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得知白银市平川区发现汉墓，2013年5月9日，我们一行人，齐聚敦煌研究院门口，都是年长的学者与前辈，一一介绍，都记不住。有位叫沙武田的博士，说知道会宁的齐家玉，便记忆深刻。
一路驱车。因不熟识，顾自看窗外。
满目疮痍的荒山在车窗外飞驰而过，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树木。一些凛冽的山峰造型奇特，令人浮想联翩。一座山插入农田，戛然而止，似乎前方有意外骤然出现，受了惊吓。榆中定远镇也有这样一座山，如一条长龙，踽踽而动，突然停立住，据说，当年刘伯温预料西北将出龙脉，意欲斩断。那座山就是匍匐前行的龙脉，怀揣着大志，憧憬理想，势在必得，刘伯温便化作孕妇，出门倒水，冲了龙脉。于是，那座山便定格在路上，断了念想。百姓极富想象，一座山便幻想出一段野史，儿时的我，总是沉浸其中。
一路的山峰，令我遐想。
出生于西北的孩子，血脉里流淌着对苍茫景象的独钟，这种根深蒂固的幼功潜伏在骨子里，触景即发。此刻，漫山遍野的枯黄色在朝阳中居然泛了金色，如一幅开了光的画面，镀了金一般。我居然如此享受。
两日的春雨，洗刷了西北的风沙，挣扎出的庄稼是淡淡的青绿，白杨树的叶子干干净净，闪出光芒。一面是新绿，一面是荒山，这个地域，本身就是行为艺术。
下了高速，似乎在群山间转了一个弯后，眼前便出现一片绿洲。到达平川。
我正感叹自然环境的突变时，坐在后排的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黄兆宏教授说，兰州大学文学院刘满教授提及的古城离他家并不远，小时候常跑去玩，并不知田野间隆起的规则状土墙是穿越历史的遗迹，那时破坏并不多，保存优于现今，也不觉得可贵，如今，却慕名而来，参观仅存的遗迹，不免有点尴尬。来不及揣测他的纠结，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到了古墓发掘现场。
步行一小段路程之后，我看到枣树布满田野，聪明的它们太知道气候的异常，总是选择春天彻底来临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新鲜的叶子，一发不可收拾。黄教授介绍说，此地的红枣味甘甜，食之青脆，口感较好，很有名。
不觉间，越过水沟，踩着土路，走了一段村间小路。老师们都很兴奋，拿着相机寻找着自己感兴趣的景象。
沿途有古老的城砖砌成的土墙，等老师们走过后，我轻轻地触摸它们，想象不出当年的样子。有一块破裂的磨盘也被镶入其中，不知是哪个时期所为。对于已逝去的物件，除了猜测，谁又能还原出当时的境遇呢？时间如此坚硬，它带走的事物，似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穿过村落，一块农田里，人声骤然鼎沸，警戒线围起来，威严感震慑着一路的闲散。瞬间，大家分散开来，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落脚点。一堆刚挖出不久的木料整齐地摆放在地上，木质已腐朽，泛出铁黑色，枯散开来，如皲裂的树皮般爆裂着，呈木屑状，勉强被还原成原来的样子。
第一次接触古墓发掘，我有点不知所措，穿梭在人群里倾听专家学者们的交流。
负责现场考古发掘的白银市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杜永强向专家们介绍了发掘、清理情况。
这里共发现四座汉墓，外有两层木椁，内有木棺，其中1号墓的木椁保存得比较完整，系双棺墓葬，外椁长7米，宽3米，高2米，规模很大，犹如一座“小木屋”，周围三座古墓面积较小，约5米长，3米宽，均为单棺墓葬。埋葬时间推测大约在西汉中晚期，根据此地多数汉墓群的发现情况来看，推测时间并没有延续到东汉时期，大墓时期较之小墓时代早。
四座墓葬内出土了40多枚新莽时期的钱币、10多件灰陶罐及一枚虎钮铜印。这枚虎钮不足1公分，印章上的铭文已不清晰，目前正在对虎钮铜印进行清理工作，上面的字迹还未确定。杜永强主任说，目前墓主人的身份还不确定，但根据出土文物及墓葬规模、结构判断几位墓主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遗憾的是，这些墓葬在明代以前就被盗挖过，大墓已被盗掘过三次，周围的2号、3号、4号规模较小的古墓估计已被盗掘过两次，有价值的古物基本没了踪影，因而出土的文物除了一些陶罐，其余的就不是很多，虽然如此，总是能从中获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也算是较有收获了。
杜永强主任还说，每个墓中都发现有深蓝色琉璃状物体，大墓中发现五个，中间的最大，依次排开，后来大家就此展开过讨论。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类似玉塞之类的器物，只是材质不同而已。
这是有根据的，古人对玉石的崇拜已有上万年，最早认为玉是与天地对话的最好物证，有人死亡后，将玉器置于七窍（耳、目、鼻、口，和而共是七窍）、九窍（加上生殖道、谷道则是九窍），认为玉器可以长久地保存尸体，汉代金缕玉衣就是这个道理，《抱朴子》中就说：“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而且，含玉不仅是为了保护尸体，还希冀以此起死回生，利于转世。《白虎通》崩薨篇里也有记载：“唅用珠用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汉书中也有“口含宝玉，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记录。由此可知，死者含玉或者使用玉制七窍、九窍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精气从外逸，从而使尸体不朽，灵魂不散。
