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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梅
年轻时，老胖常打梅。
梅挨了打，就去找媒人。
媒人是我大爷。当年喝了老胖的酒，也喝了梅她娘的酒。一个想娶，一个要嫁，一拍即合。
那个时候，还不兴正式见面。老胖赶着牛车，梅坐在驴车上，在陈家庄村外的马路上打了个对头，就算是相亲了。回来人们问老胖那姑娘咋样？老胖说，大辫子真长。
结婚那天，轿里走出来一个又高又胖的大闺女，大辫子又黑又亮，还扎着红头绳。都说老胖有福，两年兵没白当，晃来了个好媳妇。晃，用在这里，就像钓鱼的钩。等揭开盖头，老胖看到媳妇只知道笑，他也笑了。笑着笑着忽然脸色一变：“看你这个傻样。”第二天，“傻梅”一词风靡全村。
的确，和正常人相比，梅的智力在地平线以下。譬如她第一次蒸窝头忘了捅眼，多烧了不少柴禾。再譬如夏天吃了晚饭，老胖让她扒出锅底的草木灰，为的是减少室内温度，她把盛灰的篮子一下子墩在了院子里的鸡笼上，死灰复燃，活鸡变烧鸡。被邻居胡大爷戏称：“你这叫烧得五鸡子六瘦啊。”
没两年，梅生了第一个儿子，叫顺清。老胖高兴地蹦高。
谁知，随着越长越大，顺清也露出了“傻相”。说话，不着调，表情，憨憨的。
小青年逗他：“顺清，生产队的牛快生小牛了，人家说是你爹干的好事，是真事吗？
“嗯！”
老太太逗他：“顺清，小牛正在你家吃你娘的妈妈（俗语奶头）呢。”他便撒丫子跑回去，拱到娘的怀里，说让俺先吃。这样的恶作剧上演了多年。
老胖喝了酒，就打梅，骂顺清是个潮种，直到有了弟弟顺利。在顺利之前，还有个妹妹叫河英，据说都是姥娘起的名。
我和顺利的岁数差不多，小时候没有交集。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到生产队地里拣麦穗。人群里来了一个虎头虎脑的陌生面孔，黑黑的，眼睛也不大。他会唱歌，会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我是公社小社员啊，手拿小镰刀镰，身背小竹篮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在村南小河崖的地里，大家排成一排，由北往南，一边低头弯腰寻找着为数不多的麦穗，一边请他不厌其烦地唱歌。抬头，火辣辣的太阳;低头，黄澄澄的麦茬。旁边是一溜撅着腚割麦子的“大社员”。这首歌，当天我就学会了，连同顺利的模样一直在脑海里记了四十多年，点滴不曾忘记。原来，顺利一生下来就被送到陈家庄他姥姥家去了。那年，麦假过后，他没再回去，插班到二年级，和我们三年级一个教室。
两年后，梅家倒了大霉，顺清和河英都淹死了。
那年的伏天，家北的徒骇河水位猛涨。水位下降后，常去洗澡的小青年们突然发现淤泥里硌脚的东西多了，扎个猛子下去一掏，原来是蛤喇。呵呵。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就像水一样，清汤寡淡。突然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的“河鮮”，简直是上天的赐予。流言风行，一连几天中午，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河滩捞蛤喇，成了一道风景。
那天中午我在现场。好像我大哥也在现场。他比顺清大两岁，作为同一生产队的准劳力，天不亮就起来，赶着牛车去远处打芦草，同去同回。到家后，连饭都没顾得吃，拿了个地瓜面窝头就跑去了。捞了有一个小时，大伙儿陆续回家。
傍晚的时候，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从村后传来。“儿啊——儿啊——家来啊！”当时，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蛤喇。我跑出去，穿过东西街到南北路，看到一辆地排车缓缓驶来，赶车的是老胖，后面跟着哭哭啼啼的梅。车上盖着一些地瓜秧，后来才知道，地瓜秧的下面是他的一双儿女。两人中午去河里捞蛤喇，一去不回。几个小时后，在下游五里外的岳家道口被发现，一个脸朝下，一个脸朝上。
