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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产物，大学募款制度是大学为促进学术发展、追求教育卓越而在长期的募款实践中逐步生成发展并加以遵循的一系列信念、体系、规则、惯例、程序和行为规范系统。大学募款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建构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增强财政稳定性、追求教育卓越、维护学术自由和促进教育公平发挥着积极作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提供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理性逻辑，即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对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提出了现实要求，高等教育属性的转变提供了内在依据，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演变创设了有利环境。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发展大学募款制度任务紧迫，政府和大学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各负其责，共同努力。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 大学募款制度； 管理模式； 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2013年3月张伟： 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中的大学募款制度研究2013年3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大学募款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可以说是个“舶来品”，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相关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时至今日，国外大学募款研究聚焦于校友捐赠问题，并已从过去集中探讨“校友捐赠者特征”（who give what）和“捐赠者动机”（why do alumni give）等主题[1]，开始转向关注“校友对母校的认同度” [23]、“校友对母校的承诺”[4]、“校友对母校的满意度”[5]等关系质量的探讨，以寻求大学如何建立与维持良好校友关系的解决方案。
与国外情况迥异，大学募款研究在世纪之交才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兴趣，学者们大多着墨于大学校友捐赠的必要性[67]、校友资源开发的现状与问题[89]、捐赠文化的培育[1011]、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1213]、校友募捐的策略分析[1416]等方面，这些成果对推进大学募款问题在我国的本土化研究及其理论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对比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受传统、历史、环境、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大学募款研究在旨趣、主题、深度上都有较大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大学募款制度发达的美国并不存在对“什么是大学募款制度”、“为什么要发展大学募款制度”以及“如何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理论关切。这些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疑问，在募款意识缺乏、捐赠群众基础薄弱、慈善文化不彰的我国却是迫切需要加以正视和回答的根本性、关键性问题。如大学募款制度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居于何种地位？在美国体制中生发的现代大学募款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意义？当前我国要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理性依据是什么？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究竟是不是一种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表现呢？等等。然而，国内现有研究对此均未给出明确的答案，甚至未进入讨论中心。现有成果存在较多集中于对国外大学募款经验的介绍以及简单地从大学经费这一狭窄视域来考察的状况，鲜有对大学制度、大学治理这些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从宏观历史背景和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的时代特征出发对大学募款问题加以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也是造成当前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研讨中鲜见大学募款制度“身影”的一个重要原因。
鉴此，本文尝试对大学募款制度进行概念界定，并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这一主题置身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定时代背景中，进而论证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与紧迫性，分析我国发展大学募款制度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引起政府管理部门、高校领导和学界对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更广泛的关注、更充分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
一、 大学募款制度内涵及其作用
在传统观念中，大学募款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资金劝募活动，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募款逐步发展成为一项包含宣传学校办学理想与愿景、展现学校教育成果、争取公众认可的复杂而多元的系统工程，有其专业的组织架构、队伍配备、技术要求、活动领域和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尽管如此，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并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大学募款制度公认的定义，大学募款制度仍是一个开放性的、建构中的范畴。全面理解大学募款制度的丰富内涵需着重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大学募款制度的主体是大学，是现代专门从事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高等教育活动的专门学术机构。作为专门的学术机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大学始终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是所有知识、科学、事实和规则，研究与发现，实验与思索的制度性保护力量”[17]45。大学始终如一的学术本位特性，内在规定了大学募款制度必须以维护学术自由、促进学术发展、追求教育卓越为根本目的和最终法则，这一点使大学募款在社会组织募款体系中“卓尔不群”，与其他各类组织募款制度判然有别。
第二，大学募款制度所关涉的对象是大学的募款活动。所谓募款（fundraising），简单地说，就是指“为获得来自私有资源的赠品而进行的劝募” [18]8。今天的大学募款不仅在形式上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在理念上早已超越了最初单纯的筹资，而与学校使命愿景、“友谊募集”（friendraising）[19]4142等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在任何时候获得赠予，募款都需要阐述整个机构的价值。募款对于组织至关重要，离开了机构的使命、目标、规划，募款难以发挥作用。就募款而募款在捐赠者心中没有实际意义”[20]4344；另一方面，“对任何学院或大学而言，发展动力、成长、质量和健康成功的形象都取决于获得除学（杂）费、食宿费用之外的外部资金的能力”[20]44，通过募款可培植校友与母校之间的亲密关系，拓展与社区、社会互惠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大学与校友、社会力量建立忠诚、信任、拥护和服务的密切联系。成功的募款本身就是大学学术声誉、教育成功的一种标志，且能推动大学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三，在本质上，大学募款制度是指大学这一从事非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活动的学术机构为促进学术发展、追求教育卓越而在长期的募款实践中逐步生成发展并始终加以遵循和不断完善的一系列信念、体系、规则、惯例、程序和行为规范系统。从组织架构来看，它不仅包括现代意义上最初的校友基金会，还逐步延展出一个集校友关系、募款运作、公共关系拓展于一身的机构拓展部门（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division）及专事捐赠基金保值增值的投资管理公司。从活动领域来看，它不只限于非营利性的慈善劝募（solicitation）行为、筹资运动（capital campaign）本身，更是向前溯及以发展友谊为核心理念及以忠诚信任、价值交换、互惠互利为联结纽带的校友关系联络与培育、公共关系营销与拓展，并向后延伸到以高水平精细化的专业运作为技术手段的捐赠管理（gifts stewardship）与公司基金投资（corporation endowment investment）管理。从劝募种类来看，它包含了年度赠予（annual giving）、专门及大宗赠予（major and principal gifts）、大规模筹资运动等多种形式。从参与各方来看，它为学校机构拓展部门、校友会、基金投资公司等相关部门与专业工作人员，以及校友、家长、所在社区成员、企业财团、基金会、慈善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募款活动参与各方所共同理解，同时又以一种自在的方式和秩序对有关参与方发挥约束功能。 大学募款制度及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作为社会“轴心”的现代大学积极融入社会、对接市场、强化自决的主体意识和进取姿态。首先，大学募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助于通过交流传递、认同筛选、参与表达和激发约束等机制来架设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联系与合作的桥梁，促成“政府—市场-学术”三者的权力均衡，优化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其次，大学募款制度极大地增强了大学财政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为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应对政府财政经费削减筑起了一道最可靠的“防线”，使“院校减少了对运营收入、学生学费、政府拨款的依赖，从而增强自治能力” [21]。再次，大学募款制度有助于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受益于大学募款制度提供的资金支持，大学可以更好地致力于“支持教师发展，增加对学生的资助，为前沿研究提供资金，加大对校园基础设施的技术更新，以及维护图书馆、实验室与其他校园有形资产”[22]910，并在优秀生源争夺中赢得主动和优势。有学者曾对大学募款制度的作用与意义作过如此评价：“私人慈善的支持使美国教育中最好的部分成为可能。在学院之间展开的募款竞争，我认为，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成功的根本。” [23]420 “今天，除非已经获得了一大笔私人捐赠，否则就不是一流的公立大学” [24]53。可见，大学募款制度不仅关乎大学治理，在根本上也是学术问题，是大学自由独立、追求卓越的基石。