对此，我持怀疑态度，首先，就材质而言，塞子大多都是玉石类，符合以玉为神的传统，以琉璃为质很少见。其次，这些物件中空有孔，这与塞子的用途相悖。就发掘出土时摆放的位置来看，放置于耳边的两枚应该是勒子，其他三件位于墓主人颈部，并持“中间大，两边小”的有序状态分布，应该是装饰物。
刘满教授问及负责现场考古发掘的杜永强主任：“就此出现古墓，说明不远处有古城遗址，最近的大概有多远？哪座古城中的先民最有可能在去世后被埋葬此处？”被证实最近的古城遗址据此不足10里时，他很惊讶，为自己的推测寻找到有力的证据。
刘满教授认为，对于此地古城的记载少之又少，对鹯阴等古城的位置很难从文字中寻找到有力的证据。鹯阴、麦田、会州等古城在不同时期曾是黄河边上很重要的城市，如唐代的会州是极为重要的州政府所在地。这座汉墓的发掘，可以推测鹯阴、麦田、会州等古城的地理位置，尤其是汉代鹯阴县。据了解，一般大城市与墓葬区距离很近，反之，可根据墓葬区的状态推断古城状况。此外，古墓级别较高，可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虽然偶尔也会从乡村中会发掘出古墓，但因规模不大、级别不高，无法证明此处曾有过大城市的出现。从1976年此地出土的墓葬来看，结合此次汉墓发掘，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较高，可见此处曾有大规模的古城出现。为此，此次发掘对于确定黄河上的渡口、鹯阴县、麦田城、麦田泉水这一系列地名及其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刘满教授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此地为丝绸之路的北线，白银、平川、靖远、景泰等是丝绸之路上很重要的地域，所以这座汉墓的出土，对于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地域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方面的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座汉墓的规模与1976年出土的那座汉墓规模相当，属中型墓葬，杜永强就刘满教授的推测说：“由此可见，这座墓直线距离不足10里的地方应该就是鹯阴县。”现场有专家质疑，认为古城距离古墓10里太远，不符合当时的丧葬条件。刘满教授举例说：“兰州附近的兰工坪、兰山一带，整个都是兰州城的墓葬区，10里应该不算远。”
走近古墓，俯视下去，可以看见六个陪葬陶罐横七竖八地摆放在那里，棺木已腐朽不堪，泥土深深地嵌入木纹中，被钙化的现象极为严重，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大致的模样。四周用大木围起的墓壁也孤零零地矗立着，断裂痕迹非常明显，仔细看，在墓地的右下方可以看到几枚铜币、刀币等，泛着铜绿，有时代的沧桑感。对于古棺的位置为何倾斜，大家众说不一，有人说是根据风水刻意为之，有人说是地壳变化移了方向，没有合理的证据，一切都是猜测。
径直走进大墓，朽了的木材随处可见，不敢触碰，因为担心它们会变成碎末。两位工作人员正在灯光下清理陶罐上的沉泥。虽有残骨被随意丢弃在墓道里，因是在强光下，倒也不觉得恐惧。
兰州大学一位女老师就站在我边上，也不害怕，指给我看盗墓口。仰起头来，苍黄的道口直冲着蓝天。仔细看，有一具古尸斜躺在地上，苍白色的头颅在阳光的阴影里清晰可见。一节节脊椎骨断裂开，但也摆放整齐，能看出他当年死亡的大致姿势。女老师说，有人推测这位古尸的身份为盗墓者，拿了古物离开时，大梁断裂，砸断了腰椎，永远地留在了古墓里。他瞬间改变的命运引起我的思绪万千。那该是一副怎样的景象？战战兢兢地摸索着进来，坎坎坷坷地拿走一件件值钱的物件，就在最后一刻，大木直愣愣地砸下来……命运就是这样，埋伏在不远处，怎么也无法改变。或者，是一群盗墓者，唯他身形矮小，适合下墓，古物辗转被移到地上，而最后的他，被同行陷害，一根有预谋的巨木恰到好处地砸在身上，封了墓口，神鬼不知。没法测量的岁月缓慢前行，终有一日，重见天日，谁知命运多端？
这样的景象，会被写作者拿去演绎成许多精彩的片段，吸引读者的眼球，勾起无限的想象。而这具古尸明晃晃地置于眼前时，这些情景似乎更多了血腥的味道。
有新闻记者就此座汉墓的发现情况采访了杜永强主任，他说：“一个月前，即4月8日，平川区水泉镇中村村民赵庭海意欲依靠北武当山旅游景点，在自家老院子后兴建一座农家乐，在土山上取土时，发现了这座汉墓。”
有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此地方圆2平方公里就已被证实存在汉代古墓群，并被命名为“黄湾汉墓群”，平川区水泉镇中村就被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次发现的汉代古墓将对于研究当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具有重大意义。村里人对发掘古墓早已不再感到新奇，所以，在赵庭海的农家乐刚开始动工时，就有路过的村民认定此处会有古墓，见怪不怪的村民甚至下了专业的定义：“要是出来东西的话，拿土埋住，让慢慢回形。”可见，古墓在此地的普及。
