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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常理出牌的鲍勃·迪伦,一直爱跟媒体和大众玩捉迷藏游戏。1963年,在肯尼迪遇刺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语出惊人:“我觉得我能在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身上看到自己。”迎接他的则是巨大争议。在之后的岁月中,迪伦对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兴趣一直不减,他在未出版的手稿里写过它,用画笔画过奥斯瓦尔德,甚至还探访过肯尼迪在达拉斯的遇刺地点。
然而在1971年,当记者问及他对此事的执念时,他却回答:“我不觉得我有执念。如果我比其他人对它更感兴趣的话,我就会专门写一首歌来讲它了,不是吗?”
在做出这个回答的近五十年后,迪伦果然还是发布了自己的肯尼迪歌曲:《最卑鄙的谋杀》(Murder Most Foul)。这是一首长达17分钟的长诗,是献给遇刺总统的安魂曲,也是在这个多事之春,对疲惫灵魂的质询与抚慰。
“最卑鄙的谋杀”,源自《哈姆雷特》中国王的亡魂对其生前遇刺一事的形容。而在歌曲中,迪伦也干脆利落地以肯尼迪的遇刺场景,拉开长诗序幕。“那是1963年11月,达拉斯的一个黑暗日子/不论对活着还是死去来说都是个好日子/肯尼迪总统正高高站在车上巡游/终点却是屠宰场,他就像待宰的羔羊。”
紧接着,肯尼迪就被“他们”射杀,像狗一样倒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身为叙述者的迪伦,则在一旁冷静得有些无情地旁观着一切,因为事情已无法逆转。他甚至发自内心地对凶手们表达着欣赏:“上千人都在现场见证一切,却没有一个人看清真相……这是阳光下面出现过的最杰出的魔术,执行完美,技巧超群。”
迪伦显然不相信流传了近六十年的官方说法——是奥斯瓦尔德独自完成了这次刺杀。同时,他也提及肯尼迪的大脑于1966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丢失的事实(“他们损坏了他的身体,又取出了他的大脑”),因为这个大脑中留存的弹痕,本来有可能使政府的官方口径破产。然而迪伦在此处又笔锋一转:“他的灵魂却没有在该在的位置;在后来的五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寻找它。”
那么肯尼迪的灵魂去了哪里?在迪伦平静却悲怆的词句中,它正飘荡在达拉斯的一条条街道上,久久不愿安息。迪伦用一系列城市地标(草丘、榆树街、迪普艾伦区、迪利广场、三一河、帕克兰医院),编织出一张详尽的地图,用公路电影般的笔触描述着肯尼迪的死亡之旅,又通过肯尼迪的眼睛,串起60年代美国的画卷。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放浪形骸、又在阿尔塔蒙特的滚石乐队演出后陷入幻灭的反文化青年;在美国南部饱受歧视的黑人;在肯尼迪身后伺机而动的林登·约翰逊;以及声称自己只是替罪羊的奥斯瓦尔德……
所有这些角色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却只留下只言片语,生命就匆匆落幕,宛如五十多年前另一首迪伦杰作《荒凉大道》中爱因斯坦、卡萨诺瓦和奥菲利亚们的幽魂。而那些被历史铭记的著名话语:“不要说达拉斯不爱你,总统先生”(出自德州州长夫人)和“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出自肯尼迪本人),此刻也只像是在风中飘零的碎片,可以触碰,却无法捕捉。
于是,处在时代风暴眼的肯尼迪,最终因为无力与无奈而放弃了抵抗。迪伦借《乱世佳人》中白瑞德的臺词,为肯尼迪书写了他从未说出的遗言:
别了,越共,别了,山姆大叔
坦白说,斯佳丽小姐,我一点都不在乎
在迪伦看来,肯尼迪遇刺,无疑有着里程碑式意义:“我看到一个国家的灵魂被扯走/它正在开始缓慢衰败。”面对这种糟糕境况,他自己又能做什么呢?
