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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周期调节; 银行逆周期资本缓冲; 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22-0050-08
一、引言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人们通过对危机前金融监管政策的反思，得出以追求单一银行稳健经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无法有效抵御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风险这一论断[ 1 ]。于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中提出要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以克服这个弊端，2010年12月发布的《巴塞尔协议III：更稳健的银行和银行系统的全球监管框架》（简称《巴塞尔协议III》）引入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在内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也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相应地，2013年我国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即在经济上行期抑制信贷过度投放以缓解经济下行期的信贷紧缩程度。然而，逆周期调节着眼于解决短期问题，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立足于解决中长期问题的跨周期调节，进而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2 ]。这些框架提出和实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顺周期性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
2020年春节前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都非常严重，新冠肺炎疫情是资本市场典型的“黑天鹅”事件，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会冲击金融风险的底线[ 3 ]。“十四五”规划和后疫情时代交迭期，金融体系在国内国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赋能作用，使得维护金融安全更加至关重要[ 4 ]。从我国社会融资结构来看，银行信贷占比约85%，显而易见，我国金融行业目前的总体特征是，相对于保险业和证券业而言，银行业仍然主导着我国金融体系。因此，银行业要积极应对疫情风险带来的挑战，由逆周期向跨周期演进，以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5 ]。本文主要从经济周期性的角度探讨如何防范我国银行业金融风险，深入剖析建立跨周期资本预警机制对防范和化解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性及作用机理。具体来说，将从宏观审慎监管视角研究和分析跨周期调节背景下如何有效运用逆周期资本缓冲这一工具对金融危机的抑制作用。
二、相关文献综述
事实上，与以往的历次危机一样，2007—2009年金融危机主要是金融体系长时间处于流动性过剩，信贷规模不断扩张、资产价格持续攀升、金融机构高杠杆率引发风险过度承担等长期累积的金融失衡因素所导致的。因此，自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以来，有关金融周期、逆周期资本缓冲、跨周期调节的相关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金融周期相关研究
金融周期正在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实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最早正式提出金融周期概念的Borio et al.[ 6 ]归纳出金融周期的一般特性，指出金融周期波峰之后通常会出现金融危机，而衡量金融周期的重要因素是信贷总量和房地产价格，以此来描述金融周期，进而确定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还有学者发现利用信贷增长和房价协同运动的复合金融周期是过去五十年来七国集团（G-7）国家测量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佳指标[ 7 ]。金融周期高峰与金融危机在通常情况下是同时发生的，很显然，监测金融周期对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合理测度我国的金融周期，把握金融周期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对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维护金融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相关研究
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顺周期性来自风险衡量本身和由银行个体行为产生的集体不良后果所放大的代理问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了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在次贷危机后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这一新的监管工具，即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的资本金要求以增强其在经济衰退时期的风险抵御能力[ 8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目的是通过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来减少其顺周期性，防止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期间过度风险承担，以减少经济衰退期间遭受损失的影响[ 9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了改进《巴塞尔协议III》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可能存在的不足，于2019年11月发布《实施部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指导原则》，提出了部門逆周期资本缓冲（Sectional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CCyB），能够精准有效地识别和预警特定信贷部门引发的信贷周期性风险，建议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逐步实施部门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以便于缓解信贷过快增长的特定信贷部门的周期性失衡问题。由此使得《巴塞尔协议III》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框架得到进一步完善[ 10 ]。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0）推荐将“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credit-to-GDP gap）”作为信贷过度增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的主要锚定指标，当信贷/GDP的偏离度超过10%时，将启动银行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最高2.5%）监管工具。实际上，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信贷/GDP偏离度是预测银行危机的最佳单一指标[ 11-14 ]。国外有的学者探讨了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适用指标，Orehmunn et al.[ 14 ]基于九个欧洲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监管者需要详细监测房价、股票价格、信贷增长指标。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2014）建议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水平要基于民营企业信贷/GDP比率与长期趋势的偏离度（信贷/GDP偏离度）进行调整。另外一些学者运用信号提取法对GDP增速、信贷增速、信贷/ GDP、资产价格、信用价差和银行税前利润等指标变量的预警作用进行比较，发现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值（GAP）能够预测67%以上的金融危机，并且产生最小的信噪比，因此GAP可以作为有效的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还有学者使用ROC曲线来评价宏观政策，特别是周期政策指标的预警能力，比较和评估了10个指标的预警效果之后，认为偿债率指标、非核心负债率、信贷/GDP缺口具有较强的预警能力[ 14 ]。