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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杨念群教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位历史学者一身利落的休闲装扮，外表看来儒雅谦和，言谈中却不时迸出犀利的观点。一向以学术文章见长的他，最近出版了一个随笔集《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书中，他一改以往静坐书斋研究历史的作风，而是紧跟热点，去追溯今人戾气的来源，探讨时下热热闹闹的国学复兴……用他自己的话说，知识分子应该“和时代保持紧密互动”。
不利用“名门之后”走捷径
杨念群头上顶着一个“名人之后”的光环，他的曾祖父是晚清名人杨度，曾外祖父则是大学问家梁启超。祖父杨公庶是留学德国的化工博士，文理皆擅长，小时候经常用湖南话给他念唐诗，讲平平仄仄的音律。但杨念群并不认为自己“家学渊源”——他所承的“家学”都是片段性的，父母也没有研究文史，选择历史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喜好。
1981年，17岁的杨念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又在国际知名的清史研究所读书和任教至今。他一直警惕利用“名人之后”的资源去走捷径。早年做博士论文时，他就刻意避过杨度、梁启超等话题的研究，即使面对记者采访，他对“名人之后”的话题也是草草带过。他说，祖先的成就无法比肩，自己只是个“不肖子孙”。
在研究上，杨念群并非循规蹈矩的学者，自嘲总是违抗学术“家法”。23岁当研究生时，他就和成名学者杜维明吵架，呼吁要打破儒家的和谐。他尝试将社会科学理论融入史学研究，却被误解性地扣上“后现代小生”等帽子，学术著作中提出的新锐观点颇受争议。但在记者看来，杨念群是平和与包容的，当提到反对他的声音时，还时常站在对方角度补充解释这些观点的合理之处。
这种“反骨”，是他和祖辈为数不多的联系之一。在他眼里，梁启超和杨度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伟人，对一般意义上的思潮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反抗的态度。而在这个时代，他认为也要敢于批评，而不只是适应。
想写出时代的痛感
环球人物杂志：写作《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这本随笔集，和以往写学术文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杨念群：写随笔不像写学术文章，可以躲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我会注重从当代视角切入，和历史形成对话，并注重表达形式之美。希望把历史的东西说得比较透，然后再过渡到现实，有一个反省和反思。现在的口水文章太多，我希望给读者更多思考。
环球人物杂志：写到现实时，您的情感基调是怎样的？
杨念群：有些阴暗，并不很阳光。现在不痛不痒的“小清新”太多，读者看了之后很温馨很和谐，似乎是能给很劳累的生活增添一点佐料，如同做了精神按摩。但这其实并不好，大家一起粉饰太平。而我想写出时代的痛感。
近百年历史给我们的痛感一直是存在的，尤其在杂文和随笔上，比如鲁迅的文章。我想，当代人需要继承这种对历史的忧患意识和自我反省的精神。
环球人物杂志：对读者来说，这样的书读起来会不会有些累？
杨念群：对，因为大家本来就很累，很郁闷，你又来添油加醋，也不给提供解决郁闷的药方。但是我觉得要非常犀利地去撕破一些东西。不光为了我个人，也为了当代随笔有一种新的气象。和鲁迅同时代有很多人，比如林语堂、梁实秋之类，都是小清新。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鲁迅，就是因为鲁迅的文章里有一些东西让你看了很不舒服。
研究历史需要“感觉主义”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过，您在做史学研究时偏重“感觉主义”，这样研究历史会不会被人批评客观性丧失？
杨念群：2007年我创办了《新史学》集刊，首篇就是谈“感觉主义”。我觉得史学研究过度“概念化”了，我想强调对个体历史的重视，历史叙事的生动，包括会讲故事，对细节进行处理，同时讲故事要融入自己对整个历史过程的看法。我觉得历史没什么客观性，就是一个主观介入的方式。只不过大家介入的方式不同，服务的目的和对象不同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讲究故事性，会不会又导致学术著作出现流俗的倾向？
杨念群：不会。真正的大学者都是能上能下的，如钱锺书、周作人、费孝通等，既能写出深刻的理论文章，也能写出接地气的漂亮文章。现代学者反而不会去写一些很漂亮的文字了，只会做刻板狭窄的研究论文。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这种“感觉主义”史观是怎么形成的？
杨念群：开始学历史时，会注重大的事件、场景、结构，后来才开始注意眼光向下，更多关注历史的多个侧面，注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历史的影响等。比如过去都喜欢研究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现在大家不太一样了，譬如我会对清朝官员的日常生活进行描述，吃什么，坐车上朝要花多少时间，在车里看什么书等。他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往往更能反映那个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自己在学术道路上是一个“叛逆者”吗？