悲哀弥漫在村庄。等到第二天再去看，老胖家屋门紧闭。村南的公墓里添了两座新坟。由于没成年，当晚就草草埋葬了，兄妹俩的坟紧靠着，都不大。地面上，中间挑了个浅浅的小沟，以示男女有别。
到现在，人们也不知道这俩孩子是怎么死的。有人猜测是一个不小心走进深水，另一个去拉他，一块掉进去了，这个可能性比较大。有老人则说，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的蛤喇，不是什么好事。闹鬼子那年，河里一下子冒出了不少王八，个头像小盖垫，大胆的都去捞回来，煮着吃。肉和蒜瓣子似的。这事，我后来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证实，她说她二大爷一早晨在河边能拾一三系子筐王八，关起门来自己炖着吃。三系子筐是一个农村常用的器物，柳条编的，长方形，上面三个把互联着，起码能装30斤。她和堂姐进去看，二大爷说小闺女们不能吃，吃了王八肉再吃马扎菜，肚子里会长小王八，吓得她俩立时跑了回去。当然，也有人说，这段河里有淹死鬼，过几年就找个替身，好托生。还有人说，他俩的名字起得不好，一个顺清，一个河英，死也离不开水。此后，好长时间没有人去河里洗澡。
后来听说，当天打芦草的地方，就在陈家庄西边的荒地里，离我们村十多里路。临来的时候，顺清还跑到姥姥家，喝了一瓢凉水。临走时说，姥姥，我以后不来了……
后来，老胖变了，经常不出工，经常打老婆。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吃不饱，就喝凉水充饥。再后来，老胖连水都不挑了，逼着梅去挑。水井在村南，他家在村东。梅害怕，第一回差点把水桶连人掉到井里。以后再挑水，就在井台上等，等着有人来了，帮她把水摆到桶里，再提上来。
三十年前，我回家过春节，去南井上挑水，还遇见过她，大辫子已经明显细了，头发白了一半，眼窝深陷，眼睛显得更大了。她看到我，很惊讶的样子：“兄弟啊，你怎么这么胖了？”井台上厚厚的一层冰，差点把她滑倒，刚刚挑起的水桶一下子就歪了。我吓了一大跳，忙把刚提上来的半桶水，倒到她的桶里。随口问了一句：“儿子呢？”她没吱声。随后问别人才知道，顺利去了陈家庄，给他舅当儿子了，在这里根本没人给他说媳妇。
那个时候，老胖已经不能下地了，也已经好久不打梅了。 这事我知道，得感谢我那个“不着调”的大娘，是她给梅出了个馊主意。大约在顺清淹死三年后的秋天，雨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拣拾被风吹落的小枣，猛然听到墙外有哭声：“瞎了眼了，给俺找了老胖这个私孩子，你不管管吗？他又打俺了。”
这事，过去在农村，也是经常发生的，小两口闹矛盾找媒人诉说、调解，就像是终身保修的承诺。这个时候，大爷岁数大了，数次调解已不管用了。老胖一说到那俩傻孩子，似乎还有怪罪之意。我跑出去一看，见梅已经坐在大爷家门口的一个碌碡上，哭天喊地。哭一阵，就去砸一阵门。砸到第三次的时候，大娘出来了，端着一个茶碗。“梅啊，你说老胖打你，年轻时你打不过他也就罢了，现在你再试试？他都瘦成个瘦猴了，你怕啥？早就说让你和他打离婚，你娘又不同意。要是老胖早知道你这个傻样，人家才不要你呢。知足吧，你个傻梅！”
大娘说：“来，张口。”梅一抬头，半茶杯地瓜烧酒乘虚而入。要是明白人，也许会吐出来。傻梅就是傻梅，她没吐，坐了片刻，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去了。
一切都在大娘的预料之中，傻梅从此翻身当家做主人。
再后来，傻梅被顺利接走了。有人说，顺利他舅临死前留下话，说等你娘岁数大了，你得给她养老送终，要不你就滚回你郭洼庄。这个时候，老胖已经去世多年。