在采访中，有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趁赵庭海一家午休时，同村的村民十几人已提前对墓地进行了“清扫”，铜币、陶罐等一些出土文物被拿走不少，很遗憾。自此，赵庭海一家彻夜难眠，日夜坚守，生怕再被人盗走文物，一直等到白银市博物馆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经过一个月的紧急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四座古墓的墓道、墓口、墓室以及部分棺椁清理了出来。这些古墓墓口均面向北而开，其中，在村民赵庭海家院落北面的那座双棺墓为最大的一处墓葬，墓室内两具棺木保存较好，基本没有出现腐朽发黑的状况。关于墓地的朝向，这些墓道口都朝向黄河，但是又不直对黄河，略偏低15度左右，是严格遵循风水的要求。
考古人员保留了当初的摆设现状，在该墓葬发掘之前，考古人员还从中发现了古木牛、木马的残骸，在下方的墓葬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件漆器制品，为慎重起见，考古人员暂对其进行了保护处理。
敦煌研究院李正宇教授认为，就发掘的规模来看，此处应属汉墓群，时间大概是西汉中晚期，甚至是新莽时期。发现汉墓群，就意味着附近一定有汉城，即汉代的城市。城市与墓群是双生的，没有城市，这里就不会出现如此集中的墓群，对于汉城的推断，他赞同刘满教授的观点，应该是鹯阴古城所在地。
平川古墓群的发现，与河西地区，黄河以西，特别是唐代瓜、沙二州，即敦煌郡、金昌郡的墓群差别很大，敦煌一带没有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墓地，只有小规模的汉墓群，大多都是家族性的墓地，或十座八座，或二三十座，出现公共墓地始于西晋时期，而此地汉墓群较集中，大规模地出现汉代公共墓地，实属罕见，公共墓地便又折射出此处古城当年的繁盛景象。
此外，李正宇教授认为，此墓群依山而建，可能是先确定位置后自上而下掏出的竖状墓穴，四周用立木将洞穴围靠起来，相当于墓室的墙壁。就木料可以推断出，当时此地气候湿润，植被茂盛，盛产巨木，便于取材，加之因取木难度小于烧砖，所以出现用木材一一排列围建墓壁的现象，因此可想象出当年这里植物繁茂的自然状态。
李正宇教授强调，此处均属竖穴墓，大多为合葬墓，有双棺。就双棺而言，他举例说，若是夫妻墓，即一家一人死后，都会为其配偶预留一个棺位，建造墓室预先要有计划，留够第二次存放棺木的位置与下次进入的墓口。埋葬完第一位亡人后，上部封顶。等另一人死亡后，再将墓口打开安放进去。第二次打开时，不会从上部揭开，因为要揭开木板工程太大，且放置棺木不便，他猜测，二次葬是在底部掏出墓道，平移进入第二个棺木，这样难度较小。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墓道，也有可能是二次葬时修建的通道，并非第一次就建造完毕的。
就竖穴墓而言，李正宇教授认为，古代从上部下棺难度极大，会在墓室四周立四个石质墓柱，就如现在的墓碑，最早的墓碑就是为放置棺木服务的。这个观点我第一次听说，觉得新奇。而这本是用来为平稳放置棺木的支载体，后来衍生为祭祀、悼念的象征。具体是这样操作的，在石质墓柱中打眼，用绳穿之，四角同时用力，水平下放到墓室中，有点借力的感觉。为了让我们看得明白，李老师用瘦削的双臂为我们逐一演示。他说，墓室封顶后，石质墓柱不再被需要，有人将其拆掉，有的则不拆，渐渐成了此处墓葬的纪念与标志，后来演变成墓碑。 有人问李教授，此处汉墓算不算最大的墓群时，李老师很严谨地说：“很难确定，目前来看并不算大，但就发掘出虎钮铜印来看，在当时该墓主的薪俸应该在600石以上，职位级别应该在县令以上，都尉以下。”
白银市文物局局长李保军在采访中说，当地文物部门将加大对该处古墓的保护力度，在全部工作结束后，出土的墓葬文物将被整体搬迁到平川区博物馆进行复原，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希望此次汉墓的发掘对研究古丝绸之路，以及确定白银在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地理位置、军事战略地位提供有力的支撑。
人群逐渐分散开，有人低头思考，有人寻找合适的角度拍摄，我径自爬上山坡，试图俯视整个墓群，看看整体的布局规模。很艰难地爬上土山，整个风貌尽收眼底，墓室内部的情况却再也寻不见。远处新建的北武当山色彩华丽，静默在视野里，鹤立鸡群般矗立在民居群中。同行有位当地人，听我喜欢古老的宅子，就指着眼前最近的一个院落说：“你看，这是我们当地最典型的‘父牵子’结构，中间一间房屋较大，两旁房屋较之小巧，如同一位父亲两手牵领着两个孩子。”我依他介绍，仔细端详，觉得很有道理。是的，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并赋予自己不同的想象，寄托美好的心愿。不论哪个领域，都承载着百姓沉甸甸的愿想，这该是普遍的认知了。
古墓不远处，就是古城。在工作人员暂时租住的农家吃了便饭，我们便驱车奔向猜测中的鹯阴古城。
途中，老师们就平川区境内的古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才知道，此地自古以来就是战略交通要道，古丝绸之路从陇东、固原到打拉池，经平川，于黄湾古迭烈逊渡口过黄河直达河西诸州。于是查阅相关资料，看到有文字记载：“今平川区内打拉池、毛河洛（《宋史》名“水泉堡”）、迭烈逊、陡城、水泉及旱平川新墩都先后筑有古城堡。”《靖远县志》有如下记载：
