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一天,穆朔告别了居住20年的老屋,驶向另一种崭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将是富足而安逸的。它在此刻已经揭开了一角。穆朔昔日的家位于东坝乡焦庄村。21世纪初的东坝,与咫尺之遥的北京市区在心理上有鲜明的隔绝感。2014年,一张“东坝拆迁天价补偿表”在网上流传,“一夜暴富”“千万身家”“新贵”等字眼,一度把这种关注推到潮头。随之而至的种种好奇、艳羡、甚至嫉妒的揣测,却让这些站在城市边缘不知所措的村民,再一次感觉与这个庞大城市依然界限分明。
“他们怎么能明白我们这些人。”这个年轻人的口吻里有深深的无奈。
那一年,穆朔20岁。他是90后、大学生,并在此刻拥有了新的身份:“拆二代”。他不熟悉这个身份,它就像车窗外陌生的景色那样使他困惑,在长久的未来,他将与这个身份共处,并继续困惑下去。
命运朝夕惊变
穆朔清楚记得,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前的周五,毒日头快要洒下满地火焰,他午饭后刚刚进宿舍,汗都没擦干,就接到母亲的电话,“咱家决定签字了。”
漫长的拆迁拉锯战折磨着母亲,考试的压力折磨着儿子,母子俩都有些疲惫,没有多说。
“你今晚就回来,明天交房,搬家。”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怆然。
穆朔放下电话,在走廊里多逛了一会儿,从这头走到那头。拆迁这段时间,家里任何来电,穆朔都会去走廊接口斤’不让宿舍几个兄弟听到。那时他靠拿着学校的贫困生补助生活,每月只有400元,不买新衣服,不请室友吃饭,见到人也不愿主动搭话。
穆朔的父亲早年开出租,后来患高血压,身体撑不住,就待在家里。母亲一直没工作,村委会有时会派给赋闲的村民一些活计,譬如清扫村里的街道,但那机会不常有,且杯水车薪。穆朔家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平房空余房间的租金,每月3000多元,在村里属中等水平。
“快点快点拆了吧,拆了这辈子就不白忙了。”寒来暑往,母亲的唠叨不变。漫长的日子里,他们无比盼望拆迁。
从穆朔记事起,东坝9个村子就没人种庄稼,村民大多靠房租维生,打一两份简单的工,并定期从村里领取大米、面粉和食用油。生活很简单,但开销并不小。给他攒学费是一方面,人情往来的花费也不是小数。
冬天,冷风在他的手指上打出红色的冻痕,也会从门窗的缝隙中扫过每一间房,炉子和被子都无法庇护瑟瑟发抖的人。每逢这时,父亲会咒骂这个老房子。伴随殷切的感慨:“什么时候搬到楼房里就好了。”
贫穷、枯燥的生活中,拆迁的消息像幽灵,几年前就开始盘旋。村民迅速忙活起来,绞尽脑汁地在小小院落的每一寸空间加盖房屋。“那时候谁也顾不上谁。”穆朔回忆。街道斜对面的大伯家最早动工,理都没理他们。这时候邻居还没找到人,进进出出“眼睛都红了”,听说急得吃起了牛黄上清丸。
这种焦虑、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隔阂,在拆迁公告正式贴在村委会门外的那个盛夏,演绎到了极致。
穆朔家搬走的两个月后,整个村庄夷为平地。焦庄村近百年的历史,到这一刻突然停止了。
金钱炙烤亲情
拆迁款实实在在落在兜里的时候,是穆朔一家搬到过渡房的半个月后。那是一张深红色的存折,北京银行。父母打车到门口,匆匆跑上楼,把存折从掖得很深的口袋里取出,郑重地放在大衣柜抽屉的最底层。
彼时穆朔还不明白这沉甸甸的数字意味着什么。有狂喜,有惊惧,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或许,这就叫一夜暴富吧。”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可生活的重重矛盾却先于喜悦出现。
“他们极其不放心,极其恐惧。”穆朔回忆说,尤其是父亲,“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的钱。”并为之惶惶不可终日。对父母来说,抽屉里的不是存折,是两个老人的命。就像20年前把他生出来一样,父母下半辈子的使命,就是怎么想尽办法,把命一滴不漏地续到儿子身上。
当时焦庄村争夺财产之事迭起,亲戚反目成仇,吵架甚至动手的事情不少。有一家甚至闹上了法庭,和穆朔家的情况很类似:嫁出去的女儿要分家,最后官司输了。穆朔周末回家时,总能看到父母愁眉苦脸地计议这件事情,多半是母亲在劝说父亲:她家戶口在,打官司多半要输,房子没了亲戚也做不成了。二姑是搞教育的,孙子上学说不定能帮上忙,绝了这门亲戚不值得。
这似乎是最合理的决定。可是直到去拆迁办正式登记在户人数的那天,父亲还在犹豫,虽然那仅仅是一道流程性的手续。穆朔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回家的路上就发火了,嚷嚷着找二姑要钱,“白得3套房?”“天下哪有这么方便的事!”“空手套白狼呐!”