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商业银行1998—2011年的信贷数据分析，得出我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活动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 15 ]。还有学者运用Markov区制转换模型来识别和分析系统性风险的状态转变，以此来确定逆周期资本的计提时点和计提幅度[ 16 ]。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银行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应充分考虑其对银行的信贷行为，特别是对银行不良贷款及信贷风险的影响[ 17 ]。许多学者还尝试运用各种测量指标进行实证检验。比如，有学者使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荐的方法和参数基于1998—2010年广义信贷数据来测算我国银行业所需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并初步得出结论，信贷/GDP的偏离度指标在我国可以较好地判断信贷增长过快、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 18 ]。还有学者使用我国银行业2004—2013年季度数据验证了信贷/GDP的偏离度指标在样本期内的波动与信贷波动情况基本一致，认为该指标可以充分反映此期间信贷波动的实际情况，因此，可以作为预测我国银行业金融危机的有效指标[ 19 ]。另外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对比测算单边和双边HP滤波法的潜在影响，表明双边HP滤波法在银行部门信贷风险积聚的预警方面更具解释力[ 20 ]。
（三）跨周期调节相关研究
跨周期调节是相对于逆周期调节而言的。逆周期调节主要解决短期问题，大多是反向操作。跨周期调节则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比如要素成本上升、隐性债务、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等传统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新问题，以完善和调节长期制度设计。跨周期调节更加注重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结构，加大对国民经济短板和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比如对服务业、中小企业、“三农”的精准扶持。跨周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21 ]，比如房地产企业现金流问题、国有企业信用风险向中小银行的传导态势等。富国银行、汇丰银行、澳大利亚银行等国际性大型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注重跨周期调节，不依赖危机应对措施，展现出强大的抵御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 22 ]。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具有前瞻性、连续性、平衡性等特征，能够将政策导向清晰地传递给市场主体，稳定社会预期，从长期角度设计宏观经济政策，确保最大化各项政策的边际效力，不会因短期过度刺激而留下长期后遗症。
（四）文献述评及本文贡献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周期资本监管的研究，大多是利用本国或多国数据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荐的信贷/GDP的偏离度指标以及逆周期计算方法对逆周期预警做出有效性验证，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一些补充的逆周期预警指标并进行验证。但是，这些验证手段相对单一，基本上是使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荐的算法，而遵循金融周期规律并立足于中长期规划的跨周期调节进行跨周期预警指标时间节点选择及预警指标阈值合理性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将参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建议，针对Detken et al.（2014）提出的信贷增长、房地产价格高估、民营企业债务负担、外部失衡、潜在错误定价风险、银行资产负债表强度六大类风险进行研究，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可能对经济运行跨周期具有预警作用的指标，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跨周期资本监管指标体系，为金融监管机构提供决策依据。
三、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指出逆周期资本是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资本金构成部分，本质上是补充银行最低资本金的要求，是宏观审慎监管时间维度的重要工具[ 23 ]。2020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综合考虑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杠杆率水平、银行体系稳健性等因素及定期評估和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明确提出了我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覆盖范围、计提方式、评估机制，并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以及目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评估状况，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初始比率设置为0，但不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要求[ 24 ]。同时结合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既考虑短期的经济波动，又审视未来的经济周期走向，根据金融周期的特征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以防范和化解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监管机构改革进程来看，我国于2017年11月8日正式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我国金融重大事件的议事协调机构，旨在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及改革发展的重大金融问题。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增强金融监管机构的统筹与协调，尤其是要加强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的监管。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整合组建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监管架构上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即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一系列举措都表明较长一段时期内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理论分析
对于金融顺周期性问题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理论研究。有的学者提出导致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有的学者创造性地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和金融脆弱性理论，即由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经济下行时期，抵押品价值下降，即使贷款项目具有较高收益，也很难获得融资;经济状况改善时期，抵押品价值上升，因为成本较低企业更倾向于外部融资，这会进一步提升经济热度。并且，通过增加一些逆周期效应来抵消顺周期性，充分重视由于风险度量模型、资本监管及其模型设计等人为因素引起的顺周期性抵消或削弱顺周期性的措施。后疫情时代，逆周期调节逐渐趋缓，侧重于中长期优化的跨周期调节，能够避免出现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周期性问题与中长期结构性问题[ 25 ]。
