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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外国专家对中国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但当时我国的理念是“发展权优先于生态权”。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失衡、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所带来的恶果逐渐凸显。解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烫手山芋”，许多城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生态城市这一发展方向。数据显示，目前已有50多个城市正式向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全国以生态、低碳为目标的地级市达到259个，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的高达90%。
“适合”才是最好的衡量标准
“生态”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生态城市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强调要与自然协调，实现社会高效，减少能耗，注重循环、可再生，都是为了应对已经出现的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如今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生态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所以说，目前我国有这么多城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杨保军表示。
然而，知道要建设和懂得该如何建设生态城市，二者的差别是巨大的。杨保军告诉记者：“我非常不赞同现在的一些宣传，比如说在沙漠里耗费巨资打造一个所谓的生态城，花几万美元栽一棵树之类的报道。其实，生态技术并不是越高越好，我们应该推崇的是最适用的技术，适合于所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包括气候、环境、人口等，也包括经济实力、运营管理等诸多方面。”
据有关机构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在运用绿色环保技术的过程中，与本地的气候、地形和环境特点相结合，进行本地化调整，使其具有地域性，并体现当地的风土民俗和传统文化。
目前，对于生态城市的界定没有公认的衡量标准。在许多专家看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指标体系，而应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百姓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等，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城市。在谈到这一点时，杨保军十分推崇德国弗莱堡的建设理念。弗莱堡包括一个老城和一个新城。老城主要体现的是对自然的尊重，完全依照自然条件来建设城市，注重对当地文化的保留。新城则融入了更多的生态理念，运用保温、墙体等技术，实现节能环保。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的协调，包括高效的公共交通、适当的城市密度控制等。
生态城市建设在我国尚属新兴课题，很多城市都在探索并尝试，当然也极容易陷入很多误区。比如有的地方打算斥巨资修建生态新城，维持城市运转的高投入注定这座新城不是为穷人建的，而是富人。那么，这里的穷人住到哪里去呢？他们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又如何解决？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源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估体系与生态城市所应遵循的发展理念、管理模式并不配套，再加上开发商的利益诱导，也导致了不少生态城市在发展中误入歧途。
生态成本不看价格，看价值
建设生态城市，生态成本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采用生态理念、高精尖技术来建设生态城市，无疑需要巨大的投入，然而，这部分投入又能获得多大的回报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认为，如何计算生态成本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以南方某城市新修的一条生活主干道为例，这条路采用生态环保的理念和技术，自行车道采用废旧轮胎改造的橡胶铺地；中间的隔离带采取雨水收集技术，只有当收集满了，雨水才会溢出来并排放掉；路灯采用光电技术，以及部分风电技术来进行有效互补。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所有这些新技术的采用，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增加了。据了解，所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大概需要额外9年的时间才能偿还。因此，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高投入，将会成为其公共财政的一个很大的负担。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究竟该选取怎样的公共财政足以支撑的生态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计算生态建设投入的回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单从价格角度来看，结果肯定不会乐观。英国专家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念：在生态语境下，人们在计算投资回报时的观念要有所改变，那就是要用价值替代价格。比如一双鞋，假如质量是一样的，A卖18元，B卖20元，一般来说B是竞争不过A的，但是很可能这双鞋穿一年就会坏，然后又得再买一双。价值的概念就是，这双鞋可能要80元，但是它采用高科技，穿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关键是它五年都穿不坏。在这一观念的启发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提出：计算生态成本，要以价值的理念代替价格，从长期的成本收益角度衡量生态价值。也就是说，不要只从价格上看生态建设的成本，更要从长远意义上看到节能环保、绿色生态的生活方式给城市、给市民带来的益处。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生态建设都意味着高投入、高成本。我国早期的很多楼房都是南北朝向，通透性好，形成的穿堂风实际能够起到节能的效果。一位英国建筑师来到中国，参观了不少20世纪90年代之前修建的住宅小区，当他发现这些小区内几乎所有的住宅建筑都是南北朝向时，感到很困惑，以为是当年“计划经济”的产物。后来他意识到南北朝向的住宅能够有效节能，还能增加屋内的日照时间，此后他便一直致力于宣传住宅朝向对节能的重要意义。
“不生态”的生态改造
有一种质疑的观点认为，建设生态城市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不生态，不符合生态理念的。
目前，建设生态城市在我国还不能算是一个普遍行为，尽管许多城市都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但真正实践的还是少数，且都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建设生态新区，以生态的理念和技术，打造一种健康、环保、协调、高效、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第二类是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如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注入生态理念；第三类是对现有的城区进行部分的生态化改造，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类是最多的。
其实，国外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德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老年公寓进行改造，在墙外借助生态化的保温加厚，安装非常简易的外挂电梯，楼内对原有管道系统进行节能、节水改造，以此提高公寓的宜居性和环保性。然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告诉记者：“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老城区也按照新城区的建设模式，全部推倒重来。寿命才十几年的楼房就被拆掉重建，这一行为肯定是不符合生态理念的。”
