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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家庭财务体系,即使家庭成员、年龄、结构、收入相同,也会因未来的生活目标不同而大不一样。任何家庭保障规划系统都不能脱离整体规划单独进行,否则一定会影响其他家庭计划的落实。
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生存状况应该是广大35-40岁人群的真实写照:既要在事业上奋发图强,还要养育年幼的孩子,更要照顾年迈的双亲。如此多需要同时兼顾的事情,在保障规划上如何划分轻重缓急,需要选择哪些产品,需要购买多少保额才足够呢?
保险定律适用中国吗
先谈两个严肃的话题:
其一,“保险费用要占到家庭年收入的10%—15%,保险额度应该是家庭年支出的10倍”,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保险从业人员都耳熟能详的“双十定律”,据说是从国外传来的经验。作为保险的购买者,究竟有多少人仔细思考过这个似是而非的“定律”呢?这个国外的经验数据在中国适合吗?
其二,最近有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白领存款1000万,未必够养老》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但从客户整体财务规划的实践角度而言,我非常赞同和理解这篇文章的初衷。货币超发等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现象,是进行家庭财务规划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看似两个不搭界的话题,实际却有莫大的牵连:一个是家庭保险规划(又称财务安全规划的范畴),一个是家庭养老规划,这两个规划都属于家庭财务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其他若干规划(子女教育规划、购房规划、旅游规划等等)一起组成了错综复杂的家庭财务规划体系。
从来就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家庭财务体系,即使家庭成员、年龄、结构、收入相同,也会因未来的生活目标不同而大不一样。而任何家庭规划子系统都不能脱离整体规划单独进行,否则一定会影响其他家庭计划的落实。
典型家庭资料
王先生36岁,王太太30岁,他们的儿子今年4岁。王先生月收入2万元,王太太月收入1.5万元,此外,还有一套房子出租,每月的租金2500元。未来,夫妇两人共有大约190万元的遗产可继承。
现在,他们共有78万元的现金资产分布在银行存款、活期现金和基金上,平均年投资回报率为6%。年总支出为35.8万元,其中有5.8万元用于儿子的生活和教育,2.4万元用于赡养父母,6.3万元用于房屋贷款,18.3万元用于生活开销,3万元用于旅游。
第一种传统规划思路
我们先来看看在传统的保险规划思路下,这个家庭的保障计划设计。大致上会有两种倾向:
第一种,尽可能的把所有保险产品都推销给王先生,几乎一个不落。对于王先生、太太和儿子各买50万元的分红型终身重疾保险,再为儿子购买一份子女教育年金保险,还会让王先生和太太购买年金保险用于养老的储备;如果有机会,两全、万能、投连险都会见缝插针,逐个亮相。
这一系列的保险账单,会令王先生一家年度总保费支出轻松突破5万元,甚至10万元。在我的朋友中,曾有一个极端例子,一位40多岁的男性,家庭年收入14万元,其中各种保险支出就高达4.6万元。这样的案例却常常被视为“保障成功”的典范。
众所周知,保险的根本功能是解决保障问题的,它在本质上是解决小概率风险事件的最佳方法。小概率——换言之,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碰不上,就拿罹患重疾的概率来说,在王先生这个年龄段,不超过5‰,即使到了60岁,也超不过4%。诚然,一旦“中彩”了,对于个体来说,就是100%,因此,我们都非常需要保险。问题是,在家庭总收入中,我们应该拿出多少钱来为小概率事件付费?
如果家庭总收入不是刚性的,像阿凡提手中一袋袋沙子可以随时变成灿灿的黄金,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去忧虑保险预算的比例问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就像本文开篇所述,过高的保险预算一定会严重影响家庭其他财务计划的落实。生活中,不仅仅是保险,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今年看,似乎王先生一家还可以承受“4.6万元”的保险预算,但是未来更多的生活开支在等着他,在购买保险这一刻他却未曾想到:
王先生的外祖母年近9旬,他父母的积蓄并不丰裕,一旦外祖母有任何不测,王先生会全力承担起外祖母的医疗救护费用、丧葬费用、墓地费用……因为是外祖母把他一手带大。
王先生的父母远在外地,现在已经不断增添这样那样的新毛病,王先生曾经计划着适当时候接父母到北京来住,也好照顾他们。虽然现在已经有两套房,可是岳父母的身体也不好,是不是也需要一起接到北京来?