旱平川在县北七十里，南北长四十
里，东西长百里。自汉至清初，旱平川大部分时间属边路要塞，烽烟不息。明、清时，野麻滩、黄沙湾、迭烈逊、一碗泉、陡城沟、月河、红柳泉口等沙河仍泉水丰沛，且皆为边防要路；民族地方武装“自迭烈逊、老龙湾乘冰渡河，由旱平川、白崖子、打喇赤入犯安会地方”。水泉尖山上烽火台高耸入云，王家山、打拉池甚至种田复兴一带，目之所及处烽燧星罗棋布，明显地具有明代“墩堡相望”的军防特色。
文字资料的描写勾起我瞻仰古城的强烈兴趣。烈日曝晒，黄土筑成的古城早已在岁月里破损成一副颓败的景象。刘满教授说，当地政府对古城是极为重视的，前两年他来时，还是光秃秃的土城墙，如今一座新修的仿古建门楼气派地屹立在蓝天黄土间，远远看起去还是有点震撼的。
走近了，能看到土坯的城墙一层一层围裹的痕迹，土质的墙壁一圈一圈，岁月扎扎实实地流过，在这里留下可感可触的印记。断裂的残砖断瓦遍地都是，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有专家随手捡起，仔细端详后又扔下，也有人慎重地将他们包裹好，小心翼翼地存放在背包内。我看不懂，就是喜欢漂亮的石头，走了一路，捡了一路。
有些砖块是红褐色的，有些是土黄色的，大个子的被村民拿去砌成土墙，看上去历史感厚重，我总是在想，是哪个时期的居民搬起这些2000年前的巨石，一块块堆成现实的墙壁？小块的碎石夹杂在巨石之中，历史就这样悄悄地埋伏在现实里。
无意中，我看到一块动物的骸骨，惨白的牙齿依稀可见，我大惊小怪地惊呼起来，老师们说，这样的物件哪里都有，不必感叹。而我却总是沉寂在这些已逝去的物件里，久久不能自拔。
上山顶，就在古城脚下，一片水田骤然映入眼帘。古城似乎是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脚下这片水汪汪的田地，没有过渡，一切合乎情理，顺其自然。离黄河距离不远，依水吃饭，靠水生活，自古以来，黄河滋养着这里的一方百姓，衣食无忧，不知2000年前，是不是这样的景象？
专家们围在一块土墙下，就土质的变化猜测着当时的景象，这无法激起我内心的好奇，于是，独自走出大部队。看到有古老痕迹的庙宇，木制枯黄，在风雨中早就改变了原来的色彩，做工并不考究，但是有时间的印记，与身后新修建的门楼对比鲜明，似乎是一位落迫的大家闺秀，时间镌刻在面庞上，虽已迟暮，却依旧有着大家的风范；一位是昼夜间爆发的寒门小户，即使衣着光鲜，也挡不住举手投足间的肤浅与轻浮。我擅自取下铁锁，走了进去。
地上的砖已被人群往返行走磨得凹凸不平，门槛也被磨砺得油亮，足见岁月的久远。我在猜测，这应该是一座家神庙，或是当地的土地庙，走进去后发现，供奉的神像狰狞可怖，没来得及细想，再看两侧牛头马面，突然意识到这应该是阎王殿。没来由地害怕，锁了门走了出去。问同行的老师们，没有人就为什么供奉阎王给出可以信服的解释，没有遇到当地人，这算是个未解的遗憾。
另外一座古城，距离此处不远，但因审美疲劳，一路走得疲沓，不积极。
顺着农民浇水的水渠，我跟着李正宇教授等人一起往古城顶上走。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高启安教授低头寻觅着，找到汉瓦，就低头捡起来，走一路，拍了一路，说要记录下来，怕混淆了地点。
我看到一块棕红色的瓦片，直觉认为应该是年老的汉瓦，拿给高老师看，他很惊奇，说应该时代更久，这便更坚定了我低头寻觅的信心，偶尔也会时时怀疑、犹豫，年代久远的汉瓦怎能如此随便出现，普通得让我们忽略2000年时间的流转？
登上古城墙壁，风很大，我们几个人觉得站立都很艰难。想起兰州本土的一个乐队唱过一句：“我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头，进城的人面带微笑，出城的人焕发荣光。”我总是会被这样的景象感染。
李正宇教授说：“‘鹯’为猛禽，东汉改“鹑”为“鹯”，似与军防有关，而古代地名‘阴’者，则其地必在山之北水之南，鹯阴城北的沙河总长不过20里，很符合古代地名的特点。”我看到四面城墙各有向外突出的四个附城墙墩台，是为“马面”，有马面之古城墙一般有堞楼，这里则没有。
有一堆形状规则、大小均衡的圆形石头，便捡到几块好看的石头把玩一路，李教授说，这些圆石应该是作战时所用的雷石。我便想象，手里的这些曾被作为武器的石块，伤害过多少性命，不免觉得有些悲壮。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兆宏教授说，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城，顺着田地，很快就能走到，建议我们几人步行前往。顺着古城山梁一路走，转弯的地方赫然出现一条水流湍急的水渠，我与敦煌研究院沙武田博士在劲风中艰难地蹲下来，在急流中清洗捡到的石头。
李正宇教授八十高龄，依旧俊朗。下山时，我们都担心他能否安全走下陡峭的土坡，高启安教授率先走下土坡，想让李教授顺着他走过的脚印小心行走，而李教授却性急，独自下坡时被滑倒，我们都很担心。他却轻松地站起来，拍去黄土，显得矫健从容。
之前与李正宇教授有过一次交流，知道他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中午几乎不午休，潜心敦煌研究，是位值得敬仰的学者。这次一路行走，虽年迈，但认真、谨慎的气场时时可以感受得到，同行的老师们都很敬服。
很快，步行绕古城一圈，穿过春天刚生发的庄稼地，与大部队汇合，白银市文物局局长李保军安排我们参观白银市博物馆，一路驱车，直奔目的地。
