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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本应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高效，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孩子，容易对手机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如何健康地使用手机，已经成为教育孩子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在德国，几乎所有家庭，不管是重组家庭，还是传统家庭，不管他们是住在公寓中，还是板楼里，都经常这样争论。
一方是父母，另一方是孩子，他们中间横亘着愤怒之源——手机：细长、优雅，伟大的救星，狡猾的引诱。原本是使日常生活变得便捷的工具，如今却成为持续不断的诱惑、高效的时间毁灭机器、大受欢迎的消遣方式，有时也是将主人变成奴仆的成瘾性药物。
孩子们应该从几岁起拥有一部手机，什么时候可以使用，什么时候不能使用，有必要设定禁用手机的时间段吗？在家里、课堂上和办公室中，正确使用手机的策略以及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都是热烈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在孩子全天都待在家里的寒暑假，这些问题更是迫在眉睫。
手机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注意力，通过不断发出铃声和震动，将一天分割成越来越小的碎片。而家庭正是和这种新的交流工具做斗争的前沿阵地。家庭中可能有哪些手机问题和风险，父母们是否找到了解决方案，《明镜周刊》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专家们的建议和警告。
42岁的阿勒克斯珊德拉·柏罗赫在汉莎航空工作，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一起生活。柏罗赫9岁的女儿和11岁的儿子各有一部苹果手机和一个平板，儿子还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以下是她的自述：
自从几周前我的女儿有了手机之后，家里就开始吵得鸡犬不宁。她才9岁，还在上小学，但她坚持将自己的手机联网。她的说法是：如果不联网，她就没法和住在城里的朋友莱尼聊天。我的丈夫说：绝对不能答应她。他讨厌这些电子设备，他的手机在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机状态。在车里，他用一部没有键盘的诺基亚打电话。
我们因为一部愚蠢的手机争论不休。最后我的女儿哭了，我心软了。现在她每个月有500M流量，和闺蜜们建起一个聊天群，名为“我们是bff”，意思是“最好的朋友”。大多数时候，她们只是发几个简单的词：“你好”、“你好吗？”或是“我想你”。她们不断承诺不会忘记彼此，每天都要说30次左右。
我和孩子们达成了协议：他们可以得到一部苹果手机，而我可以阅读他们所有的聊天信息。我儿子的班上成立了一个聊天群，班里有29个学生在里面，只有一个男孩没有加入，因为他没有手机。没有WhatsApp的孩子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起来，足球协会成员、伙伴们都会在聊天中约见或组织活动。
但是作为父母，我们必须控制聊天内容。最近，我儿子的一个朋友给他发送了一张图片，是个光着上身的女人。我偶然看到了它，并在儿子看到之前将它删除了。我觉得这张照片很露骨。我的儿子才11岁，喜欢玩打击乐和滑板，对女孩还不感兴趣。
我不知道，我还能控制他的信息多久。他15岁时，肯定不会再愿意让母亲看自己的信息。而正是那时候，控制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对现在的孩子而言，YouTube视频网站和电视起着相同的作用。我的儿子会连续看几个小时视频，《我的世界》是他目前最喜欢的网络游戏。在游戏中，他用形似乐高积木的砖块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走来走去，歼灭敌人。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但不定何时，他也会想玩包含暴力和死亡因素的游戏。我讨厌暴力。
有时候他的朋友会过来找他，两人一起坐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分别看着自己的手机。我会说：“你们别在这儿待着。”对我来说，他们去做什么根本不重要，但是手机得留在这儿。
我小时候不听话时，父母会禁止我看电视来惩罚我，而今天这根本不起作用了。有一次，我的儿子本应做数学作业，需要10分钟做完。但他仍然继续玩平板电脑，半小时后才坐到了桌子边。我当时就发飙了，没收了他的平板，将智能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等所有电子产品都锁进了我汽车的后备箱里。
我知道自己并不总是个好榜样。这些电子设备如同海洛因，能让人很快上瘾。我们规定：吃饭时和上床后都不能玩手机和平板。但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破例，在吃早饭时查看平板上的信息。我的丈夫就会说：“把平板丢开。”我会对他说：“你也会在餐桌边读每日新闻，不也差不多吗？”
在很多家庭，每天都上演着这样的较量：艰难，毫无目标，也无法想象该达成怎样的一致。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手机和平板的世界，和这些仪器共存的生活才是理所当然。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可能是看看那些理智的数据和不依托于感觉世界的研究发现。
