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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档案是社会记忆的主要载体，是构筑人类记忆宫殿的基石。档案与生俱来就与社会记忆管控关系密切。基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的关联，围绕两者的基本概念以及档案管控社会记忆的合理性、必要性，通过对档案管控社会记忆三要素的解构：对叙事客体的解构，对鉴定过程的解构，对主体地位的解构，分析档案在管控社会记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档案合理管控社会记忆的重构路径。
关键词：解构；重构；档案管控；社会记忆
分类号：G273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Control of Archives and Social Memory
Nie Yunxia， Chen Yanran
（History Departmen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Abstract： Archives are the main carrier of social memory and the cornerstone of human memory palace. Archives are inherent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memory control. Around the relevance between archives and social memory control， this paper begins from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 rationality of archival control，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social memory control on this basis： the d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object，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the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 status，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emory control by archives， then puts forward the reasonable reconstruction paths of archival control of social memory.
Keywords：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rchival control； Social memory
美國社会学家罗斯曾指出：“如果不想让我们的社会秩序像塔罗牌一样倒塌，社会就必须控制他们。以自由放任为准则的政策无疑会加速十七世纪的混乱在我们中间重现。”[1]事物存在不确定性，社会经常面临不同风险。社会问题频发促使人们采取法律、道德、舆论、宗教信仰、利益、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各种控制手段对个体、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施加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减少风险、稳定社会秩序。社会需要控制，同样，由社会主客体形成的社会记忆也需要被合理管控。档案因其自身的凭证作用常被作为一种社会管控工具。
针对档案与社会记忆主题，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范围，以“篇名”为检索项，以“档案”并“社会记忆”为组配检索词（截至2020年12月31日）进行精确检索后，共得到相关文献169篇，其中期刊论文151篇，硕博论文15篇，会议论文1篇。对检索结果整理分析后，发现国内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关系探讨、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数字记忆等主题，其中以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关系的文献偏多，包括与城市记忆、口述档案、家庭档案等的建构活动，但在建构实践中多存在进程缓慢、传播范围狭窄、地区发展不平衡、数字记忆档案资源整合不到位等问题[2]。
国外对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研究开展较早，缘起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参与，拥有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其先后历经集体记忆理论传播、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库恩范式理论引入等阶段，呈现出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理论的特点[3]。并由此衍生出文化资源整合盲目、范式进程不匹配等问题，且国外研究受理论影响较多，仅把研究视角聚焦于档案的鉴定与开发，缺少对档案构建社会记忆实践的深层研究。
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相互关联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且成为当下学术研究中具有持续性的热点话题之一，这折射出档案于社会记忆构建的重要性。然而，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鲜有从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的视角进行深入、系统、辩证的研究。鉴于此，文章从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的关系认知出发，解读档案管控社会记忆的表现，重构档案合理管控社会记忆的策略，期冀为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提供管窥之见。