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银行通常会进行市场调查、搜集信息，而一些小型银行则不愿意承担调查成本，在决策时参考大型银行搜集的信息，因此出现了“羊群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会出现群体性多贷，而经济衰退时期则出现群体性拒贷，这样会形成信贷规模与经济周期的不平衡，从而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与结构性调整，金融体系多年来累积的顺周期性特征、体制机制性矛盾愈发突显，房地产是最大的灰犀牛。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贷款已占银行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资金等进入房地产行业，因此，房地产风险仍需谨慎应对。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4.9%下滑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2%，而同期信贷增长率却从16.5%上升到30%，宏观杠杆率则上升到2020年末的270.1%。此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房价和股市失调，影子银行的兴起使总体信贷投放增加，但实体经济的增长率却持续下降。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之前累积的债务负担面临“去杠杆、去库存”等结构性改革[ 26 ]。 四、跨周期调节背景下银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使用
当前金融风险隐患主要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造成的，而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等因素也增强了跨周期调节的必要性。高杠杆率和飙升的房价引发了对我国金融体系风险和不稳定性的广泛担忧。房价上涨大大增加了我国家庭的净资产，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大量预算依赖也对房地产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快速上升的金融杠杆问题，特别是，大幅增加的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影子银行提供的。房价快速上涨和债务水平迅速上升的共同发生使得我国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因此，尽管已有实证研究证明，信贷/GDP的偏离度指标是预测银行危机的最佳单一指标，然而，基于对单一指标给出的信号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考虑，也为了避免因此造成的监管失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要结合跨周期调节采取多重指标综合判断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时点。为此，本文从以下六大类风险中对那些可能反映经济运行周期性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 27 ]。
（一）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挂钩变量的选择
1.信贷增长
已有研究证明，信贷增长可能是最具衡量价值的指标。首先，应该考虑信贷指标的范围，是否将信贷定义为包含所有信贷的总信贷，无论债权人还是银行提供的信贷;是否考虑长期增长率，比如三年增长率或信贷水平变化的绝对值，而不是年增长率;是否能够确认民营企业、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信贷增长可能在新出现的银行危机中具有不同的指标性。
然而，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AP）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缺点，就是当GDP下降时，GAP通常会增加（Repullo and Saurina，2011）。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提高逆周期资本缓冲可能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如果信贷增长已经停止，更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于是，Kauko（2012）提出了两项信贷发展措施，将信贷一年的变化与GDP五年均线进行比较。第一项措施是：
使用GDP五年移动平均值而不是年度GDP来解决GDP短期大幅下降的问题，信用变化除以GDP的一年移动平均值的指标是预警系统性金融危机信贷发展的最佳指标。为了衡量信贷发展，需要考虑实际信贷和信贷与GDP的比率。每种情况都要考虑以下四种信贷形式：非金融民营企业的信贷总额、家庭信贷总额、非金融公司的信贷总额、私人非金融部门的银行信贷。信贷总额包括贷款和债务证券，银行信贷仅包括债权人属于银行业的信贷。
2.房地产价格
信贷和房价通常是相辅相成的。购房资金通常由银行提供贷款，房地产的价格会影响银行对抵押贷款的放贷决定。抵押贷款通常也会占家庭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相当大的比例，这使得两者都容易受到房价波动的影响。在经济低迷时期，由于生产和消费收缩导致其他企业贷款损失，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和建筑行业贷款造成的银行损失可能会加剧。可以通过比较房价与家庭收入或住房租金来评估住房市场的状况。从买方角度来看，房价和收入的相对发展反映了住房的可承受性，而住房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在概念上与股票市场的市盈率相同。Detken et al.（2014）研究发现房价测量在危机预测中的表现优于其他基于市场或实体经济的指标。为了避免房地产价格的潜在高估，可以考虑实际住宅物业价格、住宅物业价格比率、住宅物业价格与收入比率、商业房地产价格等因素。
自20世紀90年代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全国经历了一场戏剧性和持久性的房地产繁荣，而房价的上涨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如果最终爆发会破坏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家庭对高房价升值的预期可以归结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行为因素，另一个是制度因素。首先，将过去的趋势推断为未来趋势可能会导致家庭对收入快速增长和房价升值抱有很高的期望。通过这种预期，住房市场风险最终将受到经济增长风险的驱动。如果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高增长率，那么这些家庭的高期望值将是可持续的，而家庭对房价的预期将会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其次，政府的反周期干预措施也加强了购房者对未来房价升值的高度期望，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供应并严重依赖土地收入，银行在房地产领域会面临巨大风险。
总体而言，我国房价的快速升值得益于快速的家庭收入增长，但不同城市的高价格与收入比率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高预期上。因此，就像债务危机的风险一样，住房风险基本上是经济增长的风险。如果经济增长率在不久的将来大幅低于目前的水平，那么很难维持购房者的高预期，从而保持当前的市场价格与收入比率水平。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将对企业投资和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不包括金融、房地产和建筑公司）会花费近20%的资本投资获得土地，不仅包括工业用地，而且有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不能用于建设生产设施），甚至有些公司土地投资占比高达40%。更重要的是，不断发展的房地产热潮不仅会导致众所周知的抵押品效应，而且会使土地价格上升，允许土地持有公司获得更多的土地贷款，这些贷款是通过土地持有者抵押的。房地产繁荣对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从而损害了整体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效应可能反过来加剧住房风险水平。
3.民营企业债务负担
当借款人无法履行其偿债义务时，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民营企业的高负债会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并可能抑制整个经济体的消费和投资。实际上，债务与收入比率和偿债比率都是有助于发现和预警金融危机的指标。衡量与收入相关的偿债费用的比率是金融危机的重要信息预测因素，无论是否限于家庭或公司偿债成本，都需要提供信息和监测偿债率的年度变化。
4.外部失衡
已有研究认为，来自国外的资金，特别是证券投资，提供的信贷来源不如国内提供的资金有保障，换而言之，巨额的外国借款可能构成对金融体系的脆弱性。Kim and Wei（2002）认为，这种脆弱性部分来源于外国投资者评估投资国的金融风险相对困难，一旦风险成为现实，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会发生“羊群效应”，进而导致危机的发生。已有研究发现经常账户与GDP之比和长期平均值的偏差是最有价值的信息。国际收支中的其他账户也没有特别提供信息，国内和外币跨境贷款与GDP比率的变化在金融危机中就产生统计上的显著作用。鉴于外部失衡指标的缺乏，这些跨境贷款比率都值得监测。 5.潜在错误定价的风险