但不管怎样,夫妇俩都有共同的心愿,一旦父母生病,一定要去北京的协和、北大这样的一流医院去问诊,好在这么多年在北京也积攒了一些医院的人脉关系。可是,四位老人的医保关系都在外地,况且很多医疗费用还要自费,哎,到时候走着看吧。
宝贝儿子让夫妇两个最开心,聪明又懂事,这不,王太太和邻居李太太聊起了她家孩子出国留学的事情,有些动心了,正琢磨着是不是将来也让自己的儿子去国外深造?
王太太的孪生妹妹还没有结婚,夫妇两个也颇为操心。当年做姐姐的曾许过诺言,妹妹结婚的时候,姐姐要帮忙凑一半房子的首付款……
高额的保险支出像个紧箍咒,当这些事情在未来一一发生的时候,王先生和太太的头都会隐隐作痛。
但是,更让他们头痛的事情他们还并不清楚:有了这些保险,他们能真得能掌控好自己的将来吗?
由于国内保险精算预定利率严格限制在2.5%以内等因素的影响,除万能和投连险外,其他具有储蓄或返还功能的保险在年复合投资回报率上都相当保守,远远低于同年期的市场无风险收益率。说的通俗一些,王先生一家在获得确定性的强制储蓄利益的同时,损失了巨额复利滚动的财富。而且,他更无从了解,原来他根本不用支付那么多保险费用,仅仅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同样可以买到等额的保障,剩下的资金哪怕是放在银行存款,也要比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额加上分红还要多!(见图表1,以王太太购买30万终身重疾为例,储蓄收益率采用2007国债13的到期收益率4.52%)
保障是重要的,但当一些人以保障的名义,兜售给我们昂贵的储蓄保险的时候,就悄悄地拿走了我们未来赖以发展的相当一部分财富。为了这样所谓的确定性,我们是否付出了太高的代价?这样的保险方案,到底是“良药”还是“毒药”,相信你已经有了结论。
过高的保险预算一定会严重影响家庭其他财务计划的落实。
曾有一个极端例子,一位40多岁的男性,家庭年收入14万元,其中各种保险支出就高达4.6万元。这样的案例却常常被视为“保障成功”的典范。
第二种传统规划倾向
就是用简单的遗属分析法来计算寿险保额,然后再象征性的增加重疾保额。
举例来说,就是假设被保险人身故,遗属未来所有生活费用减去自己的收入和积蓄,不足的资金缺口部分即为保障额度。
针对我们的主人公,具体计算是这样的:
假设王先生身故,王太太年度生活费用18万元/2=9万元×余命53年(假定女性平均余命为83岁)等于477万元,加上子女教育费用5.8万元×20年=116万元,加上孝养父母费用2.4万×24年=57.6万元,再加上未还完房贷45万元,其他费用14.4万元共计应备费用为:710万元。
已备费用为王太太年收入18万元×25年=450万元,加上家庭储蓄78万元共计528万元。
于是,保障缺口为:应备费用减去已备费用等于182万元——即为王先生的寿险额度。
这种规划方式从逻辑上有一定的道理,它揭示出保险额度本质上是家庭发生风险后,剩余遗属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财务不足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保险规划只专注于产品选择的错误导向,而是引导人们思考,保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所以,从这种规划方法开始,保险的保障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家庭保障的必需部分,它的存在表明如果家庭某成员发生风险,未来家庭其他成员维持正常生活会因为缺少保额而无法持续。当家庭不存在这样的财务缺口时,即遗属应备费用小于已备费用,家庭成员可以不购买保险。
如果家庭成员在这种状态下仍需要购买保险,这就是家庭保障的第二个层次:人身价值的体现。从这个层次的意义来讲,每个人都需要保险,但是,从家庭财务安全规划的轻重缓急来衡量,第一层次是保障的必要层次,具有必需和急迫的特点。而第二层次则完全建立在家庭财务富裕的基础上,第一层次完全满足了之后再做安排。
尽管这种规划方法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同样存在严重甚至是致命的错误。这种简单的计算完全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会导致未来生活开支大幅上涨的因素,而且还没有考虑家庭投资收益、收入变动和未来大额开支计划变动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由此计算出的家庭财务缺口就可能被高估或是低估。比如说,一个家庭的正常金融资产管理效率上下波动一个百分点,家庭所需的财务缺口现值就可能放大或缩小几十个百分点。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方式是在假定被保险人明天就会身故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的。然而,身故问题不一定会发生在明天,这是个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答案。
如果真的发生在5年后,那么为什么不考虑这五年来家庭的正常财务积累增加了已备费用这一事实呢?