1.1社会记忆管控的内容
记忆是存储并能在人脑中再现的事物。社会记忆是人们将自己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一定的方式予以处理并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过程的总称[4]，是需要通过主体（人）与客体（记忆载体）之间长时间的认知，彼此相互作用，再经由社会集体的判断与重构，从而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循序渐进地建构起一个社会集体都认同的社会记忆[5]。构建社会记忆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实现信息资源“代际共享”的重要抓手，因而缺乏管控的社会记忆构建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社会记忆管控是指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依照一定的规则与程序，通过主动采取相应措施对社会记忆开展合理引导和正确建构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通过强化正确、主流的社会记忆，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求，凝聚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再现真实客观的历史事件，有力反击那些否认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以期达到纠正记忆偏差、批判“反记忆”、引领记忆正确走向的目的，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6]。 1.2 档案管控社会记忆的合理性
把档案放进社会记忆管控的视域中去思考相关问题时会发现，档案不仅是管控社会记忆的直接资源，也是管控社会记忆的合理工具。
（1）档案是社会记忆管控的资源本体。档案能确保档案信息的真实可靠。一方面，当其他社会记忆方式质疑档案中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时，档案能凭借自身长期以来受社会公认的独有的原始记录性使其他社会记忆方式黯然失色，作为“优势记忆”存在。另一方面，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能矫正人们的记忆，不论时隔多久，都能追溯到档案记录的具体事件信息。通过提供可靠的历史证据，自证历史事件的存在与否；通过还原历史，统一人类历史记忆，指引正确价值导向，在面对重大事件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及根本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
（2）档案是社会记忆管控的媒介载体。社会记忆管控与各种纪念仪式、文化典籍、宗教信仰、创世传说、建筑象征等表现形式密不可分，这些表现形式都带有浓厚的民族记忆色彩，由档案进行记忆承载，因此档案能够成为管控社会记忆的“媒介”载体，通过管控档案可发挥出管控社会记忆的作用。假设把档案看作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社会记忆管控过程中，伴随着社会活动的展开，档案就已经渗透到社会各类活动主体和活动内容之中，在时空中以各种方式规定行动，具有监管作用[7]，对社会记忆管控承载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深远意义。
后现代是继启蒙运动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其影响深远，渗透到很多学科，包括哲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美学、药物学等。后现代中的解構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名词，意指消解宏大的叙事，强调将传统思想和观念中被人遗忘的和被选择性掩盖的内容揭示出来，追求各种思想观念的和谐与共生。解构在后现代语境中已经逐渐被通俗化为反对现有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质疑的一种方法论和批判精神。解构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把一个事物或者符号拆除，再重新建构。简单说，解构即把固有规则和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印象打破、分解或颠倒之后再进行重建的行为和方法论。
2.1对叙事客体的解构
传统历史叙事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文献材料大多遵照既定文档制度，其历史叙述都是“粗大而不细致”“单一而不丰富”的宏大叙事风格[8]，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文化多样传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社群档案进入档案工作者的视野，成为打破“宏大历史叙事”写作风格的开端。此后，面对越来越多的群体对多元叙事内容的呼唤，档案工作者开始意识到传统历史叙述中的空白和偏见，开始关注身边小事和弱小群体，特别是口述档案、少数民族档案、特殊社群档案。由此，档案叙事内容有了复杂性和差异性，变得多元化。传统的宏大叙事风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大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以弱小群体为主的“草根叙事”风格方兴未艾。
2.2 对鉴定过程的解构