信贷和资产价格暴涨通常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经济上行期，人们往往会忽略某些类型的风险，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在银行放宽信贷标准或投资者要求风险较高的风险证券溢价上。股市波动和国内股票价格指数的增长是金融危机风险的信息预测因素。由于全球股票市场高度互联，因此VIX指数的表现与国内基于股票市场的指标相当或更好也很正常。研究还发现低利率和信用风险定价作为危机风险加大的指标，为低收入家庭及企业借贷利差的预测能力提供了一些支持，对高收益率差价，利率差的较低值则表示风险。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倾向于及时聚集并同时影响多个国家。
6.银行资产负债表强度
虽然银行业危机的原因至少部分表现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但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包含的能可靠地识别周期性风险的预警指标并不多，为了衡量银行资产负债表强度的预警效果，通常考虑以下指标：总资产/ GDP比率、杠杆率、贷存比、非核心负债与总资产或GDP的比率、（流动负债-流动资产）/总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杠杆比率和总资产与GDP比率是具有相对强劲表现的指标，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区决策中使用杠杆比率可能会出现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在维持基于风险的资本比率的同时建立了过度杠杆，于是《巴塞尔协议III》引入对2017年1月1日实施的银行杠杆比率的最低要求。因此，在决定银行是否需要更多资金时，使用银行当前资本状况可能是多余的。净短期负债率、非核心负债和贷存比率越高，表明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越大。
综上，这六类指标中信贷增长是最具衡量价值的指标。引发危机的概率用家庭信贷总额除以GDP的趋势差距比使用企业信贷总额或信贷总额的趋势差距更敏感。例如，如果4%的信贷与GDP之间的总趋势差距和银行危机的概率相对应，则1%的家庭信贷与GDP之间的趋势差距将产生相同的危机概率。现有证据还表明商业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增长会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信贷/ 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AP），以及房价估值和商业房地产价格的衡量指标都是银行业危机的良好预测指标。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规则
1.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比例
为了有效防范银行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宏观调控跨周期调节和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来实现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动态调整，也就是在跨周期调控的背景下，经济繁荣时提高超额资本充足率要求，而在经济萧条时进行释放以便于应对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的危机。根据对过去银行危机的经验研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并将调整系数与调整指标设定为线性关系。对缺口GAP分别确定一个上限指标（H）10%和下限指标（L）2%，在最高与最低区间内逆周期缓冲资本随着缺口GAP指标呈线性增长，超过上限指标时计提2.5%超额资本，低于下限指标时计提0。因此，逆周期缓冲资本的计提规则可用以下分段函数表示：
为了研究不同周期之间的幅度差异，参考Mink et al.（2012）提出的相似性度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给定变量的横截面，确保GDP/信贷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差。信贷/GDP具有很高的可获得性，这一指标还可以很好地剔除季节性扰动因素，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建议将各国使用信贷/GDP的偏离度作为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可以使用标准的计量方法来评估这些指标对风险预警的表现。应用接收器操作特性（ROC）和相对有用性分析，这些都是基于警告信号的类型I（假阳性）和类型II（假阴性）错误的相对数量。使用大多数简约的非参数和参数方法来检查指标，考虑了不同的危机预测和替代金融危机数据集。
（三）逆周期资本缓冲计量的实施路径
由于信贷增长是银行业金融危机最显著的预测因子，而信贷和房价往往相辅相成，购房通常由贷款提供资金，信贷增长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因此，信贷规模和房价的快速增长会引发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以信贷增长为例，测算其逆周期资本计提比例与时机，与传统的资本充足率相比，在预测银行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信号法是在低于或高于某个信令阈值时，会发出漏洞增加的警告信号。例如，实际家庭信贷一年增长超过6%时，则可能发出警告信号。使用信号法可以预测不同信令阈值和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差之间的相对有用性。信贷/GDP差距指标对于信令阈值在0%～20%之间最有用。随着误报率迅速下降，有用性增加，而错过的危机率则以相对缓慢的速度增加。在有用性曲线的最高点，误报的变化率与错过的危机变化率完全相反。从这一点开始，随着错误警报的改善不再抵销错过的危机率的增加，有用性开始减少（如图1所示）。
本文使用两个预警指标评估统计—接收器操作特征（ROC）曲线下的区域（此区域表示为AUC）和相对有用性（Ur）。AUC和相对有用性都考虑了预警指标产生的I型和II型误差的相对量（见表1）。这些措施可以更普遍地应用在类型I和类型II错误之间进行权衡。I型错误（误报）对应于错误警报，即指示符发出预警信号，但在指定的预测范围内没有危机。类型II错误（假阴性）对应于错过的危机，即指示符不给出信号，但是银行危机发生在指定的预测范围内（见表2）。
本文选取银行业2000—2019年季度数据作为样本进行评估，基于所有时间段内的相同信令阈值进行决策，然后，利用此阈值，针对完整样本报告AUC测量值。对于相对有用性度量标准，在2000年第一季度，使用有关2010年第一季度、第四季度以及之前指标值危机数据集的信息，基于此（以及策略参数？兹=0.5）确定什么是最佳信令阈值。并与2000年第一季度的指标值相结合，确定2000年是否有警告信号。将信令与2000年第一季度的事后信息進行比较，记录真阳性、假阳性、真阴性或假阴性。2000年第二季度重复上述流程，以此类推，得到的样本相对有用性，表示为Ur，o。由于篇幅所限，详细的数据将不在文中列示。结果表明，通过权衡信贷与GDP趋势差距指标的误报和错失危机之间的关系，如果信令阈值低于0%的趋势差距，则不会有错过的危机，但错误警报的数量将非常高。相反，如果阈值高于20%的趋势差距，则错过危机的份额相当高，但误报率非常低。因此，决策者可将其设置为0%～20%之间（实际适用的BCBS基准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区间为2%～10%）。 五、结论
本文对宏观审慎监管跨周期调节下银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进行了梳理，通过构建跨周期调节预警体系，在信贷增长、房地产价格高估、民营企业债务负担、外部失衡、潜在的错误定价风险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强度六大类风险中寻找可用于准确反映经济运行周期性的指标数据，进行跨周期资本预警机制分析，监测和反映银行体系的运行状况，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做出提前预警，为银行跨周期经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信贷/GDP的偏离度和房地产价格是预测银行业金融危机的良好指标，可以为金融监管机构实施跨周期调节提供决策依据。