傻梅，小名就一个字：梅。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电影到村里来放映的那次，散场以后，老胖说：“铁梅，咱回家。”这话也被人听到了。但背地里，大多数村人还是喊她傻梅。
我一直喊她铁梅嫂子。
现在想来，若她活着，也该有八十多岁了。
金生
春节拜年，问村里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弟弟说你的老同学死了。我啊的声音还没有落地，他接着说，就是黑金生啊，自己把自己摔死了。我问摔在哪里？他说十字道口。村里有八个十字道口呢，哪一个能摔死人？他说就是关帝庙前的那个，去年刚铺上水泥。
我又啊了一声。电话挂断，忘了说再见。
金生，大大的眼睛，细高的个头，不大爱说话，最大的特点就是比别人黑。严格说起来，他算不上是我的同学，只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室里待过。他和双喜、忠和、狗一个年级，后来加上南庙的泉、文高等。那时候，学校房子少，老师少，一个老师带好几个年级。所谓同学，实际是同屋、同玩。
后来，读初中，都在村东的王侯中学。由于两家的胡同相邻，晚上放自习，多数一块回来。这样在一起也就是一年。再后来，他上没上高中我忘了。三年后，我高中毕业，考上中专，到公社起户口，在路上遇见了，他老远和我打招呼，并叫了我一声叔，还和别人说，俺们是老同学呢。他比我大三四岁，还叫我叔，这就是所谓的“庄乡辈”，是从老辈人论起来的。200多年前，我的祖先卜居郭洼庄，建起了四四方方十六个院落，南北大门。俗称“院里”。东边是崔家胡同，西边是齐家胡同，成包围之势。这些胡同离着我们大院的院墙，都是一丈远（三间屋）的距离。也就是说，若有人来，不走南北大门的话，要想从东西两边进来，必须先进入胡同，再进入相邻的人家，翻墙而入。这可是非偷即盗的行为。远亲不如近邻。而金生家，就在我们家东邻，前面是他大爷的家。
金生的父亲，小名三黑。大爷叫大黑。大黑哥一辈子至少生了七个孩子，最后是一对双胞胎，由于没有奶水和细粮，便养了一头大母山羊。山羊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高高的个子，白毛，两个羊角竖立着，两个乳房耷拉着。四五岁了，还见小哥俩牵着去村后的路边吃草。饿了，一个两手把着羊角，一個跪在地上吸吮，总让人想起“羊羔跪乳”的典故。这时，有大人上前逗他们，它叫啥？一指羊。羊。还叫啥？娘。羊便咩的一声。对了，羊娘老了可得好好养着，它养你们小，你们养它老，可千万别杀了。嗯。后来，俩孩子大了，日子也好点了，大黑嫂子趁孩子不在家，把老羊牵到集市上卖了。
金生的娘是个哑巴。严格地说，应该算是个半哑巴，能听懂别人说话。东村王侯镇人，过去家里还算小康。一个大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了台湾，两岸关系松动后，回大陆探亲，给了妹妹几百美元。过后，金生用这些钱找了个媳妇，西边姜家村的，小时候患过脑膜炎，长得还行，就是大脑有点不太灵光。婚后不久，生了个儿子。这时候，三黑哥已死了多年。
孩子长到一岁多，一次感冒后注射庆大霉素，导致耳聋。听力坏了，牙牙学语也戛然终止。急得哑巴奶奶成天比比画画。到了上学的年龄，县里来调查残疾人状况，建议金生送孩子去县特殊教育学校学习，费用几乎全免。金生和他娘说了一番，又和孩子比画了一阵，套上牛车把孩子高高兴兴地送了去。十年下来，孩子成了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哑巴。每次回家，他与奶奶用手语交流，夹杂着啊啊的叫声，让金生听了很温馨。
大约七八年前，金生的哑巴孩子突然不见了。学校以为孩子逃学在家，通知他回去参加毕业典礼金生才知道。从此有三年时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猜测，估计是被人骗走了。骗个哑巴干啥？干活呀。看到电视上有外地黑窑厂拐骗监禁使用残障儿童的报道，金生一夜都不曾合眼。想去，家里有哑巴老娘、半残障媳妇。有人说，你可别去，去了再把自己搭进去，可就麻烦了。也有的说，是不是让人家骗了去，卖了肾啊，网上说有专门干这个的缺德鬼。金生一听，心都碎了。