值得一提的是，白银市博物馆一楼民俗馆里，有一组炕柜，木质不是太好，油漆过的花纹在岁月里渐渐暗淡，找不到原来的踪影，掀开炕柜，我看到一行小字，上面密密地记录着子女出生的日期。我想起母亲说过，以往农村，孩子较多，父母记不住子女的生辰，便一一记录在炕柜上。如今我清晰地看到她曾描述给我的景象，很兴奋，找到了言谈中悠久的物证，有种证实历史的感觉。
这一天，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一座古墓大白于天下，在几座古城上悠闲地游历。
我们，走在时光里。
一路驱车。因不熟识，顾自看窗外。
满目疮痍的荒山在车窗外飞驰而过，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树木。一些凛冽的山峰造型奇特，令人浮想联翩。一座山插入农田，戛然而止，似乎前方有意外骤然出现，受了惊吓。榆中定远镇也有这样一座山，如一条长龙，踽踽而动，突然停立住，据说，当年刘伯温预料西北将出龙脉，意欲斩断。那座山就是匍匐前行的龙脉，怀揣着大志，憧憬理想，势在必得，刘伯温便化作孕妇，出门倒水，冲了龙脉。于是，那座山便定格在路上，断了念想。百姓极富想象，一座山便幻想出一段野史，儿时的我，总是沉浸其中。
一路的山峰，令我遐想。
出生于西北的孩子，血脉里流淌着对苍茫景象的独钟，这种根深蒂固的幼功潜伏在骨子里，触景即发。此刻，漫山遍野的枯黄色在朝阳中居然泛了金色，如一幅开了光的画面，镀了金一般。我居然如此享受。
两日的春雨，洗刷了西北的风沙，挣扎出的庄稼是淡淡的青绿，白杨树的叶子干干净净，闪出光芒。一面是新绿，一面是荒山，这个地域，本身就是行为艺术。
下了高速，似乎在群山间转了一个弯后，眼前便出现一片绿洲。到达平川。
我正感叹自然环境的突变时，坐在后排的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黄兆宏教授说，兰州大学文学院刘满教授提及的古城离他家并不远，小时候常跑去玩，并不知田野间隆起的规则状土墙是穿越历史的遗迹，那时破坏并不多，保存优于现今，也不觉得可贵，如今，却慕名而来，参观仅存的遗迹，不免有点尴尬。来不及揣测他的纠结，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到了古墓发掘现场。
步行一小段路程之后，我看到枣树布满田野，聪明的它们太知道气候的异常，总是选择春天彻底来临的时候，突然迸发出新鲜的叶子，一发不可收拾。黄教授介绍说，此地的红枣味甘甜，食之青脆，口感较好，很有名。
不觉间，越过水沟，踩着土路，走了一段村间小路。老师们都很兴奋，拿着相机寻找着自己感兴趣的景象。
沿途有古老的城砖砌成的土墙，等老师们走过后，我轻轻地触摸它们，想象不出当年的样子。有一块破裂的磨盘也被镶入其中，不知是哪个时期所为。对于已逝去的物件，除了猜测，谁又能还原出当时的境遇呢？时间如此坚硬，它带走的事物，似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穿过村落，一块农田里，人声骤然鼎沸，警戒线围起来，威严感震慑着一路的闲散。瞬间，大家分散开来，不约而同地开始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落脚点。一堆刚挖出不久的木料整齐地摆放在地上，木质已腐朽，泛出铁黑色，枯散开来，如皲裂的树皮般爆裂着，呈木屑状，勉强被还原成原来的样子。
第一次接触古墓发掘，我有点不知所措，穿梭在人群里倾听专家学者们的交流。
负责现场考古发掘的白银市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杜永强向专家们介绍了发掘、清理情况。
这里共发现四座汉墓，外有两层木椁，内有木棺，其中1号墓的木椁保存得比较完整，系双棺墓葬，外椁长7米，宽3米，高2米，规模很大，犹如一座“小木屋”，周围三座古墓面积较小，约5米长，3米宽，均为单棺墓葬。埋葬时间推测大约在西汉中晚期，根据此地多数汉墓群的发现情况来看，推测时间并没有延续到东汉时期，大墓时期较之小墓时代早。
四座墓葬内出土了40多枚新莽时期的钱币、10多件灰陶罐及一枚虎钮铜印。这枚虎钮不足1公分，印章上的铭文已不清晰，目前正在对虎钮铜印进行清理工作，上面的字迹还未确定。杜永强主任说，目前墓主人的身份还不确定，但根据出土文物及墓葬规模、结构判断几位墓主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遗憾的是，这些墓葬在明代以前就被盗挖过，大墓已被盗掘过三次，周围的2号、3号、4号规模较小的古墓估计已被盗掘过两次，有价值的古物基本没了踪影，因而出土的文物除了一些陶罐，其余的就不是很多，虽然如此，总是能从中获取一些重要的信息，也算是较有收获了。
杜永强主任还说，每个墓中都发现有深蓝色琉璃状物体，大墓中发现五个，中间的最大，依次排开，后来大家就此展开过讨论。有学者认为，这应该是类似玉塞之类的器物，只是材质不同而已。
这是有根据的，古人对玉石的崇拜已有上万年，最早认为玉是与天地对话的最好物证，有人死亡后，将玉器置于七窍（耳、目、鼻、口，和而共是七窍）、九窍（加上生殖道、谷道则是九窍），认为玉器可以长久地保存尸体，汉代金缕玉衣就是这个道理，《抱朴子》中就说：“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而且，含玉不仅是为了保护尸体，还希冀以此起死回生，利于转世。《白虎通》崩薨篇里也有记载：“唅用珠用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汉书中也有“口含宝玉，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记录。由此可知，死者含玉或者使用玉制七窍、九窍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精气从外逸，从而使尸体不朽，灵魂不散。