“最见人心之处,除了医院,就是拆迁。”说这话时,穆朔脸上浮现出一种看尽人事的成熟。此后的日子里,每逢亲戚聚会吃喝,掏钱买单的总是他们家。借钱的电话也纷沓而至,理由都是急用,不容推拒。穆朔很烦这类事情,他不想听,更不想管。但总能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里低声争吵,最近的一次仿佛是舅舅4年前借了5万元,至今都还没还。而且,“大概永远也要不回来了。”
亲情的考验只是一方面。拆迁后很长一段时间,仿佛为拆迁户量身订做的高息理财方案一时风行。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们,根本无法抵挡推销员的巧舌如簧与合同上的字里乾坤。饭桌上,父母经常聊起一些设计精巧、扑朔迷离、令他们很是惊恐的骗局。近在咫尺的教训,让父母握住钱袋的手非常紧张,一刻也不敢放松。
同样担忧的穆朔也曾叮嘱过父母,防人之心不可无。可他绝没有料到,这些带着敌意的箭矢,却掉转头射向了他的爱情。那是唯一一个让穆朔动心的女孩。
女孩是安徽人。对父母来说,这就是一票否决的理由。拆迁之前,焦庄村青年的婚娶遵循简单的逻辑:儿子娶到“北京城里人”,父母在村子里昂着头,娶东坝媳妇算不高不低,要是娶了外地人,父母出门是抬不起头的。所有的亲戚一起指责他,死死围着他,不让进屋,更不让出门。撑到9点多,穆朔流着泪发了分手短信,然后关机。他想喊,想咆哮,甚至也想撞墙。
一头叫压抑的野兽撕咬着他的心。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穆朔感觉自己“活得不像一个人了”。他后来再没见过那个女孩,除了在支付宝的联系人头像上。现在,女孩的头像是她与丈夫孩子的合影,三个人依偎在一起,笑得很幸福。
穆朔的幸福却再也找不到了。
未来依旧迷惘
一直以来,他都害怕同学从各种端倪猜出自己的身份。可是跨出第一步之后,一切仿佛变得简单起来。
大四期末考结束后,穆朔全班去海滨城市毕业旅行。傍晚,十几个兄弟围坐在海滩上,烤一只小羊,喝啤酒。酒过几巡,大家的话多起来,聊得最多的是未来。
伴随着离别的伤感、酒精的冲动,以及一些讲不清的复杂情绪,穆朔说出了这个巨大的秘密。那一瞬间,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
带着逐渐愈合的自卑和越来越坚硬的信心,穆朔毕业了,开始走向社会。
高考前,穆朔想报考某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系。被父母愤怒地否决了,在村子里,兽医的概念,就是走街串巷给猪和牛看病的赤脚医生。他们不能接受儿子选择这个“丢脸”的行当。穆朔听从了他们的意见,选择了在当时相当热门、“很好就业”的专业。然后在漫长的抗拒中度过了学业上一无所获的大学四年。
这一沉一浮之间,穆朔认为,都与拆迁有着深刻的关系。如果拆迁发生在高考之前,他会有底气反抗父母的安排,选择真正喜爱的专业,而不会为了未知的就业压力牺牲兴趣。同样,如果没有拆迁带来的物质基础,他不敢如此果断地辞职,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放弃唯一的饭碗。
这一年,穆朔23岁。正从自我认知的迷雾中慢慢走出来,也逐渐读懂拆迁给人生带来的财富之外的礼物:安全感。这让他在面临抉择之时,有余地作出最有利的决策,而不是最安全的决策。可是,他所有的过去,童年、老屋、自行车、柿子树,却和搬家后不慎遗落的相册一起,全都丢失了。
“反正,也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他轻轻地说,眼睛里没有多少留恋。
“他们怎么能明白我们这些人。”这个年轻人的口吻里有深深的无奈。
那一年,穆朔20岁。他是90后、大学生,并在此刻拥有了新的身份:“拆二代”。他不熟悉这个身份,它就像车窗外陌生的景色那样使他困惑,在长久的未来,他将与这个身份共处,并继续困惑下去。
