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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在中外研究古代兵器时，人们都把火药用于兵器作为一个历史的分期阶段，在火药发明以前，这个阶段所使用的兵器一般称为冷兵器。
大汶口时期的石兵器
中国汉字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大汶口文化的中期，甚至更早。中国的东方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就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又经历1000年左右的发展，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中晚期，一些先进的部落已出现国家雏形，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以莒地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形成部落群，仅莒县就发现新石器遗址120处之多，在已发掘的4处遗址的上百座墓葬中，男性的随葬品普遍是石斧、石铲，这些石器不仅仅是生产工具，同时也是兵器。这阶段男子墓葬中普遍用石器作随葬品，不能单纯用生产力的提高和男子在生产中占有主要地位来解释。此前，男子早已在生产劳动中占着主要地位，这时他们普遍用石斧、石铲来随葬，表明他们具有战士的身份。石斧、石铲、石钺、石锤、石矛、石镞、骨矛等，是当时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兵器。用这些兵器来随葬，就像后来商周时用随身武器戈、刀、剑来随葬一样。
在陵阳河45座墓葬中，出土骨、石、玉器77件。如1959年莒县仕阳遗址出土一件玉钺，质地呈墨绿色，长方形，双面钻孔，通体磨光，长266厘米，顶宽94厘米，刃宽106厘米；1988年仕阳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石钺，呈灰白色，长方形，通体磨光，特薄，两边之薄近似刃部，顶部有一双面钻的圆孔，长288厘米，顶宽154厘米，刃宽166厘米，中间略收。1985年出土于大朱家村遗址的前河床处的石钺更为特别，它除具备其他石钺特点之外，刃部成三连弧，刃长186厘米，宽166厘米。3件玉、石钺其形之大、制作之精美，可谓罕见，它绝非生产工具，应是墓主人权力的象征。1977年，在陵阳河遗址出土的石镞，灰砂岩石质，棱脊边薄，尖端锐利，有柳叶形和菱形两种，长约6厘米。它既是狩猎工具，更重要的还应是兵器。
夏商时期的青铜兵器
大约在夏朝，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延续约2000年。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如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小刀，就是实物证明。到了夏末商初时，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戈、镞等实物中可以看出。
考古发现的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东南的商朝晚期铸铜遗址，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说明当时的生产规模很大。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及其他用品达460多件，总重量1625公斤，足以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的规模。到周朝青铜器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战国初年，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为例，出土青铜器总重达10吨，超出了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的5～6倍，两者相差悬殊，正是青铜冶铸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发展的有力证据。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是与世代积累的冶铸技术经验的不断总结分不开的。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中的“六齐”，记载了冶铸各种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成分的配比，其中有一半是关于各类兵器的，用其指导实际生产，能够保持兵器的质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促进了军队装备的规范化。
