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这一切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除了一部智能机。
　　这对吴这样重度的手机用户来说，不算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吴的生活就在手机上。她已经习惯“一心二用”的生活——每天起床要先看10分钟手机资讯，吹头发的时候也在看，路上在看，工作的时候在看，下班之后还在看，即便有朋友聚会，大家也都在看手机。今年6月的苹果发布会，时间上正好跟某个航班撞车，吴若曦甚至还作为某国内网站的解说嘉宾，在百忙中用手机完成了全程直播。
　　这件事的结果好坏参半。一方面，这个在手机上叫做“Onlyswan”的女孩，拥有13000名Twitter粉丝和30000名新浪微博粉丝，拥有一个手机上认识的老公，甚至婚礼上的嘉宾，也是手机上邀请来的。但另一方面，因为有十几部不同品牌的手机轮流使用，临睡前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的充电器，带来的焦虑感都会让她失眠。 　　更多的困扰可能来自于现实与虚拟的割裂。当亲戚、朋友、同学甚至顶头上司，发现吴在手机网络上那些尺度很大的自拍照，尺度很大的两性话题讨论，以及尺度更大的涉及政治的言论时，无不惊讶于那个平时只顾低头玩手机的怪女孩，居然在手机上变成了另一个人。吴只能对此摊摊手，“只能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也许这是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吧。”
　　但这些对吴来说都并不是问题。她参加过许多线下聚会，认出她的网友并没有更多进一步的冒犯举动。他们对她的价值观表示尊重，甚至激赏。尽管曾经被网警请去“喝茶”，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扰，最近甚至还有一位某地级市的网警在微博上对她说，等她回国要过来见面，像朋友一样，就很多问题当面探讨。
　　吴若曦觉得她从智能手机中获益良多。在2008年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前，她就已经混迹于各大论坛，是个小有名气的宅女。现在的她依然怕打电话，但会更多走出去，更多与人打交道，她甚至已经辞职，决定在互联网圈子里做点事情，甚至拣起“国际政治”的老本行。这有什么不好呢？
　　很明显，我们多数人都并非生活在荒岛上，也并非卢德派教徒，与手机打交道不可避免。最近出版的新书《与手机同床》讲述了以苦干著称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如何与7/24小时在线工作斗争的故事，办法是强制提高效率，早点下班。
　　《经济学人》并不认为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文章说，“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智能手机厂商和应用厂商们，主动把手机‘非智能化’。”

诱惑竞赛

　　智能手机业者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这些问题。《i成瘾》中总结了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够诱惑人使用的5大特征：它简便易用，是一种视听享受，提供众多选择，让沟通无压力，更重要的是，匿名而且安全。实际上，行业内的大小公司们无一不正沿着这个方向一路狂奔。
　　中国手机用户正在追求更大、更快、更智能的手机，他们甚至愿意为此多付出一倍的价格。但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趋势有增无减。中国去年销售了2亿部智能手机，但仍未普及，有消息说，明年4G的用户量将是个惊人的数字。 “智能手机的潜力几乎是无限的。我们判断短视频将成为新的流行，但不确定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只能尽量去猜测它。”曾学忠说。
　　曾所在的中兴通讯是中国最大的手机企业之一，以往的主流市场在“满足基本智能需求”的千元机，但最近他们悄悄改变了自己的定位，把主要市场定位到了2000元左右。例如他们推出的新款5.7英寸大屏手机，可以将屏幕分成两部分，一边用来观看视频，另一边用来与朋友讨论。
　　轰轰烈烈的讨好用户行动，正在中国手机厂商中像病毒一样传染着。例如，中国的另一家智能手机厂商OPPO，最近也推出了新款手机，它拥有夸张的外貌——一个可以前后旋转的摄像头和背部的触摸感应器，此外，相比于苹果iOS系统动辄数百项改进而言，它的系统还“根据用户反馈进行了4775项体验改进”。
　　有道笔记的负责人蒋炜航最近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他认为目前的界面太过繁杂，给用户带来困扰，让后者畏难而退。这样的修改在类似的公司是家常便饭，往往是团队中的某一个人，忽然怀疑用户会不喜欢现在的界面，大家就会像见到鬼一样跳起来，不吃不睡地掀起一轮翻天覆地的整改——尽管没人能肯定用户到底怎么想。