对此，我持怀疑态度，首先，就材质而言，塞子大多都是玉石类，符合以玉为神的传统，以琉璃为质很少见。其次，这些物件中空有孔，这与塞子的用途相悖。就发掘出土时摆放的位置来看，放置于耳边的两枚应该是勒子，其他三件位于墓主人颈部，并持“中间大，两边小”的有序状态分布，应该是装饰物。
刘满教授问及负责现场考古发掘的杜永强主任：“就此出现古墓，说明不远处有古城遗址，最近的大概有多远？哪座古城中的先民最有可能在去世后被埋葬此处？”被证实最近的古城遗址据此不足10里时，他很惊讶，为自己的推测寻找到有力的证据。
刘满教授认为，对于此地古城的记载少之又少，对鹯阴等古城的位置很难从文字中寻找到有力的证据。鹯阴、麦田、会州等古城在不同时期曾是黄河边上很重要的城市，如唐代的会州是极为重要的州政府所在地。这座汉墓的发掘，可以推测鹯阴、麦田、会州等古城的地理位置，尤其是汉代鹯阴县。据了解，一般大城市与墓葬区距离很近，反之，可根据墓葬区的状态推断古城状况。此外，古墓级别较高，可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虽然偶尔也会从乡村中会发掘出古墓，但因规模不大、级别不高，无法证明此处曾有过大城市的出现。从1976年此地出土的墓葬来看，结合此次汉墓发掘，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较高，可见此处曾有大规模的古城出现。为此，此次发掘对于确定黄河上的渡口、鹯阴县、麦田城、麦田泉水这一系列地名及其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刘满教授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此地为丝绸之路的北线，白银、平川、靖远、景泰等是丝绸之路上很重要的地域，所以这座汉墓的出土，对于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地域在古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方面的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座汉墓的规模与1976年出土的那座汉墓规模相当，属中型墓葬，杜永强就刘满教授的推测说：“由此可见，这座墓直线距离不足10里的地方应该就是鹯阴县。”现场有专家质疑，认为古城距离古墓10里太远，不符合当时的丧葬条件。刘满教授举例说：“兰州附近的兰工坪、兰山一带，整个都是兰州城的墓葬区，10里应该不算远。”
走近古墓，俯视下去，可以看见六个陪葬陶罐横七竖八地摆放在那里，棺木已腐朽不堪，泥土深深地嵌入木纹中，被钙化的现象极为严重，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大致的模样。四周用大木围起的墓壁也孤零零地矗立着，断裂痕迹非常明显，仔细看，在墓地的右下方可以看到几枚铜币、刀币等，泛着铜绿，有时代的沧桑感。对于古棺的位置为何倾斜，大家众说不一，有人说是根据风水刻意为之，有人说是地壳变化移了方向，没有合理的证据，一切都是猜测。
径直走进大墓，朽了的木材随处可见，不敢触碰，因为担心它们会变成碎末。两位工作人员正在灯光下清理陶罐上的沉泥。虽有残骨被随意丢弃在墓道里，因是在强光下，倒也不觉得恐惧。
兰州大学一位女老师就站在我边上，也不害怕，指给我看盗墓口。仰起头来，苍黄的道口直冲着蓝天。仔细看，有一具古尸斜躺在地上，苍白色的头颅在阳光的阴影里清晰可见。一节节脊椎骨断裂开，但也摆放整齐，能看出他当年死亡的大致姿势。女老师说，有人推测这位古尸的身份为盗墓者，拿了古物离开时，大梁断裂，砸断了腰椎，永远地留在了古墓里。他瞬间改变的命运引起我的思绪万千。那该是一副怎样的景象？战战兢兢地摸索着进来，坎坎坷坷地拿走一件件值钱的物件，就在最后一刻，大木直愣愣地砸下来……命运就是这样，埋伏在不远处，怎么也无法改变。或者，是一群盗墓者，唯他身形矮小，适合下墓，古物辗转被移到地上，而最后的他，被同行陷害，一根有预谋的巨木恰到好处地砸在身上，封了墓口，神鬼不知。没法测量的岁月缓慢前行，终有一日，重见天日，谁知命运多端？
这样的景象，会被写作者拿去演绎成许多精彩的片段，吸引读者的眼球，勾起无限的想象。而这具古尸明晃晃地置于眼前时，这些情景似乎更多了血腥的味道。
有新闻记者就此座汉墓的发现情况采访了杜永强主任，他说：“一个月前，即4月8日，平川区水泉镇中村村民赵庭海意欲依靠北武当山旅游景点，在自家老院子后兴建一座农家乐，在土山上取土时，发现了这座汉墓。”
有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此地方圆2平方公里就已被证实存在汉代古墓群，并被命名为“黄湾汉墓群”，平川区水泉镇中村就被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次发现的汉代古墓将对于研究当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具有重大意义。村里人对发掘古墓早已不再感到新奇，所以，在赵庭海的农家乐刚开始动工时，就有路过的村民认定此处会有古墓，见怪不怪的村民甚至下了专业的定义：“要是出来东西的话，拿土埋住，让慢慢回形。”可见，古墓在此地的普及。