命运朝夕惊变
穆朔清楚记得,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前的周五,毒日头快要洒下满地火焰,他午饭后刚刚进宿舍,汗都没擦干,就接到母亲的电话,“咱家决定签字了。”
漫长的拆迁拉锯战折磨着母亲,考试的压力折磨着儿子,母子俩都有些疲惫,没有多说。
“你今晚就回来,明天交房,搬家。”母亲的声音里透着怆然。
穆朔放下电话,在走廊里多逛了一会儿,从这头走到那头。拆迁这段时间,家里任何来电,穆朔都会去走廊接口斤’不让宿舍几个兄弟听到。那时他靠拿着学校的贫困生补助生活,每月只有400元,不买新衣服,不请室友吃饭,见到人也不愿主动搭话。
穆朔的父亲早年开出租,后来患高血压,身体撑不住,就待在家里。母亲一直没工作,村委会有时会派给赋闲的村民一些活计,譬如清扫村里的街道,但那机会不常有,且杯水车薪。穆朔家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平房空余房间的租金,每月3000多元,在村里属中等水平。
“快点快点拆了吧,拆了这辈子就不白忙了。”寒来暑往,母亲的唠叨不变。漫长的日子里,他们无比盼望拆迁。
从穆朔记事起,东坝9个村子就没人种庄稼,村民大多靠房租维生,打一两份简单的工,并定期从村里领取大米、面粉和食用油。生活很简单,但开销并不小。给他攒学费是一方面,人情往来的花费也不是小数。
冬天,冷风在他的手指上打出红色的冻痕,也会从门窗的缝隙中扫过每一间房,炉子和被子都无法庇护瑟瑟发抖的人。每逢这时,父亲会咒骂这个老房子。伴随殷切的感慨:“什么时候搬到楼房里就好了。”
贫穷、枯燥的生活中,拆迁的消息像幽灵,几年前就开始盘旋。村民迅速忙活起来,绞尽脑汁地在小小院落的每一寸空间加盖房屋。“那时候谁也顾不上谁。”穆朔回忆。街道斜对面的大伯家最早动工,理都没理他们。这时候邻居还没找到人,进进出出“眼睛都红了”,听说急得吃起了牛黄上清丸。
这种焦虑、敏感,以及由此产生的隔阂,在拆迁公告正式贴在村委会门外的那个盛夏,演绎到了极致。
穆朔家搬走的两个月后,整个村庄夷为平地。焦庄村近百年的历史,到这一刻突然停止了。
金钱炙烤亲情
拆迁款实实在在落在兜里的时候,是穆朔一家搬到过渡房的半个月后。那是一张深红色的存折,北京银行。父母打车到门口,匆匆跑上楼,把存折从掖得很深的口袋里取出,郑重地放在大衣柜抽屉的最底层。
彼时穆朔还不明白这沉甸甸的数字意味着什么。有狂喜,有惊惧,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或许,这就叫一夜暴富吧。”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可生活的重重矛盾却先于喜悦出现。
“他们极其不放心,极其恐惧。”穆朔回忆说,尤其是父亲,“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的钱。”并为之惶惶不可终日。对父母来说,抽屉里的不是存折,是两个老人的命。就像20年前把他生出来一样,父母下半辈子的使命,就是怎么想尽办法,把命一滴不漏地续到儿子身上。
当时焦庄村争夺财产之事迭起,亲戚反目成仇,吵架甚至动手的事情不少。有一家甚至闹上了法庭,和穆朔家的情况很类似:嫁出去的女儿要分家,最后官司输了。穆朔周末回家时,总能看到父母愁眉苦脸地计议这件事情,多半是母亲在劝说父亲:她家戶口在,打官司多半要输,房子没了亲戚也做不成了。二姑是搞教育的,孙子上学说不定能帮上忙,绝了这门亲戚不值得。
这似乎是最合理的决定。可是直到去拆迁办正式登记在户人数的那天,父亲还在犹豫,虽然那仅仅是一道流程性的手续。穆朔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回家的路上就发火了,嚷嚷着找二姑要钱,“白得3套房?”“天下哪有这么方便的事!”“空手套白狼呐!”