商朝车战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戈、弓箭和短刀。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兵器虽很多，但种类却只有戈、钺、短刀和弓箭。西周时有所变化，北京市昌平县白浮一座女将墓中，出土兵器包括远射用的弓箭，格斗用的戟、戈、矛、钺和长体刀，卫体的短剑和匕首，还有用作防护的青铜胄和镶有铜饰的盾。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车战兵器的组合更加完善，反映在文献中记述的车战兵器，主要是戈、殳、戟、矛和弓矢，还有新出现的短柄格斗兵器——青铜剑，以及用作防护装具的皮甲。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最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除戈、戟、矛外，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安有多重戟体的“多戈戟”，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
战国时期巴国的青铜兵器
长江支流澎溪河畔的云阳县李家坝，已经发掘数百座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这些墓葬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青铜兵器在随葬品中十分耀眼。在墓葬中，兵器放在尸体的上面或身侧，表现出墓主人对兵器的喜爱与看重。大多数墓的随葬兵器为剑、矛、钺（或以斧代替），少量的墓为剑、矛、钺、戈。除此以外，在忠县、万州、巫山等地，也有巴人兵器出土。这些兵器铸造精巧、纹饰精美，显示了战国巴人精湛的青铜铸造艺术，为研究古代巴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巴人兵器有剑、钺，钺很普遍，戈却很少见。巴蜀的剑与中原地区也不相同。巴人的剑为柳叶形，长30厘米左右，扁茎无首，剑身宽广，多铸有虎皮斑纹。蜀人的剑与巴人剑大致相同，但甚短，狭而厚重，一般没有纹饰。
在云阳出土的一批战国晚期巴蜀青铜兵器显示，柳叶形的巴蜀剑上刻有虎皮纹、手掌纹和云雷纹。出土的箭镞既有两翼的，也有三翼的，专家认为，这种箭镞不仅飞行平衡，而且射杀力强，射中目标后很难拔出。令人称绝的是一些出土的剑和矛稍加清理即锋利无比。有一支巴人的矛采用了楚国矛的制式，但矛身上刻有虎的图案，专家当场用它削切较厚的平版纸，竟迎刃而裁。还有三只剑柄出土时专家疑其为玉制品，后经反复鉴定，才发现是青铜冶炼，足见当时巴人炼铜技术的高超。专家认为，巴人青铜兵器上变化各异的虎装饰纹样，既提示了古代巴人与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表明古代巴人不仅强悍善战，而且达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科学家对涪陵小田溪战国巴人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的金属含量分析显示，一件矛的成分中，铜为8211％，锡为15％，铝为15％。另一件剑的成分，铜为8221％，锡为1467%，铝为128％。两件器物的比例十分接近，也与《考工记》这部古代金属冶炼名著中的配方比例相近，表明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稳定地掌握合金的比例。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柳叶形剑，在剑刃与剑脊部位使用不同的合金比例，既加强了坚韧性又保证锋利，令观者赞叹不已。
春秋战国和秦时期的青铜兵器
长沙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楚墓中大多数都有兵器出土，兵器主要为青铜制，只有极少数的铁制兵器，种类有剑、矛、戈、戟、镞等，其中以剑为最多。这些墓中出土的兵器少则1件，多则戈、矛、剑一套，也有不少数套共存。特别是一些级别较高的墓，即士级以上楚国官员的墓中，基本上都有兵器随葬。1971年发掘的浏城桥1号墓中，共出土青铜兵器16件，其中戈7件、矛4件、剑4件、戟1件，另有箭镞46件及甲、盾等。1974年10月，在工农桥附近发掘了两座战国墓，两墓并列，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其中一座除出土礼器外，还出土了戈、矛、剑、殳等4件兵器，戈上有铭文“长邦”二字。戈铭的“长邦”很可能与长沙有关，先秦时有邦伯，为地方行政官员。