首先，通过研究宏观审慎监管下跨周期资本预警作用机制，探讨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如何使用逆周期资本缓冲这一监管工具防范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坚持学术价值的基础上，更注重金融风险防范的现实意义及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其次，基于金融脆弱性理论与金融失衡两种诱因及金融周期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密切相关性，就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最后，针对宏观审慎监管跨周期调节下逆周期的判断标准、启动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机，以及逆周期资本缓冲对金融危机的抑制作用等预警机制分析，揭示我国银行业防范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和机理，为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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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22-0050-08
一、引言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人们通过对危机前金融监管政策的反思，得出以追求单一银行稳健经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无法有效抵御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风险这一论断[ 1 ]。于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在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中提出要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以克服这个弊端，2010年12月发布的《巴塞尔协议III：更稳健的银行和银行系统的全球监管框架》（简称《巴塞尔协议III》）引入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在内的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也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相应地，2013年我国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即在经济上行期抑制信贷过度投放以缓解经济下行期的信贷紧缩程度。然而，逆周期调节着眼于解决短期问题，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立足于解决中长期问题的跨周期调节，进而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2 ]。这些框架提出和实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顺周期性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
2020年春节前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都非常严重，新冠肺炎疫情是资本市场典型的“黑天鹅”事件，由此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会冲击金融风险的底线[ 3 ]。“十四五”规划和后疫情时代交迭期，金融体系在国内国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赋能作用，使得维护金融安全更加至关重要[ 4 ]。从我国社会融资结构来看，银行信贷占比约85%，显而易见，我国金融行业目前的总体特征是，相对于保险业和证券业而言，银行业仍然主导着我国金融体系。因此，银行业要积极应对疫情风险带来的挑战，由逆周期向跨周期演进，以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5 ]。本文主要从经济周期性的角度探讨如何防范我国银行业金融风险，深入剖析建立跨周期资本预警机制对防范和化解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性及作用机理。具体来说，将从宏观审慎监管视角研究和分析跨周期调节背景下如何有效运用逆周期资本缓冲这一工具对金融危机的抑制作用。
二、相关文献综述
事实上，与以往的历次危机一样，2007—2009年金融危机主要是金融体系长时间处于流动性过剩，信贷规模不断扩张、资产价格持续攀升、金融机构高杠杆率引发风险过度承担等长期累积的金融失衡因素所导致的。因此，自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以来，有关金融周期、逆周期资本缓冲、跨周期调节的相关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金融周期相关研究
金融周期正在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实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最早正式提出金融周期概念的Borio et al.[ 6 ]归纳出金融周期的一般特性，指出金融周期波峰之后通常会出现金融危机，而衡量金融周期的重要因素是信贷总量和房地产价格，以此来描述金融周期，进而确定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还有学者发现利用信贷增长和房价协同运动的复合金融周期是过去五十年来七国集团（G-7）国家测量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佳指标[ 7 ]。金融周期高峰与金融危机在通常情况下是同时发生的，很显然，监测金融周期对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合理测度我国的金融周期，把握金融周期的特征及其经济影响，对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维护金融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相关研究
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特征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顺周期性来自风险衡量本身和由银行个体行为产生的集体不良后果所放大的代理问题。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了缓解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在次贷危机后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这一新的监管工具，即提高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的资本金要求以增强其在经济衰退时期的风险抵御能力[ 8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目的是通过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来减少其顺周期性，防止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期间过度风险承担，以减少经济衰退期间遭受损失的影响[ 9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了改进《巴塞尔协议III》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可能存在的不足，于2019年11月发布《实施部门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指导原则》，提出了部門逆周期资本缓冲（Sectional Countercyclical Capital Buffer，SCCyB），能够精准有效地识别和预警特定信贷部门引发的信贷周期性风险，建议各国金融监管当局逐步实施部门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以便于缓解信贷过快增长的特定信贷部门的周期性失衡问题。由此使得《巴塞尔协议III》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框架得到进一步完善[ 10 ]。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10）推荐将“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credit-to-GDP gap）”作为信贷过度增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的主要锚定指标，当信贷/GDP的偏离度超过10%时，将启动银行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最高2.5%）监管工具。实际上，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信贷/GDP偏离度是预测银行危机的最佳单一指标[ 11-14 ]。国外有的学者探讨了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适用指标，Orehmunn et al.[ 14 ]基于九个欧洲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监管者需要详细监测房价、股票价格、信贷增长指标。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2014）建议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水平要基于民营企业信贷/GDP比率与长期趋势的偏离度（信贷/GDP偏离度）进行调整。