档案鉴定是整个档案管理流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之一，也是社会记忆管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主要的历史阐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发生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这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被装进档案盒的潜在文件”[9]，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对档案鉴定的描述表明，鉴定过程中存在鉴定主体的意识性选择。在实际工作中，档案工作者对档案事务产生影响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件形成者对组织或者个人社会活动记录的记载视角、组织方式、真实程度的选择；二是档案管理者对管理过程中所涉及各个管理环节的影响；三是档案利用者对档案中所记载事实的运用角度与运用方式的选择。这些影响力决定着档案部门能留下以及失去什么样的记忆，决定着档案的留存与销毁。由于档案工作者鉴定素养、价值观念等存在不一致，会间接导致一些有价值的档案遗漏或遗失。
2.3 对管控主体的解构
社会记忆管控的传统模式是将档案机构作为记忆管控的单一主体，参照社会大众对记忆的需求并结合馆藏档案的情况，进行档案记忆资源开发、利用与公布，其档案选择往往缺乏代表性、公正性、多元性；在以主流叙事为主的时期，档案机构主要对政府和研究人员负责，公开的社会记忆也局限于政务文书，需求单一。面对当今经济的飞速发展，仅凭档案机构单一主体力量难以实现社会大众更个性、更多元的记忆需求。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呼吁多元主体管控系统的构建，强调社会记忆管控主体互相平等、协作、公开透明，更加注重档案中被记录者的共同参与，推动着社会记忆管控模式从单一主体管理向多元主体同参与的方向转变。
从社会记忆建构的资源群体看，我国目前档案资源体系尚不能充分发挥社会记忆构建的主导作用，因而引发了人们思考优化档案资源建设、创新档案资源体系等重要问题。重构就是通过调整、改善，使其设计模式和架构更趋合理，提高扩展性和维护性的方式。纵观后现代思潮对档案管控社会记忆三要素：客体、鉴定过程、主体的流程性和衔接性解构表现，试从消解宏大叙事客体、重塑档案鉴定过程、搭建多元主体平台、依托新技术、情感教育等角度探讨档案管控社会记忆的重构路径，以构建一个创新型社会记忆管控模式，推动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社会化多元化转型，挖掘潜在社会记忆，扩大档案影响力。
3.1 消解宏大叙事客体
重构叙事客体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社区记忆构建系统。相比于国家宏观叙事系统，社区记忆构建系统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以社区为单位，积极收集并保存一些以特定群体或草根群体为主的不同种类档案，包括特定群体的歌曲、舞蹈或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以及草根群体的口述历史等[10]。社区中的生活和经验很难在官方叙事中找到踪迹，社区档案为社会记忆构建提供了另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更好地反映了社会中多元身份的复杂性，减少了因宏大叙事风格造成的档案空泛和信息能量衰减。目前，我国一些档案馆正致力开展的民生档案和口述档案建设工作就是消解宏大叙事客体的一种表现，力图使这项工作在今后可进一步推广及深化，使得普通民众、草根群体的话语诉求得以在更广范围内展示并形成集体行动。 3.2 重塑档案鉴定过程
重塑档案鉴定过程可以通过合理管控档案开放鉴定过程，加强鉴定力度、透明度，以强化对鉴定过程的监督。档案的开放鉴定，应该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发，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着眼于各种现实需求，重新审视档案的开放利用，同时防范损害国家文化安全、破坏商业秘密和侵犯公民隐私等行为的发生[11]。一方面，在鉴定过程中保留必要的鉴定痕迹，以备必要时有迹可循，明确新修订《档案法》[12]中关于档案馆会同档案形成单位或移交单位对档案开放审核负有共同责任的规定；另一方面，加强对鉴定人员的系统培训，将其工作责任心、思想素质、文化素养、社会认知、情感认同、价值导向等尽可能提升到同一较高层次，使其在鉴定过程中能形成相对统一的鉴定标准与鉴定素养，在获得丰富的鉴定经验后，消减因文化价值导向不同而造成的选题选材上的差异。
3.3 搭建多元主体平台
解决社会记忆构建多样化的需求问题，关键在于以“平等合作、协同参与”为原则，搭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记忆构建平台，邀请档案形成者、历史研究员等相关人员成为社会记忆构建的共同开发者。同时，档案机构应积极主动为社会化主体构建社会记忆提供便利。[13]平台化所特有的开放性、交互性、共享性能够打破单一封闭状态，有助于吸引更多公共服务机构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关注，例如，我国己经形成的一些分散的社会记忆共享平台：抗战老兵记忆论坛，能够实现老兵身份自主认证并通过上传老兵口述历史对抗战记忆进行一系列开发，重现革命文化记忆[14]；沈阳开设的家庭记忆网站能够自主上传、下载平台上的家庭档案材料，以传承家风家训记忆点滴[15]。但这些记忆平台还仅局限于单向开发，仅集中于同档案馆室合作、区域合作的模式，应致力于进一步拓宽合作规模，突破传统平台单向开发的思维，深化各平台间的共建共享机制。
3.4 依托新技术应用强化档案管控作用