2006年以来，德国的手机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口数量。去年，8000万德国居民签订了1.1亿份移动通信合同。阿勒克斯珊德·马克维茨领导的关于手机的调查可能是史上最全面的。他曾任波恩大学初级讲师，如今为公司和自由职业者提供手机使用咨询服务。马克维茨和同事一起开发了一款名为“menthal”的应用软件，在获得手机用户许可后，记录他们的行为。目前有6万人参与其中。对他们的分析显示：一个手机用户平均每天会打开他们的手机屏幕88次，35次只是看时间，或是检查有无新信息，53次是为了写封邮件、使用软件或浏览网页。奇怪的是，menthal软件的用户每天在手机上花费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但只有7分钟的通话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脸书、WhatsApp和游戏上。
这个数字明显高于手机用户自己估计的数值。在手机的使用上，学者并不会比贫困的失业救济领取者更加克制，青少年也不会比成年人沉迷得太多——分别为每天3小时和2.5小时。
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不知休息为何物，所做之事不断被电子产品带来的干扰打断，以至于很难集中注意力地工作和实现真正的放松。它不仅影响了成年人，也波及到孩子和青少年。曼海姆大学的一项代表性研究得出结论：约有一半学生觉得在做家庭作业时被手机干扰或分心;8%的青少年依赖手机的程度，可以说已经是上瘾了。 不得不时刻保持在线使得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威丝曼发现，在10年内，世界大都市行人的步行速度已经增快了10%，尤其突出的是新加坡和中国广州。这两个城市在90年代初还位于后列，10年后的第2次观察中就已经分别位列第1和第4。在新加坡，行人走60步，约18米，需要10.55秒;广州的行人则需要10.94秒。柏林位列第7，为11.16秒;纽约第8，为12秒。在阿曼、约旦以及巴林的麦纳麦，行人的步行速度则缓慢得多。在这些地方，行人走完18米，要用16秒，甚至17秒。
2006年，威丝曼就得出了一个推论：一个社会的技术化、数字化和个性化程度越高，日常生活节奏就越快。但是不仅日常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的耐心也变少了。1999年，当一个网页的加载时间长于8秒钟时，会失去三分之一的访客，而到了2006年，仅仅4秒之后，访客的耐心就已经耗尽，如今甚至只需短短2秒。
无所事事、彻底放松的状态曾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如今显然已经成为奢求。美国科学家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让很多人感到难受。研究人员请受试者独自坐在一把椅子上6分钟和15分钟，然后描述他们的感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讨厌这样的经历。在后来的一次实验中，受试者可以选择用遭受电击的方式打破这种痛苦的无所事事状态，结果四分之一的女人和三分之二的男人都做出了电击自己的决定。
这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矛盾：先进的数字化本应带给我们更多的休息时间和更高的效率，结果却使我们变得更匆忙，更容易精疲力尽。这怎么可能？那些本应减慢生活节奏的仪器，为何技术却让很多人感到巨大的压力？我们怎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平静？必须和波罗赫一家一样每天斗争吗？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42岁的法国人卡罗尔·克罗姆有3个儿子分别是7岁、12岁和14岁，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只有长子有自己的手机，家里唯一的电视机摆在父母的卧室。10多年来，克罗姆一家一直生活在国外，近一年来开始生活在汉堡。 以下是卡罗尔的自述：
我的哥哥在新加坡一家电脑游戏公司工作，很熟悉IT业。最近他告诉我，在硅谷经理的孩子们上的小学，对手机和电脑的使用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他们的父母在苹果、谷歌、脸书、微软、雅虎等公司越成功，就越反对电子产品对孩子的愚化作用。我觉得这个事实很值得回味。
我的丈夫是个工程师，10多年来，在全世界的很多城市生活过。在上海，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电子产品的狂热。他们从早到晚都在玩电子产品，甚至老年人也不例外。现在，他们已经在网上做一切事情了：聊天、学习、支付、打车、叫外卖，甚至还在手机上做爱，或者至少通过手机约定约会日期。
目前，在伊斯坦布尔也已经人手一部手机了。我还记得我们到那里的第一天，一个技师为我的丈夫组装电脑。他刚刚为一个土耳其家庭装了一个超快的路由器。他摇着头叙述着，3个孩子怎样无视他们母亲的批评，在手机上用想象中的武器噼噼啪啪射击。他们全都矮胖、慵懒，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的上帝啊，多么可怕！
在我心中，德国也不是个好榜样。我觉得德国父母太漫不经心，不是很擅长定规矩。由于法国的传统习惯和我自己的童年经历，在手机的问题上，我成为了严格的掌权者。我的长子维克多在汉堡上德法学校，他的一些同学可以玩手机直到深夜。在学校，他们全都睡眼惺忪，注意力涣散，而老师和家长似乎对此根本无能为力。
我学会了3样东西。第一：父母必须尽早干预，没有什么比把一个小孩放在电视和平板前，只为让他保持安静更糟糕的事情了。第二：父母必须制定严格的规则，不要破例留情，这会是致命的。第三：父母必须成为孩子的好榜样。比如我觉得脸书很重要，因为这样我可以和在法国的家人保持联系，但我不会在孩子们面前聊天，周末不会检查邮件，吃饭时也绝对不会拿出手机，甚至放在餐桌上。
我们请了一个家庭顾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确定下克罗姆家的规则。每个孩子都必须年满14岁，才能拥有一部手机。维克多每天可以使用电脑一小时，周五晚上可以更久一点。如果他因此抱怨，我就会没收他的手机。我们家很少开电视，可能是因为电视放在我们的卧室。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看《泰坦尼克号》之类的影片。我们的孩子很清楚家里的规则，不会对此发牢骚。我知道这些规定听起来很严厉，但我是为了孩子们好才这样做的，而且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感激我今天的严厉。
