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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画正处在文化对话的语境中,我们究竟和谁对话、如何对话,不仅是文化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中国画应将自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份子,在文化对话中明确自己的身份,以探索其发展。
[关键词]中国画;文化对话;文化境遇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70-02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的关系,是整体与其中有机构成元的关系。一种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思想行为的模式。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各种文化的整合,对艺术观念及形式的冲击显而易见。因此,努力探讨全球化与当代文化包括本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对于中国画的发展非常重要。针对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意义,学者们从多种视角进行了探讨。本文试图从文化对话的角度探究中国画的处境及其文化身份,以此探索中国画的发展。
一、 中国画的文化境遇及其发展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构成了精神文化的多种境遇:几千年来形成的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政治传统主宰和民间文化蛰伏相结合,文化变迁丰富多样。而艺术形式更是丰富多彩,既有适应大众趣味的文化特征,又有艺术家个性发挥的要素。艺术独特性在于它是个体精神表达和折射群体需要的产物,千差万别的个性创作使艺术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是文化现象的特殊面貌。中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东方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滋养了它的精神内涵,中国画的材质工具——宣纸和笔墨造就了它的表现形态。千百年来,艺术家的千锤百炼使其内外交融、炉火纯青,铸就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鲜明文化特征的绘画艺术,与东西方各画种共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中发展,是近现代中国画艺术的主流,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延续和弘扬了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价值。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国画更把艺术的变革和创新作为历史的使命。如“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以推动传统水墨画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为宗旨,组织中国和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共同探求水墨画在当代的发展空间,并赋予这一传统艺术新的观念,丰富其精神内涵,拓展其表现形式。“深圳水墨论坛”邀请中外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从理论上共同研究、探讨水墨画艺术的历史和发展,指引当代水墨画的创作实践。16年以来的五届展览和相应的学术活动,对当代水墨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中国画的发展必须对下列问题进行思考:由独善其身进入兼济天下的层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经验和个体生命观照这一模式,进入当代鲜活的生命状态。关注当代社会文化主题并不是中国画这一形式的强项,但面向国际寻找一种国际视野仍然是中国画的任务,在保持历史传承文脉的基础上,不必强求纯正、经典的形式笔墨,以当代审美为标准,触及当代文化并画出各种体验,使中国画重新纳入公众的意识之中,从而改变精英文化的概念,使中国画变成一种可消费的文化。同时,重新审视笔墨的局限性,审视其所附载的品位,使之与当代文化对话,把新的视觉经验放在首位,使个人的技巧、风格和程式化消解为过程,而不是结果。应视笔墨的运作为个人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境界只是民族心理上的追求,更多地关注国际性超画面文本的解读和表现,寻求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个人对社会文化主题的感悟和体验。撇开个人精英情结,认识到自己的语言及表现形式只是当代文化话语的一种,超越经典,创造一种符合中国画变革的全新文化境界。
二、 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及其发展
画家在作画时总是带有特定的文化眼光观察生活。贡布里希说:“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正如中国画家将梅、兰、竹、菊看作“四君子”,都是传统文化使然。
中国画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个人心境通过笔墨投射到画面之中,注重个人的品质、人格,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人文内涵。而这种人文内涵并不需要通过人物画来表现,如郑板桥通过竹子和文字叙述来表达他的人文关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书、画印的组合,通过形象视觉表达只是其中之一,诗文同样是画面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化界在解读中国画时,如果仅仅从视觉画面上来欣赏,也许会认为陈旧没有变化,郑板桥所画的只是简单的竹子而已。西方文化界是所谓的基于国际文化语境来解读中国本土文化,多元文化共处经常是作为一种托词,中国艺术家们则从传统笔墨的角度来探讨丰富和美感,意境的塑造使中国艺术家对传统生存环境有一种怀古的情愫。因此,确定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自然之道的张扬,讲究虚空的观念,使中国的自然坠入虚静,多个人表现自我,显示个体人格,中国画似乎无法进入当代文化潮流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现代水墨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现代水墨能否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以及它在世界艺术中的文化身份的问题。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在西方文化艺术思潮冲击下的危机与生存问题,水墨画面向新世纪的发展问题更为紧迫。而这一问题的产生与深化,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中呈现的。与此相关的水墨画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其核心问题是“现代性”,即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水墨画发展中的“现代性”,作为视觉艺术的水墨画中的“现代性”与作为社会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有何关联与区别。