而且,一般的,保障的必要性都往往发生在人生年轻的阶段,因为这个时段财富积累远远不够,一旦发生问题才会出现财务不足;而人到50、60岁以后,多数都应该创造了足够的财富来应对养老生活和医疗开销,如果这时还需要保险,就只能说明即使活着,也会发生财务不足的问题了。
对于重大疾病的保额确定,都是用重疾的一般安全医疗费用额度(比如100万元)减去社保可以覆盖的医疗费用部分,再减去个人已购公司或商业保险的部分。
这种方法简单易懂,但是却忽略了重疾风险对于家庭更大的影响,就是主要收入来源者因重疾发生,不仅仅为家庭增加了巨额医疗费用开支,还更大幅度地减少了正常的收入来源,有的甚至是从此再也无法为家庭创造收入。所以对待重疾风险的额度确定不应简单化。
理性的规划方案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通过建立详细的家庭财务现金流量模型,来模拟分析发生各种风险后家庭面临的财务困境。我们通过本文中王先生的家庭详细财务数据建立的现金流量模型,再来认真地进行分析和规划。
首先,考虑主要收入成员的寿险额度需求。基于被保险人身故所减少的家庭生活开支和取消的家庭计划,以及当事人基于这种假设采取的各种可能手段(比如卖房、改嫁、转回原籍等),我们通过家庭现金流量模型的财务安全规划模块可以容易测算出准确的寿险额度:王先生仅需要为期六年不足20万元的必要寿险保额,王太太则没有再增加寿险保额的必要性。其次,发生重疾风险的情况下,王先生需要持续20年,从30万元到113万元不等的重疾保障额度,而王太太也没有保障的必要性。
最终夫妇两人的寿险和重疾保障建议是:王先生务必增加20万元的定期寿险保额和113万元保额的定期重疾,总费用每年不到12000元。
当主要经济来源者保障健全以后,孩子的医疗保障就是接下来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建议王先生和王太太给孩子缴纳北京市社保体系的“一老一小”大病互助基金,每年的费用不过80元。
其次,再给孩子购买30-50万元的少儿重疾保险,年度总费用600-1000元。
这样总共新增保险额度不超过13000元,保险预算占比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3%。(特别声明: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体系,请勿以案例中的保障建议作为自己家庭的参考,哪怕你的很多情况和这个家庭类似。因为篇幅限制,我们无法披露这个家庭的所有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保险产品,我们建立了近4000种保险产品的数据库,进行了客观的对比而分析,最终发现:哪怕是一种同类产品在各家保险公司之间也是有不小差异的。保险产品还是应该货比三家。不要轻信有些保险销售人员所说,“各家保险产品都差不多,买谁的都一样”类似的话语,其目的不言自明。前面所述的保险方案费率均来自我们甄选的优选保险数据库,是目前市场在售的个人保险产品。
子女的教育问题,为外祖母和父母准备医疗应急金,赡养双方父母的问题和自身的养老问题,都是属于家庭财务规划的范畴,需要结合家庭整体安排来分别进行规划。由于我们恰当评估了家庭的保险必要需求,最大程度的节省了家庭财务资源,才使得家庭有足够的财力来从容地规划其他更多的生活目标。
最后,就今天讨论的话题做一总结:
保险规划必须建立在家庭整体财务规划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出真正适合家庭的必要的保障额度、期限和种类;
在当前的保险制度环境下,尽量选择定期保险(俗称“消费型”保险)来解决保障问题,家庭保险预算要恰当,“双十定律”在中国有时是不适用的;
家庭保障规划是从属于家庭财务规划的,是其中一个有机必要组成部分,不能喧宾夺主、过分夸大家庭保障规划的意义;家庭保障规划和财务规划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家庭更稳定、更有质量达成生活中的各种目标,必须全面均衡地理解其中的关系。
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生存状况应该是广大35-40岁人群的真实写照:既要在事业上奋发图强,还要养育年幼的孩子,更要照顾年迈的双亲。如此多需要同时兼顾的事情,在保障规划上如何划分轻重缓急,需要选择哪些产品,需要购买多少保额才足够呢?