迪伦给出的答案,是为人们奉上一系列慰藉人心的歌曲。在2006年到2009年,他曾主持过一档广播节目“Theme Time Radio Hour”,将最近一百年来的流行歌曲按照主题分门别类,推送给大家。而在《最卑鄙的谋杀》的后半部分,他再次化身为DJ,向肯尼迪和所有听众推送着契合其心境的一首首歌:比利·乔的《好人不长命》,妮娜·西蒙的《请别让我被误解》,兰迪·纽曼的《高处不胜寒》,科尔·波特的《万事成空》……与此同时,迪伦也在借肯尼迪之口,为那些或真实或虚构的朋友与敌人们点歌:玛丽莲·梦露、杰奎琳·肯尼迪、刺杀奥斯瓦尔德的凶手杰克·鲁比、麦克白夫人、电影《码头风云》的主人公泰瑞·马洛伊,魔术师胡迪尼。
喜欢抠字眼的流行文化爱好者和“迪伦学家”,会对歌曲的后半段进行繁复费力的解码工作,但这其实没什么必要。迪伦对歌名与人名的引用,更多是出于对情绪和韵律感的考量,譬如默片明星哈罗德·洛伊德和银行劫匪“漂亮男孩”弗洛伊德的接连出现,就只是为了押韵。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于歌曲的最后两句话中:爵士钢琴师巴德·鲍威尔从未弹奏过迪伦所说的那首《要么爱我,要么离开我》,迪伦之所以捏造事实,完全是为了让鲍威尔的名字(Powell)与下句话末尾的“卑鄙”(Foul)一词对上韵脚。
17分钟的长诗,就此结束在迪伦耐人寻味的吟唱中:“播放《最卑鄙的谋杀》。”通过这句台词,他谦卑地把自己放置在流行文化长河中,成为了无线电波与光纤线路传输的众声喧哗的一份子。而他把这首压在抽屉中的歌曲放到疫情期间发布,也颇具意味。对于通过歌曲改变世界,迪伦大概已不抱期望,但他或许依然相信,他的歌曲能像猫王、皇后乐队与查理·帕克的歌曲一样,成为点缀在天上的遥远星辰,陪世界度过这个漫漫长夜。
然而在1971年,当记者问及他对此事的执念时,他却回答:“我不觉得我有执念。如果我比其他人对它更感兴趣的话,我就会专门写一首歌来讲它了,不是吗?”
在做出这个回答的近五十年后,迪伦果然还是发布了自己的肯尼迪歌曲:《最卑鄙的谋杀》(Murder Most Foul)。这是一首长达17分钟的长诗,是献给遇刺总统的安魂曲,也是在这个多事之春,对疲惫灵魂的质询与抚慰。
飘荡在荒凉大道的60年代亡魂
“最卑鄙的谋杀”,源自《哈姆雷特》中国王的亡魂对其生前遇刺一事的形容。而在歌曲中,迪伦也干脆利落地以肯尼迪的遇刺场景,拉开长诗序幕。“那是1963年11月,达拉斯的一个黑暗日子/不论对活着还是死去来说都是个好日子/肯尼迪总统正高高站在车上巡游/终点却是屠宰场,他就像待宰的羔羊。”
紧接着,肯尼迪就被“他们”射杀,像狗一样倒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身为叙述者的迪伦,则在一旁冷静得有些无情地旁观着一切,因为事情已无法逆转。他甚至发自内心地对凶手们表达着欣赏:“上千人都在现场见证一切,却没有一个人看清真相……这是阳光下面出现过的最杰出的魔术,执行完美,技巧超群。”
迪伦显然不相信流传了近六十年的官方说法——是奥斯瓦尔德独自完成了这次刺杀。同时,他也提及肯尼迪的大脑于1966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丢失的事实(“他们损坏了他的身体,又取出了他的大脑”),因为这个大脑中留存的弹痕,本来有可能使政府的官方口径破产。然而迪伦在此处又笔锋一转:“他的灵魂却没有在该在的位置;在后来的五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寻找它。”