应对手机带来的挑战，一种不错的方式就是确立严格的规则，而不是事后审判。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勒对克罗姆一家的做法表示赞同，多年来她一直在警告我们手机和数字化将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特克勒发现，在表面波澜不惊的生活下，藏着一股巨大的暗涌，它将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远了，哪怕表面上恰恰相反。对于青少年们一边编写短信息，一边和谈话对象保持眼神交流的新技能，特克勒持批判态度，因为这是在伪装专注和关心。她担心年轻一代会丧失同情心，因为孩子们见面更少，发短信更频繁，不知道如何理解他人，诠释他人的反应和表情，并作出恰当反应。特克勒表示，面对面的对话是人类最富有人性的沟通途径。在谈话中，我们展现自己，认识其他人，学会如何被理解，学习接受和拒绝。而总是盯着大大小小的屏幕，对获得这样的经验毫无益处。
在线聊天提供了一种不成熟的一维联系方式。特克勒表示：短信息服务如此流行，也是因为它为沟通构建了一种新的可能，让人与人之间可以不用真正亲近的交流——不管是地理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总是足够远，可以避免受伤;也足够近，可以有保持联系的感觉。这种形式的交流多有诱惑力，可以从一组来自美国的数据上看出来：在街道交通中遇难的手机使用者数量，已经超过了酒驾致死的人数。
明确的规定能引向明确的结果，克罗姆一家就是好例子。而模棱两可的规定和自由状态容易引发冲突，42岁的单亲母亲、护士安·里克和她12岁儿子保罗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里克家的规定是这样的：上床睡觉前，有客人来访时，以及吃饭时，保罗必须交出手机。但是这一规定具体何时才会生效？比如什么时候算开始吃饭？是已经坐在餐桌旁，还是在去往餐桌的路上？不久前这个问题引发了矛盾——保罗想在去往厨房的过程中快速写条信息。“那之后，家里的气氛就变得不那么美好了。”保罗说。
“真正让我烦心的是，”安·里克说，“手机是唯一真正对他意义重大的东西。”保罗还在上7年级，母亲坐在位于基尔的一套两居室的厨房里，洗衣机运转着，冰箱上方挂着公交车时刻表，墙上贴着小孩的照片，那是来自YouTube和WhatsApp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之前的时代的图像。
“如果我现在用不许出门来惩罚保罗，根本毫无意义，因为他可喜欢抱着手机宅在家里了，如果我说：‘你今天不准吃晚饭。’他会说：‘好，那我去自己房间了。’”室外阳光灿烂，她的儿子却浪费了大好时光，宁愿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电影，这让她感到悲伤。保罗的手机一直连着网，没有一分钟例外：就连在刷牙时，他都在看YouTube上的视频;在公交车站，他也常常和同学并肩站立，各自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
门铃响起，保罗和他的朋友卡尔洛斯放学回到了家，背着背包，手上拿着手机，很快关上自己的房门，打开了电脑。
保罗，你一天要写多少条WhatsApp信息？“200条。”他说，“听起来很多，实际上并不多。女孩们写得还要多得多。”这个黑发男孩脖子上挂着一副巨大的耳机。
你们都聊些什么？“家庭作业啊，或是约好见面时间。”
此外你们还在手机上干嘛？“看YouTube，刷Snapchat（图片分享软件）。我把脸书卸载了，我不需要它。”
还有什么？
“游戏。”
得到第一部手机时，保罗才11岁。他远远不是班里第一个拥有手机的人，对此安·里克根本没有想太多。已经很少有不联网的手机了，最初她和很多其他母亲一样，觉得能时刻联系到自己的儿子很好。但是有了手机后不久，保罗就把自己的玩具全部扔在一边了，就连他一度非常喜欢的乐高机械系列玩具也不例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儿童房变成了多媒体房。”里克说。里克不了解游戏世界。她的儿子不久就有了个网名，和同学以及陌生人在手机和电脑在线游戏中会面。他每天都收发无数条WhatsApp信息。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来说，这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如果他因此发生了改变呢？“我担心他会变得毫无思想，迟钝麻木。”里克说，“无法拥有其他能力，再也学不会需要动手做的事情了。”
保罗，你觉得被你母亲没收手机有多糟糕？“我不愿意交出手机，但我能理解她的做法。我看手机的次数其实并不多，有些人放学后会在手机上看5个小时的YouTube视频，我最多只看一个半小时。”
和几百万孩子一样，他最喜欢在YouTube上看游戏玩家打游戏。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就是这样。”
保罗说，他有些同学有手机瘾，比如疯狂迷恋《我的世界》游戏、Snapchat或WhatsApp。但他并没有上瘾。在这一点上，他和母亲的看法不一致。里克说：“我感觉，他已经很难忍受没有网络的状态了。”
有一次，安·里克在争吵中带着无线路由器去上班了。还有一次，她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没收了保罗的手机，因为她希望孩子们可以一起做些有趣的事情，而不是泡在网上。但她的举动引发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其他孩子都能够保留自己的手机。“最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里克说。
“现在是夏天，我想多出门，玩长板之类的。”保罗说。他表示这天他也想和卡尔洛斯一起去室外活动。“马上。再玩一会儿手机，我们就出门。”他们说。然而两个小时后，他们还坐在房间里。
电子产品的诱惑可能很快就会占据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少年们感觉不到自己失去了控制权，或是被推送信息和不耐烦的朋友们所烦扰。一个16岁的汉堡姑娘这样描述这种感觉：“真正让我烦心的，是必须马上回复信息的压力。其他人可以看到你在线，如果你没有立即回复，几分钟后就会有人问你：‘你生我的气了吗？怎么不回复我？’”