希望就在绝望后。一天，金生收到了一封信，没留寄信地址，收信地址明白无误。开始以为是骗子，打开一看，原来是儿子写来的，说是他和同学被骗到南方，参与盗窃。他不干，就挨打，一天要偷多少钱才有饭吃，让他快去救他。金生喜极而泣，马上和学校联系，和公安局联系，时间不长，就去把儿子领了回来。让人想不到的是，一同回来的，还有个漂亮女孩，也是哑巴。
金生和他们用笔交流。问一句，孩子就写一句或一段，讲被拐走的经历，说遭受的千辛万苦，这个时候，金生越发肯定自己当年让孩子念书的决定是多么伟大，当地政府创办残疾人学校是多么英明。说着说着，两个孩子伸出了大拇指，双手靠在了一起，这种动作金生知道，表示恋爱的意思，他也伸出了自己的大拇指。
很快，两人结婚。闹完房，有好事者不走，趴在窗户上往里瞧。金生说，再进屋喝点酒吧，怪冷的，孩子们听不到，别怪他们呀！听了这话，人们便嘻嘻哈哈地回去了！
第二年，金生当上了爷爷。孙子生下来不久，他打了个呼哨，儿媳妇没有反应，小家伙动了一下，他知道孩子没毛病，特意抓了把虾皮，和儿子喝了两盅白酒。
前几年春天，村子里修公路。村书记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指导指导。完全是客套话，我也不会指导，但意思我明白。大哥之前来过电话，说大队里希望在外工作的人都回来捐款，还说要立碑。我马上取了几千块钱，清明放假时送了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在村子里转悠，金生老远和我打招呼。他和正在施工的人们说，这是我的老同学，夜来过晌才回来，为着捐款回来的，是吧，叔。我笑了笑。
“狗在滨州，文高死了，泉在外打工。说好了，等下次回来，找几个老同学一块喝酒……”这是金生最后和我说的话。
没想到，小年那天，他早起赶集。骑上哑巴儿子给他新买的电动自行车。可能是拐弯拐急了，嘭，车飞人落，脑袋重重地摔在路面上，车没毁，人亡了！
现在算来，他应该还不到六十岁。
年轻时，老胖常打梅。
梅挨了打，就去找媒人。
媒人是我大爷。当年喝了老胖的酒，也喝了梅她娘的酒。一个想娶，一个要嫁，一拍即合。
那个时候，还不兴正式见面。老胖赶着牛车，梅坐在驴车上，在陈家庄村外的马路上打了个对头，就算是相亲了。回来人们问老胖那姑娘咋样？老胖说，大辫子真长。
结婚那天，轿里走出来一个又高又胖的大闺女，大辫子又黑又亮，还扎着红头绳。都说老胖有福，两年兵没白当，晃来了个好媳妇。晃，用在这里，就像钓鱼的钩。等揭开盖头，老胖看到媳妇只知道笑，他也笑了。笑着笑着忽然脸色一变：“看你这个傻样。”第二天，“傻梅”一词风靡全村。
的确，和正常人相比，梅的智力在地平线以下。譬如她第一次蒸窝头忘了捅眼，多烧了不少柴禾。再譬如夏天吃了晚饭，老胖让她扒出锅底的草木灰，为的是减少室内温度，她把盛灰的篮子一下子墩在了院子里的鸡笼上，死灰复燃，活鸡变烧鸡。被邻居胡大爷戏称：“你这叫烧得五鸡子六瘦啊。”
没两年，梅生了第一个儿子，叫顺清。老胖高兴地蹦高。
谁知，随着越长越大，顺清也露出了“傻相”。说话，不着调，表情，憨憨的。
小青年逗他：“顺清，生产队的牛快生小牛了，人家说是你爹干的好事，是真事吗？
“嗯！”
老太太逗他：“顺清，小牛正在你家吃你娘的妈妈（俗语奶头）呢。”他便撒丫子跑回去，拱到娘的怀里，说让俺先吃。这样的恶作剧上演了多年。
老胖喝了酒，就打梅，骂顺清是个潮种，直到有了弟弟顺利。在顺利之前，还有个妹妹叫河英，据说都是姥娘起的名。