那么肯尼迪的灵魂去了哪里?在迪伦平静却悲怆的词句中,它正飘荡在达拉斯的一条条街道上,久久不愿安息。迪伦用一系列城市地标(草丘、榆树街、迪普艾伦区、迪利广场、三一河、帕克兰医院),编织出一张详尽的地图,用公路电影般的笔触描述着肯尼迪的死亡之旅,又通过肯尼迪的眼睛,串起60年代美国的画卷。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放浪形骸、又在阿尔塔蒙特的滚石乐队演出后陷入幻灭的反文化青年;在美国南部饱受歧视的黑人;在肯尼迪身后伺机而动的林登·约翰逊;以及声称自己只是替罪羊的奥斯瓦尔德……
所有这些角色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却只留下只言片语,生命就匆匆落幕,宛如五十多年前另一首迪伦杰作《荒凉大道》中爱因斯坦、卡萨诺瓦和奥菲利亚们的幽魂。而那些被历史铭记的著名话语:“不要说达拉斯不爱你,总统先生”(出自德州州长夫人)和“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出自肯尼迪本人),此刻也只像是在风中飘零的碎片,可以触碰,却无法捕捉。
于是,处在时代风暴眼的肯尼迪,最终因为无力与无奈而放弃了抵抗。迪伦借《乱世佳人》中白瑞德的臺词,为肯尼迪书写了他从未说出的遗言:
别了,越共,别了,山姆大叔
坦白说,斯佳丽小姐,我一点都不在乎
献给失落世界的安魂曲
在迪伦看来,肯尼迪遇刺,无疑有着里程碑式意义:“我看到一个国家的灵魂被扯走/它正在开始缓慢衰败。”面对这种糟糕境况,他自己又能做什么呢?
迪伦给出的答案,是为人们奉上一系列慰藉人心的歌曲。在2006年到2009年,他曾主持过一档广播节目“Theme Time Radio Hour”,将最近一百年来的流行歌曲按照主题分门别类,推送给大家。而在《最卑鄙的谋杀》的后半部分,他再次化身为DJ,向肯尼迪和所有听众推送着契合其心境的一首首歌:比利·乔的《好人不长命》,妮娜·西蒙的《请别让我被误解》,兰迪·纽曼的《高处不胜寒》,科尔·波特的《万事成空》……与此同时,迪伦也在借肯尼迪之口,为那些或真实或虚构的朋友与敌人们点歌:玛丽莲·梦露、杰奎琳·肯尼迪、刺杀奥斯瓦尔德的凶手杰克·鲁比、麦克白夫人、电影《码头风云》的主人公泰瑞·马洛伊,魔术师胡迪尼。
喜欢抠字眼的流行文化爱好者和“迪伦学家”,会对歌曲的后半段进行繁复费力的解码工作,但这其实没什么必要。迪伦对歌名与人名的引用,更多是出于对情绪和韵律感的考量,譬如默片明星哈罗德·洛伊德和银行劫匪“漂亮男孩”弗洛伊德的接连出现,就只是为了押韵。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于歌曲的最后两句话中:爵士钢琴师巴德·鲍威尔从未弹奏过迪伦所说的那首《要么爱我,要么离开我》,迪伦之所以捏造事实,完全是为了让鲍威尔的名字(Powell)与下句话末尾的“卑鄙”(Foul)一词对上韵脚。
17分钟的长诗,就此结束在迪伦耐人寻味的吟唱中:“播放《最卑鄙的谋杀》。”通过这句台词,他谦卑地把自己放置在流行文化长河中,成为了无线电波与光纤线路传输的众声喧哗的一份子。而他把这首压在抽屉中的歌曲放到疫情期间发布,也颇具意味。对于通过歌曲改变世界,迪伦大概已不抱期望,但他或许依然相信,他的歌曲能像猫王、皇后乐队与查理·帕克的歌曲一样,成为点缀在天上的遥远星辰,陪世界度过这个漫漫长夜。