杨念群：有些叛逆。但我会警惕，让自己不要故意打出叛逆旗号，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边缘人物来谋取名声。我只想踏踏实实走出个性，但这条路确实比较困难，一方面需要天赋和毅力，同时要面对很多的批评。因为你不是主流嘛，很大程度上会遭受非议，得顶住这个压力，坚持自己的风格。
现在学者生活在相对固定的轨道里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很多学者通过大众媒体平台展示自己，写博客、开微博，您在这方面似乎表现得不太活跃。
杨念群：是的，我有意与大众媒体保持距离。为什么拒绝微博？因为在没有微博之前，我们的私人空间就已经越来越少了，个人思考的深度受到网络、电视等冲击，变得从众。加上媒体密度的不断增加，让你觉得失去自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过度自我是不好的，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过度投入，就会马上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了。
环球人物杂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您看来新媒体的兴盛对学者是一把双刃剑？
杨念群：现在发言的场所太多，表面上表达渠道越来越多元。但是表达渠道一多的话，你就很难控制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思考深度，受众会督促你去发表意见。因此有些知识分子就不知自制，哪怕不擅长的领域也要发表看法，造成知识分子被大众所绑架。
环球人物杂志：您能对比一下清代知识分子和当代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杨念群：我的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他们身兼数种角色，既是体制内的人，又可能游离在体制之外，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自由更大。现在的学者最大的问题是，只能以固定的方式生活在相对固定的轨道里面，能做出什么成就呢？
环球人物杂志：谁是您心目中的文化英雄？
杨念群：有很多类型，文化英雄应该是和体制和权力保持距离，至少对流行的时尚应该采取某种不妥协的态度，比如辜鸿铭。他反抗那个时代给他的定义，反抗对知识分子的规训，所以他才会留辫子。姑且不论他的好坏，你可以说这人很腐朽很没落，但他采取的姿态和反叛的形象，透着张扬个性的光彩，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文化英雄。
还有鲁迅，很多人会讨厌他，因为他为人处世太不妥协圆滑，文字也不温婉可人，他却能为青年人的成长扛起黑暗闸门，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
杨念群：如今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在增加，选择难度也在增加，如何找到你有兴趣、能坚持的方向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法找到真正愿意去坚守的事情。我自己感觉把写作、阅读、思考作为一生的追求和事业，我就很满足了。
另外，对这个世界，你一定要有个判断，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犬儒主义，而是要去认识它。
不利用“名门之后”走捷径
杨念群头上顶着一个“名人之后”的光环，他的曾祖父是晚清名人杨度，曾外祖父则是大学问家梁启超。祖父杨公庶是留学德国的化工博士，文理皆擅长，小时候经常用湖南话给他念唐诗，讲平平仄仄的音律。但杨念群并不认为自己“家学渊源”——他所承的“家学”都是片段性的，父母也没有研究文史，选择历史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喜好。
1981年，17岁的杨念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后又在国际知名的清史研究所读书和任教至今。他一直警惕利用“名人之后”的资源去走捷径。早年做博士论文时，他就刻意避过杨度、梁启超等话题的研究，即使面对记者采访，他对“名人之后”的话题也是草草带过。他说，祖先的成就无法比肩，自己只是个“不肖子孙”。
在研究上，杨念群并非循规蹈矩的学者，自嘲总是违抗学术“家法”。23岁当研究生时，他就和成名学者杜维明吵架，呼吁要打破儒家的和谐。他尝试将社会科学理论融入史学研究，却被误解性地扣上“后现代小生”等帽子，学术著作中提出的新锐观点颇受争议。但在记者看来，杨念群是平和与包容的，当提到反对他的声音时，还时常站在对方角度补充解释这些观点的合理之处。
这种“反骨”，是他和祖辈为数不多的联系之一。在他眼里，梁启超和杨度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伟人，对一般意义上的思潮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反抗的态度。而在这个时代，他认为也要敢于批评，而不只是适应。
想写出时代的痛感
环球人物杂志：写作《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这本随笔集，和以往写学术文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杨念群：写随笔不像写学术文章，可以躲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我会注重从当代视角切入，和历史形成对话，并注重表达形式之美。希望把历史的东西说得比较透，然后再过渡到现实，有一个反省和反思。现在的口水文章太多，我希望给读者更多思考。
环球人物杂志：写到现实时，您的情感基调是怎样的？
杨念群：有些阴暗，并不很阳光。现在不痛不痒的“小清新”太多，读者看了之后很温馨很和谐，似乎是能给很劳累的生活增添一点佐料，如同做了精神按摩。但这其实并不好，大家一起粉饰太平。而我想写出时代的痛感。