我和顺利的岁数差不多，小时候没有交集。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到生产队地里拣麦穗。人群里来了一个虎头虎脑的陌生面孔，黑黑的，眼睛也不大。他会唱歌，会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我是公社小社员啊，手拿小镰刀镰，身背小竹篮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在村南小河崖的地里，大家排成一排，由北往南，一边低头弯腰寻找着为数不多的麦穗，一边请他不厌其烦地唱歌。抬头，火辣辣的太阳;低头，黄澄澄的麦茬。旁边是一溜撅着腚割麦子的“大社员”。这首歌，当天我就学会了，连同顺利的模样一直在脑海里记了四十多年，点滴不曾忘记。原来，顺利一生下来就被送到陈家庄他姥姥家去了。那年，麦假过后，他没再回去，插班到二年级，和我们三年级一个教室。
两年后，梅家倒了大霉，顺清和河英都淹死了。
那年的伏天，家北的徒骇河水位猛涨。水位下降后，常去洗澡的小青年们突然发现淤泥里硌脚的东西多了，扎个猛子下去一掏，原来是蛤喇。呵呵。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就像水一样，清汤寡淡。突然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的“河鮮”，简直是上天的赐予。流言风行，一连几天中午，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河滩捞蛤喇，成了一道风景。
那天中午我在现场。好像我大哥也在现场。他比顺清大两岁，作为同一生产队的准劳力，天不亮就起来，赶着牛车去远处打芦草，同去同回。到家后，连饭都没顾得吃，拿了个地瓜面窝头就跑去了。捞了有一个小时，大伙儿陆续回家。
傍晚的时候，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从村后传来。“儿啊——儿啊——家来啊！”当时，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蛤喇。我跑出去，穿过东西街到南北路，看到一辆地排车缓缓驶来，赶车的是老胖，后面跟着哭哭啼啼的梅。车上盖着一些地瓜秧，后来才知道，地瓜秧的下面是他的一双儿女。两人中午去河里捞蛤喇，一去不回。几个小时后，在下游五里外的岳家道口被发现，一个脸朝下，一个脸朝上。
悲哀弥漫在村庄。等到第二天再去看，老胖家屋门紧闭。村南的公墓里添了两座新坟。由于没成年，当晚就草草埋葬了，兄妹俩的坟紧靠着，都不大。地面上，中间挑了个浅浅的小沟，以示男女有别。
到现在，人们也不知道这俩孩子是怎么死的。有人猜测是一个不小心走进深水，另一个去拉他，一块掉进去了，这个可能性比较大。有老人则说，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的蛤喇，不是什么好事。闹鬼子那年，河里一下子冒出了不少王八，个头像小盖垫，大胆的都去捞回来，煮着吃。肉和蒜瓣子似的。这事，我后来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证实，她说她二大爷一早晨在河边能拾一三系子筐王八，关起门来自己炖着吃。三系子筐是一个农村常用的器物，柳条编的，长方形，上面三个把互联着，起码能装30斤。她和堂姐进去看，二大爷说小闺女们不能吃，吃了王八肉再吃马扎菜，肚子里会长小王八，吓得她俩立时跑了回去。当然，也有人说，这段河里有淹死鬼，过几年就找个替身，好托生。还有人说，他俩的名字起得不好，一个顺清，一个河英，死也离不开水。此后，好长时间没有人去河里洗澡。
后来听说，当天打芦草的地方，就在陈家庄西边的荒地里，离我们村十多里路。临来的时候，顺清还跑到姥姥家，喝了一瓢凉水。临走时说，姥姥，我以后不来了……
后来，老胖变了，经常不出工，经常打老婆。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吃不饱，就喝凉水充饥。再后来，老胖连水都不挑了，逼着梅去挑。水井在村南，他家在村东。梅害怕，第一回差点把水桶连人掉到井里。以后再挑水，就在井台上等，等着有人来了，帮她把水摆到桶里，再提上来。