回顾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历程,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不断革命,在形式层面上的风格语言的革命及形式革命的潮流之下相应的意识与精神的变化、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的变化。显然,艺术形式的革命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变化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现代水墨的变革,最初的动因仍然是面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艺术家试图以水墨艺术表达自我,在统一的群体心理与意识形态中,寻求个人的内心情绪与精神表达。然而在艺术门类对现代化的进程和城市生活做出积极反应的同时,中国水墨画艺术从题材到精神旨趣,仍然倾向于传统的山水景象与人文理想,静观与冥想、悠闲与出世成为大多数水墨画家的价值理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反而促进了水墨画艺术对传统的回归与向往。这使我们想到“扬州八怪”与“海上画派”等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期中国商业城市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难以看到都市生活的现状与冲击,而适应市民趣味的中国画的水墨写意的变革和世俗色彩的引入,也只是在形式变革的层面得以延续。
对“笔墨当随时代”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认识上,而要进行深入、理性的研究。为了“随时代”,将工艺美术的手工艺技能也引进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之中是不可取的,有一些作品,要么水拓、要么柔纸、要么粘贴,从作品的现象看早已失去了“笔墨”的作用,这样的作品,只能看作是一流工匠的工艺品而已。若以积极的态度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些画家为了创新、顺应时代潮流,不得已而为之;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则是因画家的头脑中对创新缺乏理论依据造成的,很难体现出“笔墨”真正跟上时代的发展,其最终结果是创新随价值,传统也不复存在。在当代文化对话中,不仅要追求“笔墨当随时代”的基本观点,还要不失笔墨作为中国画基本特征的文化身份。
综上所述,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必须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以“笔墨当随时代”为宗旨,把笔墨作为中国画最基本的文化身份,将中国画纳入文化对话中谋求发展。
[注释]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张蓬:《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及其意义确证原则》,《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贡布里希:《艺术与视错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关键词]中国画;文化对话;文化境遇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70-02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的关系,是整体与其中有机构成元的关系。一种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思想行为的模式。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各种文化的整合,对艺术观念及形式的冲击显而易见。因此,努力探讨全球化与当代文化包括本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对于中国画的发展非常重要。针对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意义,学者们从多种视角进行了探讨。本文试图从文化对话的角度探究中国画的处境及其文化身份,以此探索中国画的发展。
一、 中国画的文化境遇及其发展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构成了精神文化的多种境遇:几千年来形成的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政治传统主宰和民间文化蛰伏相结合,文化变迁丰富多样。而艺术形式更是丰富多彩,既有适应大众趣味的文化特征,又有艺术家个性发挥的要素。艺术独特性在于它是个体精神表达和折射群体需要的产物,千差万别的个性创作使艺术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是文化现象的特殊面貌。中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东方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滋养了它的精神内涵,中国画的材质工具——宣纸和笔墨造就了它的表现形态。千百年来,艺术家的千锤百炼使其内外交融、炉火纯青,铸就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鲜明文化特征的绘画艺术,与东西方各画种共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中发展,是近现代中国画艺术的主流,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延续和弘扬了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价值。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国画更把艺术的变革和创新作为历史的使命。如“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以推动传统水墨画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为宗旨,组织中国和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共同探求水墨画在当代的发展空间,并赋予这一传统艺术新的观念,丰富其精神内涵,拓展其表现形式。“深圳水墨论坛”邀请中外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从理论上共同研究、探讨水墨画艺术的历史和发展,指引当代水墨画的创作实践。