“最见人心之处,除了医院,就是拆迁。”说这话时,穆朔脸上浮现出一种看尽人事的成熟。此后的日子里,每逢亲戚聚会吃喝,掏钱买单的总是他们家。借钱的电话也纷沓而至,理由都是急用,不容推拒。穆朔很烦这类事情,他不想听,更不想管。但总能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里低声争吵,最近的一次仿佛是舅舅4年前借了5万元,至今都还没还。而且,“大概永远也要不回来了。”
亲情的考验只是一方面。拆迁后很长一段时间,仿佛为拆迁户量身订做的高息理财方案一时风行。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们,根本无法抵挡推销员的巧舌如簧与合同上的字里乾坤。饭桌上,父母经常聊起一些设计精巧、扑朔迷离、令他们很是惊恐的骗局。近在咫尺的教训,让父母握住钱袋的手非常紧张,一刻也不敢放松。
同样担忧的穆朔也曾叮嘱过父母,防人之心不可无。可他绝没有料到,这些带着敌意的箭矢,却掉转头射向了他的爱情。那是唯一一个让穆朔动心的女孩。
女孩是安徽人。对父母来说,这就是一票否决的理由。拆迁之前,焦庄村青年的婚娶遵循简单的逻辑:儿子娶到“北京城里人”,父母在村子里昂着头,娶东坝媳妇算不高不低,要是娶了外地人,父母出门是抬不起头的。所有的亲戚一起指责他,死死围着他,不让进屋,更不让出门。撑到9点多,穆朔流着泪发了分手短信,然后关机。他想喊,想咆哮,甚至也想撞墙。
一头叫压抑的野兽撕咬着他的心。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穆朔感觉自己“活得不像一个人了”。他后来再没见过那个女孩,除了在支付宝的联系人头像上。现在,女孩的头像是她与丈夫孩子的合影,三个人依偎在一起,笑得很幸福。
穆朔的幸福却再也找不到了。
未来依旧迷惘
一直以来,他都害怕同学从各种端倪猜出自己的身份。可是跨出第一步之后,一切仿佛变得简单起来。
大四期末考结束后,穆朔全班去海滨城市毕业旅行。傍晚,十几个兄弟围坐在海滩上,烤一只小羊,喝啤酒。酒过几巡,大家的话多起来,聊得最多的是未来。
伴随着离别的伤感、酒精的冲动,以及一些讲不清的复杂情绪,穆朔说出了这个巨大的秘密。那一瞬间,他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
带着逐渐愈合的自卑和越来越坚硬的信心,穆朔毕业了,开始走向社会。
高考前,穆朔想报考某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系。被父母愤怒地否决了,在村子里,兽医的概念,就是走街串巷给猪和牛看病的赤脚医生。他们不能接受儿子选择这个“丢脸”的行当。穆朔听从了他们的意见,选择了在当时相当热门、“很好就业”的专业。然后在漫长的抗拒中度过了学业上一无所获的大学四年。
这一沉一浮之间,穆朔认为,都与拆迁有着深刻的关系。如果拆迁发生在高考之前,他会有底气反抗父母的安排,选择真正喜爱的专业,而不会为了未知的就业压力牺牲兴趣。同样,如果没有拆迁带来的物质基础,他不敢如此果断地辞职,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放弃唯一的饭碗。
这一年,穆朔23岁。正从自我认知的迷雾中慢慢走出来,也逐渐读懂拆迁给人生带来的财富之外的礼物:安全感。这让他在面临抉择之时,有余地作出最有利的决策,而不是最安全的决策。可是,他所有的过去,童年、老屋、自行车、柿子树,却和搬家后不慎遗落的相册一起,全都丢失了。
“反正,也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他轻轻地说,眼睛里没有多少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