研究智能手机用户在应用软件上行为方式的德国信息专家亚历山大·马克维茨称之为“数字时代的集体崩溃”。马克维茨相信，持续被外界信息打断思路有损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和专注力。很多手机应用软件利用神经活动的规律，促进幸福激素多巴胺的释放，让我们一再拿起手机。马克维茨说，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这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强烈依赖手机，甚至出现了行为障碍。
而来自乌尔姆的脑研究学者、成功的作家曼弗雷德·施皮策尔对此发表了最尖锐的观点。他认为电脑和手机让人愚蠢，现代人正走在“数字化痴呆症”的道路上。
交流心理学教授马尔库斯·阿佩尔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结论：电子产品减少社会交际？没有确切证据;减少社会参与度？支持相反结论的论据更多;网络导致孤独？研究证明两者无关，网络对健康的影响微乎其微，与抑郁症也无直接关联;削弱书面表达能力？就文章数量和质量而言，在电脑上写作充满优势。
阿佩尔甚至将施皮策尔和马克维茨出的书归为一个专门的门类——“科学消遣文学”，认为其并不符合科学论文的要求和规则，并表示这些作品没有仔细权衡考虑，而是歇斯底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充满谬误。
而马克维茨对这样的批评予以了反击，他说：“小木屋着火了。”如今的情况是如此迫在眉睫，人类根本无法在知道所有问题的确切答案前等待数年。
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是：我们不能屈服。在手机的问题上不予管教并不是解决之道，然而德国有15%的父母正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的。
圣保利一栋高楼的9层，建筑面积57平米，三居室，4部苹果手机，两个苹果平板，一个笔记本，两个成年人，两个孩子。
父亲赛尔坎，34岁，手机销售员;母亲德尔雅，32岁，全职主妇;大女儿德林，9岁，上三年级;小女儿塞林，2岁，上幼儿园。 客厅里的笔记本上正在放一家土耳其私人频道的直播，电视上放着一部肥皂剧。2岁的塞林手上拿着一个粉红色的苹果平板，Pepee是她能够准确发出的少数几个词语之一，她一直大喊着“Pepee”，直到德尔雅弯下身子，在YouTube中输入“Pepee”。
《Pepee》是为3-6岁孩子制作的一部土耳其动画片，塞林随意在视频上点击着，点中了“5集连放”，一共51：02分钟。她还不识字，但成功地点中了“播放”。
赛尔坎坐在厨房，他面前的苹果平板上显示出一家网店的页面。“这是我最喜欢的服装店。”他说，“我几乎从不在午夜之前回家，我在网上买所有东西：鞋子、裤子、内衣。它们总是很合身。我不知道自己已经多久没有进过实体服装店试衣服了。”
9岁的德林躺在她父母的床上。她的手机昨天坏了，如果所有人都在家，她很难有机会拿到平板，她很烦躁，她不喜欢所有人都在家。今天她借了奶奶的手机，“也是苹果，但是型号太老了，速度很慢。”德林说。她打开了YouTube，准备看她目前最喜欢的视频《dm Haul》——几个YouTube女用户展示自己在连锁药店dm购置化妆品的过程。
德林说：“我也想拥有那些电子设备，但是妈妈说太贵了。”整个下午，她都在YouTube上看视频，一个接着一个，每个的时长都在10-15分钟之间。
“我会从下午4点放学，一直看到上床睡觉。”她说。德林不理解学校为何要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她说：“我觉得课堂很无聊。老师们教得太慢了。如果我带手机去上课，就会被他们没收。妈妈就得来学校找老师取回我的手机。”
母亲德尔雅说，德林在YouTube上也能学到很多。例如上一年级时，她的英语成绩是班上最好的。3岁时，德林就会说英语句子了，而她的父母都不会。
德林说：“假期时，我的英语越来越好。我会在YouTube上看更多视频，重复练习我听到的所有句子。这有点让老师讨厌，因为跟YouTube上那些人相比，他们的英语说不了那么好。而且老师们说英语的语速太慢了。反正很无聊。”
我问德林她已经有手机多久了，她耸了耸肩说：“我想，一直就有。放学回家后，我会吃点东西，同时手上总是拿着平板，那之后我会玩《色彩转换》游戏或是上WhatsApp，但我不喜欢写信息，太慢了，我总是要找字母的位置，我更喜欢语音，我的朋友们也是。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YouTube。”
赛尔坎说：“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可笑的手机使用规则，比如无手机时间、禁网惩罚、吃饭时不准玩手机之类的。我们家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或平板，这也没什么不好。”
赛尔坎说，有些父母让他觉得很烦。他们会问他，他允许孩子们上网的频率和时长为多少，为何德林已经拥有手机了。他们想就班上同学统一使用手机的时间达成一致。“他们疯了。”赛尔坎说。
“在我们家，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赛尔坎说，“无法接受这一点的人，就别让孩子来我们家。”
德林家常常有朋友来访，他们会一起在YouTube上看《dm Haul》。德林说，他们本应晚上8点睡觉，但是有时他们还会在被子里看视频到凌晨1点。
赛尔坎说：“时代变了，人们却没注意到。是的，我们以前可能9点就睡觉了，但那时候电视里在插播广告，人们在广告时去睡觉。今天还是这样吗？不会了。所以说时代变了，人们不需要看插播广告了。手机就是我的面包。我也可以不卖手机，而像上一代的土耳其人那样卖蔬菜，但是我决定拥抱未来。”
对于如何对待电子产品，86岁的瓦尔特·米歇尔给出了一个答案。米歇尔童年随父母从奥地利逃往美国。他是著名心理学家，尤其因“棉花糖测试”实验而闻名世界。这项40多年前首次开展的实验，后来被重复做了多次，有无数不同版本。实验大体过程总是：一个学龄前儿童坐在棉花糖等甜品前，一个成人告诉他：“你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也可以等我再次来到房间时再吃，这样我会再给你一个。”结果是：约三分之一的孩子马上吃掉了棉花糖，三分之一先是克制自己，但最终没忍住，还有三分之一则做到了耐心等待。
在接下来一些年，米歇尔一直在观察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他确信，那些能够克制自己的人，总体而言在学校成绩更好，身材更加苗条，过着更好的生活。