16年以来的五届展览和相应的学术活动,对当代水墨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中国画的发展必须对下列问题进行思考:由独善其身进入兼济天下的层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经验和个体生命观照这一模式,进入当代鲜活的生命状态。关注当代社会文化主题并不是中国画这一形式的强项,但面向国际寻找一种国际视野仍然是中国画的任务,在保持历史传承文脉的基础上,不必强求纯正、经典的形式笔墨,以当代审美为标准,触及当代文化并画出各种体验,使中国画重新纳入公众的意识之中,从而改变精英文化的概念,使中国画变成一种可消费的文化。同时,重新审视笔墨的局限性,审视其所附载的品位,使之与当代文化对话,把新的视觉经验放在首位,使个人的技巧、风格和程式化消解为过程,而不是结果。应视笔墨的运作为个人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境界只是民族心理上的追求,更多地关注国际性超画面文本的解读和表现,寻求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个人对社会文化主题的感悟和体验。撇开个人精英情结,认识到自己的语言及表现形式只是当代文化话语的一种,超越经典,创造一种符合中国画变革的全新文化境界。
二、 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及其发展
画家在作画时总是带有特定的文化眼光观察生活。贡布里希说:“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正如中国画家将梅、兰、竹、菊看作“四君子”,都是传统文化使然。
中国画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个人心境通过笔墨投射到画面之中,注重个人的品质、人格,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人文内涵。而这种人文内涵并不需要通过人物画来表现,如郑板桥通过竹子和文字叙述来表达他的人文关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书、画印的组合,通过形象视觉表达只是其中之一,诗文同样是画面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化界在解读中国画时,如果仅仅从视觉画面上来欣赏,也许会认为陈旧没有变化,郑板桥所画的只是简单的竹子而已。西方文化界是所谓的基于国际文化语境来解读中国本土文化,多元文化共处经常是作为一种托词,中国艺术家们则从传统笔墨的角度来探讨丰富和美感,意境的塑造使中国艺术家对传统生存环境有一种怀古的情愫。因此,确定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自然之道的张扬,讲究虚空的观念,使中国的自然坠入虚静,多个人表现自我,显示个体人格,中国画似乎无法进入当代文化潮流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现代水墨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现代水墨能否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以及它在世界艺术中的文化身份的问题。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在西方文化艺术思潮冲击下的危机与生存问题,水墨画面向新世纪的发展问题更为紧迫。而这一问题的产生与深化,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中呈现的。与此相关的水墨画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其核心问题是“现代性”,即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水墨画发展中的“现代性”,作为视觉艺术的水墨画中的“现代性”与作为社会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有何关联与区别。
回顾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历程,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不断革命,在形式层面上的风格语言的革命及形式革命的潮流之下相应的意识与精神的变化、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的变化。显然,艺术形式的革命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变化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现代水墨的变革,最初的动因仍然是面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艺术家试图以水墨艺术表达自我,在统一的群体心理与意识形态中,寻求个人的内心情绪与精神表达。然而在艺术门类对现代化的进程和城市生活做出积极反应的同时,中国水墨画艺术从题材到精神旨趣,仍然倾向于传统的山水景象与人文理想,静观与冥想、悠闲与出世成为大多数水墨画家的价值理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反而促进了水墨画艺术对传统的回归与向往。这使我们想到“扬州八怪”与“海上画派”等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期中国商业城市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难以看到都市生活的现状与冲击,而适应市民趣味的中国画的水墨写意的变革和世俗色彩的引入,也只是在形式变革的层面得以延续。
对“笔墨当随时代”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认识上,而要进行深入、理性的研究。为了“随时代”,将工艺美术的手工艺技能也引进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之中是不可取的,有一些作品,要么水拓、要么柔纸、要么粘贴,从作品的现象看早已失去了“笔墨”的作用,这样的作品,只能看作是一流工匠的工艺品而已。若以积极的态度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些画家为了创新、顺应时代潮流,不得已而为之;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则是因画家的头脑中对创新缺乏理论依据造成的,很难体现出“笔墨”真正跟上时代的发展,其最终结果是创新随价值,传统也不复存在。在当代文化对话中,不仅要追求“笔墨当随时代”的基本观点,还要不失笔墨作为中国画基本特征的文化身份。
综上所述,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必须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以“笔墨当随时代”为宗旨,把笔墨作为中国画最基本的文化身份,将中国画纳入文化对话中谋求发展。
[注释]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张蓬:《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及其意义确证原则》,《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贡布里希:《艺术与视错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