二、 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合理性确证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也都是合理的。”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大众化发展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全方位深刻变革的时代。作为大众化高等教育变革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募款制度诞生于美国，是高等教育功能、观念、管理、体制变革的凝结与体现，其合理性深植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逻辑链条之中。
（一） 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提出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现实要求
大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专门从事人才培养和知识探究的学术性机构。然而，随着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学的组织特征及其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已不再是几个世纪前人们所认为的安静的教书场所和按部就班做学术的地方” [25]293294，而成为与国家、民族、社会、家庭、个人有着需求、利益、价值、交换等诸多联系的开放系统，而“开放系统必须与环境相互作用才能生存，系统既消耗环境的资源，也对环境输出资源” [26]13。大学不仅对外输送人力、智力和学术等资源以履行其各项功能，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与外部组织进行着资源、信息、能量的交换。唯有如此，大学才能践行自己的办学理念，实现自己的办学目标和使命。离开了与所处环境的这种互通与合作，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几乎不可能。
与此同时，不管大学是否愿意，大学的开放性还将大学推向与同行日益激烈竞争的境遇。为此，“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加强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努力去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渠道……这需要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提升高等教育机构的治理和领导能力上，并且采取商业领域中常见的一些策略性的财政管理技巧” [27]102103，通过增强对文化符号（cultural symbols）或强权人物（power figures）的认同来增强自身合法性[28]296，不断积蓄和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显然，大学的上述生存诉求、战略需求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完备有效的大学募款制度的支持。正是通过关系培育-劝募-捐赠-基金投资管理等一系列募款环节及运行机制，大学不仅得以不断挖掘著名校友、影响力显赫的基金会、资金雄厚的企业财团等外部系统所拥有的独特资源，而且在互信互利的原则上逐步建立起与外部捐赠者之间由亲近、参与到支持再到归属[19]43的日益深厚的友谊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大大增强自身的自主性，提升了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推动大学功能更好地得以实现。
（二） 高等教育属性的转变提供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内在依据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是简单的量变，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一特定阶段高等教育本质特征的变化，进而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普遍被视为一项公益性事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并由政府负责出资兴办。然而，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入学规模增大等一系列新问题以及关于免费高等教育“不公平”的讨论，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开始纳入决策者视野，并引发了对高等教育公益性的再探讨，进而导致高等教育理念发生重要转变，高等教育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竞争性和外部性特征的准公共物品，这一属性“决定着高等教育必须构建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财政体制和经费筹措机制” [27]47。
高等教育属性的转变及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相应变革，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有力支持和付诸实施。198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n）在提倡基础教育阶段学券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学生个人及家庭负担部分高等教育费用的建议转引自钟宇平、占盛平《从公平视角看公立高校收费——成本回收理论在中国内地的实践》，载《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6期，第29页。。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D. Bruce Johnstone）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成本分担理论构想，并于1986年、1989年和2002年不断完善该理论体系。在约翰斯通看来，高等教育资金来源应由政府或纳税人、父母、学生、捐赠者与高校共五方来分担[29]158。这些理论为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的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直接依据，使这些国家无一不是通过主要向家庭、学生收取一定比例的学费来增加非公共资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纾解规模扩大造成的巨大公共财政压力，纠正免费高等教育制度可能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来自家庭和学生的学费受制于成本核算和基于家庭支付能力的合理的收费标准，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不能独自承担起弥补政府公共投入缩减空缺的重任。为此，“世界高等教育机构普遍通过发起或强化私人募款的努力来应对这一政策”[19]41，通过积极发展大学募款制度，鼓励和引导校友、企业、社会团体等高等教育既得利益者履行对高等教育的回报责任，努力培育与获取最具弹性的、源源不断的捐赠来源。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募款历史与大学历史同样悠久的美国大学捐赠经费已突破百亿美元大关，拉开了美国大学募款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我国台湾地区，为有效因应对大学教育扩充引发的政府财政问题，自1996学年起开始试行公立大学校务基金制度，随后将对公立大学院校“全额负担”的关系调整为“部分补助”关系，各大学院校不得不采取新的财务运作与经营管理方式，努力募款，解决经费不足的窘境[30]。1996年12月28日，台湾大学举办了“创校以来”第一次超级募款餐会，自此台湾地区大学院校募款蔚然成风[31]69。新加坡政府则于1991年成立了大学教育基金， 五年时间共获得捐款62亿新元，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新加坡政府还提出1∶1的募捐配套政策，即大学每获得捐款1万元，政府将配套1万元[27]86。 教育经济学的成本分担、利益获得与能力支付原则以及各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实践表明，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本身是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学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战略体现，为大学与社会的连接提供了一个制度通道，是在私人直接出资办学之外，校友、企业、社会组织等以慈善性捐赠形式直接回报大学的实现机制。可以说，发展大学募款制度体现了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内在逻辑，也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补充。
（三） 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演变创设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有利环境
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对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也提出了变革要求。因应这一需要，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的角色由过去管办合一的全能型政府和控制者向管办分离的导航者政府和监督者转变，并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评估等手段调控、引导和激发大学的办学活力，监督大学提高办学质量与经营绩效；大学则确立起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重组内部管理权力，建立起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架构，使大学行政管理系统日益壮大，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日益分化，以竞争优势、质量监测、绩效评估、资源配置效率为特征的商业经营方式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调控作用。
