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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晚在13世纪晚期,中国景德镇陶瓷出现了一个新颖的造型——双耳长颈瓶。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发展中它与传统式双耳瓶分庭抗礼,并主要作为供器使用,其中不乏带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铭文,以下择其要者试述之。
  元明清三代的双耳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传统式”双耳瓶:指盘口(或撇口)、长颈、溜肩,颈肩处饰双象耳或兽耳,重心位于腹下(坦腹),以玉壶春瓶为基本造型的双耳瓶。有的还带有几近器高的台座,代表器是1992年1月出土于四川省三台县的青花折枝菊花纹双环象耳瓶(图1)。
  “非传统式”双耳瓶:指盘口(或撇口)、长颈、丰肩,重心位于肩部,敛腹,并带有高足台的双耳瓶,代表器是原收藏于英国戴维特基金会的元“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现暂藏大英博物馆)。由于目前尚末发现早于元代的可靠的该造型纪年双耳瓶,且该造型自元代开始较多出现,故我们又称其为始创式双耳瓶,亦即本文讨论的主题。
  
  一、始创式双耳瓶代表器
  
  
  
  1、元代“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一对)(图2)
  瓶盘口,长颈,丰肩,缩腹,高台足,颈部附象首双耳。青花纹饰共八层,由上而下依次为缠枝扁菊纹、蕉叶纹、龙凤纹、缠枝莲花纹、海水云龙纹、波浪纹、缠枝牡丹花纹及变体莲瓣纹内杂宝纹。器颈铭文为“信州路玉山县顺城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另一作张文身)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全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该对瓶的收藏研究发现历史过程,已见于各专著,兹不赘述。但有两点有必要在此重申:一是全世界所有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器的典型纹饰,几乎都可以于此瓶上寻获;二是其上带绝对的元代“至正十一年”纪年款,为元代青花瓷器的断代提供了“至正型”的标准,此两点相辅相成。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国内外亦相继发现了不少元青花名器重器,但不管是艺术或研究价值,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2、明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两件)(图3A、B)
  分别收藏于法国和英国,国内藏界对后者可能较为陌生。此二器除尺寸稍有不同外,其余造型、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应属同一窑户生产,为明弘冶至正德时期的产品,可参照戴维特基金会收藏的另一件明“弘冶九年”铭青花双耳瓶(见《ELEGANT FORM AND HAR-MONIOUS DECORATION (FOURDYNASTILES OF JINGDEZHENPORCELAIN》 Rose Mary E.Scott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Art,Anniversary Exhibition(10 Jun10Sep 1992),P66 N.64 Temple VaseWith Underglaze Blue Decoration,)。此对瓶虽不带有纪年款,然其造型以基本上保持了元“至正十一年”铭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
  
  3、清代青花云龙纹双耳瓶(一件)(图4)
  此瓶盘口,口沿处涂一圈酱釉,长颈(双耳佚?),器身中部略鼓,收腹,平底。青花纹饰:颈部饰祥云纹,盘口沿外绘由大小花瓣间隔组成的莲瓣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一升龙,龙为四爪,腾云驾雾作戏珠状,四周祥云簇拥,隙地题供养款,“继善堂十八世玄孙陈如平,置造炉瓶一副,永为万代不朽之兆,天运大清顺治庚子年菊秋月吉日立”。
  上列三件(套)分属元明清三代的青花云龙纹双耳瓶,由于品种、尺寸、造型及主题纹饰具有一定的共性,无疑为我们认识“始创式”双耳瓶的嬗变提供了最佳的实物比较。
  
  
  