此外，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有一些反而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生态城市的建设本应避开生态敏感区，但一些地方却忽视了这一点，选择在生态维护区或生态敏感区内建设生态城市，结果不仅对现有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还使得洪水、山体滑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形成的风险大大提高。有些城市一味追求整齐划一或是现代化特色，不惜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修建越来越多的人工景观，反而使城市失去了原本独一无二的特色；有些城市不惜耗费大量电力、人力、物力、财力，大搞美化亮化工程，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还有一些城市对自身生态建设的定位不清，盲目跟风，非要在极为干旱缺水的地方种植大面积景观草坪，完全违背了当地的自然生态规律。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无论是建生态新城，还是对老城进行生态改造，都应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为老百姓提供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建设生态城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两三年就能完成的工程项目。因此，对于当地政府官员来说，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建设生态城市不是一个能够立竿见影获得回报的行为，如果决策者不从城市发展的长远角度来考虑，只将其作为任期内的一项政绩工程来对待，最终只会是一个盲目跟风、违背城市发展自身规律的短期行为。
只有共创，才能共享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生态城市建设，第三产业无疑是最生态的。然而，对于我国很多城市来说，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它们在现阶段还必须依靠发展工业、制造业来带动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解决大批人口就业。那么，当城市发展面对经济增长和生态建设的矛盾时，该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呢？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源于工业化，只有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了，才能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才能进一步带来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制造业会带来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带来人口的聚集，进而创造新的服务业需求。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大量外来农民工进入城市，对于他们来说，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进入过程。如果生态城市建设的高投入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实际上对整个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不利的。
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然而，不能因为要建设生态城市，就加大城市化的成本，阻止外来人口进城，来享受城市的文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判断，不是简单的生态问题，而是城市化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进程的导向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表示。
实际上，除了政府、房地产企业、专家学者等，生态城市的建设也需要普通老百姓的参与。具体来说，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践一种健康、生态的生活方式。比如：短距离的外出，就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而不去开车；在机场、商场的自动扶梯上，主动站在右边，把左边的快速通道留出来；还有垃圾分类，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随手关灯关水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体现生态文明最简单的方面，而恰恰是这些生态意识的积累，能够有效促进生态城市的形成。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人，是城市，还是生态……
“适合”才是最好的衡量标准
“生态”从未像今天这样被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生态城市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建设生态城市，强调要与自然协调，实现社会高效，减少能耗，注重循环、可再生，都是为了应对已经出现的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如今提出的生态文明，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生态城市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所以说，目前我国有这么多城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鼓励的。”杨保军表示。
然而，知道要建设和懂得该如何建设生态城市，二者的差别是巨大的。杨保军告诉记者：“我非常不赞同现在的一些宣传，比如说在沙漠里耗费巨资打造一个所谓的生态城，花几万美元栽一棵树之类的报道。其实，生态技术并不是越高越好，我们应该推崇的是最适用的技术，适合于所在城市的方方面面，包括气候、环境、人口等，也包括经济实力、运营管理等诸多方面。”
据有关机构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在运用绿色环保技术的过程中，与本地的气候、地形和环境特点相结合，进行本地化调整，使其具有地域性，并体现当地的风土民俗和传统文化。
目前，对于生态城市的界定没有公认的衡量标准。在许多专家看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制定全国统一的指标体系，而应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百姓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等，因地制宜地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态城市。在谈到这一点时，杨保军十分推崇德国弗莱堡的建设理念。弗莱堡包括一个老城和一个新城。老城主要体现的是对自然的尊重，完全依照自然条件来建设城市，注重对当地文化的保留。新城则融入了更多的生态理念，运用保温、墙体等技术，实现节能环保。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方面的协调，包括高效的公共交通、适当的城市密度控制等。
生态城市建设在我国尚属新兴课题，很多城市都在探索并尝试，当然也极容易陷入很多误区。比如有的地方打算斥巨资修建生态新城，维持城市运转的高投入注定这座新城不是为穷人建的，而是富人。那么，这里的穷人住到哪里去呢？他们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又如何解决？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源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估体系与生态城市所应遵循的发展理念、管理模式并不配套，再加上开发商的利益诱导，也导致了不少生态城市在发展中误入歧途。
生态成本不看价格，看价值
建设生态城市，生态成本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采用生态理念、高精尖技术来建设生态城市，无疑需要巨大的投入，然而，这部分投入又能获得多大的回报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认为，如何计算生态成本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以南方某城市新修的一条生活主干道为例，这条路采用生态环保的理念和技术，自行车道采用废旧轮胎改造的橡胶铺地；中间的隔离带采取雨水收集技术，只有当收集满了，雨水才会溢出来并排放掉；路灯采用光电技术，以及部分风电技术来进行有效互补。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所有这些新技术的采用，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增加了。据了解，所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大概需要额外9年的时间才能偿还。因此，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高投入，将会成为其公共财政的一个很大的负担。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究竟该选取怎样的公共财政足以支撑的生态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