重塑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新技术的加持。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对社会记忆的强化和张扬作用毋庸置疑，已经成为建构社会记忆的“放大器”和“扩音器”[16]。国家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形成自己的声音，为构建社会记忆注入新元素，产生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效果。如纪录片《徽州文化》，采用文献加画外音的手法，拍摄与人物事件相关的图片或者文字形式的资料，同时插入画外音对某一人物生平或年代始末娓娓道来，其表现方式极富文化气息和说服力。又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新颖的文物修复师视角，摒弃传统、厚重而严肃的纪实风格，用纯粹简单、几乎“零添加”的影像素材，温和细腻的叙事手法，展示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的文物修复技术，记录稀世珍奇如何由残败不堪到芳华再现的修复过程[17]，使得记忆中的所有色泽、景致、味道被一个个感官触动、激活、再现，帮助人们在悠悠岁月里感受精细的生命温暖。
3.5 借助情感教育深化档案管控作用
当下，档案学研究开始进一步重视档案价值在情感方面的传递。将“数字人文”引入档案研究是很好的突破口。数字人文以关注人文、服务人文为出发点，不仅带来技术上的变迁，而且给予情感上的归属[18]。国家对社会记忆的建构需要同教育部门，特别是与历史、文化教育部门相结合，才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效果。从义务教育制度下耳濡目染的历史课本教材到扬州市等各地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设立、一年一度“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的开办，以及近期《见字如面》《朗读者》等档案类综艺节目的热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时代情感需求。[19]情感能够丰富记忆的内涵，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每一种情感背后都有不同的记忆。建构、传承社会记忆是情感教育的基本目的和社会责任，社会记忆也需要通过情感教育才能够更广泛、深远地绵延表达。
记忆源于历史，更关乎未来。但社会记忆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类对社会记忆的管控必然要借助相应载体。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管控的合理工具无疑成为社会记忆管控的最佳载体。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现代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推动社会记忆的管控进入新阶段，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应该找准自身的定位，坚持平等协作的原则，为社会提供更多样化的档案记忆资源；同时，着重关注来自边缘群体的社会记忆，充分利用法律政策、权力规训、人才培养等提高档案鉴定过程的透明度，巧妙借助技术手段、情感教育强化档案对社会记忆的管控作用，重构一个拥有更多元话语权主体的社会记忆管控模式，推动社会记忆文明长久而理性地发展。
*本文系2019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数字档案用户信息安全研究”（项目编号：TQ19102）、2018年度江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口述历史》课程的创新设计与实践”（项目编号：JXJG-18-1-35）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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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解构；重构；档案管控；社会记忆
分类号：G273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Control of Archives and Social Memory
Nie Yunxia， Chen Yanran
（History Departmen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Abstract： Archives are the main carrier of social memory and the cornerstone of human memory palace. Archives are inherent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memory control. Around the relevance between archives and social memory control， this paper begins from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he rationality of archival control，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elements of social memory control on this basis： the d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object，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the 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 status，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memory control by archives， then puts forward the reasonable reconstruction paths of archival control of social memory.
Keywords： D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rchival control； Social memory