  二、始创式双耳瓶的造型及工艺特征
  
  整体而言,元明清三代“始创式”双耳瓶的造型变化是不明显的,主要表现在肩部由外凸向平缓过渡,底部的高足台也由高向低发展,以致于到了清代,几乎变成了中间鼓凸,两端内缩的橄榄瓶式。而且元代器型往往强调一种线条大放大收、起伏跌宕的力度感。如1982年武威市出土的一对元“至正”铭双耳铜壶(图5),以及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一对陶质回纹象耳瓶(见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二》,原载《文物》1982年2期13-21页)。
  至于双耳,象耳、兽耳或S型等三代皆有之,元代的象耳往往更注重细部如象耳、象鼻的描绘刻划,十分精美。有说元代“至正十一年”铭瓶双象耳上原附有活环,现已遗失。然笔者根据清晰度较高的图片,发现该对象鼻及器肩处均有残存的环状断痕,结合其他元代带双耳环陶瓷器分析,此双耳瓶原有的双环,应为紧贴肩部的“死环”,并非可活动的“活环”。实际上纵观明清两代,活环双耳瓶所占比例亦极少,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件“嘉靖”铭青花活环双耳瓶(见王健华/李国强著《古瓷辨赏》121页,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6月)。究其原因也许与烧成难度较大及容易碰断有关。图4的顺治青花云龙纹瓶,全器由六段粘合烧成,颈部还有两个相对的圆孔,据说“应是使用时可以插入其附加物”(见迈克尔·巴特勒/汪庆正《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十七世纪景德镇瓷器》140页,上海博物馆、伦敦出版(香港)有限公司/SCALA出版公司(伦敦)2006年)。但另一可能是未完成品,即由于器身各部位或配件(如双耳)分烧而粘结不实(包括釉接)的缘故,从而造成部分双耳瓶在烧成后各部位或配件容易掉失的情况(图6A、B)。另外,“至正十一年”瓶底为内凹式,俗称覆钵底(图7)。据笔者多年接触的各种元代双耳瓶,不论尺寸大小,十居其九均为覆钵底。反观明清二代双耳瓶则俱为平底,不见有覆钵底。一般而言,覆钵底是为了承受巨、重的器型而设计,如著名的数件清乾隆唐英铭青花花觚。然而所见不少尺寸在17厘米左右的元代小件象耳瓶,却设计为覆钵底,应是其时代特色。
  
  三、始创式双耳瓶的云龙纹特征
  
  上列三件代表器的主题纹饰均为云龙纹(限于篇幅,其他纹饰从略)。就“至正十一年”瓶的龙纹而言,其
   蛇颈,弓身,四爪有力呈立体状,凶猛而描绘细致,以及带蘑菇状长尾祥云纹,堪称元代云龙纹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云龙纹还见于另外几件元代青花罐上。而到了集美美术馆收藏的明弘治青花瓶上,龙纹已变成祥和温文的应龙(带翅膀的龙),俗称“翼龙”。应龙传说于古代神话中,相传禹治水时,有应龙以尾画地顿成江河,使水流入大海。故《楚辞》中云:“问海应龙,何画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存?”三国魏张揖撰《广雅》亦云“有鳞日蛟龙,有翼日应龙,有角日虬龙,无角日螭龙。”应龙形象最晚在汉代已经出现,汉代画像石、帛画、车马器等文物上均可见 其踪影。然而应龙在古陶瓷上出现的时间却较晚,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有一件洪武青花穿花翼龙高足杯,应是目前所见古陶瓷上最早的实例。应龙纹是明弘冶、正德朝的典型纹饰,一般为翔龙状,并带有蹼(图3A、B)。除青花外弘治朝另一著名的品种是珐华(图8),亦颇具时代特色。应龙纹在明清瓷器上未形成主流的原因,也许人们觉得龙本身就具备上天入海的本领,故不需“画龙添翼”吧?而此时的云纹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点缀,说明龙在天而已,已不如元代龙纹的腾云驾雾之气势。最后再看清代的云龙纹,该龙形头大而雄健,须、发、角、鳞、爪已经具备了清代龙纹的基本特征。其以顿、捺、皴、点手法渲染蛟龙浮云,翻腾转侧的气势,特别是云纹勾廓露白的手法,均呈现了典型的顺治朝风格。这三件(套)双耳瓶虽然分属不同时代,但主题纹饰均为海水云龙纹,同样的纹饰亦屡见于其他供器中,反映了700年来古人对同一吉祥纹饰的崇拜虔诚心理。
  