在采访中，有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趁赵庭海一家午休时，同村的村民十几人已提前对墓地进行了“清扫”，铜币、陶罐等一些出土文物被拿走不少，很遗憾。自此，赵庭海一家彻夜难眠，日夜坚守，生怕再被人盗走文物，一直等到白银市博物馆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到达现场。
经过一个月的紧急发掘、清理，考古人员将四座古墓的墓道、墓口、墓室以及部分棺椁清理了出来。这些古墓墓口均面向北而开，其中，在村民赵庭海家院落北面的那座双棺墓为最大的一处墓葬，墓室内两具棺木保存较好，基本没有出现腐朽发黑的状况。关于墓地的朝向，这些墓道口都朝向黄河，但是又不直对黄河，略偏低15度左右，是严格遵循风水的要求。
考古人员保留了当初的摆设现状，在该墓葬发掘之前，考古人员还从中发现了古木牛、木马的残骸，在下方的墓葬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件漆器制品，为慎重起见，考古人员暂对其进行了保护处理。
敦煌研究院李正宇教授认为，就发掘的规模来看，此处应属汉墓群，时间大概是西汉中晚期，甚至是新莽时期。发现汉墓群，就意味着附近一定有汉城，即汉代的城市。城市与墓群是双生的，没有城市，这里就不会出现如此集中的墓群，对于汉城的推断，他赞同刘满教授的观点，应该是鹯阴古城所在地。
平川古墓群的发现，与河西地区，黄河以西，特别是唐代瓜、沙二州，即敦煌郡、金昌郡的墓群差别很大，敦煌一带没有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公共墓地，只有小规模的汉墓群，大多都是家族性的墓地，或十座八座，或二三十座，出现公共墓地始于西晋时期，而此地汉墓群较集中，大规模地出现汉代公共墓地，实属罕见，公共墓地便又折射出此处古城当年的繁盛景象。
此外，李正宇教授认为，此墓群依山而建，可能是先确定位置后自上而下掏出的竖状墓穴，四周用立木将洞穴围靠起来，相当于墓室的墙壁。就木料可以推断出，当时此地气候湿润，植被茂盛，盛产巨木，便于取材，加之因取木难度小于烧砖，所以出现用木材一一排列围建墓壁的现象，因此可想象出当年这里植物繁茂的自然状态。
李正宇教授强调，此处均属竖穴墓，大多为合葬墓，有双棺。就双棺而言，他举例说，若是夫妻墓，即一家一人死后，都会为其配偶预留一个棺位，建造墓室预先要有计划，留够第二次存放棺木的位置与下次进入的墓口。埋葬完第一位亡人后，上部封顶。等另一人死亡后，再将墓口打开安放进去。第二次打开时，不会从上部揭开，因为要揭开木板工程太大，且放置棺木不便，他猜测，二次葬是在底部掏出墓道，平移进入第二个棺木，这样难度较小。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墓道，也有可能是二次葬时修建的通道，并非第一次就建造完毕的。
就竖穴墓而言，李正宇教授认为，古代从上部下棺难度极大，会在墓室四周立四个石质墓柱，就如现在的墓碑，最早的墓碑就是为放置棺木服务的。这个观点我第一次听说，觉得新奇。而这本是用来为平稳放置棺木的支载体，后来衍生为祭祀、悼念的象征。具体是这样操作的，在石质墓柱中打眼，用绳穿之，四角同时用力，水平下放到墓室中，有点借力的感觉。为了让我们看得明白，李老师用瘦削的双臂为我们逐一演示。他说，墓室封顶后，石质墓柱不再被需要，有人将其拆掉，有的则不拆，渐渐成了此处墓葬的纪念与标志，后来演变成墓碑。 有人问李教授，此处汉墓算不算最大的墓群时，李老师很严谨地说：“很难确定，目前来看并不算大，但就发掘出虎钮铜印来看，在当时该墓主的薪俸应该在600石以上，职位级别应该在县令以上，都尉以下。”
白银市文物局局长李保军在采访中说，当地文物部门将加大对该处古墓的保护力度，在全部工作结束后，出土的墓葬文物将被整体搬迁到平川区博物馆进行复原，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希望此次汉墓的发掘对研究古丝绸之路，以及确定白银在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地理位置、军事战略地位提供有力的支撑。
人群逐渐分散开，有人低头思考，有人寻找合适的角度拍摄，我径自爬上山坡，试图俯视整个墓群，看看整体的布局规模。很艰难地爬上土山，整个风貌尽收眼底，墓室内部的情况却再也寻不见。远处新建的北武当山色彩华丽，静默在视野里，鹤立鸡群般矗立在民居群中。同行有位当地人，听我喜欢古老的宅子，就指着眼前最近的一个院落说：“你看，这是我们当地最典型的‘父牵子’结构，中间一间房屋较大，两旁房屋较之小巧，如同一位父亲两手牵领着两个孩子。”我依他介绍，仔细端详，觉得很有道理。是的，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并赋予自己不同的想象，寄托美好的心愿。不论哪个领域，都承载着百姓沉甸甸的愿想，这该是普遍的认知了。
古墓不远处，就是古城。在工作人员暂时租住的农家吃了便饭，我们便驱车奔向猜测中的鹯阴古城。
途中，老师们就平川区境内的古城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才知道，此地自古以来就是战略交通要道，古丝绸之路从陇东、固原到打拉池，经平川，于黄湾古迭烈逊渡口过黄河直达河西诸州。于是查阅相关资料，看到有文字记载：“今平川区内打拉池、毛河洛（《宋史》名“水泉堡”）、迭烈逊、陡城、水泉及旱平川新墩都先后筑有古城堡。”《靖远县志》有如下记载：
旱平川在县北七十里，南北长四十