　　蒋的焦虑也是很多手机应用业者的焦虑——如何留住用户的眼球？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任何一款应用，都有一个类似的共性，即用户是有使用成本的，用得越久，要放弃它的代价就越高，这一点与手机用户的年龄、性别、背景无关。”蒋说。
　　他列举了一个例子，一位50岁的黑龙江公益组织负责人，把这家机构的所有办公文档全部分门别类存到了笔记里，以便自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手机查看。“他对我说，他一天都离不开手机了。”
　　很难想象，这样的巨大变化，实际上只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发生。尚文，手机淘宝的负责人说，仅以淘宝的“双11” 网购节为例，用户手机购物的占比从前年的很小份额，飙升到去年的占据1/4，他预计今年手机用户购物的比例将会超过传统的PC。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双11当晚，以往没有参加资格的他，第一次被请进集团的“战略指挥部”。
　　但让尚焦虑的问题还有很多。集团的一位高管就抱怨说，用手机网购的流量让人吃不消，她上个月就因为流量超标，不得不为高达数千元的话费买单。这可以通过与运营商的合作解决，但另一个问题却让人头疼——不要和传统商场里的购买者相比，就算和PC上的用户相比，手机用户的注意力和耐心往往都少得可怜，他们往往在被纷至沓来的信息吸引后，忘了本来要做什么。
　　尚文的同事，祝铭明和他的“火眼”团队负责解决后面这个问题。考虑到用户有限的耐心，他们开发出的语音识别功能，甚至可以让“我想找一件某某电影里某某穿的蓝色飞行夹克”这样的输入，得到精确的结果。而另一个项目则是摄像头识别功能，则可以让用户“扫到什么，就搜到什么”。
　　这只是开始。祝为iPhone 5s上的指纹传感器感到兴奋，他在家里做了一个长着八只脚，依靠手机上的芯片和传感器自主走动的“机器人”，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念书时研究人工智能的他说，“长远来看来看，机器必将产生真正的智能。想想看，那时会发生什么？”

问题的背面

　　但还有一种可能，问题并非拥抱诱惑还是抗拒诱惑这样简单的二选一。
　　对于网民“菲宝”来说，智能手机很多时候更代表一种生活，一种今后的人生哲学。她已经3年没有工作了。如果用一个词来确切形容她的状态，那可能非“职业的手机网购者”莫属。之前从事船舶仪器仪表制造的她辞职后，开始了一次足迹踏遍全国的背包旅行。在旅行的闲暇时间，她选择了用网购来打发时间——她用手机在淘宝达成的交易高达上千次，不仅让自己成为一个“四黄钻买家”，还和200多个商户成了好友。 　　现在的“菲宝”以网购达人自居，并且还希望借此谋生。她创办了多个手机网络公共账号，自费奔波于各大电商的总部，用于和有同好的网购用户分享电子商务网站的动态，以及自己的购物心得。现在的她除了网购，还会每天花12小时甚至更多，用手机更新几十条消息分享，“淘宝（他们）不会为此付给我一分钱，”“菲宝”说，“但是我的粉丝们会愿意购买我的经验。”
　　另一个情况就像网民Dennis Chu。他并非一个重度的手机使用者，但在他的手机上，有150个应用。他甚至制作了一个专门讨论“应用”的手机应用程序，用于随时随地和朋友们进行讨论和交流。他甚至认为这样的应用“集市”，可以取代谷歌或者苹果官方的应用市场，因为它更“自由”。
　　“我信奉无政府主义和信息自由，我相信一个去中心化的、有简单规则约束的虚拟世界，完全可以由用户自己来管理，就像真实世界一样，惩恶扬善，完成自我净化，最终会打败‘中心化’的官方市场。”Chu说，“我想自己来验证一下这个想法。”

Phubbing

这个词是由phone和snub合成而来。最初是由23岁的澳大利亚大学生Alex Haigh发起。2012年5月，在悉尼大学聚集了一批反对手机低头族的人，他们中有词汇学家、语音学家、诗人、作家、字谜高手、辩论赛冠军，他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新词来促使人们放下手机，关注身边的人。这场运动首先席卷了澳大利亚本土，接着波及到北美和非洲南端，然后是巴西，再到整个中美地区，之后进入欧洲和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一年之内，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开始使用这个词。

　　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看起来更像是几年前“短信成瘾”的一种延续。2009年，美国曾因为加州一位13岁少女每月发15000条短信的新闻，而引发激烈的辩论，但4年过去，那位少女并未成为问题少年。
　　《卫报》最新的一篇文章认为，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对青少年有益，文章引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说，新技术总是会引起“代际恐慌”，电台曾被称作“控制小孩的无形的手”，而索尼随身听曾被评价为“产生类似高潮的节奏”，但它们并未真的带来那样的现实。
　　手机也是这样。这份研究发现，手机社交并未给青少年带来超出常规的困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是再沉迷手机的青少年，也仍然愿意花时间面对面交流——他们只是在学习一种新的社交技能而已。
　　《纽约客》今年9月则在一篇《Facebook如何让你不高兴》的文章中发现，同样的严肃医学研究之所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是因为具体做什么事，而是因为用户“主动”和“被动”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对心理的影响可能恰恰相反。
　　杨华宁的故事最后有了个光明的结局。在休息一个月后，他选择了传统行业的IT部门，改用非智能手机，虽然继续从事老本行，但不需要7/24小时待命了。
　　至于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存在区别这一点，也可以先不用讨论了。4年前卫生部已经在《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里明确了，网瘾严禁损毁性外科手术。在有严谨的医学结论之前，不妨先把手机看作随身听，甚至收音机，看看究竟最后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