  四、始创式双耳瓶的供养款特征
  
  供养款是指刻划或书写于宗教信徒订烧施舍给寺观的供器的款识。此类款识文字内容较长,由于其内容多为“某年某月某日施舍某某器供养某某地点”,故名供养款。供养款在汉代陶瓷器上已经出现,并流行于宋元明清时期。大量的实物及有关铭文说明,双耳瓶一般作为供器中的花瓶使用。就铭文位置而言,元代“始创式”双耳瓶仅见“至正十一年”铭瓶题款于器颈一例,而前文图5的元代“至正”铭双耳铜壶则题款于喇叭形高足外,这对带有绝对纪年款的双耳壶,不仅与“至正十一年”铭瓶造型接近,更重要的是其铭文内容亦包括铸壶时间、佛教信士弟子姓名,铭文字数一为99字,另一为143字,是目前发现带铭文字数最多的元代双耳壶,十分珍罕,是研究元代喇嘛教及少数民族铸铜工艺和佛教文化的实物资料,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2001年4月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出现的一件元代磁州窑系褐釉刻花纹花觚(图9),喇叭形器足外刻有“介休县义常里功德主李照仁长男李参十”铭文(见童依华著《中国历代陶瓷款识汇集》55页,大业公司出版发行,1984年。著者按:据作者所言此瓶是山西介休县洪山镇出土;又据清·王谋文撰《介休县志》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物产条记载:“杂产……煤炭出西南近山,……磁器,出师屯、磨沟、洪山等村”。想必此器为此地所烧制亦未可知),与上述铜壶年代、题款位置一致,产地、造型相近。通过比较,可见当时边疆民族地区落款位置之特殊性。反观明清两代双耳瓶,题款于器口、器颈、器腹皆有之,唯不见有题于高足台上。其间变化,除了与器型的潜移默化、器物尺寸大小有关,也与陈列位置的高低即人们的视线有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元明清时的“传统式”双耳瓶,虽然在供器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但却几乎不见有题款于器身者,但“始创式”双耳瓶却相反。原因很可能是先天的,即是否有足够的落款空间,从这点来看,后者可以说是应势而生,需求产生市场。若以“至正十一年”铭瓶为元代双耳瓶的座标,即“始创式”双耳瓶还没有出现以前,带供养款的陶瓷琢器主要仍是玉壶春瓶式的,如广东省博物馆征集的南宋吉州窑“天圣观四圣台”铭长颈瓶”(见许建林(《简析两件珍稀的吉州窑瓷器》,载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259页图二,紫禁城出版社),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南宋“绍熙二年”铭白釉褐彩题字瓶(图10),此又似可作为“非传统式”双耳瓶始创于元代的补证。
  
  五、余论
  
  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双耳瓶,自面世以来即多作为供器在五供中出现。“五供”是一套佛龛或灵台前供奉、祭祀用器,这类作品的形制仿自铜器,一般包括一对花瓶、一对烛台和一个香炉,又称为“五具足”,如果花瓶、香炉、烛台等一系列器具,作为庄严佛前之用,则称为“三具足”。五供应是供器中的最高规格,如山东省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清代银质錾胎珐琅五供,器口沿外有“大清乾隆年敬造”七字款。在中国历史上,泰山是皇家礼天祭地的“封禅”场所,历代帝王以能登上泰山而小天下为邦国大事。因此,泰山存有大量御赐祭器。从实物及有关铭文分析,五供制在元代已经成熟(见程长新/张先得“北京市拣选一组元代铅供器”原载《文物》1988年5期95页)。当然,元明清三代的供器并不一定都是五供,更多的是只有“大花瓶一双”、“香炉花瓶三件共壹副”,或图4顺治青花云龙纹瓶铭文中的“瓶炉壹副”,这种供制亦经见于明清版画中。而且五供中的花瓶也不一定是双耳瓶,有的是觚或长颈瓶,如英国戴维特基金会收藏的另一件名器——元“泰定四年”铭龙泉窑风尾瓶以及香港艺术馆珍藏的明“天顺五年”铭青花缠枝牡丹纹瓶等。
  元明清三代“始创式”双耳瓶,虽然大多不书有官窑款,但若以此标准来判定它们的官窑或民窑性质无疑是片面的。相反它们大多器型雄伟,纹饰精美,因此应从生产、社会时代背景去考虑。而且其中不少铭文内容往往包括年号、地点、人物以及供奉对象等,是我们研究古代庙宇宗祠文化的珍贵实物资料。
  
  (责编:雨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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