控制冲动是人生成功的基本条件，能让胖者变瘦，在多年后仍然维持婚姻的完整，教育、事业都更加成功。冲动控制是完整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如同走路、说话一样习得。而教会孩子自我控制、遵守纪律、坚持等品质，是父母的首要任务。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减少使用电子设备的频率，增加与其他人相处和交流的时间。知道如何掌控自我的人，才能赢回遗失的自由和独立。具体来说呢？很简单，先把你的电子产品放到一边吧。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在德国，几乎所有家庭，不管是重组家庭，还是传统家庭，不管他们是住在公寓中，还是板楼里，都经常这样争论。
一方是父母，另一方是孩子，他们中间横亘着愤怒之源——手机：细长、优雅，伟大的救星，狡猾的引诱。原本是使日常生活变得便捷的工具，如今却成为持续不断的诱惑、高效的时间毁灭机器、大受欢迎的消遣方式，有时也是将主人变成奴仆的成瘾性药物。
孩子们应该从几岁起拥有一部手机，什么时候可以使用，什么时候不能使用，有必要设定禁用手机的时间段吗？在家里、课堂上和办公室中，正确使用手机的策略以及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都是热烈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在孩子全天都待在家里的寒暑假，这些问题更是迫在眉睫。
手机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注意力，通过不断发出铃声和震动，将一天分割成越来越小的碎片。而家庭正是和这种新的交流工具做斗争的前沿阵地。家庭中可能有哪些手机问题和风险，父母们是否找到了解决方案，《明镜周刊》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以及专家们的建议和警告。
42岁的阿勒克斯珊德拉·柏罗赫在汉莎航空工作，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一起生活。柏罗赫9岁的女儿和11岁的儿子各有一部苹果手机和一个平板，儿子还有一个笔记本电脑。以下是她的自述：
自从几周前我的女儿有了手机之后，家里就开始吵得鸡犬不宁。她才9岁，还在上小学，但她坚持将自己的手机联网。她的说法是：如果不联网，她就没法和住在城里的朋友莱尼聊天。我的丈夫说：绝对不能答应她。他讨厌这些电子设备，他的手机在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机状态。在车里，他用一部没有键盘的诺基亚打电话。
我们因为一部愚蠢的手机争论不休。最后我的女儿哭了，我心软了。现在她每个月有500M流量，和闺蜜们建起一个聊天群，名为“我们是bff”，意思是“最好的朋友”。大多数时候，她们只是发几个简单的词：“你好”、“你好吗？”或是“我想你”。她们不断承诺不会忘记彼此，每天都要说30次左右。
我和孩子们达成了协议：他们可以得到一部苹果手机，而我可以阅读他们所有的聊天信息。我儿子的班上成立了一个聊天群，班里有29个学生在里面，只有一个男孩没有加入，因为他没有手机。没有WhatsApp的孩子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起来，足球协会成员、伙伴们都会在聊天中约见或组织活动。
但是作为父母，我们必须控制聊天内容。最近，我儿子的一个朋友给他发送了一张图片，是个光着上身的女人。我偶然看到了它，并在儿子看到之前将它删除了。我觉得这张照片很露骨。我的儿子才11岁，喜欢玩打击乐和滑板，对女孩还不感兴趣。
我不知道，我还能控制他的信息多久。他15岁时，肯定不会再愿意让母亲看自己的信息。而正是那时候，控制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对现在的孩子而言，YouTube视频网站和电视起着相同的作用。我的儿子会连续看几个小时视频，《我的世界》是他目前最喜欢的网络游戏。在游戏中，他用形似乐高积木的砖块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走来走去，歼灭敌人。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但不定何时，他也会想玩包含暴力和死亡因素的游戏。我讨厌暴力。
有时候他的朋友会过来找他，两人一起坐在客厅角落的沙发上，分别看着自己的手机。我会说：“你们别在这儿待着。”对我来说，他们去做什么根本不重要，但是手机得留在这儿。
我小时候不听话时，父母会禁止我看电视来惩罚我，而今天这根本不起作用了。有一次，我的儿子本应做数学作业，需要10分钟做完。但他仍然继续玩平板电脑，半小时后才坐到了桌子边。我当时就发飙了，没收了他的平板，将智能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等所有电子产品都锁进了我汽车的后备箱里。
我知道自己并不总是个好榜样。这些电子设备如同海洛因，能让人很快上瘾。我们规定：吃饭时和上床后都不能玩手机和平板。但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破例，在吃早饭时查看平板上的信息。我的丈夫就会说：“把平板丢开。”我会对他说：“你也会在餐桌边读每日新闻，不也差不多吗？”
在很多家庭，每天都上演着这样的较量：艰难，毫无目标，也无法想象该达成怎样的一致。人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手机和平板的世界，和这些仪器共存的生活才是理所当然。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可能是看看那些理智的数据和不依托于感觉世界的研究发现。
2006年以来，德国的手机数量已经超过了人口数量。去年，8000万德国居民签订了1.1亿份移动通信合同。阿勒克斯珊德·马克维茨领导的关于手机的调查可能是史上最全面的。他曾任波恩大学初级讲师，如今为公司和自由职业者提供手机使用咨询服务。马克维茨和同事一起开发了一款名为“menthal”的应用软件，在获得手机用户许可后，记录他们的行为。目前有6万人参与其中。对他们的分析显示：一个手机用户平均每天会打开他们的手机屏幕88次，35次只是看时间，或是检查有无新信息，53次是为了写封邮件、使用软件或浏览网页。奇怪的是，menthal软件的用户每天在手机上花费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但只有7分钟的通话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脸书、WhatsApp和游戏上。