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上述转型为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提供了主体、对象、机制以及队伍等多方面的准备，奠定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基础和条件。第一，大学法人地位的获得使大学能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合法主体进行接受赠予的民事活动与契约订立、投资交易等经济活动，并享有相应的权利与承担相应的义务，从而使大学获得自主开展募款活动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第二，政府对大学的放权使大学获得更大独立性和办学活力，从而在对外的资源、能量与信息交换中，为大学募款活动积蓄源源不断的捐赠者“源泉”。第三，大学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不仅赋予了校友、家长、企业、社区、基金会、其他社会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的合法性地位，也为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事务决策、评议大学办学质量、明晰大学使命与发展战略、考察大学经营绩效等提供了表达、评价、监督与问责机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认同、信任与归属感，推动他们自觉自愿、放心地实施捐赠行为，为大学募款活动织就情感纽带，提供捐赠动力。第四，政府拨款方式与绩效考核的挂钩、优质生源的争夺等敦促大学不断强化竞争意识，同时，契约合同关系在校园建设、资产管理、后勤保障乃至科学研究等校务管理中无处不在，使市场机制在大学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顺理成章的作用，为大学遵循市场规律与商业运作法则开展募款活动做好了前期准备，有助于募款制度规范的逐步建立。第五，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长不仅具有传统的学术领导品质，而且要具有战略创新能力和开放性思维、财政管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卓越的管理艺术，为大学募款活动的开展以及募款制度的建立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力。
概言之，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带来的高等教育功能、属性、管理等的深刻变革，为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提出了现实需求，提供了合理性依据。此外，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并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高等教育同质化现象，一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很快就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借鉴、仿效甚或复制。正如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蔓延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市场力量的渗透一样，日益广泛深入的高等教育同质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对大学募款制度在世界更大范围内的普及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发展大学募款制度任务紧迫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如何满足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结构优化、提高质量、促进公平等各方面对经费投入的巨大需求，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和大学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与挑战。应对挑战，迫切需要充分认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紧迫性，并积极行动起来。
相比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起步较晚。1999—2002年连续四年的大规模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以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惊人速度提前进入大众化阶段，实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但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还是在较低的经济水平基础上实现的。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 133美元，远远低于英、美、日、韩等国家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32]192193。在这样特殊的国情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无疑承受着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财政压力，迫使我国深化改革并逐步建立起以财政拨款为主，以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和国家贷款资助体系、学生适当缴费上大学、社会出资办学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结构呈现以下特点与趋势：
其一，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投入总量显著增长，但数量仍然有限。首先，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问题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提到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2012年这一目标已经实现。由表1可知，2001—2010年，普通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由52886亿元增至2 26451亿元，增长了328倍。其次，国家财政性经费收入在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中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2001—2010年，普通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不仅在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由2001年的2179%下降为2010年的1851%，而且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中的占比也由2001年5847%下降为2010年的4875%，而在扩招之前的199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64%[32]134 ；2011年普通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为2 71880亿元，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收入中占比为4945%[32]134，而在大规模扩招前的1998年这一占比为605%。可见，在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收入中占比可能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这是基本发展态势。再次，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增长速度远低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根据表2，“十一五”规划末期的2010年与大规模扩招前的1998年相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无论是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还是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均远远低于同一时期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本专科招生规模从10836万人增长到66176万人，增长了511倍；研究生招生规模由725万人增长到5382万人，增长了642倍；在学研究生规模由1989万人增加到15384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由34087万人增长到2 23179万人，增长了555倍；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与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长仅为40%—50%。不仅如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这十多年里还一度出现了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明显下降的状况：“2005年与1998年相比，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增加了358倍，但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由2000年的7 30958元降为2006年的5 86853元，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由1999年的2 96237元下降到2006年2 51333元。财政经费占学校总经费的比重持续下降。”[32]135 其二，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减少相反，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持续走高，这主要归因于学杂费总体上扬，而社会捐集资贡献率不升反降。
其中，学杂费收入占比总体上扬，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易再提高。1998—2000年，学杂费收入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占比分别为134%、172%和213%[27]134；此后，根据表1，学杂费收入保持总体上升趋势，2008—2010年一度超过33%，相当于普通高校经费的1/3，较扩招前的1998年增加了两成，超过了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水平。在美国，2005—2006学年，公立高等教育学杂费收入占比为17%，私立大学学费收入占比达到29%[33]50，但哈佛大学等一些捐赠基金雄厚的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学杂费收入占比多年保持在20%的较低水平参见近几年哈佛大学年度财务报告：″Harvard Annual Report，″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pdfs，2012年9月18日。。2007—2008学年，英国大学收入来源中学杂费收入占比为267%[33]51；同一时期，日本的国立大学学杂费收入占比则为191%，公立大学略高，达到26%[33]52；而在我国台湾地区，2004—2008公立大学学杂费收入占比年均维持在21%—22%的水平[33]53。显然，我国高等教育学杂费收入占比已经明显居高，较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支付能力也已经过高，为此，有学者明确提出，“老百姓的投入已经差不多了，再提高收费标准是不大可能的”[32]277。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居民正在以有限的支付能力应对着日益增长的学业消费，学费上涨已很困难。另一方面，高考适龄人数在 2008 年以后将走下坡路， 导致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减少……中国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私人教育成本的提高而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每提高 1%，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则下降0562%。” [34]48因此，从总体趋势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学杂费收入不会再有大幅度提高，否则将带来更为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也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科学发展。
