天要更蓝一点。”
　　男孩点完可乐，把手伸进自己的斜挎包，从里面掏出一台KINDLE，低下头开始看起书来。他会喜欢读哪一类书呢？看着章琳和儿子一起，我心里开始产生动摇，她的选择，无疑不是错的……一切都表明她过得非常幸福，这多少打破了我内心的平衡。我以为我三思而行、仔细考虑了。我找人算过命，看过手相。星盘或者塔罗牌，也都一一试过。我总是想知道，未来会怎样。可是十几年前的我不会想到，我还在这里。自己现在拥有的，到底是该为之高兴，还是黯然神伤呢？直到放了柠檬片的苏打水端上来，我才把自己拉回这个让人热昏头的日子。
　　“只待一星期，时间太紧了。可去的地方太多了，你打算带他去哪里看看？”
　　“外滩、东方明珠，有这些就够了吧。”
　　我们从外滩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讲到了德国的教堂，每周一次的自由集市，啤酒和肉肠。男孩已经喝光了可乐，把空杯子推到了桌子的中间。“要不要再来一杯？”我问他。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一摸他的头发。他摇摇头，“我想下去逛逛。”他把手搭在他妈妈的肩膀上按了按，噔噔噔地下楼了。
　　章琳探出脑袋，打量了一下街景，突然回过头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大学的那段日子？”
　　“当然想过，但不会经常想。”一种焦虑的情绪从胃里泛了上来。
　　“有时我会变得很怀旧。”她一边说着，一边转动起桌子中间那只空杯子，“昨天见到你后，想起了很多事。心里很乱，也很激动，不过，真的很高兴见到你。”
　　我不知怎么说下去。确实，她也把我带回到了从前。那时候，一切都那么简单。
　　“我那时……走得很艰难，我已经把自己连根拔起了，就只能换个地方再把自己种下去。”
　　“你现在很好，真的。”
　　“也许吧。”
　　短暂的沉默。
　　“那天你为什么不等等我？我想和你一起走的，但是我喝得太多了。”她越过我的肩膀看着我身后的某个地方，然后把目光又转向我，“我醒来时，他已经不在了。他们都不在了。”
　　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十五年前的盖子就被揭开了。也许我将永远背负那种内疚感，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到我。脑袋开始一跳一跳地疼。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我好像从接到电话起就知道她想说什么了。露台背光，有点太阴凉了。外面阳光那么好，但我没法起身离开，走进那片阳光里。于是我坐在那里，静静地等。
　　那天晚上，是那几个玩摇滚的学生第一次登台的日子。其实只是作为暖场乐队，表演了三支曲子。但我们都很高兴。我叫来了章琳。她刚洗完头，散发着草本植物的清香。她现在走到哪儿，随身都带着她那本素描本。在酒吧里庆功的时候，她一会用它懒洋洋地给自己扇风，一会又掏出铅笔，草草画点什么。
　　闹到近午夜，酒吧要关门了。一多半人先回了宿舍，我和章琳跟着剩下的一些去了排练室。烟、酒、灯光、暖意，让我瘫在了椅子里，昏昏欲睡。这时章琳捅了捅我，将翻开的素描本推给我看。
　　“他和他们都不一样。”她说完，期待地看着我，似乎该轮到我点评了。
　　我扫了一眼。画面上的男孩，耳朵里塞着耳机，闭着眼睛。
　　“是啊，他总是在听音乐。”我说。我注意到，她把他下眼皮上的那颗痣，画成了一颗星。
　　我把本子合拢，推还给她。
　　“要是能让他摘掉耳机，听我说话就好了。”她出神地看着他。我把一瓶刚打开的啤酒递给她。总是有人拿来刚打开的啤酒。酒瓶子握上去冰凉冰凉。我问旁边人要来一支烟。我一边抽烟，一边努力让自己去看鼓手，去看主唱，去看键盘手，去看贝斯手。他们在屋子里窜来窜去。
　　“真奇怪。”我说。
　　“奇怪什么？”
　　“他们怎么就那么高兴。”
　　“你不高兴？”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口香糖，撕掉了包装，塞进了嘴里。
　　持久香气，祛除异味。她停止咀嚼的几个瞬间，嘴唇微微分开，我感觉到她清新的呼吸。清新又急促。就像春耕时节雨后泥土的气息，渴望着被翻动。我怎么会突然想起鲁藜的诗来：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房间里弥漫的烟气让我全身无力，只想回到自己舒服的上铺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去食堂打几个好菜，然后再喝点儿可乐，也许再去图书馆翻翻最新的杂志。
　　但她留在了那儿。
　　我是把她留在了那儿。
　　然而。
　　没有人送我，没有人和我告别。我顺着马路朝东区的女生宿舍走去。头开始疼，好像一头撞上了墙。我在路灯下用手捂住了脸。
　　我睡醒起床，发现才早上十点。洗漱完，吃了一个蛋饼，在修车摊上让人给自行车打足气，我骑了上去，沿着国定路、邯郸路、曲阳路、东体育会路，一直骑到了甘河路岳阳医院。
　　前几天，我向章琳借了几百块钱。“你要用这笔钱做什么呢？”
　　“马上要二十岁了，我想给自己买件礼物。”
　　“想买什么呢？”
　　“还没想好……”我说。
　　她没再问什么。
　　在那几十分钟里，我忘记了章琳，忘记了凌晨的悲伤，我把心思集中在双腿上。暖融融的阳光晒在我的背上，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棵阳光开朗的向日葵。这片刻的阳光给了我勇气和决心。
　　事情最后总会过去的。
　　那之后，我没再找我的那些朋友。我不再记得他们的脸，即使我在梦里梦到过，他们都只是模糊的、若有若无的影子。我开始用功读书，大清早就离开宿舍，穿过整个校区，步行到燕园，一路背诵单词。
　　我再次见到章琳是在三个月后，她因病申请休学一年。那时棚户区已经拆迁，他们一家没要房子，拿了补偿金，搬进了太原路的别墅。那次我没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一直笑眯眯地，说整天忙着做小衣服，还说读书急什么，任何时候，想读都可以再读。这时，章琳从一本《育儿指南》上抬起目光，对我礼貌地微笑，说谢谢我来看她，然后让我保密。我很快就告辞离开了。那之后，我没再见过她。我们的友情就这样，被搁置了十几年。
　　“哪天来德国玩吧。我们开车去黑森林。”
　　“好的。”我说。
　　她笑了。
　　“你看上去，真不错。”我由衷地说。
　　她的儿子还没影子。她从包里掏出一包烟，一只打火机。我想告诉她，我刚做完手术，不能闻烟味。她把一绺掉下来的散发拢到耳后，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大口淡蓝的烟雾，探过身来，像二十几年前一样，不容置疑地，把它递给了我。我犹豫了一秒钟，还是接了过来，轻轻地，把它放进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