里，东西长百里。自汉至清初，旱平川大部分时间属边路要塞，烽烟不息。明、清时，野麻滩、黄沙湾、迭烈逊、一碗泉、陡城沟、月河、红柳泉口等沙河仍泉水丰沛，且皆为边防要路；民族地方武装“自迭烈逊、老龙湾乘冰渡河，由旱平川、白崖子、打喇赤入犯安会地方”。水泉尖山上烽火台高耸入云，王家山、打拉池甚至种田复兴一带，目之所及处烽燧星罗棋布，明显地具有明代“墩堡相望”的军防特色。
文字资料的描写勾起我瞻仰古城的强烈兴趣。烈日曝晒，黄土筑成的古城早已在岁月里破损成一副颓败的景象。刘满教授说，当地政府对古城是极为重视的，前两年他来时，还是光秃秃的土城墙，如今一座新修的仿古建门楼气派地屹立在蓝天黄土间，远远看起去还是有点震撼的。
走近了，能看到土坯的城墙一层一层围裹的痕迹，土质的墙壁一圈一圈，岁月扎扎实实地流过，在这里留下可感可触的印记。断裂的残砖断瓦遍地都是，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有专家随手捡起，仔细端详后又扔下，也有人慎重地将他们包裹好，小心翼翼地存放在背包内。我看不懂，就是喜欢漂亮的石头，走了一路，捡了一路。
有些砖块是红褐色的，有些是土黄色的，大个子的被村民拿去砌成土墙，看上去历史感厚重，我总是在想，是哪个时期的居民搬起这些2000年前的巨石，一块块堆成现实的墙壁？小块的碎石夹杂在巨石之中，历史就这样悄悄地埋伏在现实里。
无意中，我看到一块动物的骸骨，惨白的牙齿依稀可见，我大惊小怪地惊呼起来，老师们说，这样的物件哪里都有，不必感叹。而我却总是沉寂在这些已逝去的物件里，久久不能自拔。
上山顶，就在古城脚下，一片水田骤然映入眼帘。古城似乎是天然的屏障，庇护着脚下这片水汪汪的田地，没有过渡，一切合乎情理，顺其自然。离黄河距离不远，依水吃饭，靠水生活，自古以来，黄河滋养着这里的一方百姓，衣食无忧，不知2000年前，是不是这样的景象？
专家们围在一块土墙下，就土质的变化猜测着当时的景象，这无法激起我内心的好奇，于是，独自走出大部队。看到有古老痕迹的庙宇，木制枯黄，在风雨中早就改变了原来的色彩，做工并不考究，但是有时间的印记，与身后新修建的门楼对比鲜明，似乎是一位落迫的大家闺秀，时间镌刻在面庞上，虽已迟暮，却依旧有着大家的风范；一位是昼夜间爆发的寒门小户，即使衣着光鲜，也挡不住举手投足间的肤浅与轻浮。我擅自取下铁锁，走了进去。
地上的砖已被人群往返行走磨得凹凸不平，门槛也被磨砺得油亮，足见岁月的久远。我在猜测，这应该是一座家神庙，或是当地的土地庙，走进去后发现，供奉的神像狰狞可怖，没来得及细想，再看两侧牛头马面，突然意识到这应该是阎王殿。没来由地害怕，锁了门走了出去。问同行的老师们，没有人就为什么供奉阎王给出可以信服的解释，没有遇到当地人，这算是个未解的遗憾。
另外一座古城，距离此处不远，但因审美疲劳，一路走得疲沓，不积极。
顺着农民浇水的水渠，我跟着李正宇教授等人一起往古城顶上走。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高启安教授低头寻觅着，找到汉瓦，就低头捡起来，走一路，拍了一路，说要记录下来，怕混淆了地点。
我看到一块棕红色的瓦片，直觉认为应该是年老的汉瓦，拿给高老师看，他很惊奇，说应该时代更久，这便更坚定了我低头寻觅的信心，偶尔也会时时怀疑、犹豫，年代久远的汉瓦怎能如此随便出现，普通得让我们忽略2000年时间的流转？
登上古城墙壁，风很大，我们几个人觉得站立都很艰难。想起兰州本土的一个乐队唱过一句：“我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头，进城的人面带微笑，出城的人焕发荣光。”我总是会被这样的景象感染。
李正宇教授说：“‘鹯’为猛禽，东汉改“鹑”为“鹯”，似与军防有关，而古代地名‘阴’者，则其地必在山之北水之南，鹯阴城北的沙河总长不过20里，很符合古代地名的特点。”我看到四面城墙各有向外突出的四个附城墙墩台，是为“马面”，有马面之古城墙一般有堞楼，这里则没有。
有一堆形状规则、大小均衡的圆形石头，便捡到几块好看的石头把玩一路，李教授说，这些圆石应该是作战时所用的雷石。我便想象，手里的这些曾被作为武器的石块，伤害过多少性命，不免觉得有些悲壮。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兆宏教授说，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城，顺着田地，很快就能走到，建议我们几人步行前往。顺着古城山梁一路走，转弯的地方赫然出现一条水流湍急的水渠，我与敦煌研究院沙武田博士在劲风中艰难地蹲下来，在急流中清洗捡到的石头。
李正宇教授八十高龄，依旧俊朗。下山时，我们都担心他能否安全走下陡峭的土坡，高启安教授率先走下土坡，想让李教授顺着他走过的脚印小心行走，而李教授却性急，独自下坡时被滑倒，我们都很担心。他却轻松地站起来，拍去黄土，显得矫健从容。
之前与李正宇教授有过一次交流，知道他每晚只睡四五个小时，中午几乎不午休，潜心敦煌研究，是位值得敬仰的学者。这次一路行走，虽年迈，但认真、谨慎的气场时时可以感受得到，同行的老师们都很敬服。
很快，步行绕古城一圈，穿过春天刚生发的庄稼地，与大部队汇合，白银市文物局局长李保军安排我们参观白银市博物馆，一路驱车，直奔目的地。
值得一提的是，白银市博物馆一楼民俗馆里，有一组炕柜，木质不是太好，油漆过的花纹在岁月里渐渐暗淡，找不到原来的踪影，掀开炕柜，我看到一行小字，上面密密地记录着子女出生的日期。我想起母亲说过，以往农村，孩子较多，父母记不住子女的生辰，便一一记录在炕柜上。如今我清晰地看到她曾描述给我的景象，很兴奋，找到了言谈中悠久的物证，有种证实历史的感觉。
这一天，穿越了千年的时光，一座古墓大白于天下，在几座古城上悠闲地游历。
我们，走在时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