相反，社会捐集资收入占比连续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表1，社会捐集资收入总体仍然保持极低水平，不仅没有因成本分担或补偿政策的实施而增长，反而呈现总体下降趋势。1998—2000年，社会捐集资收入在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收入中占比分别为21%、23%和17%[27]134，此后，社会捐集资收入占比基本持续下降，到2011年则降至054%的最低水平。若将社会集资办学收入排除，则社会捐赠收入更降低至近乎零点水平。这一状况与捐赠收入具有突出地位的美国高校相比具有明显差距。例如，“2002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收入占学校总经费的28%，麻省理工学院捐赠收入占学校总经费的20%”[27]125；2011年，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收入为12亿美元，占学校运营收入总额的3158%参见″Harvard Annual Report：Fiscal Year 2011，″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pdfs/2011fullreport.pdf，2012年9月18日。。又如，2004年我国中央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捐集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226%，而美国研究型大学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625%[35]。显而易见，为应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发展，在公共财政经费不足和学杂费收入不可能再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最具弹性的社会捐赠收入就像一块尚未开垦的沃土，具有极大的挖掘潜力。事实上，国家和政府也正在积极引导高校动员法人组织和社会公众等一切社会资源向教育集聚。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明确规定“社会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 。
就目前情况来看，包括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开始意识到捐赠收入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一批国内著名大学基金会纷纷建立，有条件的大学开始将校友会的设立从国内延伸至海外，越来越多的校友以无偿捐赠回馈母校。例如，根据“2011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浙江大学接受校友捐赠金额已高达524亿元，创中国大学校友捐赠之最；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399亿元，北京大学获校友捐赠308亿元，中国人民大学获校友捐赠253亿元参见《2011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揭晓校友捐赠浙江大学最多》， 2011年1月11日，http：//edu.china.com/09paihang/09yuanshi/11079637/20110111/16337189.html，2012年10月15日。；2012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前夕，一校友向母校捐赠2亿元。但在另一方面，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建设刚刚起步，在捐赠者数量、捐赠规模、捐赠形式、捐赠运作与捐赠资金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仅以校友捐赠检视，“校友捐赠率”通常被认为是“校友对学校的忠诚、热爱和感激，校友对母校教育成功认可的标志”。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61%，而圣母大学和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同为48%参见李婧《富豪校友捐赠榜能培养什么思维方式》，2010年1月22日，http：//edu.people.com.cn/GB/79457/10822523.html， 2012年10月15日。。相反，2011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获得的捐赠资金中各有2个校友的捐赠资金达到了1亿元以上，也就是说捐赠资金的50%以上是由其中2个校友捐赠的，反映出我国大学校友捐赠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且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发展明显滞后。 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建设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并受多种因素影响。从大学外部看，尚未形成有利于大学募款制度建立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方面，社会捐赠缺乏群众基础，教育捐赠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环境有待培育。有报道称，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 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 75%来自海外，15%来自中国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转引自陆根书、陈丽、席酉民等《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展社会捐赠的实践及其启示》，载《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第94100页。。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的相关财税制度和政策法律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企业和个人进行捐赠享受所得税减免，但我国捐赠的免税额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同时纳税主体必须通过我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进行捐赠才能减免，且税收减免程序也较为繁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此外，在捐赠等慈善事业中缺少发挥纽带与桥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大学募款随机性大，缺乏有组织的、长效的募款方式，募款活动社会化、制度化程度低。
从大学自身来看，大学募款水平与学校历史、声望和实力及校领导重视程度息息相关，并直接受大学募款意识、募款组织、募款管理的影响。目前，尽管越来越多的大学已逐步意识到捐赠收入的重要性，但主动募集捐赠资金的意识仍不够强烈；大学对以“友谊募集”为本质的募款理念的认识还很不到位，面向社会的对外交流联络体制不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需要；大学对包括校友在内的公共关系的培育与维护重视不够，不少高校的校友会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发挥校友会在联系校友、增进感情方面的作用；缺乏专门组织的、高度专业的、系统规范的大学募款管理架构及相应健全的制度、专业化的队伍等必要的配套条件，等等。当然，从更深层次意义上看，我国大学募款制度的落后状况归根结底在于思想上仍然不够解放，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观念束缚或认识误区。例如，认为高等教育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主要由政府“买单”，不存在募款需要；认为大学募款除了筹资别无他能，与学术圣洁高雅之气难以合流；认为大学募款是一种市场主义的表现，有教育市场化甚至私有化之嫌，会使高等教育沦为商业交易，使大学沦为商品供应商，使学生沦为纯粹的商品消费者，不利于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因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等等。这些思想上的疑虑、包袱与禁锢阻碍了大学募款制度赖以生发的良好氛围与有利环境的培育和营造，影响了改革的步伐与进程。
针对上述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发展缓慢所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的新时期，发展大学募款制度首先亟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大学都要深刻认识到：大学募款制度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需求的主动回应；大学募款制度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大学在日常事务经营管理中发挥市场机制效用，进而增强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有效手段；大学募款制度已然成为以大学治理结构为基石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是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回归大学和学术本位的客观要求。
同时，国家可通过进一步改革完善财税制度来积极营造鼓励捐赠的良好政策环境，倡导关爱、回馈、奉献的慈善理念与社会捐赠风气。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综合应用立法、配套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等方式，鼓励、统筹、引导和监督大学通过发展募款制度向校友、企业、社会主动筹集更多办学资源，并适时搭建交流与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建设的经验总结、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大学自身则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办学规律，开展大学募款制度及策略的理论研讨，也要在全局战略高度上加以充分重视，将其纳入学校改革总体规划并落到实处；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大学募款制度的先进理念与成功实践，树立理性的“友谊募集”为先、长期的关系培育为重、精细的劝募计划为要、先进的基金管理为基的募款理念，又要坚持学术本位原则，结合时情、国情、校情因地制宜，有甄别、有选择地进行募款及管理，有条不紊地推进募款制度建设；既要充分发挥校长、董事会或理事会、基金会、校友会以及院系负责人等各层级各方面组织领导对募款工作的热情，支持推动募款活动及制度建设，也要从组织设置、专职专业人员和志愿者队伍、外部沟通与关系联络、劝募专案策划与实施技巧等方面进行有步骤有策略的全方位建设，逐步探索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的大学募款制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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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 大学募款制度； 管理模式； 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2013年3月张伟： 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中的大学募款制度研究2013年3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大学募款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可以说是个“舶来品”，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相关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时至今日，国外大学募款研究聚焦于校友捐赠问题，并已从过去集中探讨“校友捐赠者特征”（who give what）和“捐赠者动机”（why do alumni give）等主题[1]，开始转向关注“校友对母校的认同度” [23]、“校友对母校的承诺”[4]、“校友对母校的满意度”[5]等关系质量的探讨，以寻求大学如何建立与维持良好校友关系的解决方案。