长沙楚墓的兵器，更多的是出于小型墓葬之中，一般为每墓1件，主要是青铜剑，也有矛或戈，甚至有的墓葬仅出土兵器1件，别无他物。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1976~1987年发掘的500余座楚墓进行统计，除130余座墓葬曾被盗掘，随葬器物无法确认外，其余300余座墓共出兵器230余件。其中最典型的是1983年发掘的张公岭战国墓群，在离市区约8公里的东郊张公岭，现107国道和长永公路交叉处的东南角，有一片连绵的小山名叫麻雀坡，山坡上分布着100多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葬，除个别被破坏外，发掘时清理了其中的98座，共出土戈、矛、剑等青铜兵器112件，另外还有不少箭镞，除有几座很小的墓中空无一物外，绝大多数墓中都有兵器随葬。
双流文星镇大湖堰三社出土了距今约2470年的战国武士墓，一处土坑墓中出土了10件保存较为完整的青铜兵器。在出土的10件青铜兵器中，最长的是柳叶剑。这把细细长长的利刃，造型美观，像被放大了数倍的柳叶。其余的铜钺、铜刀、铜斧长度还不及柳叶剑的二分之一，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最常见的兵器。铜斧、铜钺比较短，而且底部都有直径5厘米的圆形缺口，这些缺口很有可能起到了一个套的作用，可以直接套在相应大小的圆棍上，做成类似于矛的兵器使用。铜刀末端有一个圆孔，而且刀非常轻，像是佩戴在身上的“匕首”。
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的秦俑坑（即兵马俑坑）自1974年考古发掘以来，出土了秦代实战用青铜兵器计2万余件。专家估计，秦俑坑青铜兵器出土总数可多至10万件。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考古专家袁仲一先生根据出土青铜兵器的性质、作用，将其分类为远射兵器、长兵器及短兵器。弓、弩为远射兵器，戈、矛、戟、钺、殳、铍为长兵器，剑、弯刀为短兵器。和敌方格斗厮杀用远射兵器和长兵器，短兵器则用以护身。秦俑坑出土青铜兵器中最为珍贵的是铍和弯刀，都是在秦俑坑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发现的兵器实物。铍，首长约30厘米，状如短剑，后装有3米长柄，用以远距离刺杀。弯刀，状如弯月，齐头无锋，两面有刃。《吴越春秋》载“闾作金钩”，《庄子》亦载“曲者中钩”，故弯刀又称“金钩”、“钩”。南北朝、隋唐时期，弯刀仍在战争中使用，被称作“吴钩”，只是不再用青铜制作，而是一种铁兵器了。
东汉完全过渡到铁兵器时代
在西汉都城长安城遗址（今陕西省西安市郊），发掘出建于汉高祖刘邦时期的武库，这种武库一直沿用到王莽末年才毁于兵燹。该库是用厚围墙圈起来的宏大建筑群，从中发掘出铁制的刀、剑、戟、矛和斧等，仅铁镞就达1000余件，还有锈结成块的铁铠甲。而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极少，主要是镞，其数量只有出土铁镞的1/10左右，这说明西汉时已生产了品种齐备的精锐的铁兵器，并且已用铁制造消耗量大的箭镞。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记有兵卒装备的简文中，记载着当时的兵器组合有“长戟”和盾，“长铩”和盾，也有“短戟”、“短铩”与盾配合使用，另有护身的匕首和“手戟”，防护装具是铁铠和皮甲，还有盾。边防烽燧守御部队，其主要防守兵器是强弩。这明显地反映出铁兵器已基本取代了青铜兵器。
春秋至东汉兵器的遗址发掘报告共21份，其中春秋之前遗址无一处出土有铁兵器，春末战初有铁兵器出土的遗址有一处，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多于铁兵器。战国出土有铁兵器的遗址一处，青铜兵器多于铁兵器。到西汉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共有7处遗址出土铁兵器，其中青铜兵器多于铁兵器2处、铁兵器多于青铜兵器2处、全铁兵器4处、全青铜兵器3处，当时中国统治区出土的铁兵器数量多于当时外国外族的铁兵器，并明显地表现出西汉后期铁兵器多于前期的趋势。东汉兵器遗址3处，出土的全为铁兵器。另外战国铁工具、农具出土遗址2处，西汉铁农具、工具出土遗址5处，铁工具、农具出土的数量明显大于铁兵器，并且有了大型的制造基地。
赤壁之战所用的铁兵器
2005年12月笔者从“赤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图片展”上获悉：赤壁三国古战场已出土兵器文物3762件，另有铁箭镞3800多枚。古战场赤壁保护区有大量的周、西汉、东汉古墓群，东汉陶片和东汉箭镞残头碎片随处可见。整个赤壁镇周边自然村十多年来已清理古墓13座，收集文物2291件，其中弩机4件，箭、戈、戟、矛918件。
