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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习近平主席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了精辟概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未来彼此关系的战略定位，它们共同做出了历史抉择，即以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共存共处。而维系这种共存共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是新型军事关系。
习近平在同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习近平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间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奥巴马也表示，美中双方需要了解对方的战略目标。两军关系是可以取得具体进展的领域，是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例证。如果中国成功，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双方可以共同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中美合作而不对抗，就更有可能实现各自安全和繁荣的目标。
此次会晤，中美双方对于建设新型军事关系的强调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长期以来，军事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短板，它敏感而脆弱，但又极其重要。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使一直阐述比较抽象，宽泛地将之定义为一条让大国长期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告别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规律的“新型大国关系”更具有操作性，同时也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重要的保障。
中美具备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共同需求
首先，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国军队的共同价值追求。应该说，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上是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世界和平稳定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因为一旦世界和平稳定的局面遭到破坏，作为世界性大国的美国和中国，都要承担历史责任和使命，承担最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负担。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美两军构建新型关系的政治基础。
其次，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是两国军队的共同利益目标。中美同处于亚太地区，而地区安全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包括中美在内的区域内国家的根本利益。从这一点来看，亚太区域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希望区域发生战乱。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亚太地区占其国家经济盘子的较大份额，一旦亚太地区发生冲突和战乱，无疑美国的经济损失也是很大的。而中国历来都是安居一隅，与外界和平相处的国家。正如基辛格所言，中国人从来不以建立精神上的“希望之乡”为借口夺取别人的土地。因为中国人的“希望之乡”就在中国，而中国人长期在那里生息，没有民族大迁徙。因此，中国军队特别关注的是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
再有，中美两军具有协手合作的历史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两国军队曾经协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当时中美两军的真诚合作，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此外，两国人民和领导人对构建新型两军关系有共识。一直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差异等的影响，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中的短板。如果说现在两国间还缺乏互信，那么在两军关系中这种情况可能更突出。因此，习近平2012年访美时就强调，两军关系要服从于服务于两国整体关系。美方也很重视两军关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前些时候来访时，还与中国军队总参谋长会见。奥巴马提出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可以取得进展的具体领域，并提议使双方的讨论机制化、常态化。领导人有这个意愿，对于今后两军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两国建成新型军事关系。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期待是，两国应该对国际社会起引领而不是掣肘、建设而不是破坏、贡献而不是索取的作用。中美在亚太应该建立和发展一种积极而不是消极、合作而不是对抗、良性而不是恶性的军事互动关系，这种新型军事关系不但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战略保障，而且还将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军事关系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软肋
突破“零和”博弈定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创举，但需要中美双方采取新思维和新行动。中方在这方面已展示了足够诚意，采取了不少行动，而美方能否与中方相向而行，将是成功的关键。只有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妥处分歧，加强务实合作，特别是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前景光明。
中美有实际利益的碰撞，也有不协调的地方，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冷战思维和霸权战略在作祟。美国政治分析家约瑟夫·奈说得好，相信冲突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一再强调需要“亚太军事再平衡”。中国人听了很纳闷：亚太地区军事力量什么时候“平衡”过？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占绝对优势。美国实际上并不是要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平衡”，而是“怕平衡”，怕失去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削弱干涉别国内政的能力。美国之所以不断宣传“中国反介入”力量增强“危险地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与此一脉相承。说白了，就是中国综合军力增强了，美国在台湾等问题上干涉（介入）中国内政的力量就相对削弱了。美国“不甘心”，所以要实现“再平衡”，保持它的绝对优势。
这一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因此，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球”在美国方面。只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是大有希望的。反之，可能还是“非友非敌”的局面，甚至时不时发生对抗。这是中国非常不愿看到的。
通过美国加强对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视可以看出，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不遗余力，多面开花。中美在某个热点问题上对政策的解释和沟通、协调等是短周期问题，如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等方面的沟通就是中美短周期问题。包括亚太主导权、军事互信、对台军售、贸易摩擦、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货币汇率等结构性矛盾是中美关系中的长周期问题，将在中长期内影响两国互动。这些结构性因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某一个问题会在某个时期发酵，给中美关系造成波折。
当前，中美就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定律，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这种尝试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创举。从长期来看，这种大国相处的新型关系不但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即使假设这种新型关系最终无法建立，但在寻求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仍然会形成一些创新的机制或制度。中美两国既是亚太经济和安全格局的主导者，也是亚太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塑造者，更是亚太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建设者。因此，两国有责任为建立起维护亚太安全与繁荣的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做出贡献。
但应客观地看到，如果美方不能妥善处理长期以来影响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问题，诸如在空中和海上对华抵境侦察、对台湾出售武器等问题，两军关系仍将面临考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对中美分歧加以投机利用的局面仍将呈现和发展。这不仅不利于双方保持刚刚出现的两军关系积极发展势头，不利于两军建立新型军事关系，更不利于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中美两国需要共同为跨越这些障碍做出努力，尤其是目前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的美方更是需要率先做出更大的努力。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