与国外情况迥异，大学募款研究在世纪之交才开始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兴趣，学者们大多着墨于大学校友捐赠的必要性[67]、校友资源开发的现状与问题[89]、捐赠文化的培育[1011]、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1213]、校友募捐的策略分析[1416]等方面，这些成果对推进大学募款问题在我国的本土化研究及其理论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对比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受传统、历史、环境、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大学募款研究在旨趣、主题、深度上都有较大差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大学募款制度发达的美国并不存在对“什么是大学募款制度”、“为什么要发展大学募款制度”以及“如何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理论关切。这些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疑问，在募款意识缺乏、捐赠群众基础薄弱、慈善文化不彰的我国却是迫切需要加以正视和回答的根本性、关键性问题。如大学募款制度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居于何种地位？在美国体制中生发的现代大学募款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意义？当前我国要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理性依据是什么？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究竟是不是一种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表现呢？等等。然而，国内现有研究对此均未给出明确的答案，甚至未进入讨论中心。现有成果存在较多集中于对国外大学募款经验的介绍以及简单地从大学经费这一狭窄视域来考察的状况，鲜有对大学制度、大学治理这些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从宏观历史背景和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的时代特征出发对大学募款问题加以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也是造成当前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研讨中鲜见大学募款制度“身影”的一个重要原因。
鉴此，本文尝试对大学募款制度进行概念界定，并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这一主题置身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定时代背景中，进而论证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与紧迫性，分析我国发展大学募款制度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引起政府管理部门、高校领导和学界对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更广泛的关注、更充分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
一、 大学募款制度内涵及其作用
在传统观念中，大学募款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资金劝募活动，然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募款逐步发展成为一项包含宣传学校办学理想与愿景、展现学校教育成果、争取公众认可的复杂而多元的系统工程，有其专业的组织架构、队伍配备、技术要求、活动领域和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尽管如此，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并没有提供一个关于大学募款制度公认的定义，大学募款制度仍是一个开放性的、建构中的范畴。全面理解大学募款制度的丰富内涵需着重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大学募款制度的主体是大学，是现代专门从事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的高等教育活动的专门学术机构。作为专门的学术机构，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大学始终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是所有知识、科学、事实和规则，研究与发现，实验与思索的制度性保护力量”[17]45。大学始终如一的学术本位特性，内在规定了大学募款制度必须以维护学术自由、促进学术发展、追求教育卓越为根本目的和最终法则，这一点使大学募款在社会组织募款体系中“卓尔不群”，与其他各类组织募款制度判然有别。
第二，大学募款制度所关涉的对象是大学的募款活动。所谓募款（fundraising），简单地说，就是指“为获得来自私有资源的赠品而进行的劝募” [18]8。今天的大学募款不仅在形式上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在理念上早已超越了最初单纯的筹资，而与学校使命愿景、“友谊募集”（friendraising）[19]4142等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在任何时候获得赠予，募款都需要阐述整个机构的价值。募款对于组织至关重要，离开了机构的使命、目标、规划，募款难以发挥作用。就募款而募款在捐赠者心中没有实际意义”[20]4344；另一方面，“对任何学院或大学而言，发展动力、成长、质量和健康成功的形象都取决于获得除学（杂）费、食宿费用之外的外部资金的能力”[20]44，通过募款可培植校友与母校之间的亲密关系，拓展与社区、社会互惠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大学与校友、社会力量建立忠诚、信任、拥护和服务的密切联系。成功的募款本身就是大学学术声誉、教育成功的一种标志，且能推动大学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三，在本质上，大学募款制度是指大学这一从事非营利性的高等教育活动的学术机构为促进学术发展、追求教育卓越而在长期的募款实践中逐步生成发展并始终加以遵循和不断完善的一系列信念、体系、规则、惯例、程序和行为规范系统。从组织架构来看，它不仅包括现代意义上最初的校友基金会，还逐步延展出一个集校友关系、募款运作、公共关系拓展于一身的机构拓展部门（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 division）及专事捐赠基金保值增值的投资管理公司。从活动领域来看，它不只限于非营利性的慈善劝募（solicitation）行为、筹资运动（capital campaign）本身，更是向前溯及以发展友谊为核心理念及以忠诚信任、价值交换、互惠互利为联结纽带的校友关系联络与培育、公共关系营销与拓展，并向后延伸到以高水平精细化的专业运作为技术手段的捐赠管理（gifts stewardship）与公司基金投资（corporation endowment investment）管理。从劝募种类来看，它包含了年度赠予（annual giving）、专门及大宗赠予（major and principal gifts）、大规模筹资运动等多种形式。从参与各方来看，它为学校机构拓展部门、校友会、基金投资公司等相关部门与专业工作人员，以及校友、家长、所在社区成员、企业财团、基金会、慈善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募款活动参与各方所共同理解，同时又以一种自在的方式和秩序对有关参与方发挥约束功能。 大学募款制度及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作为社会“轴心”的现代大学积极融入社会、对接市场、强化自决的主体意识和进取姿态。首先，大学募款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有助于通过交流传递、认同筛选、参与表达和激发约束等机制来架设大学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联系与合作的桥梁，促成“政府—市场-学术”三者的权力均衡，优化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其次，大学募款制度极大地增强了大学财政的稳定性，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为大学特别是公立大学应对政府财政经费削减筑起了一道最可靠的“防线”，使“院校减少了对运营收入、学生学费、政府拨款的依赖，从而增强自治能力” [21]。再次，大学募款制度有助于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受益于大学募款制度提供的资金支持，大学可以更好地致力于“支持教师发展，增加对学生的资助，为前沿研究提供资金，加大对校园基础设施的技术更新，以及维护图书馆、实验室与其他校园有形资产”[22]910，并在优秀生源争夺中赢得主动和优势。有学者曾对大学募款制度的作用与意义作过如此评价：“私人慈善的支持使美国教育中最好的部分成为可能。在学院之间展开的募款竞争，我认为，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成功的根本。” [23]420 “今天，除非已经获得了一大笔私人捐赠，否则就不是一流的公立大学” [24]53。可见，大学募款制度不仅关乎大学治理，在根本上也是学术问题，是大学自由独立、追求卓越的基石。
二、 高等教育大众化提供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合理性确证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也都是合理的。”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大众化发展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全方位深刻变革的时代。作为大众化高等教育变革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募款制度诞生于美国，是高等教育功能、观念、管理、体制变革的凝结与体现，其合理性深植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逻辑链条之中。
（一） 现代大学功能的实现提出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现实要求
大学自诞生以来就是专门从事人才培养和知识探究的学术性机构。然而，随着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日益激烈，大学的组织特征及其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已不再是几个世纪前人们所认为的安静的教书场所和按部就班做学术的地方” [25]293294，而成为与国家、民族、社会、家庭、个人有着需求、利益、价值、交换等诸多联系的开放系统，而“开放系统必须与环境相互作用才能生存，系统既消耗环境的资源，也对环境输出资源” [26]13。大学不仅对外输送人力、智力和学术等资源以履行其各项功能，而且无时无刻不在与外部组织进行着资源、信息、能量的交换。唯有如此，大学才能践行自己的办学理念，实现自己的办学目标和使命。离开了与所处环境的这种互通与合作，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几乎不可能。