另外一些学者运用信号提取法对GDP增速、信贷增速、信贷/ GDP、资产价格、信用价差和银行税前利润等指标变量的预警作用进行比较，发现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值（GAP）能够预测67%以上的金融危机，并且产生最小的信噪比，因此GAP可以作为有效的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标。还有学者使用ROC曲线来评价宏观政策，特别是周期政策指标的预警能力，比较和评估了10个指标的预警效果之后，认为偿债率指标、非核心负债率、信贷/GDP缺口具有较强的预警能力[ 14 ]。 国内学者基于我国商业银行1998—2011年的信贷数据分析，得出我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活动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 15 ]。还有学者运用Markov区制转换模型来识别和分析系统性风险的状态转变，以此来确定逆周期资本的计提时点和计提幅度[ 16 ]。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银行信贷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应充分考虑其对银行的信贷行为，特别是对银行不良贷款及信贷风险的影响[ 17 ]。许多学者还尝试运用各种测量指标进行实证检验。比如，有学者使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荐的方法和参数基于1998—2010年广义信贷数据来测算我国银行业所需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并初步得出结论，信贷/GDP的偏离度指标在我国可以较好地判断信贷增长过快、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 18 ]。还有学者使用我国银行业2004—2013年季度数据验证了信贷/GDP的偏离度指标在样本期内的波动与信贷波动情况基本一致，认为该指标可以充分反映此期间信贷波动的实际情况，因此，可以作为预测我国银行业金融危机的有效指标[ 19 ]。另外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对比测算单边和双边HP滤波法的潜在影响，表明双边HP滤波法在银行部门信贷风险积聚的预警方面更具解释力[ 20 ]。
（三）跨周期调节相关研究
跨周期调节是相对于逆周期调节而言的。逆周期调节主要解决短期问题，大多是反向操作。跨周期调节则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比如要素成本上升、隐性债务、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等传统问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等新问题，以完善和调节长期制度设计。跨周期调节更加注重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结构，加大对国民经济短板和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比如对服务业、中小企业、“三农”的精准扶持。跨周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21 ]，比如房地产企业现金流问题、国有企业信用风险向中小银行的传导态势等。富国银行、汇丰银行、澳大利亚银行等国际性大型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注重跨周期调节，不依赖危机应对措施，展现出强大的抵御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 22 ]。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具有前瞻性、连续性、平衡性等特征，能够将政策导向清晰地传递给市场主体，稳定社会预期，从长期角度设计宏观经济政策，确保最大化各项政策的边际效力，不会因短期过度刺激而留下长期后遗症。
（四）文献述评及本文贡献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金融周期资本监管的研究，大多是利用本国或多国数据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荐的信贷/GDP的偏离度指标以及逆周期计算方法对逆周期预警做出有效性验证，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一些补充的逆周期预警指标并进行验证。但是，这些验证手段相对单一，基本上是使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荐的算法，而遵循金融周期规律并立足于中长期规划的跨周期调节进行跨周期预警指标时间节点选择及预警指标阈值合理性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将参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建议，针对Detken et al.（2014）提出的信贷增长、房地产价格高估、民营企业债务负担、外部失衡、潜在错误定价风险、银行资产负债表强度六大类风险进行研究，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可能对经济运行跨周期具有预警作用的指标，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跨周期资本监管指标体系，为金融监管机构提供决策依据。
三、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指出逆周期资本是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资本金构成部分，本质上是补充银行最低资本金的要求，是宏观审慎监管时间维度的重要工具[ 23 ]。2020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综合考虑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杠杆率水平、银行体系稳健性等因素及定期評估和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要求，明确提出了我国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覆盖范围、计提方式、评估机制，并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以及目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评估状况，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初始比率设置为0，但不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管理要求[ 24 ]。同时结合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既考虑短期的经济波动，又审视未来的经济周期走向，根据金融周期的特征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以防范和化解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监管机构改革进程来看，我国于2017年11月8日正式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我国金融重大事件的议事协调机构，旨在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及改革发展的重大金融问题。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增强金融监管机构的统筹与协调，尤其是要加强对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的监管。2018年，银监会和保监会整合组建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监管架构上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即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一系列举措都表明较长一段时期内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理论分析
对于金融顺周期性问题的成因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理论研究。有的学者提出导致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有的学者创造性地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和金融脆弱性理论，即由于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经济下行时期，抵押品价值下降，即使贷款项目具有较高收益，也很难获得融资;经济状况改善时期，抵押品价值上升，因为成本较低企业更倾向于外部融资，这会进一步提升经济热度。并且，通过增加一些逆周期效应来抵消顺周期性，充分重视由于风险度量模型、资本监管及其模型设计等人为因素引起的顺周期性抵消或削弱顺周期性的措施。后疫情时代，逆周期调节逐渐趋缓，侧重于中长期优化的跨周期调节，能够避免出现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周期性问题与中长期结构性问题[ 25 ]。