习近平主席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了精辟概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一个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未来彼此关系的战略定位，它们共同做出了历史抉择，即以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共存共处。而维系这种共存共处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保障是新型军事关系。
习近平在同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习近平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间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奥巴马也表示，美中双方需要了解对方的战略目标。两军关系是可以取得具体进展的领域，是推动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例证。如果中国成功，将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双方可以共同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中美合作而不对抗，就更有可能实现各自安全和繁荣的目标。
此次会晤，中美双方对于建设新型军事关系的强调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长期以来，军事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短板，它敏感而脆弱，但又极其重要。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使一直阐述比较抽象，宽泛地将之定义为一条让大国长期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告别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规律的“新型大国关系”更具有操作性，同时也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重要的保障。
中美具备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共同需求
首先，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国军队的共同价值追求。应该说，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上是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世界和平稳定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因为一旦世界和平稳定的局面遭到破坏，作为世界性大国的美国和中国，都要承担历史责任和使命，承担最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负担。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中美两军构建新型关系的政治基础。
其次，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是两国军队的共同利益目标。中美同处于亚太地区，而地区安全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包括中美在内的区域内国家的根本利益。从这一点来看，亚太区域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希望区域发生战乱。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亚太地区占其国家经济盘子的较大份额，一旦亚太地区发生冲突和战乱，无疑美国的经济损失也是很大的。而中国历来都是安居一隅，与外界和平相处的国家。正如基辛格所言，中国人从来不以建立精神上的“希望之乡”为借口夺取别人的土地。因为中国人的“希望之乡”就在中国，而中国人长期在那里生息，没有民族大迁徙。因此，中国军队特别关注的是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
再有，中美两军具有协手合作的历史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两国军队曾经协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当时中美两军的真诚合作，赢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此外，两国人民和领导人对构建新型两军关系有共识。一直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差异等的影响，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中的短板。如果说现在两国间还缺乏互信，那么在两军关系中这种情况可能更突出。因此，习近平2012年访美时就强调，两军关系要服从于服务于两国整体关系。美方也很重视两军关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前些时候来访时，还与中国军队总参谋长会见。奥巴马提出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可以取得进展的具体领域，并提议使双方的讨论机制化、常态化。领导人有这个意愿，对于今后两军关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两国建成新型军事关系。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期待是，两国应该对国际社会起引领而不是掣肘、建设而不是破坏、贡献而不是索取的作用。中美在亚太应该建立和发展一种积极而不是消极、合作而不是对抗、良性而不是恶性的军事互动关系，这种新型军事关系不但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战略保障，而且还将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军事关系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软肋
突破“零和”博弈定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创举，但需要中美双方采取新思维和新行动。中方在这方面已展示了足够诚意，采取了不少行动，而美方能否与中方相向而行，将是成功的关键。只有增进互信，扩大共识，妥处分歧，加强务实合作，特别是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前景光明。
中美有实际利益的碰撞，也有不协调的地方，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冷战思维和霸权战略在作祟。美国政治分析家约瑟夫·奈说得好，相信冲突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一再强调需要“亚太军事再平衡”。中国人听了很纳闷：亚太地区军事力量什么时候“平衡”过？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占绝对优势。美国实际上并不是要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平衡”，而是“怕平衡”，怕失去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削弱干涉别国内政的能力。美国之所以不断宣传“中国反介入”力量增强“危险地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与此一脉相承。说白了，就是中国综合军力增强了，美国在台湾等问题上干涉（介入）中国内政的力量就相对削弱了。美国“不甘心”，所以要实现“再平衡”，保持它的绝对优势。
这一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因此，可以非常明确地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球”在美国方面。只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是大有希望的。反之，可能还是“非友非敌”的局面，甚至时不时发生对抗。这是中国非常不愿看到的。
通过美国加强对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视可以看出，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不遗余力，多面开花。中美在某个热点问题上对政策的解释和沟通、协调等是短周期问题，如南海问题、东海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等方面的沟通就是中美短周期问题。包括亚太主导权、军事互信、对台军售、贸易摩擦、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货币汇率等结构性矛盾是中美关系中的长周期问题，将在中长期内影响两国互动。这些结构性因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某一个问题会在某个时期发酵，给中美关系造成波折。
当前，中美就共同努力打破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对抗冲突的历史定律，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这种尝试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创举。从长期来看，这种大国相处的新型关系不但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即使假设这种新型关系最终无法建立，但在寻求建立这种关系的过程中仍然会形成一些创新的机制或制度。中美两国既是亚太经济和安全格局的主导者，也是亚太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塑造者，更是亚太经济和安全格局的建设者。因此，两国有责任为建立起维护亚太安全与繁荣的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做出贡献。
但应客观地看到，如果美方不能妥善处理长期以来影响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问题，诸如在空中和海上对华抵境侦察、对台湾出售武器等问题，两军关系仍将面临考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对中美分歧加以投机利用的局面仍将呈现和发展。这不仅不利于双方保持刚刚出现的两军关系积极发展势头，不利于两军建立新型军事关系，更不利于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中美两国需要共同为跨越这些障碍做出努力，尤其是目前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的美方更是需要率先做出更大的努力。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