这个数字明显高于手机用户自己估计的数值。在手机的使用上，学者并不会比贫困的失业救济领取者更加克制，青少年也不会比成年人沉迷得太多——分别为每天3小时和2.5小时。
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不知休息为何物，所做之事不断被电子产品带来的干扰打断，以至于很难集中注意力地工作和实现真正的放松。它不仅影响了成年人，也波及到孩子和青少年。曼海姆大学的一项代表性研究得出结论：约有一半学生觉得在做家庭作业时被手机干扰或分心;8%的青少年依赖手机的程度，可以说已经是上瘾了。 不得不时刻保持在线使得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威丝曼发现，在10年内，世界大都市行人的步行速度已经增快了10%，尤其突出的是新加坡和中国广州。这两个城市在90年代初还位于后列，10年后的第2次观察中就已经分别位列第1和第4。在新加坡，行人走60步，约18米，需要10.55秒;广州的行人则需要10.94秒。柏林位列第7，为11.16秒;纽约第8，为12秒。在阿曼、约旦以及巴林的麦纳麦，行人的步行速度则缓慢得多。在这些地方，行人走完18米，要用16秒，甚至17秒。
2006年，威丝曼就得出了一个推论：一个社会的技术化、数字化和个性化程度越高，日常生活节奏就越快。但是不仅日常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的耐心也变少了。1999年，当一个网页的加载时间长于8秒钟时，会失去三分之一的访客，而到了2006年，仅仅4秒之后，访客的耐心就已经耗尽，如今甚至只需短短2秒。
无所事事、彻底放松的状态曾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如今显然已经成为奢求。美国科学家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让很多人感到难受。研究人员请受试者独自坐在一把椅子上6分钟和15分钟，然后描述他们的感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讨厌这样的经历。在后来的一次实验中，受试者可以选择用遭受电击的方式打破这种痛苦的无所事事状态，结果四分之一的女人和三分之二的男人都做出了电击自己的决定。
这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矛盾：先进的数字化本应带给我们更多的休息时间和更高的效率，结果却使我们变得更匆忙，更容易精疲力尽。这怎么可能？那些本应减慢生活节奏的仪器，为何技术却让很多人感到巨大的压力？我们怎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平静？必须和波罗赫一家一样每天斗争吗？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42岁的法国人卡罗尔·克罗姆有3个儿子分别是7岁、12岁和14岁，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只有长子有自己的手机，家里唯一的电视机摆在父母的卧室。10多年来，克罗姆一家一直生活在国外，近一年来开始生活在汉堡。 以下是卡罗尔的自述：
我的哥哥在新加坡一家电脑游戏公司工作，很熟悉IT业。最近他告诉我，在硅谷经理的孩子们上的小学，对手机和电脑的使用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他们的父母在苹果、谷歌、脸书、微软、雅虎等公司越成功，就越反对电子产品对孩子的愚化作用。我觉得这个事实很值得回味。
我的丈夫是个工程师，10多年来，在全世界的很多城市生活过。在上海，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电子产品的狂热。他们从早到晚都在玩电子产品，甚至老年人也不例外。现在，他们已经在网上做一切事情了：聊天、学习、支付、打车、叫外卖，甚至还在手机上做爱，或者至少通过手机约定约会日期。
目前，在伊斯坦布尔也已经人手一部手机了。我还记得我们到那里的第一天，一个技师为我的丈夫组装电脑。他刚刚为一个土耳其家庭装了一个超快的路由器。他摇着头叙述着，3个孩子怎样无视他们母亲的批评，在手机上用想象中的武器噼噼啪啪射击。他们全都矮胖、慵懒，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我的上帝啊，多么可怕！
在我心中，德国也不是个好榜样。我觉得德国父母太漫不经心，不是很擅长定规矩。由于法国的传统习惯和我自己的童年经历，在手机的问题上，我成为了严格的掌权者。我的长子维克多在汉堡上德法学校，他的一些同学可以玩手机直到深夜。在学校，他们全都睡眼惺忪，注意力涣散，而老师和家长似乎对此根本无能为力。
我学会了3样东西。第一：父母必须尽早干预，没有什么比把一个小孩放在电视和平板前，只为让他保持安静更糟糕的事情了。第二：父母必须制定严格的规则，不要破例留情，这会是致命的。第三：父母必须成为孩子的好榜样。比如我觉得脸书很重要，因为这样我可以和在法国的家人保持联系，但我不会在孩子们面前聊天，周末不会检查邮件，吃饭时也绝对不会拿出手机，甚至放在餐桌上。
我们请了一个家庭顾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确定下克罗姆家的规则。每个孩子都必须年满14岁，才能拥有一部手机。维克多每天可以使用电脑一小时，周五晚上可以更久一点。如果他因此抱怨，我就会没收他的手机。我们家很少开电视，可能是因为电视放在我们的卧室。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看《泰坦尼克号》之类的影片。我们的孩子很清楚家里的规则，不会对此发牢骚。我知道这些规定听起来很严厉，但我是为了孩子们好才这样做的，而且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感激我今天的严厉。