保险定律适用中国吗
先谈两个严肃的话题:
其一,“保险费用要占到家庭年收入的10%—15%,保险额度应该是家庭年支出的10倍”,这是一个几乎所有保险从业人员都耳熟能详的“双十定律”,据说是从国外传来的经验。作为保险的购买者,究竟有多少人仔细思考过这个似是而非的“定律”呢?这个国外的经验数据在中国适合吗?
其二,最近有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白领存款1000万,未必够养老》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但从客户整体财务规划的实践角度而言,我非常赞同和理解这篇文章的初衷。货币超发等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现象,是进行家庭财务规划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看似两个不搭界的话题,实际却有莫大的牵连:一个是家庭保险规划(又称财务安全规划的范畴),一个是家庭养老规划,这两个规划都属于家庭财务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其他若干规划(子女教育规划、购房规划、旅游规划等等)一起组成了错综复杂的家庭财务规划体系。
从来就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家庭财务体系,即使家庭成员、年龄、结构、收入相同,也会因未来的生活目标不同而大不一样。而任何家庭规划子系统都不能脱离整体规划单独进行,否则一定会影响其他家庭计划的落实。
典型家庭资料
王先生36岁,王太太30岁,他们的儿子今年4岁。王先生月收入2万元,王太太月收入1.5万元,此外,还有一套房子出租,每月的租金2500元。未来,夫妇两人共有大约190万元的遗产可继承。
现在,他们共有78万元的现金资产分布在银行存款、活期现金和基金上,平均年投资回报率为6%。年总支出为35.8万元,其中有5.8万元用于儿子的生活和教育,2.4万元用于赡养父母,6.3万元用于房屋贷款,18.3万元用于生活开销,3万元用于旅游。
第一种传统规划思路
我们先来看看在传统的保险规划思路下,这个家庭的保障计划设计。大致上会有两种倾向:
第一种,尽可能的把所有保险产品都推销给王先生,几乎一个不落。对于王先生、太太和儿子各买50万元的分红型终身重疾保险,再为儿子购买一份子女教育年金保险,还会让王先生和太太购买年金保险用于养老的储备;如果有机会,两全、万能、投连险都会见缝插针,逐个亮相。
这一系列的保险账单,会令王先生一家年度总保费支出轻松突破5万元,甚至10万元。在我的朋友中,曾有一个极端例子,一位40多岁的男性,家庭年收入14万元,其中各种保险支出就高达4.6万元。这样的案例却常常被视为“保障成功”的典范。
众所周知,保险的根本功能是解决保障问题的,它在本质上是解决小概率风险事件的最佳方法。小概率——换言之,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碰不上,就拿罹患重疾的概率来说,在王先生这个年龄段,不超过5‰,即使到了60岁,也超不过4%。诚然,一旦“中彩”了,对于个体来说,就是100%,因此,我们都非常需要保险。问题是,在家庭总收入中,我们应该拿出多少钱来为小概率事件付费?
如果家庭总收入不是刚性的,像阿凡提手中一袋袋沙子可以随时变成灿灿的黄金,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去忧虑保险预算的比例问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就像本文开篇所述,过高的保险预算一定会严重影响家庭其他财务计划的落实。生活中,不仅仅是保险,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今年看,似乎王先生一家还可以承受“4.6万元”的保险预算,但是未来更多的生活开支在等着他,在购买保险这一刻他却未曾想到:
王先生的外祖母年近9旬,他父母的积蓄并不丰裕,一旦外祖母有任何不测,王先生会全力承担起外祖母的医疗救护费用、丧葬费用、墓地费用……因为是外祖母把他一手带大。
王先生的父母远在外地,现在已经不断增添这样那样的新毛病,王先生曾经计划着适当时候接父母到北京来住,也好照顾他们。虽然现在已经有两套房,可是岳父母的身体也不好,是不是也需要一起接到北京来?