美國社会学家罗斯曾指出：“如果不想让我们的社会秩序像塔罗牌一样倒塌，社会就必须控制他们。以自由放任为准则的政策无疑会加速十七世纪的混乱在我们中间重现。”[1]事物存在不确定性，社会经常面临不同风险。社会问题频发促使人们采取法律、道德、舆论、宗教信仰、利益、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各种控制手段对个体、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施加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减少风险、稳定社会秩序。社会需要控制，同样，由社会主客体形成的社会记忆也需要被合理管控。档案因其自身的凭证作用常被作为一种社会管控工具。
针对档案与社会记忆主题，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范围，以“篇名”为检索项，以“档案”并“社会记忆”为组配检索词（截至2020年12月31日）进行精确检索后，共得到相关文献169篇，其中期刊论文151篇，硕博论文15篇，会议论文1篇。对检索结果整理分析后，发现国内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关系探讨、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数字记忆等主题，其中以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关系的文献偏多，包括与城市记忆、口述档案、家庭档案等的建构活动，但在建构实践中多存在进程缓慢、传播范围狭窄、地区发展不平衡、数字记忆档案资源整合不到位等问题[2]。
国外对于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研究开展较早，缘起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参与，拥有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其先后历经集体记忆理论传播、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库恩范式理论引入等阶段，呈现出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理论的特点[3]。并由此衍生出文化资源整合盲目、范式进程不匹配等问题，且国外研究受理论影响较多，仅把研究视角聚焦于档案的鉴定与开发，缺少对档案构建社会记忆实践的深层研究。
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相互关联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且成为当下学术研究中具有持续性的热点话题之一，这折射出档案于社会记忆构建的重要性。然而，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鲜有从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的视角进行深入、系统、辩证的研究。鉴于此，文章从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的关系认知出发，解读档案管控社会记忆的表现，重构档案合理管控社会记忆的策略，期冀为档案与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提供管窥之见。
1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
1.1社会记忆管控的内容
记忆是存储并能在人脑中再现的事物。社会记忆是人们将自己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一定的方式予以处理并加以编码、储存和重新提取过程的总称[4]，是需要通过主体（人）与客体（记忆载体）之间长时间的认知，彼此相互作用，再经由社会集体的判断与重构，从而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循序渐进地建构起一个社会集体都认同的社会记忆[5]。构建社会记忆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实现信息资源“代际共享”的重要抓手，因而缺乏管控的社会记忆构建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社会记忆管控是指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依照一定的规则与程序，通过主动采取相应措施对社会记忆开展合理引导和正确建构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通过强化正确、主流的社会记忆，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求，凝聚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再现真实客观的历史事件，有力反击那些否认和歪曲历史的行为，以期达到纠正记忆偏差、批判“反记忆”、引领记忆正确走向的目的，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6]。 1.2 档案管控社会记忆的合理性
把档案放进社会记忆管控的视域中去思考相关问题时会发现，档案不仅是管控社会记忆的直接资源，也是管控社会记忆的合理工具。
（1）档案是社会记忆管控的资源本体。档案能确保档案信息的真实可靠。一方面，当其他社会记忆方式质疑档案中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时，档案能凭借自身长期以来受社会公认的独有的原始记录性使其他社会记忆方式黯然失色，作为“优势记忆”存在。另一方面，档案的原始记录性能矫正人们的记忆，不论时隔多久，都能追溯到档案记录的具体事件信息。通过提供可靠的历史证据，自证历史事件的存在与否；通过还原历史，统一人类历史记忆，指引正确价值导向，在面对重大事件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及根本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