应对手机带来的挑战，一种不错的方式就是确立严格的规则，而不是事后审判。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勒对克罗姆一家的做法表示赞同，多年来她一直在警告我们手机和数字化将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特克勒发现，在表面波澜不惊的生活下，藏着一股巨大的暗涌，它将人们之间的距离拉远了，哪怕表面上恰恰相反。对于青少年们一边编写短信息，一边和谈话对象保持眼神交流的新技能，特克勒持批判态度，因为这是在伪装专注和关心。她担心年轻一代会丧失同情心，因为孩子们见面更少，发短信更频繁，不知道如何理解他人，诠释他人的反应和表情，并作出恰当反应。特克勒表示，面对面的对话是人类最富有人性的沟通途径。在谈话中，我们展现自己，认识其他人，学会如何被理解，学习接受和拒绝。而总是盯着大大小小的屏幕，对获得这样的经验毫无益处。
在线聊天提供了一种不成熟的一维联系方式。特克勒表示：短信息服务如此流行，也是因为它为沟通构建了一种新的可能，让人与人之间可以不用真正亲近的交流——不管是地理上的还是情感上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总是足够远，可以避免受伤;也足够近，可以有保持联系的感觉。这种形式的交流多有诱惑力，可以从一组来自美国的数据上看出来：在街道交通中遇难的手机使用者数量，已经超过了酒驾致死的人数。
明确的规定能引向明确的结果，克罗姆一家就是好例子。而模棱两可的规定和自由状态容易引发冲突，42岁的单亲母亲、护士安·里克和她12岁儿子保罗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里克家的规定是这样的：上床睡觉前，有客人来访时，以及吃饭时，保罗必须交出手机。但是这一规定具体何时才会生效？比如什么时候算开始吃饭？是已经坐在餐桌旁，还是在去往餐桌的路上？不久前这个问题引发了矛盾——保罗想在去往厨房的过程中快速写条信息。“那之后，家里的气氛就变得不那么美好了。”保罗说。
“真正让我烦心的是，”安·里克说，“手机是唯一真正对他意义重大的东西。”保罗还在上7年级，母亲坐在位于基尔的一套两居室的厨房里，洗衣机运转着，冰箱上方挂着公交车时刻表，墙上贴着小孩的照片，那是来自YouTube和WhatsApp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之前的时代的图像。
“如果我现在用不许出门来惩罚保罗，根本毫无意义，因为他可喜欢抱着手机宅在家里了，如果我说：‘你今天不准吃晚饭。’他会说：‘好，那我去自己房间了。’”室外阳光灿烂，她的儿子却浪费了大好时光，宁愿一个人窝在家里看电影，这让她感到悲伤。保罗的手机一直连着网，没有一分钟例外：就连在刷牙时，他都在看YouTube上的视频;在公交车站，他也常常和同学并肩站立，各自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
门铃响起，保罗和他的朋友卡尔洛斯放学回到了家，背着背包，手上拿着手机，很快关上自己的房门，打开了电脑。
保罗，你一天要写多少条WhatsApp信息？“200条。”他说，“听起来很多，实际上并不多。女孩们写得还要多得多。”这个黑发男孩脖子上挂着一副巨大的耳机。
你们都聊些什么？“家庭作业啊，或是约好见面时间。”
此外你们还在手机上干嘛？“看YouTube，刷Snapchat（图片分享软件）。我把脸书卸载了，我不需要它。”
还有什么？
“游戏。”
得到第一部手机时，保罗才11岁。他远远不是班里第一个拥有手机的人，对此安·里克根本没有想太多。已经很少有不联网的手机了，最初她和很多其他母亲一样，觉得能时刻联系到自己的儿子很好。但是有了手机后不久，保罗就把自己的玩具全部扔在一边了，就连他一度非常喜欢的乐高机械系列玩具也不例外。“在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儿童房变成了多媒体房。”里克说。里克不了解游戏世界。她的儿子不久就有了个网名，和同学以及陌生人在手机和电脑在线游戏中会面。他每天都收发无数条WhatsApp信息。对于他这个年龄段的男孩来说，这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如果他因此发生了改变呢？“我担心他会变得毫无思想，迟钝麻木。”里克说，“无法拥有其他能力，再也学不会需要动手做的事情了。”
保罗，你觉得被你母亲没收手机有多糟糕？“我不愿意交出手机，但我能理解她的做法。我看手机的次数其实并不多，有些人放学后会在手机上看5个小时的YouTube视频，我最多只看一个半小时。”
和几百万孩子一样，他最喜欢在YouTube上看游戏玩家打游戏。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就是这样。”
保罗说，他有些同学有手机瘾，比如疯狂迷恋《我的世界》游戏、Snapchat或WhatsApp。但他并没有上瘾。在这一点上，他和母亲的看法不一致。里克说：“我感觉，他已经很难忍受没有网络的状态了。”
有一次，安·里克在争吵中带着无线路由器去上班了。还有一次，她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没收了保罗的手机，因为她希望孩子们可以一起做些有趣的事情，而不是泡在网上。但她的举动引发了激烈的争吵，因为其他孩子都能够保留自己的手机。“最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里克说。
“现在是夏天，我想多出门，玩长板之类的。”保罗说。他表示这天他也想和卡尔洛斯一起去室外活动。“马上。再玩一会儿手机，我们就出门。”他们说。然而两个小时后，他们还坐在房间里。
电子产品的诱惑可能很快就会占据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少年们感觉不到自己失去了控制权，或是被推送信息和不耐烦的朋友们所烦扰。一个16岁的汉堡姑娘这样描述这种感觉：“真正让我烦心的，是必须马上回复信息的压力。其他人可以看到你在线，如果你没有立即回复，几分钟后就会有人问你：‘你生我的气了吗？怎么不回复我？’”
研究智能手机用户在应用软件上行为方式的德国信息专家亚历山大·马克维茨称之为“数字时代的集体崩溃”。马克维茨相信，持续被外界信息打断思路有损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的思考能力和专注力。很多手机应用软件利用神经活动的规律，促进幸福激素多巴胺的释放，让我们一再拿起手机。马克维茨说，大多数人已经适应了这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强烈依赖手机，甚至出现了行为障碍。