近百年历史给我们的痛感一直是存在的，尤其在杂文和随笔上，比如鲁迅的文章。我想，当代人需要继承这种对历史的忧患意识和自我反省的精神。
环球人物杂志：对读者来说，这样的书读起来会不会有些累？
杨念群：对，因为大家本来就很累，很郁闷，你又来添油加醋，也不给提供解决郁闷的药方。但是我觉得要非常犀利地去撕破一些东西。不光为了我个人，也为了当代随笔有一种新的气象。和鲁迅同时代有很多人，比如林语堂、梁实秋之类，都是小清新。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鲁迅，就是因为鲁迅的文章里有一些东西让你看了很不舒服。
研究历史需要“感觉主义”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说过，您在做史学研究时偏重“感觉主义”，这样研究历史会不会被人批评客观性丧失？
杨念群：2007年我创办了《新史学》集刊，首篇就是谈“感觉主义”。我觉得史学研究过度“概念化”了，我想强调对个体历史的重视，历史叙事的生动，包括会讲故事，对细节进行处理，同时讲故事要融入自己对整个历史过程的看法。我觉得历史没什么客观性，就是一个主观介入的方式。只不过大家介入的方式不同，服务的目的和对象不同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讲究故事性，会不会又导致学术著作出现流俗的倾向？
杨念群：不会。真正的大学者都是能上能下的，如钱锺书、周作人、费孝通等，既能写出深刻的理论文章，也能写出接地气的漂亮文章。现代学者反而不会去写一些很漂亮的文字了，只会做刻板狭窄的研究论文。
环球人物杂志：您的这种“感觉主义”史观是怎么形成的？
杨念群：开始学历史时，会注重大的事件、场景、结构，后来才开始注意眼光向下，更多关注历史的多个侧面，注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历史的影响等。比如过去都喜欢研究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现在大家不太一样了，譬如我会对清朝官员的日常生活进行描述，吃什么，坐车上朝要花多少时间，在车里看什么书等。他的日常生活的变化，往往更能反映那个时代。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自己在学术道路上是一个“叛逆者”吗？
杨念群：有些叛逆。但我会警惕，让自己不要故意打出叛逆旗号，不要把自己弄成一个边缘人物来谋取名声。我只想踏踏实实走出个性，但这条路确实比较困难，一方面需要天赋和毅力，同时要面对很多的批评。因为你不是主流嘛，很大程度上会遭受非议，得顶住这个压力，坚持自己的风格。
现在学者生活在相对固定的轨道里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很多学者通过大众媒体平台展示自己，写博客、开微博，您在这方面似乎表现得不太活跃。
杨念群：是的，我有意与大众媒体保持距离。为什么拒绝微博？因为在没有微博之前，我们的私人空间就已经越来越少了，个人思考的深度受到网络、电视等冲击，变得从众。加上媒体密度的不断增加，让你觉得失去自我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过度自我是不好的，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过度投入，就会马上被吃得骨头都不剩了。
环球人物杂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您看来新媒体的兴盛对学者是一把双刃剑？
杨念群：现在发言的场所太多，表面上表达渠道越来越多元。但是表达渠道一多的话，你就很难控制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思考深度，受众会督促你去发表意见。因此有些知识分子就不知自制，哪怕不擅长的领域也要发表看法，造成知识分子被大众所绑架。
环球人物杂志：您能对比一下清代知识分子和当代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杨念群：我的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他们身兼数种角色，既是体制内的人，又可能游离在体制之外，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自由更大。现在的学者最大的问题是，只能以固定的方式生活在相对固定的轨道里面，能做出什么成就呢？
环球人物杂志：谁是您心目中的文化英雄？
杨念群：有很多类型，文化英雄应该是和体制和权力保持距离，至少对流行的时尚应该采取某种不妥协的态度，比如辜鸿铭。他反抗那个时代给他的定义，反抗对知识分子的规训，所以他才会留辫子。姑且不论他的好坏，你可以说这人很腐朽很没落，但他采取的姿态和反叛的形象，透着张扬个性的光彩，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文化英雄。
还有鲁迅，很多人会讨厌他，因为他为人处世太不妥协圆滑，文字也不温婉可人，他却能为青年人的成长扛起黑暗闸门，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英雄。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
杨念群：如今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在增加，选择难度也在增加，如何找到你有兴趣、能坚持的方向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法找到真正愿意去坚守的事情。我自己感觉把写作、阅读、思考作为一生的追求和事业，我就很满足了。
另外，对这个世界，你一定要有个判断，不是随波逐流，也不是犬儒主义，而是要去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