与此同时，不管大学是否愿意，大学的开放性还将大学推向与同行日益激烈竞争的境遇。为此，“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加强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努力去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渠道……这需要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提升高等教育机构的治理和领导能力上，并且采取商业领域中常见的一些策略性的财政管理技巧” [27]102103，通过增强对文化符号（cultural symbols）或强权人物（power figures）的认同来增强自身合法性[28]296，不断积蓄和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显然，大学的上述生存诉求、战略需求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完备有效的大学募款制度的支持。正是通过关系培育-劝募-捐赠-基金投资管理等一系列募款环节及运行机制，大学不仅得以不断挖掘著名校友、影响力显赫的基金会、资金雄厚的企业财团等外部系统所拥有的独特资源，而且在互信互利的原则上逐步建立起与外部捐赠者之间由亲近、参与到支持再到归属[19]43的日益深厚的友谊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大大增强自身的自主性，提升了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推动大学功能更好地得以实现。
（二） 高等教育属性的转变提供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内在依据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是简单的量变，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一特定阶段高等教育本质特征的变化，进而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普遍被视为一项公益性事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并由政府负责出资兴办。然而，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入学规模增大等一系列新问题以及关于免费高等教育“不公平”的讨论，高等教育收费问题开始纳入决策者视野，并引发了对高等教育公益性的再探讨，进而导致高等教育理念发生重要转变，高等教育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竞争性和外部性特征的准公共物品，这一属性“决定着高等教育必须构建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三位一体’的财政体制和经费筹措机制” [27]47。
高等教育属性的转变及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相应变革，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有力支持和付诸实施。198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n）在提倡基础教育阶段学券制改革的同时，提出了学生个人及家庭负担部分高等教育费用的建议转引自钟宇平、占盛平《从公平视角看公立高校收费——成本回收理论在中国内地的实践》，载《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6期，第29页。。美国教育经济学家约翰斯通（D. Bruce Johnstone）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成本分担理论构想，并于1986年、1989年和2002年不断完善该理论体系。在约翰斯通看来，高等教育资金来源应由政府或纳税人、父母、学生、捐赠者与高校共五方来分担[29]158。这些理论为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中的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直接依据，使这些国家无一不是通过主要向家庭、学生收取一定比例的学费来增加非公共资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纾解规模扩大造成的巨大公共财政压力，纠正免费高等教育制度可能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来自家庭和学生的学费受制于成本核算和基于家庭支付能力的合理的收费标准，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不能独自承担起弥补政府公共投入缩减空缺的重任。为此，“世界高等教育机构普遍通过发起或强化私人募款的努力来应对这一政策”[19]41，通过积极发展大学募款制度，鼓励和引导校友、企业、社会团体等高等教育既得利益者履行对高等教育的回报责任，努力培育与获取最具弹性的、源源不断的捐赠来源。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募款历史与大学历史同样悠久的美国大学捐赠经费已突破百亿美元大关，拉开了美国大学募款事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我国台湾地区，为有效因应对大学教育扩充引发的政府财政问题，自1996学年起开始试行公立大学校务基金制度，随后将对公立大学院校“全额负担”的关系调整为“部分补助”关系，各大学院校不得不采取新的财务运作与经营管理方式，努力募款，解决经费不足的窘境[30]。1996年12月28日，台湾大学举办了“创校以来”第一次超级募款餐会，自此台湾地区大学院校募款蔚然成风[31]69。新加坡政府则于1991年成立了大学教育基金， 五年时间共获得捐款62亿新元，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新加坡政府还提出1∶1的募捐配套政策，即大学每获得捐款1万元，政府将配套1万元[27]86。 教育经济学的成本分担、利益获得与能力支付原则以及各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实践表明，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本身是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学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战略体现，为大学与社会的连接提供了一个制度通道，是在私人直接出资办学之外，校友、企业、社会组织等以慈善性捐赠形式直接回报大学的实现机制。可以说，发展大学募款制度体现了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内在逻辑，也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补充。
（三） 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演变创设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有利环境
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对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也提出了变革要求。因应这一需要，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府的角色由过去管办合一的全能型政府和控制者向管办分离的导航者政府和监督者转变，并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评估等手段调控、引导和激发大学的办学活力，监督大学提高办学质量与经营绩效；大学则确立起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重组内部管理权力，建立起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架构，使大学行政管理系统日益壮大，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日益分化，以竞争优势、质量监测、绩效评估、资源配置效率为特征的商业经营方式在大学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调控作用。
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上述转型为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提供了主体、对象、机制以及队伍等多方面的准备，奠定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基础和条件。第一，大学法人地位的获得使大学能够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合法主体进行接受赠予的民事活动与契约订立、投资交易等经济活动，并享有相应的权利与承担相应的义务，从而使大学获得自主开展募款活动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第二，政府对大学的放权使大学获得更大独立性和办学活力，从而在对外的资源、能量与信息交换中，为大学募款活动积蓄源源不断的捐赠者“源泉”。第三，大学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不仅赋予了校友、家长、企业、社区、基金会、其他社会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的合法性地位，也为这些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事务决策、评议大学办学质量、明晰大学使命与发展战略、考察大学经营绩效等提供了表达、评价、监督与问责机制，从而有助于建立起利益相关者对大学的认同、信任与归属感，推动他们自觉自愿、放心地实施捐赠行为，为大学募款活动织就情感纽带，提供捐赠动力。第四，政府拨款方式与绩效考核的挂钩、优质生源的争夺等敦促大学不断强化竞争意识，同时，契约合同关系在校园建设、资产管理、后勤保障乃至科学研究等校务管理中无处不在，使市场机制在大学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顺理成章的作用，为大学遵循市场规律与商业运作法则开展募款活动做好了前期准备，有助于募款制度规范的逐步建立。第五，校长职业化要求校长不仅具有传统的学术领导品质，而且要具有战略创新能力和开放性思维、财政管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广泛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卓越的管理艺术，为大学募款活动的开展以及募款制度的建立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力。