在陕西汉中勉县的汉江河与定军山武侯坪一带，经常出土有铜、铁箭镞和扎马钉、铁刀等兵器文物。扎马钉是古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暗器，状若荆刺，故学名蒺藜，有铜、铁两种。扎马钉有四个锋锐的尖爪，其尖呈三角锥形，亦有圆锥形，尖爪间每个夹角130°，大的重约15克，尖长27至3厘米，小的重8克、尖长15厘米。在战争中，扎马钉多撒在战地、险径，用以刺伤敌马匹和士卒，所以俗称扎马钉。在陕西汉中勉县出土的文物中，还发现有一件魏弩机，该机完整无损，重15公斤。在箭厢上面的右边尾部，阴刻有三行文字，虽一半已剥蚀难识，但足以说明这个弩机是在某作部临作吏萧诗已和某技师张倌耳的监作下铸造的，而“萧诗已”特别是“张倌耳”在当时魏国铸造兵器上比较有名。这件“黄初七年”弩机在勉县出土，很可能是诸葛亮北伐期间缴获魏国的战利品。
到了北宋时代，火药开始用于战争，就出现了火药制作的兵器，我国兵器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
大汶口时期的石兵器
中国汉字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大汶口文化的中期，甚至更早。中国的东方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就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又经历1000年左右的发展，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中晚期，一些先进的部落已出现国家雏形，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以莒地陵阳河遗址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形成部落群，仅莒县就发现新石器遗址120处之多，在已发掘的4处遗址的上百座墓葬中，男性的随葬品普遍是石斧、石铲，这些石器不仅仅是生产工具，同时也是兵器。这阶段男子墓葬中普遍用石器作随葬品，不能单纯用生产力的提高和男子在生产中占有主要地位来解释。此前，男子早已在生产劳动中占着主要地位，这时他们普遍用石斧、石铲来随葬，表明他们具有战士的身份。石斧、石铲、石钺、石锤、石矛、石镞、骨矛等，是当时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兵器。用这些兵器来随葬，就像后来商周时用随身武器戈、刀、剑来随葬一样。
在陵阳河45座墓葬中，出土骨、石、玉器77件。如1959年莒县仕阳遗址出土一件玉钺，质地呈墨绿色，长方形，双面钻孔，通体磨光，长266厘米，顶宽94厘米，刃宽106厘米；1988年仕阳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石钺，呈灰白色，长方形，通体磨光，特薄，两边之薄近似刃部，顶部有一双面钻的圆孔，长288厘米，顶宽154厘米，刃宽166厘米，中间略收。1985年出土于大朱家村遗址的前河床处的石钺更为特别，它除具备其他石钺特点之外，刃部成三连弧，刃长186厘米，宽166厘米。3件玉、石钺其形之大、制作之精美，可谓罕见，它绝非生产工具，应是墓主人权力的象征。1977年，在陵阳河遗址出土的石镞，灰砂岩石质，棱脊边薄，尖端锐利，有柳叶形和菱形两种，长约6厘米。它既是狩猎工具，更重要的还应是兵器。
夏商时期的青铜兵器
大约在夏朝，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时期，延续约2000年。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出现了青铜器，如在甘肃省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距今5000年左右的青铜小刀，就是实物证明。到了夏末商初时，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从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戈、镞等实物中可以看出。
考古发现的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东南的商朝晚期铸铜遗址，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说明当时的生产规模很大。在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及其他用品达460多件，总重量1625公斤，足以反映出当时青铜冶铸的规模。到周朝青铜器生产规模更加扩大，战国初年，以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为例，出土青铜器总重达10吨，超出了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的5～6倍，两者相差悬殊，正是青铜冶铸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发展的有力证据。青铜兵器质量的提高，是与世代积累的冶铸技术经验的不断总结分不开的。成书于东周时期的《考工记》中的“六齐”，记载了冶铸各种青铜器物的不同合金成分的配比，其中有一半是关于各类兵器的，用其指导实际生产，能够保持兵器的质量和生产的稳定性，促进了军队装备的规范化。