三十年前，我回家过春节，去南井上挑水，还遇见过她，大辫子已经明显细了，头发白了一半，眼窝深陷，眼睛显得更大了。她看到我，很惊讶的样子：“兄弟啊，你怎么这么胖了？”井台上厚厚的一层冰，差点把她滑倒，刚刚挑起的水桶一下子就歪了。我吓了一大跳，忙把刚提上来的半桶水，倒到她的桶里。随口问了一句：“儿子呢？”她没吱声。随后问别人才知道，顺利去了陈家庄，给他舅当儿子了，在这里根本没人给他说媳妇。
那个时候，老胖已经不能下地了，也已经好久不打梅了。 这事我知道，得感谢我那个“不着调”的大娘，是她给梅出了个馊主意。大约在顺清淹死三年后的秋天，雨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拣拾被风吹落的小枣，猛然听到墙外有哭声：“瞎了眼了，给俺找了老胖这个私孩子，你不管管吗？他又打俺了。”
这事，过去在农村，也是经常发生的，小两口闹矛盾找媒人诉说、调解，就像是终身保修的承诺。这个时候，大爷岁数大了，数次调解已不管用了。老胖一说到那俩傻孩子，似乎还有怪罪之意。我跑出去一看，见梅已经坐在大爷家门口的一个碌碡上，哭天喊地。哭一阵，就去砸一阵门。砸到第三次的时候，大娘出来了，端着一个茶碗。“梅啊，你说老胖打你，年轻时你打不过他也就罢了，现在你再试试？他都瘦成个瘦猴了，你怕啥？早就说让你和他打离婚，你娘又不同意。要是老胖早知道你这个傻样，人家才不要你呢。知足吧，你个傻梅！”
大娘说：“来，张口。”梅一抬头，半茶杯地瓜烧酒乘虚而入。要是明白人，也许会吐出来。傻梅就是傻梅，她没吐，坐了片刻，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去了。
一切都在大娘的预料之中，傻梅从此翻身当家做主人。
再后来，傻梅被顺利接走了。有人说，顺利他舅临死前留下话，说等你娘岁数大了，你得给她养老送终，要不你就滚回你郭洼庄。这个时候，老胖已经去世多年。
傻梅，小名就一个字：梅。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电影到村里来放映的那次，散场以后，老胖说：“铁梅，咱回家。”这话也被人听到了。但背地里，大多数村人还是喊她傻梅。
我一直喊她铁梅嫂子。
现在想来，若她活着，也该有八十多岁了。
金生
春节拜年，问村里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弟弟说你的老同学死了。我啊的声音还没有落地，他接着说，就是黑金生啊，自己把自己摔死了。我问摔在哪里？他说十字道口。村里有八个十字道口呢，哪一个能摔死人？他说就是关帝庙前的那个，去年刚铺上水泥。
我又啊了一声。电话挂断，忘了说再见。
金生，大大的眼睛，细高的个头，不大爱说话，最大的特点就是比别人黑。严格说起来，他算不上是我的同学，只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室里待过。他和双喜、忠和、狗一个年级，后来加上南庙的泉、文高等。那时候，学校房子少，老师少，一个老师带好几个年级。所谓同学，实际是同屋、同玩。
后来，读初中，都在村东的王侯中学。由于两家的胡同相邻，晚上放自习，多数一块回来。这样在一起也就是一年。再后来，他上没上高中我忘了。三年后，我高中毕业，考上中专，到公社起户口，在路上遇见了，他老远和我打招呼，并叫了我一声叔，还和别人说，俺们是老同学呢。他比我大三四岁，还叫我叔，这就是所谓的“庄乡辈”，是从老辈人论起来的。200多年前，我的祖先卜居郭洼庄，建起了四四方方十六个院落，南北大门。俗称“院里”。东边是崔家胡同，西边是齐家胡同，成包围之势。这些胡同离着我们大院的院墙，都是一丈远（三间屋）的距离。也就是说，若有人来，不走南北大门的话，要想从东西两边进来，必须先进入胡同，再进入相邻的人家，翻墙而入。这可是非偷即盗的行为。远亲不如近邻。而金生家，就在我们家东邻，前面是他大爷的家。