概言之，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带来的高等教育功能、属性、管理等的深刻变革，为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提出了现实需求，提供了合理性依据。此外，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并伴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高等教育大众化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高等教育同质化现象，一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很快就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借鉴、仿效甚或复制。正如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蔓延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市场力量的渗透一样，日益广泛深入的高等教育同质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对大学募款制度在世界更大范围内的普及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发展大学募款制度任务紧迫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如何满足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结构优化、提高质量、促进公平等各方面对经费投入的巨大需求，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管理部门和大学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与挑战。应对挑战，迫切需要充分认识发展大学募款制度的紧迫性，并积极行动起来。
相比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起步较晚。1999—2002年连续四年的大规模扩招，使我国高等教育以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惊人速度提前进入大众化阶段，实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但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还是在较低的经济水平基础上实现的。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 133美元，远远低于英、美、日、韩等国家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32]192193。在这样特殊的国情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无疑承受着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财政压力，迫使我国深化改革并逐步建立起以财政拨款为主，以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和国家贷款资助体系、学生适当缴费上大学、社会出资办学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收入结构呈现以下特点与趋势：
其一，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投入总量显著增长，但数量仍然有限。首先，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问题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提到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2012年这一目标已经实现。由表1可知，2001—2010年，普通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由52886亿元增至2 26451亿元，增长了328倍。其次，国家财政性经费收入在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中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2001—2010年，普通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不仅在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由2001年的2179%下降为2010年的1851%，而且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中的占比也由2001年5847%下降为2010年的4875%，而在扩招之前的199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64%[32]134 ；2011年普通高等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中，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为2 71880亿元，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收入中占比为4945%[32]134，而在大规模扩招前的1998年这一占比为605%。可见，在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收入中占比可能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这是基本发展态势。再次，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增长速度远低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根据表2，“十一五”规划末期的2010年与大规模扩招前的1998年相比，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无论是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还是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均远远低于同一时期普通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速度：本专科招生规模从10836万人增长到66176万人，增长了511倍；研究生招生规模由725万人增长到5382万人，增长了642倍；在学研究生规模由1989万人增加到15384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由34087万人增长到2 23179万人，增长了555倍；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与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长仅为40%—50%。不仅如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这十多年里还一度出现了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明显下降的状况：“2005年与1998年相比，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增加了358倍，但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由2000年的7 30958元降为2006年的5 86853元，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由1999年的2 96237元下降到2006年2 51333元。财政经费占学校总经费的比重持续下降。”[32]135 其二，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减少相反，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持续走高，这主要归因于学杂费总体上扬，而社会捐集资贡献率不升反降。
其中，学杂费收入占比总体上扬，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易再提高。1998—2000年，学杂费收入在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占比分别为134%、172%和213%[27]134；此后，根据表1，学杂费收入保持总体上升趋势，2008—2010年一度超过33%，相当于普通高校经费的1/3，较扩招前的1998年增加了两成，超过了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水平。在美国，2005—2006学年，公立高等教育学杂费收入占比为17%，私立大学学费收入占比达到29%[33]50，但哈佛大学等一些捐赠基金雄厚的私立研究型大学的学杂费收入占比多年保持在20%的较低水平参见近几年哈佛大学年度财务报告：″Harvard Annual Report，″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pdfs，2012年9月18日。。2007—2008学年，英国大学收入来源中学杂费收入占比为267%[33]51；同一时期，日本的国立大学学杂费收入占比则为191%，公立大学略高，达到26%[33]52；而在我国台湾地区，2004—2008公立大学学杂费收入占比年均维持在21%—22%的水平[33]53。显然，我国高等教育学杂费收入占比已经明显居高，较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支付能力也已经过高，为此，有学者明确提出，“老百姓的投入已经差不多了，再提高收费标准是不大可能的”[32]277。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居民正在以有限的支付能力应对着日益增长的学业消费，学费上涨已很困难。另一方面，高考适龄人数在 2008 年以后将走下坡路， 导致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减少……中国城镇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随私人教育成本的提高而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每提高 1%，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则下降0562%。” [34]48因此，从总体趋势上看，我国高等教育学杂费收入不会再有大幅度提高，否则将带来更为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也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科学发展。
相反，社会捐集资收入占比连续下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表1，社会捐集资收入总体仍然保持极低水平，不仅没有因成本分担或补偿政策的实施而增长，反而呈现总体下降趋势。1998—2000年，社会捐集资收入在普通高等学校经费收入中占比分别为21%、23%和17%[27]134，此后，社会捐集资收入占比基本持续下降，到2011年则降至054%的最低水平。若将社会集资办学收入排除，则社会捐赠收入更降低至近乎零点水平。这一状况与捐赠收入具有突出地位的美国高校相比具有明显差距。例如，“2002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收入占学校总经费的28%，麻省理工学院捐赠收入占学校总经费的20%”[27]125；2011年，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收入为12亿美元，占学校运营收入总额的3158%参见″Harvard Annual Report：Fiscal Year 2011，″ http：//vpfweb.harvard.edu/annualfinancial/pdfs/2011fullreport.pdf，2012年9月18日。。又如，2004年我国中央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捐集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226%，而美国研究型大学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625%[35]。显而易见，为应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发展，在公共财政经费不足和学杂费收入不可能再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最具弹性的社会捐赠收入就像一块尚未开垦的沃土，具有极大的挖掘潜力。事实上，国家和政府也正在积极引导高校动员法人组织和社会公众等一切社会资源向教育集聚。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优惠政策，鼓励公平竞争，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明确规定“社会投入是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办学……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 。