商朝车战兵器的组合主要是戈、弓箭和短刀。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兵器虽很多，但种类却只有戈、钺、短刀和弓箭。西周时有所变化，北京市昌平县白浮一座女将墓中，出土兵器包括远射用的弓箭，格斗用的戟、戈、矛、钺和长体刀，卫体的短剑和匕首，还有用作防护的青铜胄和镶有铜饰的盾。到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车战兵器的组合更加完善，反映在文献中记述的车战兵器，主要是戈、殳、戟、矛和弓矢，还有新出现的短柄格斗兵器——青铜剑，以及用作防护装具的皮甲。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兵器最典型，远射兵器是弓箭，格斗兵器除戈、戟、矛外，还有带尖锋和刺球的殳、安有多重戟体的“多戈戟”，防护装具有盾牌和整套的髹漆皮甲胄，并有防护马匹的髹漆皮马甲。
战国时期巴国的青铜兵器
长江支流澎溪河畔的云阳县李家坝，已经发掘数百座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这些墓葬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青铜兵器在随葬品中十分耀眼。在墓葬中，兵器放在尸体的上面或身侧，表现出墓主人对兵器的喜爱与看重。大多数墓的随葬兵器为剑、矛、钺（或以斧代替），少量的墓为剑、矛、钺、戈。除此以外，在忠县、万州、巫山等地，也有巴人兵器出土。这些兵器铸造精巧、纹饰精美，显示了战国巴人精湛的青铜铸造艺术，为研究古代巴蜀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巴人兵器有剑、钺，钺很普遍，戈却很少见。巴蜀的剑与中原地区也不相同。巴人的剑为柳叶形，长30厘米左右，扁茎无首，剑身宽广，多铸有虎皮斑纹。蜀人的剑与巴人剑大致相同，但甚短，狭而厚重，一般没有纹饰。
在云阳出土的一批战国晚期巴蜀青铜兵器显示，柳叶形的巴蜀剑上刻有虎皮纹、手掌纹和云雷纹。出土的箭镞既有两翼的，也有三翼的，专家认为，这种箭镞不仅飞行平衡，而且射杀力强，射中目标后很难拔出。令人称绝的是一些出土的剑和矛稍加清理即锋利无比。有一支巴人的矛采用了楚国矛的制式，但矛身上刻有虎的图案，专家当场用它削切较厚的平版纸，竟迎刃而裁。还有三只剑柄出土时专家疑其为玉制品，后经反复鉴定，才发现是青铜冶炼，足见当时巴人炼铜技术的高超。专家认为，巴人青铜兵器上变化各异的虎装饰纹样，既提示了古代巴人与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表明古代巴人不仅强悍善战，而且达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科学家对涪陵小田溪战国巴人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的金属含量分析显示，一件矛的成分中，铜为8211％，锡为15％，铝为15％。另一件剑的成分，铜为8221％，锡为1467%，铝为128％。两件器物的比例十分接近，也与《考工记》这部古代金属冶炼名著中的配方比例相近，表明当时的工匠已经能够稳定地掌握合金的比例。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柳叶形剑，在剑刃与剑脊部位使用不同的合金比例，既加强了坚韧性又保证锋利，令观者赞叹不已。
春秋战国和秦时期的青铜兵器
长沙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楚墓中大多数都有兵器出土，兵器主要为青铜制，只有极少数的铁制兵器，种类有剑、矛、戈、戟、镞等，其中以剑为最多。这些墓中出土的兵器少则1件，多则戈、矛、剑一套，也有不少数套共存。特别是一些级别较高的墓，即士级以上楚国官员的墓中，基本上都有兵器随葬。1971年发掘的浏城桥1号墓中，共出土青铜兵器16件，其中戈7件、矛4件、剑4件、戟1件，另有箭镞46件及甲、盾等。1974年10月，在工农桥附近发掘了两座战国墓，两墓并列，应为夫妻异穴合葬，其中一座除出土礼器外，还出土了戈、矛、剑、殳等4件兵器，戈上有铭文“长邦”二字。戈铭的“长邦”很可能与长沙有关，先秦时有邦伯，为地方行政官员。
长沙楚墓的兵器，更多的是出于小型墓葬之中，一般为每墓1件，主要是青铜剑，也有矛或戈，甚至有的墓葬仅出土兵器1件，别无他物。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对1976~1987年发掘的500余座楚墓进行统计，除130余座墓葬曾被盗掘，随葬器物无法确认外，其余300余座墓共出兵器230余件。其中最典型的是1983年发掘的张公岭战国墓群，在离市区约8公里的东郊张公岭，现107国道和长永公路交叉处的东南角，有一片连绵的小山名叫麻雀坡，山坡上分布着100多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葬，除个别被破坏外，发掘时清理了其中的98座，共出土戈、矛、剑等青铜兵器112件，另外还有不少箭镞，除有几座很小的墓中空无一物外，绝大多数墓中都有兵器随葬。