金生的父亲，小名三黑。大爷叫大黑。大黑哥一辈子至少生了七个孩子，最后是一对双胞胎，由于没有奶水和细粮，便养了一头大母山羊。山羊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高高的个子，白毛，两个羊角竖立着，两个乳房耷拉着。四五岁了，还见小哥俩牵着去村后的路边吃草。饿了，一个两手把着羊角，一個跪在地上吸吮，总让人想起“羊羔跪乳”的典故。这时，有大人上前逗他们，它叫啥？一指羊。羊。还叫啥？娘。羊便咩的一声。对了，羊娘老了可得好好养着，它养你们小，你们养它老，可千万别杀了。嗯。后来，俩孩子大了，日子也好点了，大黑嫂子趁孩子不在家，把老羊牵到集市上卖了。
金生的娘是个哑巴。严格地说，应该算是个半哑巴，能听懂别人说话。东村王侯镇人，过去家里还算小康。一个大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了台湾，两岸关系松动后，回大陆探亲，给了妹妹几百美元。过后，金生用这些钱找了个媳妇，西边姜家村的，小时候患过脑膜炎，长得还行，就是大脑有点不太灵光。婚后不久，生了个儿子。这时候，三黑哥已死了多年。
孩子长到一岁多，一次感冒后注射庆大霉素，导致耳聋。听力坏了，牙牙学语也戛然终止。急得哑巴奶奶成天比比画画。到了上学的年龄，县里来调查残疾人状况，建议金生送孩子去县特殊教育学校学习，费用几乎全免。金生和他娘说了一番，又和孩子比画了一阵，套上牛车把孩子高高兴兴地送了去。十年下来，孩子成了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哑巴。每次回家，他与奶奶用手语交流，夹杂着啊啊的叫声，让金生听了很温馨。
大约七八年前，金生的哑巴孩子突然不见了。学校以为孩子逃学在家，通知他回去参加毕业典礼金生才知道。从此有三年时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猜测，估计是被人骗走了。骗个哑巴干啥？干活呀。看到电视上有外地黑窑厂拐骗监禁使用残障儿童的报道，金生一夜都不曾合眼。想去，家里有哑巴老娘、半残障媳妇。有人说，你可别去，去了再把自己搭进去，可就麻烦了。也有的说，是不是让人家骗了去，卖了肾啊，网上说有专门干这个的缺德鬼。金生一听，心都碎了。
希望就在绝望后。一天，金生收到了一封信，没留寄信地址，收信地址明白无误。开始以为是骗子，打开一看，原来是儿子写来的，说是他和同学被骗到南方，参与盗窃。他不干，就挨打，一天要偷多少钱才有饭吃，让他快去救他。金生喜极而泣，马上和学校联系，和公安局联系，时间不长，就去把儿子领了回来。让人想不到的是，一同回来的，还有个漂亮女孩，也是哑巴。
金生和他们用笔交流。问一句，孩子就写一句或一段，讲被拐走的经历，说遭受的千辛万苦，这个时候，金生越发肯定自己当年让孩子念书的决定是多么伟大，当地政府创办残疾人学校是多么英明。说着说着，两个孩子伸出了大拇指，双手靠在了一起，这种动作金生知道，表示恋爱的意思，他也伸出了自己的大拇指。
很快，两人结婚。闹完房，有好事者不走，趴在窗户上往里瞧。金生说，再进屋喝点酒吧，怪冷的，孩子们听不到，别怪他们呀！听了这话，人们便嘻嘻哈哈地回去了！
第二年，金生当上了爷爷。孙子生下来不久，他打了个呼哨，儿媳妇没有反应，小家伙动了一下，他知道孩子没毛病，特意抓了把虾皮，和儿子喝了两盅白酒。
前几年春天，村子里修公路。村书记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指导指导。完全是客套话，我也不会指导，但意思我明白。大哥之前来过电话，说大队里希望在外工作的人都回来捐款，还说要立碑。我马上取了几千块钱，清明放假时送了回去。
第二天一早，我在村子里转悠，金生老远和我打招呼。他和正在施工的人们说，这是我的老同学，夜来过晌才回来，为着捐款回来的，是吧，叔。我笑了笑。
“狗在滨州，文高死了，泉在外打工。说好了，等下次回来，找几个老同学一块喝酒……”这是金生最后和我说的话。
没想到，小年那天，他早起赶集。骑上哑巴儿子给他新买的电动自行车。可能是拐弯拐急了，嘭，车飞人落，脑袋重重地摔在路面上，车没毁，人亡了！
现在算来，他应该还不到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