但不管怎样,夫妇俩都有共同的心愿,一旦父母生病,一定要去北京的协和、北大这样的一流医院去问诊,好在这么多年在北京也积攒了一些医院的人脉关系。可是,四位老人的医保关系都在外地,况且很多医疗费用还要自费,哎,到时候走着看吧。
宝贝儿子让夫妇两个最开心,聪明又懂事,这不,王太太和邻居李太太聊起了她家孩子出国留学的事情,有些动心了,正琢磨着是不是将来也让自己的儿子去国外深造?
王太太的孪生妹妹还没有结婚,夫妇两个也颇为操心。当年做姐姐的曾许过诺言,妹妹结婚的时候,姐姐要帮忙凑一半房子的首付款……
高额的保险支出像个紧箍咒,当这些事情在未来一一发生的时候,王先生和太太的头都会隐隐作痛。
但是,更让他们头痛的事情他们还并不清楚:有了这些保险,他们能真得能掌控好自己的将来吗?
由于国内保险精算预定利率严格限制在2.5%以内等因素的影响,除万能和投连险外,其他具有储蓄或返还功能的保险在年复合投资回报率上都相当保守,远远低于同年期的市场无风险收益率。说的通俗一些,王先生一家在获得确定性的强制储蓄利益的同时,损失了巨额复利滚动的财富。而且,他更无从了解,原来他根本不用支付那么多保险费用,仅仅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同样可以买到等额的保障,剩下的资金哪怕是放在银行存款,也要比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额加上分红还要多!(见图表1,以王太太购买30万终身重疾为例,储蓄收益率采用2007国债13的到期收益率4.52%)
保障是重要的,但当一些人以保障的名义,兜售给我们昂贵的储蓄保险的时候,就悄悄地拿走了我们未来赖以发展的相当一部分财富。为了这样所谓的确定性,我们是否付出了太高的代价?这样的保险方案,到底是“良药”还是“毒药”,相信你已经有了结论。
过高的保险预算一定会严重影响家庭其他财务计划的落实。
曾有一个极端例子,一位40多岁的男性,家庭年收入14万元,其中各种保险支出就高达4.6万元。这样的案例却常常被视为“保障成功”的典范。
第二种传统规划倾向
就是用简单的遗属分析法来计算寿险保额,然后再象征性的增加重疾保额。
举例来说,就是假设被保险人身故,遗属未来所有生活费用减去自己的收入和积蓄,不足的资金缺口部分即为保障额度。
针对我们的主人公,具体计算是这样的:
假设王先生身故,王太太年度生活费用18万元/2=9万元×余命53年(假定女性平均余命为83岁)等于477万元,加上子女教育费用5.8万元×20年=116万元,加上孝养父母费用2.4万×24年=57.6万元,再加上未还完房贷45万元,其他费用14.4万元共计应备费用为:710万元。
已备费用为王太太年收入18万元×25年=450万元,加上家庭储蓄78万元共计528万元。
于是,保障缺口为:应备费用减去已备费用等于182万元——即为王先生的寿险额度。
这种规划方式从逻辑上有一定的道理,它揭示出保险额度本质上是家庭发生风险后,剩余遗属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财务不足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保险规划只专注于产品选择的错误导向,而是引导人们思考,保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所以,从这种规划方法开始,保险的保障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家庭保障的必需部分,它的存在表明如果家庭某成员发生风险,未来家庭其他成员维持正常生活会因为缺少保额而无法持续。当家庭不存在这样的财务缺口时,即遗属应备费用小于已备费用,家庭成员可以不购买保险。
如果家庭成员在这种状态下仍需要购买保险,这就是家庭保障的第二个层次:人身价值的体现。从这个层次的意义来讲,每个人都需要保险,但是,从家庭财务安全规划的轻重缓急来衡量,第一层次是保障的必要层次,具有必需和急迫的特点。而第二层次则完全建立在家庭财务富裕的基础上,第一层次完全满足了之后再做安排。
尽管这种规划方法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同样存在严重甚至是致命的错误。这种简单的计算完全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会导致未来生活开支大幅上涨的因素,而且还没有考虑家庭投资收益、收入变动和未来大额开支计划变动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由此计算出的家庭财务缺口就可能被高估或是低估。比如说,一个家庭的正常金融资产管理效率上下波动一个百分点,家庭所需的财务缺口现值就可能放大或缩小几十个百分点。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方式是在假定被保险人明天就会身故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的。然而,身故问题不一定会发生在明天,这是个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答案。
如果真的发生在5年后,那么为什么不考虑这五年来家庭的正常财务积累增加了已备费用这一事实呢?