双流文星镇大湖堰三社出土了距今约2470年的战国武士墓，一处土坑墓中出土了10件保存较为完整的青铜兵器。在出土的10件青铜兵器中，最长的是柳叶剑。这把细细长长的利刃，造型美观，像被放大了数倍的柳叶。其余的铜钺、铜刀、铜斧长度还不及柳叶剑的二分之一，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最常见的兵器。铜斧、铜钺比较短，而且底部都有直径5厘米的圆形缺口，这些缺口很有可能起到了一个套的作用，可以直接套在相应大小的圆棍上，做成类似于矛的兵器使用。铜刀末端有一个圆孔，而且刀非常轻，像是佩戴在身上的“匕首”。
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的秦俑坑（即兵马俑坑）自1974年考古发掘以来，出土了秦代实战用青铜兵器计2万余件。专家估计，秦俑坑青铜兵器出土总数可多至10万件。秦始皇陵兵马俑坑考古专家袁仲一先生根据出土青铜兵器的性质、作用，将其分类为远射兵器、长兵器及短兵器。弓、弩为远射兵器，戈、矛、戟、钺、殳、铍为长兵器，剑、弯刀为短兵器。和敌方格斗厮杀用远射兵器和长兵器，短兵器则用以护身。秦俑坑出土青铜兵器中最为珍贵的是铍和弯刀，都是在秦俑坑考古发掘中第一次发现的兵器实物。铍，首长约30厘米，状如短剑，后装有3米长柄，用以远距离刺杀。弯刀，状如弯月，齐头无锋，两面有刃。《吴越春秋》载“闾作金钩”，《庄子》亦载“曲者中钩”，故弯刀又称“金钩”、“钩”。南北朝、隋唐时期，弯刀仍在战争中使用，被称作“吴钩”，只是不再用青铜制作，而是一种铁兵器了。
东汉完全过渡到铁兵器时代
在西汉都城长安城遗址（今陕西省西安市郊），发掘出建于汉高祖刘邦时期的武库，这种武库一直沿用到王莽末年才毁于兵燹。该库是用厚围墙圈起来的宏大建筑群，从中发掘出铁制的刀、剑、戟、矛和斧等，仅铁镞就达1000余件，还有锈结成块的铁铠甲。而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极少，主要是镞，其数量只有出土铁镞的1/10左右，这说明西汉时已生产了品种齐备的精锐的铁兵器，并且已用铁制造消耗量大的箭镞。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记有兵卒装备的简文中，记载着当时的兵器组合有“长戟”和盾，“长铩”和盾，也有“短戟”、“短铩”与盾配合使用，另有护身的匕首和“手戟”，防护装具是铁铠和皮甲，还有盾。边防烽燧守御部队，其主要防守兵器是强弩。这明显地反映出铁兵器已基本取代了青铜兵器。
春秋至东汉兵器的遗址发掘报告共21份，其中春秋之前遗址无一处出土有铁兵器，春末战初有铁兵器出土的遗址有一处，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数量多于铁兵器。战国出土有铁兵器的遗址一处，青铜兵器多于铁兵器。到西汉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共有7处遗址出土铁兵器，其中青铜兵器多于铁兵器2处、铁兵器多于青铜兵器2处、全铁兵器4处、全青铜兵器3处，当时中国统治区出土的铁兵器数量多于当时外国外族的铁兵器，并明显地表现出西汉后期铁兵器多于前期的趋势。东汉兵器遗址3处，出土的全为铁兵器。另外战国铁工具、农具出土遗址2处，西汉铁农具、工具出土遗址5处，铁工具、农具出土的数量明显大于铁兵器，并且有了大型的制造基地。
赤壁之战所用的铁兵器
2005年12月笔者从“赤壁市博物馆馆藏文物图片展”上获悉：赤壁三国古战场已出土兵器文物3762件，另有铁箭镞3800多枚。古战场赤壁保护区有大量的周、西汉、东汉古墓群，东汉陶片和东汉箭镞残头碎片随处可见。整个赤壁镇周边自然村十多年来已清理古墓13座，收集文物2291件，其中弩机4件，箭、戈、戟、矛918件。
在陕西汉中勉县的汉江河与定军山武侯坪一带，经常出土有铜、铁箭镞和扎马钉、铁刀等兵器文物。扎马钉是古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暗器，状若荆刺，故学名蒺藜，有铜、铁两种。扎马钉有四个锋锐的尖爪，其尖呈三角锥形，亦有圆锥形，尖爪间每个夹角130°，大的重约15克，尖长27至3厘米，小的重8克、尖长15厘米。在战争中，扎马钉多撒在战地、险径，用以刺伤敌马匹和士卒，所以俗称扎马钉。在陕西汉中勉县出土的文物中，还发现有一件魏弩机，该机完整无损，重15公斤。在箭厢上面的右边尾部，阴刻有三行文字，虽一半已剥蚀难识，但足以说明这个弩机是在某作部临作吏萧诗已和某技师张倌耳的监作下铸造的，而“萧诗已”特别是“张倌耳”在当时魏国铸造兵器上比较有名。这件“黄初七年”弩机在勉县出土，很可能是诸葛亮北伐期间缴获魏国的战利品。
到了北宋时代，火药开始用于战争，就出现了火药制作的兵器，我国兵器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