（2）档案是社会记忆管控的媒介载体。社会记忆管控与各种纪念仪式、文化典籍、宗教信仰、创世传说、建筑象征等表现形式密不可分，这些表现形式都带有浓厚的民族记忆色彩，由档案进行记忆承载，因此档案能够成为管控社会记忆的“媒介”载体，通过管控档案可发挥出管控社会记忆的作用。假设把档案看作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社会记忆管控过程中，伴随着社会活动的展开，档案就已经渗透到社会各类活动主体和活动内容之中，在时空中以各种方式规定行动，具有监管作用[7]，对社会记忆管控承载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深远意义。
2档案管控社会记忆的解构表现
后现代是继启蒙运动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其影响深远，渗透到很多学科，包括哲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美学、药物学等。后现代中的解構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名词，意指消解宏大的叙事，强调将传统思想和观念中被人遗忘的和被选择性掩盖的内容揭示出来，追求各种思想观念的和谐与共生。解构在后现代语境中已经逐渐被通俗化为反对现有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质疑的一种方法论和批判精神。解构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把一个事物或者符号拆除，再重新建构。简单说，解构即把固有规则和人们对一件事情的印象打破、分解或颠倒之后再进行重建的行为和方法论。
2.1对叙事客体的解构
传统历史叙事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文献材料大多遵照既定文档制度，其历史叙述都是“粗大而不细致”“单一而不丰富”的宏大叙事风格[8]，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文化多样传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社群档案进入档案工作者的视野，成为打破“宏大历史叙事”写作风格的开端。此后，面对越来越多的群体对多元叙事内容的呼唤，档案工作者开始意识到传统历史叙述中的空白和偏见，开始关注身边小事和弱小群体，特别是口述档案、少数民族档案、特殊社群档案。由此，档案叙事内容有了复杂性和差异性，变得多元化。传统的宏大叙事风格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大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以弱小群体为主的“草根叙事”风格方兴未艾。
2.2 对鉴定过程的解构
档案鉴定是整个档案管理流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之一，也是社会记忆管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主要的历史阐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发生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这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被装进档案盒的潜在文件”[9]，加拿大档案学者T·库克对档案鉴定的描述表明，鉴定过程中存在鉴定主体的意识性选择。在实际工作中，档案工作者对档案事务产生影响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件形成者对组织或者个人社会活动记录的记载视角、组织方式、真实程度的选择；二是档案管理者对管理过程中所涉及各个管理环节的影响；三是档案利用者对档案中所记载事实的运用角度与运用方式的选择。这些影响力决定着档案部门能留下以及失去什么样的记忆，决定着档案的留存与销毁。由于档案工作者鉴定素养、价值观念等存在不一致，会间接导致一些有价值的档案遗漏或遗失。
2.3 对管控主体的解构
社会记忆管控的传统模式是将档案机构作为记忆管控的单一主体，参照社会大众对记忆的需求并结合馆藏档案的情况，进行档案记忆资源开发、利用与公布，其档案选择往往缺乏代表性、公正性、多元性；在以主流叙事为主的时期，档案机构主要对政府和研究人员负责，公开的社会记忆也局限于政务文书，需求单一。面对当今经济的飞速发展，仅凭档案机构单一主体力量难以实现社会大众更个性、更多元的记忆需求。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呼吁多元主体管控系统的构建，强调社会记忆管控主体互相平等、协作、公开透明，更加注重档案中被记录者的共同参与，推动着社会记忆管控模式从单一主体管理向多元主体同参与的方向转变。
3档案管控社会记忆重构路径
从社会记忆建构的资源群体看，我国目前档案资源体系尚不能充分发挥社会记忆构建的主导作用，因而引发了人们思考优化档案资源建设、创新档案资源体系等重要问题。重构就是通过调整、改善，使其设计模式和架构更趋合理，提高扩展性和维护性的方式。纵观后现代思潮对档案管控社会记忆三要素：客体、鉴定过程、主体的流程性和衔接性解构表现，试从消解宏大叙事客体、重塑档案鉴定过程、搭建多元主体平台、依托新技术、情感教育等角度探讨档案管控社会记忆的重构路径，以构建一个创新型社会记忆管控模式，推动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社会化多元化转型，挖掘潜在社会记忆，扩大档案影响力。
3.1 消解宏大叙事客体
重构叙事客体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社区记忆构建系统。相比于国家宏观叙事系统，社区记忆构建系统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以社区为单位，积极收集并保存一些以特定群体或草根群体为主的不同种类档案，包括特定群体的歌曲、舞蹈或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以及草根群体的口述历史等[10]。社区中的生活和经验很难在官方叙事中找到踪迹，社区档案为社会记忆构建提供了另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更好地反映了社会中多元身份的复杂性，减少了因宏大叙事风格造成的档案空泛和信息能量衰减。目前，我国一些档案馆正致力开展的民生档案和口述档案建设工作就是消解宏大叙事客体的一种表现，力图使这项工作在今后可进一步推广及深化，使得普通民众、草根群体的话语诉求得以在更广范围内展示并形成集体行动。 3.2 重塑档案鉴定过程