而且,一般的,保障的必要性都往往发生在人生年轻的阶段,因为这个时段财富积累远远不够,一旦发生问题才会出现财务不足;而人到50、60岁以后,多数都应该创造了足够的财富来应对养老生活和医疗开销,如果这时还需要保险,就只能说明即使活着,也会发生财务不足的问题了。
对于重大疾病的保额确定,都是用重疾的一般安全医疗费用额度(比如100万元)减去社保可以覆盖的医疗费用部分,再减去个人已购公司或商业保险的部分。
这种方法简单易懂,但是却忽略了重疾风险对于家庭更大的影响,就是主要收入来源者因重疾发生,不仅仅为家庭增加了巨额医疗费用开支,还更大幅度地减少了正常的收入来源,有的甚至是从此再也无法为家庭创造收入。所以对待重疾风险的额度确定不应简单化。
理性的规划方案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通过建立详细的家庭财务现金流量模型,来模拟分析发生各种风险后家庭面临的财务困境。我们通过本文中王先生的家庭详细财务数据建立的现金流量模型,再来认真地进行分析和规划。
首先,考虑主要收入成员的寿险额度需求。基于被保险人身故所减少的家庭生活开支和取消的家庭计划,以及当事人基于这种假设采取的各种可能手段(比如卖房、改嫁、转回原籍等),我们通过家庭现金流量模型的财务安全规划模块可以容易测算出准确的寿险额度:王先生仅需要为期六年不足20万元的必要寿险保额,王太太则没有再增加寿险保额的必要性。其次,发生重疾风险的情况下,王先生需要持续20年,从30万元到113万元不等的重疾保障额度,而王太太也没有保障的必要性。
最终夫妇两人的寿险和重疾保障建议是:王先生务必增加20万元的定期寿险保额和113万元保额的定期重疾,总费用每年不到12000元。
当主要经济来源者保障健全以后,孩子的医疗保障就是接下来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建议王先生和王太太给孩子缴纳北京市社保体系的“一老一小”大病互助基金,每年的费用不过80元。
其次,再给孩子购买30-50万元的少儿重疾保险,年度总费用600-1000元。
这样总共新增保险额度不超过13000元,保险预算占比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3%。(特别声明: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体系,请勿以案例中的保障建议作为自己家庭的参考,哪怕你的很多情况和这个家庭类似。因为篇幅限制,我们无法披露这个家庭的所有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保险产品,我们建立了近4000种保险产品的数据库,进行了客观的对比而分析,最终发现:哪怕是一种同类产品在各家保险公司之间也是有不小差异的。保险产品还是应该货比三家。不要轻信有些保险销售人员所说,“各家保险产品都差不多,买谁的都一样”类似的话语,其目的不言自明。前面所述的保险方案费率均来自我们甄选的优选保险数据库,是目前市场在售的个人保险产品。
子女的教育问题,为外祖母和父母准备医疗应急金,赡养双方父母的问题和自身的养老问题,都是属于家庭财务规划的范畴,需要结合家庭整体安排来分别进行规划。由于我们恰当评估了家庭的保险必要需求,最大程度的节省了家庭财务资源,才使得家庭有足够的财力来从容地规划其他更多的生活目标。
最后,就今天讨论的话题做一总结:
保险规划必须建立在家庭整体财务规划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出真正适合家庭的必要的保障额度、期限和种类;
在当前的保险制度环境下,尽量选择定期保险(俗称“消费型”保险)来解决保障问题,家庭保险预算要恰当,“双十定律”在中国有时是不适用的;
家庭保障规划是从属于家庭财务规划的,是其中一个有机必要组成部分,不能喧宾夺主、过分夸大家庭保障规划的意义;家庭保障规划和财务规划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家庭更稳定、更有质量达成生活中的各种目标,必须全面均衡地理解其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