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4年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邓颖超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治党治国经验，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锐意创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我们满怀景仰和怀念之情，将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家庭生活，采撷几个片断，以飨读者。
　　
　　相知篇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
　　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未间断彼此的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
　　国内社友们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相爱篇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把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笑着说：“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
　　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子。陈赓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
　　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周主任，狠狠地罚他！”
　　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就这样，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1927年4月，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时，蒋介石动手了，此时邓颖超正在广州一家医院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因孩子超重，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生下后因孩子头颅受到损伤，不幸夭折，邓颖超极度痛苦。这是他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自己做主打掉了。为此周恩来曾狠狠批评了邓颖超。
　　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第二个孩子由于邓颖超生产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从此再不能怀孕了……
　　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周恩来与邓颖超经常分离，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关怀，相互思念。抗战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总结出夫妻之间的“八互”经验：
　　一是互爱。作为革命夫妻，互爱是基础。
　　二是互敬。古人说相敬如宾。尤其当众人面前，要注意互相敬重。
　　三是互勉。工作、学习、生活中互相勉励，共同前进。
　　四是互慰。遇到不痛快的事，双方要互相体贴、安慰，万不可互相指责、埋怨，伤了感情。
　　五是互让。家庭生活中有不同意见和争执，要懂得让步。非原则性问题，应互相谦让。
　　六是互谅。夫妻之间，倘若谁有错处，要宽容大度，加以原谅。
　　七是互助。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互相爱护，彼此关心。
　　八是互学。人都有缺点，也都有长处。多看对方优点和长处，彼此互补短长，感情也会愈加巩固。
　　“八互”是他们模范夫妻美满生活的总结，也是他们和谐生活的写照。
　　
　　相惜篇
　　
　　1954年，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海棠，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压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周恩来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托人带回中南海。这两地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更是他们情深似海的见证。
　　1960年，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得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有一天，他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到医院去看望。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1963年1月，周恩来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周恩来一边与周老交谈，一边与周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玩，给她糖果吃。周瘦鹃见此情景，老泪盈眶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你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着，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以后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但是在他高龄、重病之后，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在这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织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做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