重塑档案鉴定过程可以通过合理管控档案开放鉴定过程，加强鉴定力度、透明度，以强化对鉴定过程的监督。档案的开放鉴定，应该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出发，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着眼于各种现实需求，重新审视档案的开放利用，同时防范损害国家文化安全、破坏商业秘密和侵犯公民隐私等行为的发生[11]。一方面，在鉴定过程中保留必要的鉴定痕迹，以备必要时有迹可循，明确新修订《档案法》[12]中关于档案馆会同档案形成单位或移交单位对档案开放审核负有共同责任的规定；另一方面，加强对鉴定人员的系统培训，将其工作责任心、思想素质、文化素养、社会认知、情感认同、价值导向等尽可能提升到同一较高层次，使其在鉴定过程中能形成相对统一的鉴定标准与鉴定素养，在获得丰富的鉴定经验后，消减因文化价值导向不同而造成的选题选材上的差异。
3.3 搭建多元主体平台
解决社会记忆构建多样化的需求问题，关键在于以“平等合作、协同参与”为原则，搭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记忆构建平台，邀请档案形成者、历史研究员等相关人员成为社会记忆构建的共同开发者。同时，档案机构应积极主动为社会化主体构建社会记忆提供便利。[13]平台化所特有的开放性、交互性、共享性能够打破单一封闭状态，有助于吸引更多公共服务机构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关注，例如，我国己经形成的一些分散的社会记忆共享平台：抗战老兵记忆论坛，能够实现老兵身份自主认证并通过上传老兵口述历史对抗战记忆进行一系列开发，重现革命文化记忆[14]；沈阳开设的家庭记忆网站能够自主上传、下载平台上的家庭档案材料，以传承家风家训记忆点滴[15]。但这些记忆平台还仅局限于单向开发，仅集中于同档案馆室合作、区域合作的模式，应致力于进一步拓宽合作规模，突破传统平台单向开发的思维，深化各平台间的共建共享机制。
3.4 依托新技术应用强化档案管控作用
重塑档案与社会记忆管控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新技术的加持。随着现代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对社会记忆的强化和张扬作用毋庸置疑，已经成为建构社会记忆的“放大器”和“扩音器”[16]。国家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形成自己的声音，为构建社会记忆注入新元素，产生更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效果。如纪录片《徽州文化》，采用文献加画外音的手法，拍摄与人物事件相关的图片或者文字形式的资料，同时插入画外音对某一人物生平或年代始末娓娓道来，其表现方式极富文化气息和说服力。又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新颖的文物修复师视角，摒弃传统、厚重而严肃的纪实风格，用纯粹简单、几乎“零添加”的影像素材，温和细腻的叙事手法，展示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承的文物修复技术，记录稀世珍奇如何由残败不堪到芳华再现的修复过程[17]，使得记忆中的所有色泽、景致、味道被一个个感官触动、激活、再现，帮助人们在悠悠岁月里感受精细的生命温暖。
3.5 借助情感教育深化档案管控作用
当下，档案学研究开始进一步重视档案价值在情感方面的传递。将“数字人文”引入档案研究是很好的突破口。数字人文以关注人文、服务人文为出发点，不仅带来技术上的变迁，而且给予情感上的归属[18]。国家对社会记忆的建构需要同教育部门，特别是与历史、文化教育部门相结合，才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效果。从义务教育制度下耳濡目染的历史课本教材到扬州市等各地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设立、一年一度“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的开办，以及近期《见字如面》《朗读者》等档案类综艺节目的热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时代情感需求。[19]情感能够丰富记忆的内涵，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每一种情感背后都有不同的记忆。建构、传承社会记忆是情感教育的基本目的和社会责任，社会记忆也需要通过情感教育才能够更广泛、深远地绵延表达。
4结语
记忆源于历史，更关乎未来。但社会记忆不是虚无缥缈的，人类对社会记忆的管控必然要借助相应载体。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管控的合理工具无疑成为社会记忆管控的最佳载体。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以及现代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推动社会记忆的管控进入新阶段，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应该找准自身的定位，坚持平等协作的原则，为社会提供更多样化的档案记忆资源；同时，着重关注来自边缘群体的社会记忆，充分利用法律政策、权力规训、人才培养等提高档案鉴定过程的透明度，巧妙借助技术手段、情感教育强化档案对社会记忆的管控作用，重构一个拥有更多元话语权主体的社会记忆管控模式，推动社会记忆文明长久而理性地发展。
*本文系2019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数字档案用户信息安全研究”（项目编号：TQ19102）、2018年度江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口述历史》课程的创新设计与实践”（项目编号：JXJG-18-1-35）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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