一些实力较强的大型银行通常会进行市场调查、搜集信息，而一些小型银行则不愿意承担调查成本，在决策时参考大型银行搜集的信息，因此出现了“羊群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会出现群体性多贷，而经济衰退时期则出现群体性拒贷，这样会形成信贷规模与经济周期的不平衡，从而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与结构性调整，金融体系多年来累积的顺周期性特征、体制机制性矛盾愈发突显，房地产是最大的灰犀牛。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贷款已占银行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资金等进入房地产行业，因此，房地产风险仍需谨慎应对。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4.9%下滑至2009年第一季度的6.2%，而同期信贷增长率却从16.5%上升到30%，宏观杠杆率则上升到2020年末的270.1%。此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房价和股市失调，影子银行的兴起使总体信贷投放增加，但实体经济的增长率却持续下降。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之前累积的债务负担面临“去杠杆、去库存”等结构性改革[ 26 ]。 四、跨周期调节背景下银行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使用
当前金融风险隐患主要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造成的，而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等因素也增强了跨周期调节的必要性。高杠杆率和飙升的房价引发了对我国金融体系风险和不稳定性的广泛担忧。房价上涨大大增加了我国家庭的净资产，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大量预算依赖也对房地产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快速上升的金融杠杆问题，特别是，大幅增加的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影子银行提供的。房价快速上涨和债务水平迅速上升的共同发生使得我国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因此，尽管已有实证研究证明，信贷/GDP的偏离度指标是预测银行危机的最佳单一指标，然而，基于对单一指标给出的信号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考虑，也为了避免因此造成的监管失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要结合跨周期调节采取多重指标综合判断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时点。为此，本文从以下六大类风险中对那些可能反映经济运行周期性的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 27 ]。
（一）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挂钩变量的选择
1.信贷增长
已有研究证明，信贷增长可能是最具衡量价值的指标。首先，应该考虑信贷指标的范围，是否将信贷定义为包含所有信贷的总信贷，无论债权人还是银行提供的信贷;是否考虑长期增长率，比如三年增长率或信贷水平变化的绝对值，而不是年增长率;是否能够确认民营企业、家庭和非金融企业的信贷增长可能在新出现的银行危机中具有不同的指标性。
然而，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AP）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缺点，就是当GDP下降时，GAP通常会增加（Repullo and Saurina，2011）。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提高逆周期资本缓冲可能会适得其反。事实上，如果信贷增长已经停止，更高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于是，Kauko（2012）提出了两项信贷发展措施，将信贷一年的变化与GDP五年均线进行比较。第一项措施是：
使用GDP五年移动平均值而不是年度GDP来解决GDP短期大幅下降的问题，信用变化除以GDP的一年移动平均值的指标是预警系统性金融危机信贷发展的最佳指标。为了衡量信贷发展，需要考虑实际信贷和信贷与GDP的比率。每种情况都要考虑以下四种信贷形式：非金融民营企业的信贷总额、家庭信贷总额、非金融公司的信贷总额、私人非金融部门的银行信贷。信贷总额包括贷款和债务证券，银行信贷仅包括债权人属于银行业的信贷。
2.房地产价格
信贷和房价通常是相辅相成的。购房资金通常由银行提供贷款，房地产的价格会影响银行对抵押贷款的放贷决定。抵押贷款通常也会占家庭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相当大的比例，这使得两者都容易受到房价波动的影响。在经济低迷时期，由于生产和消费收缩导致其他企业贷款损失，住房抵押贷款违约和建筑行业贷款造成的银行损失可能会加剧。可以通过比较房价与家庭收入或住房租金来评估住房市场的状况。从买方角度来看，房价和收入的相对发展反映了住房的可承受性，而住房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在概念上与股票市场的市盈率相同。Detken et al.（2014）研究发现房价测量在危机预测中的表现优于其他基于市场或实体经济的指标。为了避免房地产价格的潜在高估，可以考虑实际住宅物业价格、住宅物业价格比率、住宅物业价格与收入比率、商业房地产价格等因素。
自20世紀90年代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全国经历了一场戏剧性和持久性的房地产繁荣，而房价的上涨可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如果最终爆发会破坏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家庭对高房价升值的预期可以归结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行为因素，另一个是制度因素。首先，将过去的趋势推断为未来趋势可能会导致家庭对收入快速增长和房价升值抱有很高的期望。通过这种预期，住房市场风险最终将受到经济增长风险的驱动。如果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高增长率，那么这些家庭的高期望值将是可持续的，而家庭对房价的预期将会引发严重的金融风险。其次，政府的反周期干预措施也加强了购房者对未来房价升值的高度期望，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供应并严重依赖土地收入，银行在房地产领域会面临巨大风险。
总体而言，我国房价的快速升值得益于快速的家庭收入增长，但不同城市的高价格与收入比率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高预期上。因此，就像债务危机的风险一样，住房风险基本上是经济增长的风险。如果经济增长率在不久的将来大幅低于目前的水平，那么很难维持购房者的高预期，从而保持当前的市场价格与收入比率水平。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将对企业投资和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不包括金融、房地产和建筑公司）会花费近20%的资本投资获得土地，不仅包括工业用地，而且有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不能用于建设生产设施），甚至有些公司土地投资占比高达40%。更重要的是，不断发展的房地产热潮不仅会导致众所周知的抵押品效应，而且会使土地价格上升，允许土地持有公司获得更多的土地贷款，这些贷款是通过土地持有者抵押的。房地产繁荣对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从而损害了整体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效应可能反过来加剧住房风险水平。
3.民营企业债务负担
当借款人无法履行其偿债义务时，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民营企业的高负债会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并可能抑制整个经济体的消费和投资。实际上，债务与收入比率和偿债比率都是有助于发现和预警金融危机的指标。衡量与收入相关的偿债费用的比率是金融危机的重要信息预测因素，无论是否限于家庭或公司偿债成本，都需要提供信息和监测偿债率的年度变化。
4.外部失衡
已有研究认为，来自国外的资金，特别是证券投资，提供的信贷来源不如国内提供的资金有保障，换而言之，巨额的外国借款可能构成对金融体系的脆弱性。Kim and Wei（2002）认为，这种脆弱性部分来源于外国投资者评估投资国的金融风险相对困难，一旦风险成为现实，这种信息的不透明会发生“羊群效应”，进而导致危机的发生。已有研究发现经常账户与GDP之比和长期平均值的偏差是最有价值的信息。国际收支中的其他账户也没有特别提供信息，国内和外币跨境贷款与GDP比率的变化在金融危机中就产生统计上的显著作用。鉴于外部失衡指标的缺乏，这些跨境贷款比率都值得监测。 5.潜在错误定价的风险