就目前情况来看，包括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开始意识到捐赠收入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一批国内著名大学基金会纷纷建立，有条件的大学开始将校友会的设立从国内延伸至海外，越来越多的校友以无偿捐赠回馈母校。例如，根据“2011年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浙江大学接受校友捐赠金额已高达524亿元，创中国大学校友捐赠之最；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399亿元，北京大学获校友捐赠308亿元，中国人民大学获校友捐赠253亿元参见《2011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揭晓校友捐赠浙江大学最多》， 2011年1月11日，http：//edu.china.com/09paihang/09yuanshi/11079637/20110111/16337189.html，2012年10月15日。；2012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前夕，一校友向母校捐赠2亿元。但在另一方面，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建设刚刚起步，在捐赠者数量、捐赠规模、捐赠形式、捐赠运作与捐赠资金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仅以校友捐赠检视，“校友捐赠率”通常被认为是“校友对学校的忠诚、热爱和感激，校友对母校教育成功认可的标志”。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61%，而圣母大学和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同为48%参见李婧《富豪校友捐赠榜能培养什么思维方式》，2010年1月22日，http：//edu.people.com.cn/GB/79457/10822523.html， 2012年10月15日。。相反，2011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获得的捐赠资金中各有2个校友的捐赠资金达到了1亿元以上，也就是说捐赠资金的50%以上是由其中2个校友捐赠的，反映出我国大学校友捐赠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且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发展明显滞后。 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建设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并受多种因素影响。从大学外部看，尚未形成有利于大学募款制度建立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一方面，社会捐赠缺乏群众基础，教育捐赠的社会风气和文化环境有待培育。有报道称，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 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每年的捐赠大约 75%来自海外，15%来自中国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转引自陆根书、陈丽、席酉民等《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展社会捐赠的实践及其启示》，载《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第94100页。。另一方面，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的相关财税制度和政策法律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企业和个人进行捐赠享受所得税减免，但我国捐赠的免税额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同时纳税主体必须通过我国境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进行捐赠才能减免，且税收减免程序也较为繁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捐赠人的捐赠意愿。此外，在捐赠等慈善事业中缺少发挥纽带与桥梁作用的非政府组织，大学募款随机性大，缺乏有组织的、长效的募款方式，募款活动社会化、制度化程度低。
从大学自身来看，大学募款水平与学校历史、声望和实力及校领导重视程度息息相关，并直接受大学募款意识、募款组织、募款管理的影响。目前，尽管越来越多的大学已逐步意识到捐赠收入的重要性，但主动募集捐赠资金的意识仍不够强烈；大学对以“友谊募集”为本质的募款理念的认识还很不到位，面向社会的对外交流联络体制不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需要；大学对包括校友在内的公共关系的培育与维护重视不够，不少高校的校友会流于形式，没有充分发挥校友会在联系校友、增进感情方面的作用；缺乏专门组织的、高度专业的、系统规范的大学募款管理架构及相应健全的制度、专业化的队伍等必要的配套条件，等等。当然，从更深层次意义上看，我国大学募款制度的落后状况归根结底在于思想上仍然不够解放，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观念束缚或认识误区。例如，认为高等教育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主要由政府“买单”，不存在募款需要；认为大学募款除了筹资别无他能，与学术圣洁高雅之气难以合流；认为大学募款是一种市场主义的表现，有教育市场化甚至私有化之嫌，会使高等教育沦为商业交易，使大学沦为商品供应商，使学生沦为纯粹的商品消费者，不利于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因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等等。这些思想上的疑虑、包袱与禁锢阻碍了大学募款制度赖以生发的良好氛围与有利环境的培育和营造，影响了改革的步伐与进程。
针对上述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发展缓慢所受内外因素的影响，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的新时期，发展大学募款制度首先亟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大学都要深刻认识到：大学募款制度是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需求的主动回应；大学募款制度并非是“市场化”，而是大学在日常事务经营管理中发挥市场机制效用，进而增强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有效手段；大学募款制度已然成为以大学治理结构为基石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发展大学募款制度是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回归大学和学术本位的客观要求。
同时，国家可通过进一步改革完善财税制度来积极营造鼓励捐赠的良好政策环境，倡导关爱、回馈、奉献的慈善理念与社会捐赠风气。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综合应用立法、配套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等方式，鼓励、统筹、引导和监督大学通过发展募款制度向校友、企业、社会主动筹集更多办学资源，并适时搭建交流与信息共享平台，促进我国大学募款制度建设的经验总结、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大学自身则既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办学规律，开展大学募款制度及策略的理论研讨，也要在全局战略高度上加以充分重视，将其纳入学校改革总体规划并落到实处；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大学募款制度的先进理念与成功实践，树立理性的“友谊募集”为先、长期的关系培育为重、精细的劝募计划为要、先进的基金管理为基的募款理念，又要坚持学术本位原则，结合时情、国情、校情因地制宜，有甄别、有选择地进行募款及管理，有条不紊地推进募款制度建设；既要充分发挥校长、董事会或理事会、基金会、校友会以及院系负责人等各层级各方面组织领导对募款工作的热情，支持推动募款活动及制度建设，也要从组织设置、专职专业人员和志愿者队伍、外部沟通与关系联络、劝募专案策划与实施技巧等方面进行有步骤有策略的全方位建设，逐步探索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的大学募款制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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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林贵芬： 《大学募款——高等教育经费紧缩下的因应策略》，《学校行政》2011年第72期，第190211页。[K.F. Lin， ″University Fundraising：The Coping Strategies under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runch，″ School Administration，No.72（2011），pp.190211.] [31]盖浙生： 《大学商机——台湾大学校院财源筹措的新策略》，《教育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第6793页。[C.S.Gai，″Generating More Revenues for Universities： New Strategic Plans for Higher Education Fund Raising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No.2（2006）， pp.6793.][32]纪宝成： 《中国高等教育散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Ji Baocheng，Thoughts and Comments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3]张家宜： 《台湾高等教育之财务经营——迈向一流大学的关键》，《教育资料与研究》2010年第94期，第5053页。[F.C.I. Chang，″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Key of Marching toward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No.94（2010），pp.5053.]
[34]马和民、何芳： 《市场化与自主办学：高等教育变革的两翼》，《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第4650页。[Ma Hemin & He Fang， ″Marketization and Selfrun Schools： Two Wings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No.7（2006），pp.4650.]
[35]马陆亭： 《试析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制度的改革方向》，《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7期，第5156页。[Ma Luting，″The Direction of Reform of the Investment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No.7（2006），pp.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