实际上，计算生态建设投入的回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单从价格角度来看，结果肯定不会乐观。英国专家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念：在生态语境下，人们在计算投资回报时的观念要有所改变，那就是要用价值替代价格。比如一双鞋，假如质量是一样的，A卖18元，B卖20元，一般来说B是竞争不过A的，但是很可能这双鞋穿一年就会坏，然后又得再买一双。价值的概念就是，这双鞋可能要80元，但是它采用高科技，穿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关键是它五年都穿不坏。在这一观念的启发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提出：计算生态成本，要以价值的理念代替价格，从长期的成本收益角度衡量生态价值。也就是说，不要只从价格上看生态建设的成本，更要从长远意义上看到节能环保、绿色生态的生活方式给城市、给市民带来的益处。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生态建设都意味着高投入、高成本。我国早期的很多楼房都是南北朝向，通透性好，形成的穿堂风实际能够起到节能的效果。一位英国建筑师来到中国，参观了不少20世纪90年代之前修建的住宅小区，当他发现这些小区内几乎所有的住宅建筑都是南北朝向时，感到很困惑，以为是当年“计划经济”的产物。后来他意识到南北朝向的住宅能够有效节能，还能增加屋内的日照时间，此后他便一直致力于宣传住宅朝向对节能的重要意义。
“不生态”的生态改造
有一种质疑的观点认为，建设生态城市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不生态，不符合生态理念的。
目前，建设生态城市在我国还不能算是一个普遍行为，尽管许多城市都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但真正实践的还是少数，且都处于探索阶段，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建设生态新区，以生态的理念和技术，打造一种健康、环保、协调、高效、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第二类是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如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注入生态理念；第三类是对现有的城区进行部分的生态化改造，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类是最多的。
其实，国外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德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老年公寓进行改造，在墙外借助生态化的保温加厚，安装非常简易的外挂电梯，楼内对原有管道系统进行节能、节水改造，以此提高公寓的宜居性和环保性。然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告诉记者：“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老城区也按照新城区的建设模式，全部推倒重来。寿命才十几年的楼房就被拆掉重建，这一行为肯定是不符合生态理念的。”
此外，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有一些反而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生态城市的建设本应避开生态敏感区，但一些地方却忽视了这一点，选择在生态维护区或生态敏感区内建设生态城市，结果不仅对现有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还使得洪水、山体滑波、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形成的风险大大提高。有些城市一味追求整齐划一或是现代化特色，不惜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系统，修建越来越多的人工景观，反而使城市失去了原本独一无二的特色；有些城市不惜耗费大量电力、人力、物力、财力，大搞美化亮化工程，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还有一些城市对自身生态建设的定位不清，盲目跟风，非要在极为干旱缺水的地方种植大面积景观草坪，完全违背了当地的自然生态规律。
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无论是建生态新城，还是对老城进行生态改造，都应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为老百姓提供一个自由选择的空间”。建设生态城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两三年就能完成的工程项目。因此，对于当地政府官员来说，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建设生态城市不是一个能够立竿见影获得回报的行为，如果决策者不从城市发展的长远角度来考虑，只将其作为任期内的一项政绩工程来对待，最终只会是一个盲目跟风、违背城市发展自身规律的短期行为。
只有共创，才能共享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生态城市建设，第三产业无疑是最生态的。然而，对于我国很多城市来说，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它们在现阶段还必须依靠发展工业、制造业来带动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解决大批人口就业。那么，当城市发展面对经济增长和生态建设的矛盾时，该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呢？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源于工业化，只有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了，才能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才能进一步带来服务业的高速增长。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制造业会带来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带来人口的聚集，进而创造新的服务业需求。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大量外来农民工进入城市，对于他们来说，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进入过程。如果生态城市建设的高投入抬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实际上对整个经济转型以及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不利的。
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然而，不能因为要建设生态城市，就加大城市化的成本，阻止外来人口进城，来享受城市的文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判断，不是简单的生态问题，而是城市化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进程的导向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表示。
实际上，除了政府、房地产企业、专家学者等，生态城市的建设也需要普通老百姓的参与。具体来说，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践一种健康、生态的生活方式。比如：短距离的外出，就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而不去开车；在机场、商场的自动扶梯上，主动站在右边，把左边的快速通道留出来；还有垃圾分类，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随手关灯关水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体现生态文明最简单的方面，而恰恰是这些生态意识的积累，能够有效促进生态城市的形成。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人，是城市，还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