信贷和资产价格暴涨通常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经济上行期，人们往往会忽略某些类型的风险，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在银行放宽信贷标准或投资者要求风险较高的风险证券溢价上。股市波动和国内股票价格指数的增长是金融危机风险的信息预测因素。由于全球股票市场高度互联，因此VIX指数的表现与国内基于股票市场的指标相当或更好也很正常。研究还发现低利率和信用风险定价作为危机风险加大的指标，为低收入家庭及企业借贷利差的预测能力提供了一些支持，对高收益率差价，利率差的较低值则表示风险。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倾向于及时聚集并同时影响多个国家。
6.银行资产负债表强度
虽然银行业危机的原因至少部分表现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但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包含的能可靠地识别周期性风险的预警指标并不多，为了衡量银行资产负债表强度的预警效果，通常考虑以下指标：总资产/ GDP比率、杠杆率、贷存比、非核心负债与总资产或GDP的比率、（流动负债-流动资产）/总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杠杆比率和总资产与GDP比率是具有相对强劲表现的指标，在逆周期资本缓冲区决策中使用杠杆比率可能会出现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银行在维持基于风险的资本比率的同时建立了过度杠杆，于是《巴塞尔协议III》引入对2017年1月1日实施的银行杠杆比率的最低要求。因此，在决定银行是否需要更多资金时，使用银行当前资本状况可能是多余的。净短期负债率、非核心负债和贷存比率越高，表明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越大。
综上，这六类指标中信贷增长是最具衡量价值的指标。引发危机的概率用家庭信贷总额除以GDP的趋势差距比使用企业信贷总额或信贷总额的趋势差距更敏感。例如，如果4%的信贷与GDP之间的总趋势差距和银行危机的概率相对应，则1%的家庭信贷与GDP之间的趋势差距将产生相同的危机概率。现有证据还表明商业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增长会增加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信贷/ 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离度（GAP），以及房价估值和商业房地产价格的衡量指标都是银行业危机的良好预测指标。
（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规则
1.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计提比例
为了有效防范银行金融风险，可以通过宏观调控跨周期调节和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来实现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动态调整，也就是在跨周期调控的背景下，经济繁荣时提高超额资本充足率要求，而在经济萧条时进行释放以便于应对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的危机。根据对过去银行危机的经验研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并将调整系数与调整指标设定为线性关系。对缺口GAP分别确定一个上限指标（H）10%和下限指标（L）2%，在最高与最低区间内逆周期缓冲资本随着缺口GAP指标呈线性增长，超过上限指标时计提2.5%超额资本，低于下限指标时计提0。因此，逆周期缓冲资本的计提规则可用以下分段函数表示：
为了研究不同周期之间的幅度差异，参考Mink et al.（2012）提出的相似性度量，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给定变量的横截面，确保GDP/信贷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差。信贷/GDP具有很高的可获得性，这一指标还可以很好地剔除季节性扰动因素，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建议将各国使用信贷/GDP的偏离度作为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挂钩变量。可以使用标准的计量方法来评估这些指标对风险预警的表现。应用接收器操作特性（ROC）和相对有用性分析，这些都是基于警告信号的类型I（假阳性）和类型II（假阴性）错误的相对数量。使用大多数简约的非参数和参数方法来检查指标，考虑了不同的危机预测和替代金融危机数据集。
（三）逆周期资本缓冲计量的实施路径
由于信贷增长是银行业金融危机最显著的预测因子，而信贷和房价往往相辅相成，购房通常由贷款提供资金，信贷增长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因此，信贷规模和房价的快速增长会引发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以信贷增长为例，测算其逆周期资本计提比例与时机，与传统的资本充足率相比，在预测银行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信号法是在低于或高于某个信令阈值时，会发出漏洞增加的警告信号。例如，实际家庭信贷一年增长超过6%时，则可能发出警告信号。使用信号法可以预测不同信令阈值和信贷/GDP与其长期趋势值的偏差之间的相对有用性。信贷/GDP差距指标对于信令阈值在0%～20%之间最有用。随着误报率迅速下降，有用性增加，而错过的危机率则以相对缓慢的速度增加。在有用性曲线的最高点，误报的变化率与错过的危机变化率完全相反。从这一点开始，随着错误警报的改善不再抵销错过的危机率的增加，有用性开始减少（如图1所示）。
本文使用两个预警指标评估统计—接收器操作特征（ROC）曲线下的区域（此区域表示为AUC）和相对有用性（Ur）。AUC和相对有用性都考虑了预警指标产生的I型和II型误差的相对量（见表1）。这些措施可以更普遍地应用在类型I和类型II错误之间进行权衡。I型错误（误报）对应于错误警报，即指示符发出预警信号，但在指定的预测范围内没有危机。类型II错误（假阴性）对应于错过的危机，即指示符不给出信号，但是银行危机发生在指定的预测范围内（见表2）。
本文选取银行业2000—2019年季度数据作为样本进行评估，基于所有时间段内的相同信令阈值进行决策，然后，利用此阈值，针对完整样本报告AUC测量值。对于相对有用性度量标准，在2000年第一季度，使用有关2010年第一季度、第四季度以及之前指标值危机数据集的信息，基于此（以及策略参数？兹=0.5）确定什么是最佳信令阈值。并与2000年第一季度的指标值相结合，确定2000年是否有警告信号。将信令与2000年第一季度的事后信息進行比较，记录真阳性、假阳性、真阴性或假阴性。2000年第二季度重复上述流程，以此类推，得到的样本相对有用性，表示为Ur，o。由于篇幅所限，详细的数据将不在文中列示。结果表明，通过权衡信贷与GDP趋势差距指标的误报和错失危机之间的关系，如果信令阈值低于0%的趋势差距，则不会有错过的危机，但错误警报的数量将非常高。相反，如果阈值高于20%的趋势差距，则错过危机的份额相当高，但误报率非常低。因此，决策者可将其设置为0%～20%之间（实际适用的BCBS基准逆周期资本缓冲计提区间为2%～10%）。 五、结论
本文对宏观审慎监管跨周期调节下银行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进行了梳理，通过构建跨周期调节预警体系，在信贷增长、房地产价格高估、民营企业债务负担、外部失衡、潜在的错误定价风险以及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强度六大类风险中寻找可用于准确反映经济运行周期性的指标数据，进行跨周期资本预警机制分析，监测和反映银行体系的运行状况，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做出提前预警，为银行跨周期经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信贷/GDP的偏离度和房地产价格是预测银行业金融危机的良好指标，可以为金融监管机构实施跨周期调节提供决策依据。
首先，通过研究宏观审慎监管下跨周期资本预警作用机制，探讨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如何使用逆周期资本缓冲这一监管工具防范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坚持学术价值的基础上，更注重金融风险防范的现实意义及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其次，基于金融脆弱性理论与金融失衡两种诱因及金融周期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密切相关性，就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最后，针对宏观审慎监管跨周期调节下逆周期的判断标准、启动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时机，以及逆周期资本缓冲对金融危机的抑制作用等预警机制分析，揭示我国银行业防范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和机理，为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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