而来自乌尔姆的脑研究学者、成功的作家曼弗雷德·施皮策尔对此发表了最尖锐的观点。他认为电脑和手机让人愚蠢，现代人正走在“数字化痴呆症”的道路上。
交流心理学教授马尔库斯·阿佩尔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结论：电子产品减少社会交际？没有确切证据;减少社会参与度？支持相反结论的论据更多;网络导致孤独？研究证明两者无关，网络对健康的影响微乎其微，与抑郁症也无直接关联;削弱书面表达能力？就文章数量和质量而言，在电脑上写作充满优势。
阿佩尔甚至将施皮策尔和马克维茨出的书归为一个专门的门类——“科学消遣文学”，认为其并不符合科学论文的要求和规则，并表示这些作品没有仔细权衡考虑，而是歇斯底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充满谬误。
而马克维茨对这样的批评予以了反击，他说：“小木屋着火了。”如今的情况是如此迫在眉睫，人类根本无法在知道所有问题的确切答案前等待数年。
专家们一致认同的是：我们不能屈服。在手机的问题上不予管教并不是解决之道，然而德国有15%的父母正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的。
圣保利一栋高楼的9层，建筑面积57平米，三居室，4部苹果手机，两个苹果平板，一个笔记本，两个成年人，两个孩子。
父亲赛尔坎，34岁，手机销售员;母亲德尔雅，32岁，全职主妇;大女儿德林，9岁，上三年级;小女儿塞林，2岁，上幼儿园。 客厅里的笔记本上正在放一家土耳其私人频道的直播，电视上放着一部肥皂剧。2岁的塞林手上拿着一个粉红色的苹果平板，Pepee是她能够准确发出的少数几个词语之一，她一直大喊着“Pepee”，直到德尔雅弯下身子，在YouTube中输入“Pepee”。
《Pepee》是为3-6岁孩子制作的一部土耳其动画片，塞林随意在视频上点击着，点中了“5集连放”，一共51：02分钟。她还不识字，但成功地点中了“播放”。
赛尔坎坐在厨房，他面前的苹果平板上显示出一家网店的页面。“这是我最喜欢的服装店。”他说，“我几乎从不在午夜之前回家，我在网上买所有东西：鞋子、裤子、内衣。它们总是很合身。我不知道自己已经多久没有进过实体服装店试衣服了。”
9岁的德林躺在她父母的床上。她的手机昨天坏了，如果所有人都在家，她很难有机会拿到平板，她很烦躁，她不喜欢所有人都在家。今天她借了奶奶的手机，“也是苹果，但是型号太老了，速度很慢。”德林说。她打开了YouTube，准备看她目前最喜欢的视频《dm Haul》——几个YouTube女用户展示自己在连锁药店dm购置化妆品的过程。
德林说：“我也想拥有那些电子设备，但是妈妈说太贵了。”整个下午，她都在YouTube上看视频，一个接着一个，每个的时长都在10-15分钟之间。
“我会从下午4点放学，一直看到上床睡觉。”她说。德林不理解学校为何要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她说：“我觉得课堂很无聊。老师们教得太慢了。如果我带手机去上课，就会被他们没收。妈妈就得来学校找老师取回我的手机。”
母亲德尔雅说，德林在YouTube上也能学到很多。例如上一年级时，她的英语成绩是班上最好的。3岁时，德林就会说英语句子了，而她的父母都不会。
德林说：“假期时，我的英语越来越好。我会在YouTube上看更多视频，重复练习我听到的所有句子。这有点让老师讨厌，因为跟YouTube上那些人相比，他们的英语说不了那么好。而且老师们说英语的语速太慢了。反正很无聊。”
我问德林她已经有手机多久了，她耸了耸肩说：“我想，一直就有。放学回家后，我会吃点东西，同时手上总是拿着平板，那之后我会玩《色彩转换》游戏或是上WhatsApp，但我不喜欢写信息，太慢了，我总是要找字母的位置，我更喜欢语音，我的朋友们也是。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YouTube。”
赛尔坎说：“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可笑的手机使用规则，比如无手机时间、禁网惩罚、吃饭时不准玩手机之类的。我们家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或平板，这也没什么不好。”
赛尔坎说，有些父母让他觉得很烦。他们会问他，他允许孩子们上网的频率和时长为多少，为何德林已经拥有手机了。他们想就班上同学统一使用手机的时间达成一致。“他们疯了。”赛尔坎说。
“在我们家，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赛尔坎说，“无法接受这一点的人，就别让孩子来我们家。”
德林家常常有朋友来访，他们会一起在YouTube上看《dm Haul》。德林说，他们本应晚上8点睡觉，但是有时他们还会在被子里看视频到凌晨1点。
赛尔坎说：“时代变了，人们却没注意到。是的，我们以前可能9点就睡觉了，但那时候电视里在插播广告，人们在广告时去睡觉。今天还是这样吗？不会了。所以说时代变了，人们不需要看插播广告了。手机就是我的面包。我也可以不卖手机，而像上一代的土耳其人那样卖蔬菜，但是我决定拥抱未来。”
对于如何对待电子产品，86岁的瓦尔特·米歇尔给出了一个答案。米歇尔童年随父母从奥地利逃往美国。他是著名心理学家，尤其因“棉花糖测试”实验而闻名世界。这项40多年前首次开展的实验，后来被重复做了多次，有无数不同版本。实验大体过程总是：一个学龄前儿童坐在棉花糖等甜品前，一个成人告诉他：“你可以马上吃掉棉花糖，也可以等我再次来到房间时再吃，这样我会再给你一个。”结果是：约三分之一的孩子马上吃掉了棉花糖，三分之一先是克制自己，但最终没忍住，还有三分之一则做到了耐心等待。
在接下来一些年，米歇尔一直在观察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他确信，那些能够克制自己的人，总体而言在学校成绩更好，身材更加苗条，过着更好的生活。
控制冲动是人生成功的基本条件，能让胖者变瘦，在多年后仍然维持婚姻的完整，教育、事业都更加成功。冲动控制是完整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如同走路、说话一样习得。而教会孩子自我控制、遵守纪律、坚持等品质，是父母的首要任务。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减少使用电子设备的频率，增加与其他人相处和交流的时间。知道如何掌控自我的人，才能赢回遗失的自由和独立。具体来说呢？很简单，先把你的电子产品放到一边吧。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